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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杂著》，载《泰州文献》，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史林偶拾李清《明史杂著》小议张光华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李清（1602-1683），字心水，一字映碧，扬州府兴化人，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一生留下史学著作三十余种。其中《明史杂著》一书（又名《明史论断》），后世记载乏少，版本稀见。李清四世族孙李详“核之家传及县志艺文，俱无此目”，该书亦“为修《明史》者所未见”。所幸清初宛平王熙藏有旧抄本一部，此书方得以流传。此后一直到清末，缪荃孙才在其《艺风藏书续记》中做了三十余字的简单记载。该书是一部学术札记，不标卷数，仅分成论（16篇）、辨（13篇）、书后（38篇）、传（4篇）、记（4篇）、序（1篇）6个部分，合计76篇。各篇写作时间不详，所涉史事最早自朱元璋起事，最晚叙及乔可聘之死（清康熙十四年，1675），因此最终合而成书的时间当在1675年之后。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二是对明代部分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探索，三是对明代历史人物和国家制度的评论。在明末清初重论轻考的学术环境下，该书将考、论有机结合，探讨明朝重大事件、人物和社会制度，实为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著作。目前学界对该著仅有零星谈及，故本文将该著内容、特色等略加分析，敬请批评指正。首先，该书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考辨，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史学问题。《昭示奸党录》《逆臣录》是明初留下的两部重要文献，涉及到明代大多数开国功臣，也是《明史杂著》考辨的重点之一。在一般史学研究者看来，二录均为“御制”且附有详尽狱词，当是难得的可靠历史资料。但李清将《高皇御制集》《高皇实录》与奸党、逆臣两录比较，发现史臣对两录做了大量的删削与改动：“或削其文弗载，或删其名与事弗详”，似乎对二录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朱棣对此居然听之任之：“夫以高皇手出两案，今既贮内阁，昔必付史馆，胡永乐诸史臣率意去取乃尔？且乱臣贼子谁敢讳？岂一修再修，文皇犹未寓目，而于诸史所去，乃略无谴诃，何也？其故亦可深长思矣！”可见，明成祖对二录的真实性亦未完全认可。即便朱元璋本人，“亦若疑其未确者”，因为此后朱元璋对待所谓“奸党”“逆臣”的做法，以及各臣的命运与其二录所载罪行极不相称。顾时、陈德、吴祯等属于“胡党”，但却“隆赠美谥，既弗追削，而吴祯塑像功臣庙”。常昇、曹泰等，“如果系兰党，即玉春与良臣犹在，恐亦从谋逆不宥例，而肯听此两逆嗣延喘牖下哉？”李清又从刘三吾“南北榜案”进一步推断，“征之三吾等所坐阅卷弊耳，乃云某胡党，某蓝党，如指诸掌。以风马牛不相涉之事，而犹多牵合，则当年不无罗织可知也”，“二录之累累，无乃有司泛文乎？”这些讨论，其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二录的史料价值，而是提出了当事人记载是否必然可信的问题。受现实环境的影响，即便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所做的记录，也须详加甄别，方为可信的历史资料。各朝实录是《明史杂著》关注的另一重点。作为研究王朝历史的重要文献，实录向来受到史家的重视，但李清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态度，并主张从两个方面判断其价值。在评论钱谦益《洪武实录辩正》一书时，他列举了汪广洋、廖永忠、朱亮祖父子、李善长等众多明初大案，证明《洪武实录》存在大量删改与讳饰。可见“实录不实”，作为史料必须细加甄别方可利用。同时他又指出，这一现象所以出现，是因为实录实际承担着塑造最高统治者高大形象和光辉榜样的作用：“经可训而权不可训也。夫高皇帝诸善政未易枚举，独矫元弛惰，以火烈孤行，此权也。且后世皇子神孙，方奉首君为大师，惟实录是式。”如完全如实记载，将使后世诸君“误认权道为经道，谓宰相可夷，功臣可歼，又朋党所缘染，甚至此屋可波及”，从而误导后世君主，对统治不利。故而史臣大加删削，为高皇掩饰隐晦，以图为后代诸君垂范。但从这一角度来说，则是“实录非误”，《洪武实录》对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是有意义的。当然，李清也没有否定钱谦益《太祖实录辨正》一书的价值。“存实录以存厚，存实录辨误以存实。存实以明读书之多识，而存厚又以明立言之有教，并行焉可也。”