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丨苏永明：《“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书影

中国近现代史学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苏永明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摘   要：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关键词：陶希圣；食货派；史学理论；治史方法；

以陶希圣为核心，鞠清远、武仙卿、曾謇（曾资生）、何兹全、连士升、沈巨尘为骨干的食货派是第一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关于食货派的史学已有学者在探讨其社会经济史研究时有所论及，但他们因研究主题的限制未能对食货派的史学理论进行系统探讨，尤其是他们只局限于食货派兴起时期的考察。食货派兴起时期的史学理论特色最鲜明，当然需要我们关注，但食货派在抗战之后的史学理论也是其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食货派史学理论作一总体考察，而对其史学理论优长与失误的探讨也可深化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学的认识。

一

“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

的社会史观

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陶希圣深受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早在1925年任教于上海大学时，“上课之余，亦购买此类小册子回家浏览”，不仅阅读了“马克斯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文译本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斯主义的论著，也选读不少。”他还打算“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中国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与陶希圣一样，何兹全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他指出：“大约1926-1927年我还在山东菏泽南华初中读书，从同学中中共地下党员处借到一篇列宁的《远方来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马列的著作，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北大一二年级读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考茨基的《托马斯·穆尔及其乌托邦》、《基督教之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都只读了一部分。从日本人那里翻译过来的唯物史观、辩证法、社会经济史的书当时很‘潮’读了不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河上肇讲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曾謇也承认：“西洋的两位学习者——莫尔甘和恩格斯，他们的著作对于我的影响也极大，我的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也多是以他们的学说为根据而参加我自己的主张的。虽然还有其他一二位西洋学者的学说也给我以帮助，但较之莫恩二氏，已是很微细的了。”他研究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时，坚持从宗法社会的物质基础分析到宗法的社会组织，“从物质基础与社会组织探讨到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起源。”连士升也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是一切形而上的基础，所以我们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必须先从经济史做起。”以上表明，食货派迎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途径虽然不同但都持开放的心态积极运用其指导史学研究。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书影

然而，食货派的治史理论方法，却并非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和取舍方法。他们主张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陶希圣声明：“（一）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二）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他认为“唯物史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方法。一是把辩证法的唯物论应用到社会所得到的论断这两个部分是应当分别观察的”。他对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分析所得的一些结论并不认同，而比较倾向于奥本海末、考茨基、桑巴德等人的观点。陶希圣在其所译《国家论》的《译者序言》中指出，奥本海末在国家起源的认识方面，“著者以为原始国家的发生是由于一种族对他种族的征服。”“马克斯则以为国家的发生是由于社会内部的分裂换句话说，国家是阶级社会自发的阶级统治。”而“译者从此书受了多少的暗示在最近所作中国社会史论文中颇有引用之点。”他后来指出：“这本书无异于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因此，他在研究中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某些观点和方法时，并不把其当作一个完整体系来看待，也不把它当作一个“主义”。何兹全指出，“他（陶希圣）也用功选读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以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更欣赏考茨基的著作，用心读过他的《基督教之基础》。然而他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他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曾謇受陶希圣的影响，也认为“奴隶制的来源，并不是由于氏族内部一部分成员因为社会财富的变动而沦落，而是由于战争的结果以俘虏来充当的。”何兹全虽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但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正统”，因为考茨基对他也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和《托马斯·穆尔及其乌托邦》二书。

1936年，为了明确食货派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社会史观，陶希圣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方法和观点》一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说：“物质条件为社会变迁之基本因素——此处所谓物质条件非仅指经济组织而言，广括所有看得到，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气候、地势、土壤等地理条件亦在其内。仅仅物质条件也不会发生决定的力量。物质条件必须透过人的努力，亦即人类之生产劳动力，才能有效，在社会物质生活充裕后，始能有进步可言。经济组织受物质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决定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同时，社会的其他方面亦可影响经济组织。如思想可影响政治，政治亦可影响经济。思想界的大变化，往往引起经济组织的变化，进而酿成社会的改造。我们并不否认艺术和道德的力量。艺术道德虽都受经济组织的影响，但是，他们也反而可影响经济组织。我们也不否认个人的重要。天才或英雄在历史上自有他的相当的地位。假如个人能把握住一般人的要求，他便可以领导群众影响历史。但是，个人的成功，必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决定。是以，经济制度为社会构造的基本组织物质条件有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伟大力量。经济组织的重要，只能从社会事实的变动，社会各部门的关系中观察出来。我们也只有从整个社会现象的矛盾，冲突，和这种矛盾的发展中去明了社会史的发展。”以上陶希圣所倡导的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思想方法即是社会的、历史的与唯物的社会史观。陶希圣在后来的学术回顾中指出了自己早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思想方法是“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毋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作品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然而我的方法仍不拘限于此。我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如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才真正影响我的思路”。

