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丨张文生：《李大钊论历史知识普及问题》

李大钊肖像

中国近现代史学

李大钊论历史知识普及问题

张文生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摘   要：李大钊从对历史学功用的重新定位与全新阐述，指出史学“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因此，历史学的功用不能只强调政治性而不重视文化性；只关注社会而不顾及人生。这是历史知识需要普及而且能够普及的社会基础与广阔前提。在如何普及历史知识的问题上李大钊认为：首先，只有把历史看成“活的东西”，才能把历史写活；只有把历史写活，才能引人入胜。其次，需要“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要“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第三，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手段进行历史的普及。

关键词：李大钊；历史知识；普及

一

强调历史知识的普及，就说明过去历史知识不甚普及，或者说是历史知识普及的程度不高。对此，李大钊没有简单地就题论题，而是从对历史学功用的重新定位与全新阐述入手，在一个更为深层次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深的论述。

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史学功用更多的和最主要的是集中到“惩劝”与“资鉴”的方面并发挥到极至。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辅政性极强，更多的是站在朝廷、皇帝的立场上，关乎上层，鲜及民众，“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不普及，修史的官方化，历史资源主要掌握在朝廷、皇帝和封建文人手中，成为封建朝廷、官府和皇帝、文人的专利，史学随之步入了高深的庙堂而远离社会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知识当然得不到普及而成为大众的知识。尽管这不是造成历史知识不普及的唯一原因，但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对此，李大钊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首先需要的是对历史学功用的重新审视与重新定位，并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历史学的功用不能像中国传统史学那样只强调政治性而不重视文化性；只关注社会而不顾及人生。因此，李大钊指出：史学“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凸显了历史学功用的文化性及其对于作为社会个体人生的帮助与教益。于是，李大钊在他的名著《史学要论》辟专章论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集中阐明：

1.史学可以陶炼人们科学的态度。李大钊指出：“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记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用怀疑的态度对以往的一切材料、观点、学说、理论作重新的考察，然后用证据加以证实。这一工作过程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这既是历史研究的工作程序，也是历史研究的职业态度。因此，历史研究工作特性的要求和工作程序，能养成人们不轻信，重证据的习惯和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一种求真的态度。“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求真的态度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或者是一种科学的精神。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精神可以外化为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求真的过程中可以达到用善之目的。“科学之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袭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求真用善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思考；表现在人生方面就是理想人格的培养和教化。这就是史学带给人生的科学态度。这也是史学的一个重要功用。

2.史学可以与人生以进路的导星。李大钊讲：“史演无已时，即史业无已时。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这即是说，随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准确的解释，必然能够发现或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或掌握，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现在，科学地预见未来，给人们以前进之“导星”。因为，历史虽是发生在过去，但它是现在和未来的源。所以，历史研究是逐流寻源的，这种逐流寻源的最终目的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很难相信，一个对过去毫无了解的人，能够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对未来有科学的预见。正如李大钊所言，历史好比一座“崇楼”，“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从而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前进目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自觉地创造新的历史。

3.史学可以激昂人们的慷慨，增强人们的智识。李大钊指出：“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分智识方面与感情方面二部去说”。从感情方面说：“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通过读史确实可以增强救国救民的职责心和使命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奋斗史。在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总有一批仁人志士舍身保民救国于水火之中。这些民族脊梁的激越的热情、英雄的气概、献身的精神，总是受到人们的赞誉而彪炳于史册，并激励后人。

关于智识方面：“就是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历史本身的时序性和整体性，就要求我们对它的研究要注意发展地和联系地看问题。割断历史的和以偏概全的研究是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因而在历史研究中是绝对不许可的。这样，读史与研史就能教给我们从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联系中去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另外，通过读史和研史我们可以获得历史知识，这样就为我们看待和处理问题增加相关的背景知识，“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并很好地解决问题。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4.史学可以给人们以乐观迈进的人生观。李大钊讲：“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来自于正确的历史观。旧的历史观“全把那皇帝王公侯伯世爵这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还有，旧历史观“以为人类初有历史的时期，叫黄金时代，以后逐渐退落，而为银时代、铜时代、铁时代，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总之，旧的历史观给人生以悲观和崇古的情绪和影响。新的历史观，特别是唯物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知道了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也就知道了我们的责任，知道了我们的责任，也就知道了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动。那就是以新的历史观“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把“这种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抛弃，随着一往无前的历史脚步，大踏步地前行。