虽然“存实录以存厚”的价值判断未必为当代学者认可，但他对实录失实原因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他也提醒了人们正确看待实录的史料价值，切不可不假思索地随手利用。扎实的史料考证之外，该著还反映了李清搜集、保存历史资料的自觉意识。任职刑部时，李清偶然得到傅友德受封时的《追封三代庙碑》。于是“采其轶事，为《吾学编》《弇州史传》《开国功臣录》所不载者，作颖公逸传”，弥补了众多文献记载的不足。同时，李清还将庙碑内容与实录比对，纠正了现有文献记载的不实或不确之处。任职刑部时，李清偶于兵部发现了《洪武首科会试录》，“故以募本易而藏之，今尤岿然予家也。”不仅如此，李清还详细记载了首科会试的主持官员、内容、场次以及与其后各科的区别。因文献记载乏少，学者对明初科举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李清的这一记载无疑给学界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乔可聘为宝应名士，于理学、文学均深有造诣。曾任河南道监察御史，为官刚正不阿，明亡后归田。李清各方搜集资料，撰成《乔可聘传》，于其文章、道德、功业言之甚详。如此以来，该书本身也具备了较高的史料价值。其次，该书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考索，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李清曾任职刑部，亲自审理过大量案件，后将各案判词合成《折狱新语》一书传世。大多判词合情入理，思维缜密，逻辑清晰，案件当事者无不拱手叹服。李清把审查案件的思维方式用于历史事件的考索，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民间关于刘基的奇谈怪论颇多，大都无庸置辨，但著名史家王世贞等人也有很多神化刘基的记载。李清对此从不同侧面提出质疑：“既云基见天子气，知英主当出金陵，且谓名世必我矣。胡为仕元为元帅府都事……又以都事力持方国珍抚，致夺职编管，恸哭欲自杀？”再者，“若夫兵法天文皆以尽知，运筹料敌有若神授……曷为不知胡惟庸之药不可饮，饮则必陨躯？明于天文而暗于人事，明于谈兵而暗于防身，吾愈不能为之解矣。”几点质疑，把已经被神化的刘基拉下神坛，还其作为谋士的“人”的真面目，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与其相关的各种历史事件。更突出的还是他对靖难后建文帝下落的探讨。关于靖难后建文帝的下落，各种文献记载众说纷纭，先有建文出亡、自焚，后又有建文回归等不同说法。李清对建文出亡持怀疑态度，对建文回归则直接否定。他指出，传说中追随建文出亡者程济，原为唐府长史，后获罪拘押，绝无从亡可能。又严震直为建文降臣，官至工部尚书，后卒于北京，从未出使云南，何以能在云南见到建文帝？而出亡之说所以为众人接受，“大抵建文帝之亡，非独千百世所乐闻，尤靖难君臣所乐闻。何也？汤放武诛，犹云惭德。何如成祖正极，惠宗远避，安其位者更避其名哉！出亡之说，无乃本此。”既便疑点众多，李清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出亡说，“存疑得之矣”。至于建文来归，李清亦指出其中疑点。其一，建文来归，独有吴亮“见而识，识而哭，哭而自经。”岂能没有其他目击者？“时三杨皆故臣，岂皆不能识，而独一亮识？”其二，如果来归为真，其死后葬仪实难理解：“以半生飘流，为一丘零落，死葬西山，不封不树，此故君也？”“况时又解网，胡冬青一枝，鲜移识者？”其三，为何“不故乡金陵而故乡燕京”，“不首丘南国与孝陵相依，而首丘北土与长陵相望？”李清又举南宋巫伋迎钦宗归国之事为例指出，“若惠庙果亡，亡又果归，独不计何处顿放乎！”这些记载与情理全不相合，故惠宗来归纯属荒诞不经之说。这些论断，虽不能完全断定建文帝出亡亦或自焚，但对人们探索这一事件真相必定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李清探讨历史真相的方法并不限于从文献到文献的方式，有时他以实地调查的方式验证事实。如《南京太常寺志》记载，“碽以妃独侧御座西，而诸妃皆侧其东。”李清读后深感疑惑，“及往视寝庙”，果然与该志记载相符，从而证明了这一事实的准确性。有时则直接访问历史事件的关系人，如《吾学编》记载，严震直奉使至云南，见建文帝，悲怆吞金而死。此与《史概》《明实录》的记载大相径庭，且与建文帝下落这一迷案密切相关。“及予给谏陪京时，其后人但述洪武时政绩，欲为请谥，而不及吞金。予召询之，亦云无。”此等能为先人增辉的美事，严氏后人绝不提及，足证《吾学编》所载非实。此类例证在《明史杂著》中比比皆是，此不赘述。再次，该书立足史实，对明代历史人物和社会制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明代官方文献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扭曲的。李清识其时，考其事，放弃伦理道德标准，对人物进行历史性评价。如汉王朱高煦，曾随父亲起兵靖难，战功累累。成祖即位后，多次谋取太子之位，僭用乘舆器物。