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迅速卷入政治漩涡，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不纯以及政治立场的原因，他们没有像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积极地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相结合起来从事史学研究，而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继续运用“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事学术研究缺乏革命的生气，与时代发展极不相适宜。所以在学术的交锋中，其影响力逐渐下降，学派的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壮大，反而逐渐消弱，直至学术生命过早的终结。

二

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

“新经学”的研究旨趣

食货派治史重在史料收集，但他们不是仅仅满足于个别事实的考证与因果关系的探讨以及说明各时代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状况，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寻委溯源，以探寻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为研究旨趣。因此，“一鳞片爪”材料的整理也要归依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探讨。鞠清远《校正江湖必读》是一篇史料校勘的文章，但这类文字与书籍整理的目的乃是要指示人们探讨社会形态中商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应注意的史料。他指出“行商”与“坐商”的差别，“这两种东西是中国商业史中的两大支柱东西，不能把握到它们的性质，是永远不能了解所谓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性质。”至于专题研究则成为食货派探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基础。婚姻制度是食货派史学研究中着力较多的一个专题。他们之所以对其进行研究，是因为“婚姻制度是社会组织的一断面。不独这个制度本身是一种社会组织，又可以指示一般社会组织的性质。”他们甚至认为：“群众的暴动之研究，可以指示那一时期社会的经济组织的性质。”食货派还就封建社会断限和特征、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奴隶社会有无和断限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从《唐代经济史》一书对唐代经济事象的论列与解释来看，食货派把唐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当作由“中世”向“近世”即所谓“先资本主义时期”的过渡形式阐发的，是从属于他的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说的。《南北朝经济史》更是为食货派的“魏晋封建说”打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在书中极力表达了魏晋南北朝能独立成一段的思想。食货派的大量译介活动也不是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而是试图通过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外历史的比较对照，寻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陶希圣在其所译《古代社会的经济》中指出：“我译出这篇的意思，是想我们大家洗涤几样的成见，如以奴隶的数量为奴隶社会的决定条件，又如封建社会无须有奴隶社会先行等等。”食货派在探寻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开拓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何兹全至今仍然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应该是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史——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规律。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方面。”

抗战军兴，食货派探寻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研究旨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学术上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新经学”。1935年陶希圣就曾提出，读书必须学以致用，不能为学问而学问。1942年曾资生明确提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必须使经世之学的精神“复活与发扬”。他说：“要明白历代社会政治经济之渊源演变，利害得失，以供现在改革之镜鉴。”1946年陶希圣在《食货周刊复刊记》中强调经世致用思想是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今后必须走的方向。他说：“读史书也不是读死书。历史的事实是过去的。历史的教训是现在的。”“食货周刊只欢迎经济社会史的论文，不愿意泛论大局。如有论到当前经济社会问题而且有史学的眼光者，我们是加倍的欢迎。”

食货派的经世致用之学被视为“新经学”，即“要使经世致用之学有新的内容，新的意义，新的发展，新的体系”。为此，曾资生揭橥数义：1、新经学就是要多学而识，要研究四海周穷的道理与匡济的谋猷。2、新经学不仅认为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而且进一步认为没有人类整个经世致用之学的经验积累和发展，任何所谓“道”根本不能认识，道本身的存在，也将不与人生发生联系。3、经世致用之学归结起来，要在笃实力行，此与自强不息生生不绝之人道与人性是一以贯之的。4、经世学与科学结合，拿经世致用之学的真儒精神以与科学结合，乃能融贯无间。食货派从多个方面概括“新经学”的内容体系，给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不断添加时代的新意义。这一治学目的一直贯彻到“以研究各种历史的及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为宗旨”的食货学会召集当中。“食货学会论学的宗旨，是讲求经世致用的”，“（一）将世务与学术打通，（二）将社会经济的史的研究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联系。”