李大钊对历史学功用的重新定位与全新阐述，显然是希望人们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在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我”。这样，史学也就不再仅仅是少数上层有权者手中的把玩物，而成为社会每个成员认识人生，了解世界，提高自我，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的智库。这是历史知识需要普及而且能够普及的社会基础与广阔前提。所以，李大钊明确地指出：“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

《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二

李大钊对史学功能重新定位，从理论上回答了历史知识为什么要普及的问题。在李大钊看来，历史知识要普及，而且要极大地普及，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到历史知识怎么样普及，李大钊有如下的思考与论述。

首先，李大钊认为需要把历史看成是“活的东西”。因为只有把历史看成“活的东西”，才能把历史写活；只有把历史写活，才能引人入胜，“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注意了。”这是历史知识普及的前提与基础。所以李大钊特别强调：“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这里的“活的历史”包涵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层面的含义，及其二者的转化过程。

在本体论意义上，“活的历史”首先是表明了历史发展的态势，即历史是一个永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别的，“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这就是说，历史的这种“活的”态势，是源自于历史主体生生不息的和有意识的“进展的行动。”因此，历史是“活动东西”，更指历史是“有生命的东西”。构成其生命的乃是人在历史上的有意识的活动和行动。

进言之，“活的历史”还在于，“指那为意识的活动的一个社会的生物的人类生活的经历而言。此种意义的人类生活的经历，其性质决非单纯，实为一种复杂的组成物。”这就是说，历史是充满着复杂意志的人的生活和经历，因而历史也就充满着人的意识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创造历史的人的意志、情感的凸现。它表现为人们在历史上的任何一项活动或行动，或者一系列活动或行动，都是有意识的活动或行动。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欲望，乃至他们各具特色的行为习惯和性格倾向以及其相互交织，并发生的经常性的交融、碰撞，都会参与他们的历史活动或行动，并存留于他们创造的历史进程之中，凝结成一种历史的实在。从这种充满人的意识的复杂多变的活动或行动中，我们看到的历史是鲜活的和富有激情的。“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而是，处处充满着生命和活力，“生动不已的”，“活的东西”。

因此，史学要“以此活历史为所研究之对象者也。一切史书皆为纪述解释此活历史而作，故皆为此活历史所据之领域。”在李大钊看来，从本体论的“活历史”，转化到认识论的“活历史”，也就是从实在的历史到写的历史，历史认识主体的“解喻”是关键。“解喻是对于事实的知识”，也就是主体对客体形成的认识及其成果。

对历史事实“解喻”的本身，既是历史认识的过程；亦是历史认识的结果。史家对历史的认识或解喻是不断变化的。正如李大钊所言：“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这个变化主要来自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历史观为主要内容的史家的主体性意识或主体性图式的不断趋于合理和进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显现和反映客观历史的史料的新发现也会促使历史认识或解喻的变化。所以，李大钊明确指出：“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改作”实质就是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

李大钊说：历史事实“在他们有何变动，是永不可能了；可以增长扩大的，不是过去的本身，乃是吾人关于过去的知识。过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存在；自从他们消亡的那一俄顷，吾人便已发见之于吾人想象中了，保藏之于吾人记忆中；他们便已生存于吾人的记忆中、想象中了。吾人保藏之愈益恒久，即发见之愈益完全，即解喻之愈益真切。”这就是说，历史认识实质上是现实的人去感悟或理解过去的事。而其的感悟或理解在一般意义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真切。其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史家的认识能力在不断提高。因而史家对历史的理解或解喻，在广度上总会是扩大的、深度上总会是深化的、角度上总会是多视的，而不断克服着通常我们所说的时代的局限，感情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使历史认识不断达到新水平、新境界和新高度。当然，“改作”或“重作”历史并非是像相对主义史学的那样要否认历史的客观性，而是对历史认识或解喻的深化和再认识。同时，改作或重作历史也不是一概否认前人对历史的认识或解喻。“我们固然不能轻于盲拜古人，然亦不可轻于嘲笑古人。历史要随着他的延长，发展，不断的修补，不断的重作。”改作或重作历史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家的责任。同时，也是史学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内动力。所以，“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因为，“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比较近真”。历史认识或解喻就是在这不断的改作和重作的过程中更近真，更完满，更深入。所以，李大钊大力号召人们“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地改作重作”。这种充满新的，与时俱进的“解喻”的历史知识才“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注意了”，易于普及了。李大钊不仅论述历史知识普及问题的具体方法，而且将之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没有这样的高度，研究者面对的历史就是“陈编”、“故纸”、“僵石”、“枯骨”，研究成果必然是最后“印成呆板的东西”而问津者寥寥，谈何普及！