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起兵叛乱，后与诸子相继被杀。李清评论道道，“高煦一叛王耳，万死何辞！然以言其功，则淇、成二公之并驾也。以言其亲，而又功则广平、富阳二侯之超乘也”。但实录、国史仅以叛王目之，予其功弃而不谈，是以李清“独悲感流连，表而出之，不敢以其功而恕其罪，亦不忍因其罪而没其功”，写成《汉王高煦论》。丘福同样战功累累，然“考诸实录，功寂寂如也。”究其原因，“皆汉王高煦累之也”，实录“不敢尽录高煦功，故亦不敢尽录善高煦者功。”故而李清怒斥：“人主所行者，一时法耳，史官以一时法并没千载功，寸毫之葅醢痛于三尺也”，要求史官记事“无贷后罪，亦无没前功”，才能真正做到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正如他自己所说：“于己恩，故不敢饰瑜，即于己怨，亦不敢益瘢，惟存其公且平者。”正因为秉持着这种原则，众多历史人物在其笔下恢复了本来面目。当然，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李清所有的论著中都有反映，是以李详乃有“读之殊快人意”的感叹，陈麟德则盛赞其著“可作千秋信史传”。可见李清史论客观公正的特征已经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可。对于明王朝的社会制度，李清亦深入剖析利弊，以探讨明朝衰亡的原因。李清注意到，明朝的分封制度与其他王朝显著不同：“天子之次子封，王之次子亦封，而郡王始与王并延”。且“以一王承一王有限，以一王裂为数十百郡王无限，且析为数百千镇国与中尉愈无限也。况支以及支，诸嗣帝皆然，能无重困支困民？”诸宗室待遇优厚，生活奢靡，照此下去，“虽以高皇二十余子，历数百年，亦坐困天下而有余”。明初朱元璋曾有削减宗室待遇的举措，但执行不力。明朝中期，李春芳等有识之士再次提醒明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但明廷一味坚守所谓“祖训”，不知变通，“始苦民，继苦人主，而究也并苦诸宗”，最终“国计之窘与民生俱殚”，成为导致明王朝覆亡的关键因素。李清因此感慨，“变通其事，是在后王。”希望统治者能够及时调整各项制度，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而维护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对于明朝丞相制度，李清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朱元璋因胡惟庸谋反废除丞相，成祖朱棣设内阁，内阁中书“不予丞相之名，终无丞相之权”，是以英宗幼年继位，政权被张太后和宦官王震把持，“三杨袖手不能制”，“亦其权轻故也”。世宗时，内阁权位日重，但“阴有丞相之权，而终无丞相之名”，其弊则是“以揽权则曰我相也，以报艰则曰我非相”，最终导致“六部牵，司礼张，人主孤，弛废之流弊更甚于专横”的严重后果。对于卫所制度，李清认为这一制度建立之初，“法密而意严”，“一时武弁子弟，无不争自磨砺，饮羽追风，极一时之选”，对于增强明初军事力量作用非小。明成祖上台后，将开国功臣（旧官）与靖难功臣（新官）区别对待，“旧官袭则比试”，“新官袭则不比试”。由于放松对靖难诸臣的要求，当然也难以保证对开国诸臣的要求，遂致“一弛而两弛”，军队整体战斗力严重下降。于是“南倭北兵，皆乘弛以起”，出现“国与民交困”的艰难局面。这些评论，无不合情入理，直击要害，反映出李清对明王朝各项制度的深刻思考和卓越见识。学者认为“晚明多史论，少史考作品”，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直至顾炎武《日知录》问世，扎实的史料考证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明史杂著》考、论结合，专门讨论有明一代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和典章制度，最终成书的时间也与《日知录》相去不远。如果说《日知录》开启清代学术的新局面，那么李清《明史杂著》同样为这一风气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虽其内容远不如《日知录》恢宏博大，影响远不及《日知录》，但仍不失为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作品。作者在著作中体现出的深厚的考据功底、自觉的史料意识和客观公正的历史评论，均值得后世史家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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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类被特别加以评断的是降后致力攻伐故朝的“贰臣”，即序中所谓“效奇计、尽死力，以倾覆故朝，至以不亲反噬，愤惋身殉”的一类人。其代表人物为张柔和刘整。在《刘整传》末尾，馆臣一并对二人加评断称：