在“新经学”思想的指导下，食货派史学研究的选题与治史方法发生了明显变化。史学研究选题宏大，关注点集中在具有现实意义的方面。曾资生的《隋唐统一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建设概况》一文在短短的篇幅中分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交通运输的建设、均定土地与减轻赋役、开设科举与拔擢孤寒、勤行考绩与整饬吏治、兵制建设、政制改革与建设、法律与礼制的确定等八方面进行概述介绍。该文史料单薄，缺少深入的学术探讨，但不难看出，探求隋唐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建设，评论其得失，体现了作者明显的撰著意图在于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警示国民党的统治者，助益国民党政权之建设。因为经世致用思想的发扬，他们对现实的社会经济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非常重视“世务”的研究。他们认为土地问题与货币问题是“世务、学术和现实均极紧密相关的问题”，必须加强研究。食货派重视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无疑扩大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领域，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国统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与其他学派相比，食货派只是一味倡导“新经学”，没有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深入探讨，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正如劳干指出的：“讲‘经世致用’，从清末以来，早成熟调。现在诚然有几个专讲形式逻辑的教授，但他们只是古调独弹，并非现世学术的主流。”“倘若每种学术在研究时件件都要想致用，恐将失掉知识的整个性，而研究的结果也许要受到不利的影响。”人们在抗战爆发以后普遍认识到，史学研究应该求真与致用有机结合，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史学研究“有意义”。而食货派经世致用的具体内涵是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不是力主在“求真”基础上的致用，难免影响其学术价值。

必须说明的是，食货派在积极倡导“新经学”的同时，也不是置探寻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于不顾。1944年，陶希圣还欲将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作一全面的考察，遂把以前授课讲义《中国社会史研究》整理后冠名《中国社会史》出版。他在检讨自己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分期方法之后，又提出了新认识，即“五阶段说”。曾资生在新形势下，赓续以前的研究旨趣，积极阐发探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新成果。《论汉魏时期自然经济的发展》一文分析了中古的自然经济现象逐渐普遍的原因，指出自东汉经三国以至于晋，实系中古自然经济抬头的时期，物物的交易实较货币的使用占主导的地位。《略论古代社会到两汉社会》一文则指出了两汉的社会制度与古代的社会制度的差别。当然，这些探讨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成就，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相结合而展开的广泛深入之研究相比，学术价值要微小得多。

三

史料、理论并重的治史主张

在社会史论战中，食货派深感史料的缺乏，认为搜集和整理史料已成为研究者必须重视的第一项迫切任务。“所以这样做，是有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食货派主张史学研究应“讲求方法，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产生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何兹全深刻地指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态度至少是应该理论和材料并重的。我们固然一方面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其研究成果上作出发点，来作新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新研究也决不能为前人的见解及其所达到的境界所限制，而不敢作进一步的发展。”食货派认为“搜集史料是不能讨巧的工作”，“现在没有大研究室或记录室，只有一点一滴去集累”。他们这种搜集史料的精神，很快结出了诸如《唐代经济史》、《南北朝经济史》等一系列丰硕的果实，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抗战爆发以后，陶希圣在主持“艺文研究会”期间派曾謇、鞠清远到广西做社会调查，希望通过社会调查搜集访求一部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资料，但此计划不久因政治上的错误选择没能实现。食货派在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创办时继续倡导“史料搜集”，在征稿启事中郑重地强调不仅要发表一些“实地调查的通讯”，而且要刊载新材料的文章。陶希圣说：“治史学，必先看几本史料，根据历史的事实来作史论，就算得是笃实的”。“若先有成见，依此成见来作斗争，那最好是谈哲学。哲学家可以单凭空想，任使你怎样想。如谈历史，必读史书。”食货派的主张得到学术界的赞誉和支持。很多读者来信说明其时资料缺乏，搜集不易，“在大学里教中国经济史，多得助于食货云云”。因此，食货派还“想在编辑方面更加努力，以类相从，编出各种专号，使读者更能有参考的便利。”但是因为他们投入力量的不足，既没有开展系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一鳞片爪”的史料也较少，所以在史料搜集方面取得的成就大不如前。