其次，李大钊认为，历史知识要普及，需要“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要“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

在肯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之下，也要充分注意到历史学的艺术性，是李大钊的一贯主张。李大钊在1923年发表的《史学与哲学》一文中讲：“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讲：“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顷，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第一点去看，可说史学到某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由第二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某程度；所以到某程度含有艺术性质的事，亦不独限于史学，即在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亦何尝不然？”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是“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由于记录和记载的零散和不完整，呈现在人们面前总是零零散散的状态。它与真实发生的历史相比显得不完整，也不系统。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它完整和系统起来。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到“事实结配适宜”。“事实结配适宜”一定有推理和想象的空间存在。同时“事实结配适宜”这一工作的结果最终要用文字描绘出来，描绘的过程和描绘的本身既需要形象的思维，也需要艺术性的手法或手段。这样才能“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之。因此，李大钊甚至提出：“记述历史的编著，自以历史文学家执笔为宜。因为文学家的笔墨，能美术的描写历史的事实，绘影绘色，期于活现当日的实况。”当然，“其限度”，“应以不铺张或淹没事实为准，”这样，历史知识自然“以传布于读者，使人事发展，社会进化的现象，一一呈露于读者的眼前。”

第三，李大钊提倡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手段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在古代，由于统治者的故意垄断和教育的贵族化，历史知识传播和普及的圈子是比较小的。到了近代，随着教育的学校化、史学的职业化以及报刊发行的公开化，为历史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与条件。一方面，李大钊提倡充分利用当时一切可利用的手段，特别是利用在当时最快捷、最有效的大众媒体报纸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为此，李大钊专门写了一篇《报与史》的论文。在文中他指出：“今日报纸的需要，几乎成了一种人生必需品的原故”，进而成为人们得到“娱乐、教益与知识”最为“迅捷的”的手段与途径。这也是当时以报纸为主要大众媒体的“新闻界对社会灌输知识的职分与方法。”因此，要充分利用报纸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关于如何利用报纸普及历史知识，李大钊主张，报纸要多刊登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并把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与人，“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譬如平日登些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人便全不注意”，若在他逝世的“那一天，把他的历史，他的学说，写出来贡献在社会上，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注意了。又如但丁的历史和他的文学，在平日刊登出来，充充篇幅，实在于一般看报的人，没有多大的意味，若在去年，有为他作六百年纪念的事实那一天登出来，便可以引起社会一般人的兴趣事，”等等。不然，“最好的材料，若作平时充满篇幅之用，因为他与现实的生活不相关联，于阅者亦丝毫不发生兴趣。”更为深刻的是，李大钊认为：“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因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是过去，旧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报纸今日的所记所载，就是明日的重要史料。所以，报纸“应当注意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这样的记载“实与记录的历史原无二致。”这就要求“作报的人要有文学的天才，亦要有史学知识。”“用研究历史的方法，鉴别取拾关于每日新生事实的种种材料，这样子才可以做成一种好报纸，同时亦能为未来的史家预备些好史料。”从这个意义讲，报纸不仅为读者提供新闻，同时也在珍藏历史。历史知识的普及也就随然即然了。

在另一方面，李大钊作为一个名教授，名编辑，和社会责任感极强的史学家，置身其间，在讲台上、在报刊上、在校园中、在社会上，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自觉地进行着史学的普及工作。李大钊对历史知识的普及不只限于学生中和知识分子圈内，而还扩展到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这是李大钊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的。或者说，在史学普及化方面李大钊做得更为广泛。这与他所持的历史观，以及平民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李大钊的史学普及工作主要是以学理性与学术性的讲授和传授为重点。他要求他们不要刻意去记些“人名地名”，以掌握方法、学理为重点。对于社会民众，如工人、农民，主张讲一些常识性的历史知识，并尽可能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实际利益结合起来。比如：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张国焘等青年学生协助于1921年成立的长辛店铁路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就开设有科学常识、社会常识，以及国情等课程。李大钊还曾到长辛店铁路工人劳动补习学校视察，并亲自讲课。李大钊认为国情与历史是紧密相连的。他说：“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通过向民众宣传和讲授国情或社会常识，使他们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以启发他们创造未来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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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胥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