査继佐书法、绘画作品三、关乎“运数”诸要素《罪惟录》的史论之中，在关于影响“运数”的因素问题的思考方面，仍然以“天命”说为基础，如《地理志》述及云南之时，认为明朝的“运数”受天道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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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国粹学报》之朱次琦像史林偶拾《清国史》、《清史列传》和《清史稿》朱次琦传校读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一字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乡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曾短暂代理过山西襄陵知县，后辞官归里，讲学于九江礼山草堂。康有为、简朝亮等人均为其门下高足。次琦仕为循吏，隐为良师，学者尊称为九江先生。由于讲学著述成就卓著，与陈澧并称晚清“岭南两大儒”，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朱次琦这样一位著名学者，《清国史》《清史列传》《清史稿》中均有专传。《清国史》抄自清代国史馆所编纂之本朝史书底稿，目前已经影印出版的《清国史》是刘氏嘉业堂钞本，完成于1924~1928年间。其中，列传部分共14934人，占全部钞本四分之三篇幅。《清史列传》共80卷，收传记2894篇，编纂人不详，据王钟翰先生考证，其中不少来自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也有不少源于《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史稿》则为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所纂修，主要资料来源于原国史馆编纂的本朝史书，1928年刊印。通过校读这三篇朱次琦传，梳理其中的文字异同，既有助于厘清朱次琦的生平情况，又可以明了三传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史料价值。先比较《清国史》与《清史列传》朱次琦传的异同。通过逐句校读可以看出，两传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可知《清史列传》朱次琦传应来自原国史馆的大臣列传稿本。不过，二者也有细微差别，其中有的属《清史列传》误，有的则属《清国史》误。在解决襄陵、临汾两县平水纠纷一事上，《清史列传》记作“实得水田万四百余亩有奇”，《清国史》则作“实得水田三万四百余亩有奇”。一字之差，数目相去甚远。《清史稿》亦作“三万”，很可能是《清国列传》在传抄时漏了“三”字。关于处理狼患一事，《清史列传》记作“攒火枪击之”；《清国史》则为“攒火枪击出之”，多一“出”字。关于其他政绩，《清史列传》有一条“罪同性为婚”，《清国史》则为“罪同性婚”，少一“为”字。这两处不同基本不影响文意。文末谈及朱次琦的著述情况，其中有一部著作《清史列传》作“《国朝名臣言行录》”，《清国史》则记为“《国朝名臣言实录》”。参照简朝亮《朱九江（次琦）先生传》等其他史料，当以《国朝名臣言行录》为确。此外，《清国史》有“乾隆中叶至于今日之学，以老据学为宗”一句，“老据”显为“考据”之误。据前辈学者查证，原国史馆稿本有正本、副本、清本之别，内容互有出入。从前述几个不同之处看，《清国史》和《清史列传》的朱次琦传主要还是传抄时出现的讹误。再以《清国史》的朱次琦传与《清史稿》相较，可以看出，《清史稿》的朱次琦传乃是缪荃孙根据原国史馆大臣传稿改写而来，基本内容均出自前者，但也作了较大的改动。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对朱次琦定位的不同。《清国史》将朱次琦归入“循吏”，《清史稿》则将其入于“儒林”。由于这一不同，导致两篇传记的叙述次序及内容主次，均大不相同。在简单介绍其生平情况之后，《清国史》首述其在山西的为官经历，并对其政绩做了较多铺叙，然后才述及其治学方面的情况。而《清史稿》则不同，首先叙述朱次琦的学术观点（把《清国史》相关部分的内容提到前面），然后才叙述其为官情况。除叙述次序不同外，还有多处文字增删。先看删减的情况。在《清国史》“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分发山西”一句之后，《清史稿》删去“咸丰二年”一句，紧接着就说“摄襄陵县事”。