食货派敏锐地意识到高树“史料搜集”旗帜，容易被人视为忽视理论与方法。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识扭转这种风气，提倡搜集史料的同时，强调不应忽视理论的重要性。“希望——虔诚的希望有相同兴趣的人，理论与材料一同下手。几年之后，中国经济史的系统著作一定要出现的。”关于史料与理论、方法的关系，陶希圣认为：“‘一分见解，一分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见解。’没有见解，材料无从下手。没有材料，便没有见解了。单是材料的集合，只是‘长编’，不是史学。单是理论的陈述，只是翻译，不是史学。”“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仅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所以食货派“苦于理论方法之不充实。断不敢也不愿拒绝方法论的写或译的。”食货派的论著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谋求摆脱原来偏重理论而忽视史料的研究倾向，但并未局限于史料而忽视理论，放弃对理论方法的追求。《食货》半月刊中为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刊有专号，如《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辟有各种专栏，如方法与理论、理论与方法、方法、研究方法等。食货派大力倡导“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直到在《食货周刊复刊记》中陶希圣仍强调：“食货半月刊问世，我提出了多找材料，少谈理论的主张，论战潮流为之改变方向。今天我们复刊食货，我们是继续向这一方向走。”“少谈理论，决不是没有理论，不过单有理论，不成其为史学。既是‘史’学，就不能轻视史料。同时单有史料，也不能成其为史学。既是‘史’学，就不能缺少理论。食货的方向，是重视史料，而不固执一种理论。”

食货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强调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但是偏重史料的消极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食货派虽然绝不轻视理论，但认为比理论更重要的是史料，最终不能不陷入仅仅满足于搜集史料的狭小圈内，而淡化“经济理论的陶治，历史哲学的引导。”为扩大史料的搜集，求得诸多的史料，《食货》半月刊稿件取舍标准是：“只要有相当的材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来，或足够说明一个项目，便可登载。对于成熟的系统的论文，固然万分的喜悦，便是一断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罗。”食货派的不少文章，由于过于重视史料而轻视研究与论述，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杜若遗指出《食货》半月刊是“不尚空谈，注重实际史料的收辑的刊物”，但也常常容易犯两个毛病：一是把史料割裂得太碎，会发生歪曲其本质的危险，二是动手搜集材料时，不从一个中心的问题出发，联系到各方面，而是无目的地、部分地、不加解释地随见随录，那会发生虽多无益，仍与未经整理无异。这种过于偏重史料的弊病在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表现得更为突出。《食货周刊》因篇幅的限制，甚至对系统研究的论文表示不予发表。“本刊欢迎三四千字社会经济史论文与现实经济问题之论文，现有许多长篇巨作，内容丰富，以篇幅所限，实难发表。”因为系统长篇论文难以刊载，所以“一鳞片爪”的史料搜集文章较多，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研究性。

四

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

食货派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研究陷入政论以致谩骂，到处充满了互相排斥的意见。陶希圣说：“争论者，常严守他的逻辑：‘你说的错了，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才对，因为是我说的。’”“根据这种逻辑的人，不独是唯我论者，并且是正统论者。他争得满头大汗的是‘只有我这说法是真正的马克思学说。’”为了摒弃自命正统，自立门户之见，食货派积极倡导学术的分工与合作，强调平心静气的讨论和研究，甚至鼓励大家相互批评的合作。陶希圣说：“我们再进而要求大家‘相互批评的合作。’不因批评便不合作；不因合作，避免相互的批评。”“我们不争正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是在萌芽期，谁也没有取得正统的资格和学力。”“我们要求各家各派的合作并进。我们不主张互相排击，我们主张互通消息，互换意见，互供材料，但也不放弃互相批评，不过不主张以谩骂作批评。”

他们认为搜集史料与鉴别史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唯一有效解决的方式就是分工与合作。陶希圣说：“我们考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料既有许多困难，应当怎样解除呢？这就不得不提及研究的人数了。如果研究的人员增加，如果各人都经过充分的训练和充分的劳力，彼此研究，相互考核，这个难题倒也容易解决。”所以他在《食货》半月刊的创刊号中称“感觉到大家分工合作的必要。”连士升则大声疾呼：“我们需要相互依赖，我们需要分工合作，没有合作则分工为无意义，没有分工则合作为不可能”。“我希望国内少数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能够与专门研究地理沿革史的学者，作切实的联络，大家实行分工合作；积之有年，不但这门科学各得其利，而且必须能促进经济地理学的充分发展。”为了推进学术的分工合作，食货派除积极筹建食货学会外，还在《食货》半月刊和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发表了大量与食货派意见相异观点相左的文章，在《食货》半月刊上陆续刊载了近三十年来各种杂志上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的索引，并通过《编辑的话》“尽力沟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人们的消息”。