这一删节很容易给人造成误会，以为朱次琦一到山西就当上襄陵县令。实际上，他1847年成进士后以知县用，签发山西，1849年才至山西太原候职，直到1852年夏，才有机会代理襄陵县令。关于处理狼患一事，《清史稿》将《清国史》“河东岁患狼，次琦募猎户捕之，无获，乃檄祷西山神祠。天忽大雾，旬日，人得迹兽所出没，攒火枪击出之。半月，得狼百有七，患遂绝”这段记载，完全删除不用。只在后面概述其政绩时，用“除狼患”三字一笔带过。揣测其中原因，估计有以下两点。其一，二者对传主定位不同。《清史稿》既然将其列入“儒林”，就适当压缩对其为官时政绩的铺叙，以免篇幅上喧宾夺主。其二，二者的写作年代不同。《清国史》朱次琦传为其逝世后所作，成书于光绪年间。在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多少带有迷信色彩的记载，并不足怪；而《清史稿》毕竟是民国时期所修纂，成书时已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样的记载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关于朱次琦辞官归里后的情况，《清国史》载：“归则讲学九江乡，生徒百数十人，晋省弟子亦有来学者。足不入城市，有‘后朱子’之称。时称说浦江郑氏、江州陈氏诸义门……”对这几句《清史稿》也做了很大删减，直接叙述为“居家时称说浦江郑氏、江州陈氏诸义门……”为何删去关于其晚年讲学情况的记载，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出于压缩篇幅的需要，也可能是编修者觉得“后朱子”这一评价不大合适。不过，朱次琦归里后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讲学著述，删掉这几句，就使得读者很难完整了解其晚年活动情况。朱次琦临终前数月，以“讲明正学，身体力行，比闾族党，熏德善良”，与陈澧一道受赏加五品卿衔。关于此事，《清国史》记为：“光绪七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巡抚裕宽疏其学行，特赏五品卿衔。”而《清史稿》则只记为：“光绪七年，赏五品卿衔。”这一删减，可能是出于压缩篇幅的考虑，但这么一删就使清廷为何赏其五品卿衔显得有点突兀。除了以上几处删减外，还有个别增加文字之处。如关于其生平情况，《清史稿》在其名讳之后，较《清国史》多了“字九江”一句。这一增加显然有误。据简朝亮的《清朱九江先生次琦年谱》和《朱九江（次琦）先生传》，次琦字子襄，一字稚圭，南海九江乡人，并无“字九江”之说。此外，二者还有若干处文字上的不同。除了前述《清国史》的传抄之误外，《清史稿》也有类似讹误。《清史稿》在述及朱次琦学术观点时，有一句记作：“一朱子也，攻之者又矛盾”（此句在《清史稿》另一版本中记作：“一朱子也，攻之者及矛盾”）。无论作“又”还是“及”，此句均难以读通。比照《清国史》才发现，“又”、“及”均为“乃”字之误。原句当为“一朱子也，攻之者乃矛盾”。《清史稿》在述及朱次琦代理襄陵县令时捕获剧盗赵三不稜一事，有一句“忽楼上下百炬齐明，则赫然襄陵县镫也”。“镫”字在《清国史》《清史列传》中均作“燈”字。“镫”古时虽与“燈”同，但此处显然不如“燈”合适，应属传抄之误。文末关于朱次琦的著述，《清国史》记有“《橐中集》二卷”，而《清史稿》关于此书则记为“《橐中集》一卷”。查《清史列传》，此书亦记作二卷，显然是《清史稿》有误。就史料渊源关系而言，《清国史》《清史列传》朱次琦传在前，《清史稿》朱次琦传在后。遵循史料价值的一般特点，前二者更为原始（尤其是《清国史》），由于减少了流传、转写环节产生的各种讹误，其史料价值也相对较高。当然，《清史稿》朱次琦传虽然后出，不过其价值也不可忽视。从前述可知，《清国史》、《清史列传》的朱次琦存在这样那样的传抄之误，有些讹误还很严重。由于《清史稿》的纂修者有机会见到国史馆原稿，因此，可以用《清史稿》朱次琦传作为参照，判断正误。此外，也是更重要的，《清史稿》将朱次琦列入“儒林”，而不再列入“循吏”，反映了民国时期思想学术界对朱次琦定位的变化。从朱次琦一生经历看，他为官时间甚短，一共只代理了190天的襄陵县令，归里后长达二十余年时间里，均以讲学著述为业。从他一生的实际影响看，也是以讲学著述为大。因此，将其列入儒林传显然更为合适。《清史稿》向以取舍不当、疏失较多为世人所诟病。通过校读朱次琦传可以看出，该书仍有一定的价值，值得研究相关问题时参考。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图片全部来自于网络排版：金嵌雯

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摘

清华简《尹诰》研究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摘

英（3，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题欧战前后国人的历史自信与民族自信——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郑师渠（4，1）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初步觉醒——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谈起李

章太炎史学偶拾

乾隆帝认为：如果两人促膝谈话，并未透漏于外人，又怎能被作史者所知而载入史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外人更是无法知晓，史家又是如何了解并记录下来的呢？这正是撰史者“好奇”之表现，乾隆帝感叹道：

李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一、问题缘起五代人王定保所撰《唐摭言》卷七《升沈后进》有如下一段记载：

《续文献通考》书影史林偶拾清修“续三通”中“臣等谨按”功用刍议许洪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清修“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是集体纂修的著作，参照“三通”体裁体例而续修，因内容多依据正史，缺少第一手资料，而不被后世史家所推重，甚至受到“叠床架屋”之讥。然“续三通”也并非毫无价值，其中的馆臣议论就很值得重视。杜佑、郑樵、马端临在书中发表议论的形式具有个人特色，而续修诸作则统以“臣等谨按”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纂修底稿是用“臣谨按”三字，表明此乃纂修官个人观点，经总纂官与总裁改定后，加“等”字，上呈乾隆皇帝，以示集体成果。关于“续三通”中“臣等谨按”的功用和价值，，目前尚未见学者进行专门讨论。续三通”的“臣等谨按”可分为三类：第一，居于书首，相当于《四库全书》的书前提要;第二，写于诸门类之首，相当于该门类小序;第三，见于各门类篇中，是一般意义上的按语，功能较多。书前提要首先对“三通”原书作简要评论，继而概述本书之门类、体例、旨趣、编纂方法等。至于小序，一方面，“续三通”大多数门类的小序，都会概括这一制度整体（或断限内）的发展脉络，穷流溯源;另一方面，又常以本朝的立场评判前代制度得失，著明续修制度史的撰述结构。书前提要与篇首小序，简洁明了，往往击中要害，是把握“续三通”各书编纂旨趣、编纂理念的最直接史料，同时也是馆臣根据自己的判断为皇帝治国理政提供参考意见的一种手段。各书篇内的“臣等谨按”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为双行夹注，以“按”或“案”字起首，主要是补充说明正文;其二是位于某些条目首、尾之处，字号如正文，但整体低两格，以“臣等谨按”起首。“臣等谨按”的功用，分为以下几项。（一）存疑“续三通”馆臣在对比、考证多种史料之后，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信的一种史料或是综合其观点，形成“续三通”的正文。但馆臣有时对正文之论定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故在“臣等谨按”中述及考证的过程，或是著明异文，以表明史料择取的谨慎。如《续文献通考》卷三六《选举考·举官》之“（元成宗大德）九年二月，诏台院部五品以上官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行省台宣慰司廉访司各举五人”条：“臣等谨案，《成宗纪》及《元典章》并云诏御史台、翰林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各举三人，与《志》文互异。