为了扩大学术分工合作的范围，食货派与各学术团体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工作。《食货》半月刊与《清华学报》有过合作，陶希圣指出吴景超的“两汉社会组织的论文，因篇幅太长，另交清华学报发表。”食货派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梁方仲等人有密切的学术合作关系。陶希圣约请梁方仲主持了《食货》半月刊的日文翻译工作。“《明代中国之对外贸易》这译文曾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梁方仲先生们校正过的。以后陆续发表的明代经济史文译稿，都是经过他们校正的。”食货派与禹贡派的顾颉刚等人在学术上展开了长期大量的合作。他们之间有个约定，“《食货》收到关于地理的稿子转给《禹贡》，《禹贡》收到关于经济社会史的稿子交给《食货》。只有经济地理的稿子是两个刊物都要‘据为已有’的。”陶希圣还和顾颉刚、钱宾四、洪煨莲、姚从吾等人“筹画一个史学月刊，想在二十五年一月创刊。”“这刊物将登载地理沿革及经济史以外的各类史学论文。”嵇文甫、马非百、马乘风等人筹划了一个经济史季刊。“这个季刊是想与《中国经济》与《食货》做联号的。”食货派还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主任马克思主义者魏特夫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陶希圣指出：“威博士在北平居留了一年。他委托我们经济史研究室替他搜辑辽金经济社会史料。我们替他做了大批的卡片。七七事变之后。他带回美国去，编成了辽代社会史”。为了扩大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顾颉刚、陶希圣与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莱还筹划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事宜。田波莱访华期间，连士升和顾颉刚还全程陪同。可惜，因抗战的爆发，中国史学会没有建立起来，而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也化为泡影。食货派倡导学术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食货派学人“术业有专攻”，他们很多论文论著都是陶希圣先布置研究课题，然后写出论文，通过大家一起讨论、启发和驳诘，互相修改或补充材料或润色，最后作为食货派的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唐代经济史》和《南北朝经济史》两部食货派的代表作即是他们集体创作的结晶。

食货派倡导学术的分工合作延至南京《中央日报·食货周刊》的创办未有动摇。陶希圣说：“食货对于经济社会史方法及理论是尊重的，但是我们对这种‘理论斗争’，不愿鼓励。因为在所谓‘理论斗争’中，史料不过被用为炮弹，而不曾被视为根据。这种争论，越争便距离史学越远。”为了推进分工合作，食货派除积极重建食货学会外，仍然刊发与食货派观点不同的文章，他们“是尊重别人意见而有自己的看法的。《食货》的园地从来就有不同的许多见解。”食货派非常“希望新旧食货会友，能踊跃参加（食货学会）并以详细的地址与研究的项目奉告”。他们还在《通讯》中尽量对《食货周刊》的作者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介绍，积极建立起联系的桥梁，以达到沟通与合作的目的。此外，食货派继续保持与顾颉刚等人的合作关系。曾资生指出：“有长至一万字以上之长文数篇，内容精彩，本刊无法登载，又不忍忽然退稿，上星期顾颉刚与编者谈及，他将恢复文史杂志，要编经济史专号，将来可以商请顾先生放在专号里。”食货派还加强了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合作。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于1948年4月12日下午7时假新街口中央日报会议室，联合举行了第一次中国土地问题座谈会，“以后当继续举行多次，一俟此项讨论在会内获得相当的结果后，拟再邀请其他学会或专家以及地政当局，进一步交换意见。”需要指出的是，与抗战之前相比，食货派学术合作的范围明显缩小，尤其是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缺少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流与合作，《食货周刊》上甚至未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关文章的登载。

从总体上看，食货派的史学理论具有自己的特色，在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对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弊端的概括和判断合乎历史实际。食货派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能全盘抹杀。但是食货派史学理论在给学术界注入活力的同时，由于学派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对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研究。抗战爆发以后，他们未能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本质要求，津津乐道“史料搜集”的论说，憧憬食货派的复兴，致使其史学研究黯然失色。新中国成立以后，何兹全先生意识到“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的局限，有意识地提倡“辩证唯物史观”，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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