据《志》则五品以上皆得举人，据《纪》则五品以上乃指所举廉能之人而言。恐五品以上职官无几不应各举三人如是之多，今从《志》。又，《元典章》是诏在九年六月，亦与《纪》不同。”从中可以看出，馆臣是照“常理”推断事实，并不是发现其他说法真正有误，所以在此处加按语说明。至于事件发生时间的不同，因《元史》与《元典章》之异而两存之。（二）纠谬“续三通”的断限跨唐、五代、辽、宋、金、元、明等多个朝代，除五代时期典章记载阙略较多外，其他时期的正史都有门类丰富的书志以记载制度。馆臣基于这些书志编纂“续三通”，在此过程中藉助其他史料综合对比，纠正一些史实记载的谬误。如《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明·钞》之“（洪武九年）七月立倒钞法”条：“臣等谨按，《明史·食货志》及《史稿》并以倒钞法起于十三年，据《明实录》及《大政记》则九年已行此法，十三年特申明之耳。”透过此条按语，可知馆臣撰写这一制度条目，至少参考了《明史》《明史稿》《明实录》《皇明大政记》等四种史书，而后两种属于较原始的史料，且记载更加详实，据此可以纠正前两书记载的讹误。再如同书卷十一《钱币考·明·钱》之“（明）太祖洪武元年三月命户部及各行省铸洪武通宝钱”条：“臣等谨按，《洪武实录》置宝源局铸大中钱，乃太祖未即位建元时事。盖明祖将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当时钱文有大中之号也。《明会典》及《万历会计录》皆以为洪武初，王圻《续通考》亦袭其误，今据《实录》订正。”正文乃是就各种史料衡量对比得出的历史文本，按语则是对其的解释，类似于司马光所作《通鉴考异》。由此可见，乾隆君臣的这项庞大工程，进行得十分细致，条目所撰均是广泛地搜辑史料，加以比勘，择善而从的结晶。（三）批评“不经之说”《续通典·礼典·吉礼》中的“大享明堂”之礼，仅唐、后唐、宋、明四朝施行，而明代仅嘉靖年间为满足以藩王入继大位的皇帝尊崇生父之目的而行此礼。嘉靖年间的“大礼议”风波对朝政影响巨大，对明代以及历代以来的皇家祭祀制度造成了强烈冲击。不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嘉靖帝的做法都受到了非议。为此，“续三通”馆臣作了如下批评：臣等谨案，明堂之礼，辽、金、元俱未举行，明初亦未议及。世宗嘉靖中，丰坊首创严父配天之说，迎合上意，由是特举斯礼，追隆所生。元极既配之后，明年幸承天，享帝于龙飞殿，亦奉献皇帝配。其后自定规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后成。然大享之礼，终未举行，内殿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群议，崇私亲，虽矫强于一时，终有惄然不自安者。故礼臣敦请，屡谕缓行，非仅躭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古圣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讵不信哉!《续通典》此处所论，与《续文献通考》几无二致，当是大部分袭用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后追尊生父为皇帝，且进庙号称宗，又立明堂之礼以生父配天，虽属于人伦之情，实际上破坏了皇位继承的法则，在乾隆君臣看来简直大逆不道。因为嘉靖帝即位，是以入继为弘治帝之子，成为正德帝的兄弟为先决条件，即位之后尊崇生父为皇帝意味着否定入继的事实，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这对于大行皇帝而言，无异于背叛，所有认识到自己终将身死的皇帝都不甘心落得这样的下场。（四）揭示制度原理在某些条目之后，馆臣据之发挥，点明其中的关键之处，实际上揭示了制度运行的原理。如《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明·钱》之“（嘉靖）四十年四月，内库乏钱，命取云南新钱进用，以户部尚书高耀执奏而止”条所记：

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戴晋新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摘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图片全部来自于互联网排版：夏玉丽

杰略论钱谦益对明代史学的认识段晓亮论吴炎、潘柽章与《明史记》的纂修杨绪敏中国近现代史学陈黻宸的史学“四独”“五史”论尹

无论如何，上述三种说法，可以说都有证据，但孰是孰非，确实难以辨别。值得庆幸的是，清华简《系年》的公布，其有平王东迁的相关材料，这使得我们重新审视上述说法得以可能。

《系年》叙事紧密，看起来楚声王在位似乎只有四年，而非《史记》等所说的六年。如果以楚声王在位仅四年计，则楚悼王（即简文中的悼哲王）元年是400BC，楚悼王二年（399BC)

四国兵器铭文作为批量连续的纪年史料，在战国出土文字中是很罕见的，虽然战国简牍已经有不少，但除了东晋面世的《竹书纪年》和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其他简牍也没有如此密集而连续的纪年材料，这是其突出的特色。

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新进展：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至于上述讨论的公认文献，鄙意还是称为“《尚书》类文献”合适。这是因为传说孔子(及其弟子后学)删《书》，其实是选《书》或编《书》与删《书》同时并存，所以其对象决不仅仅只是百篇，而应该是全部的《书》。

虽然较钱大昕、王鸣盛年长的沈炳震在《新旧唐书合钞》的《方镇表》部分已经补入长官的姓名，但由于《合钞》在钱、王生前未经刊刻流传，二人无由得见。清末李慈铭案前引《商榷》之文曰：

要之，穆姬短短数十言就有多处不合《左传》语词之例，因此这段话极可能为不谙《左传》文例者伪造。还可稍作推测的是，这段《左传》文字可能受到《伪古文尚书》的影响。

（二）宋代镇志编纂的特点：以绍定《澉水志》为中心镇志虽能考证出数部，但硕果仅存的只有绍定《澉水志》，故仅以该志为中心探析镇志编纂的特点。

关键词：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官修史书”

参考材料的文献名从上表可知。至于他从那些文献中摘抄了哪些内容编入参考材料里，则可以通过查看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尚书》讲义原稿以及油印本进行了解。据此，以下按讲义目录的顺序介绍参考材料的内容。

《札记》考察了从《汉书》至《明史》全部二十二部正史，外加当时尚未列为正史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所以实为二十四部正史。比钱大昕的《考异》多两部，比王鸣盛《商榷》多五部，是当时考史最多的一部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