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都岚岚：性别操演理论
内容提要：自1990年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提出“性别操演理论”以来，于今已有二十多年，这期间学术界从未间断过对此理论的讨论，而巴特勒本人也对种种批评予以了回应，并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的理论。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总结巴特勒早期几部著作对性别操演理论所做的阐释，认为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具有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正是全面理解和把握性别操演理论的关键。
关键词：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操演 三个维度 女性主义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马克欣·爱丽亚特”（Maxine Elliott）讲座教授，是美国当代享誉盛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她的学术思想融合了哲学、女性主义理论、同性恋研究、怪异理论、精神分析等众多领域，对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电影研究、文学研究等多种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西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最前沿的代表人物，巴特勒已出版专著十部，合著与编著五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1990）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成为理解西方后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这部著作提出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①概念，不仅是巴特勒性别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其主体构成理论的重要概念。
意识哲学的主体观认为，存在一个先在、自足的主体。这个主体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可以进行道德深思，发挥自由意志，并做出自我决定。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足的“我”使用语言，表达真理。这种主体观认为本源具有优先性、决定性和控制性，而表象则只能派生于和从属于本源。在这种主体观念下，起源、理念、意识、本真等概念成为霸权性词语，为臣属和层级关系设立了哲学基础。
巴特勒反对这种意识哲学的主体假设，认为主体并不是先在的，它是受规则统治的话语网络作用的结果。正是语言塑造了“我”，或者说“我”是语言的效果，只能在特定文化的社会和话语关系中形成。为了说明这种不同于传统意识哲学的主体观，巴特勒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巴特勒认为，在性别化过程以前不存在一个本源的主体，主体恰恰产生于这个性别化的过程之中。性别没有所谓的“内在”本质，我们所理解的性别的“内在”本质，其实是服从于性别规范的一系列行为的重复。这些重复规范的行为受制于话语规则和实践，正是这些持续的话语规范对身体进行性别的风格化，而使性别获得暂时的稳固。因此，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的本体身份，性别身份形成于持续的操演行为中。
简而言之，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强调三点：一、性别不是一种存有，而是一种行为，这是性别操演的戏剧维度。二、性别身份的形成不是人们可以自由控制、有意为之的行为，而是在不断重复性别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一定需要时间的演进。这是性别操演的仪式维度。三、规范和话语生成性别化的主体，生产关于性别的现实，这是性别操演的语言维度。对巴特勒而言，操演性是一种引用性实践，通过这种实践，话语产生它所命名的效果。而对规范的重复以仪式性的方式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主体。这就是巴特勒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
作为女性主义理论家，巴特勒思想的核心是对主体构成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因为从根本上讲，女性主义理论是要重新建构女性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由社会的主流话语界定，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在父权制文化的统治下，女性从未真正拥有主体性，其地位是按照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进行建构的。为了强化女性的附属地位，加深对她们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压迫，女性及其经验被误解和歪曲。因此女性主义理论若要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地位，就必须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制进行解构，批判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特质的设定和歪曲，从而重建女性的主体性。女性主义的这种尝试，势必背离西方传统意识哲学的主体假设。
西方传统哲学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将主体性建立在意识和理性之上。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解释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态度时认为，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乃是因为他相信死亡只是肉体的死亡，而灵魂却能抛弃肉体永恒存在。（汪民安、陈永国：2）对柏拉图而言，身体是灵魂通向真理的障碍，因此他轻视身体、贬低身体，建立了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对立：灵魂不朽，身体短暂；灵魂纯洁，身体贪欲；灵魂可以通达真善美，身体的欲望却导致尘世的苦难及罪恶。这种灵魂高高在上而身体低人一等的思想得到中世纪神学的大力吹捧，而后又高度浓缩在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之中。文艺复兴虽然让身体短暂地走出了神学的禁锢，但身体对通往真理、知识之路仍然无关紧要。笛卡尔理性的主体延续了身体恐惧症，继续将身体视作灵魂、心灵和理性的对立面，认为主体的实质性标志是理性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本源的存有（being）利用理性思维认知世界。这种主体的实在认识论与关于意识与身体的二元论产生了一系列相关联的概念组合，如男性／女性、理性／感性、文化／自然、自我／他者，等等。通过父权制话语的建构，男性与心灵、理性、文化、自我产生关联，而女性则与身体、感性、自然、他者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样男性被堂而皇之地赋予了理性的主体地位，而女性则与理性的主体无缘，被贬斥到了客体的地位。意识哲学的这种本源、先验的主体观正是性别层级秩序的基础，因此，要想改变女性的客体地位，就必须从根本上拒绝意识哲学的主体假设。由此女性主义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主体到底是如何构成的？
作为秉承后结构主义思想的理论家，巴特勒沿袭了尼采、福柯等人对意识哲学主体假设的拒绝，考察身体与权力、话语的复杂关系，并诘问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先在的理性的主体。她对主体构成的系谱学探讨始于对性别身份的思考，她认为这不仅因为我们通常用性别来区分身体，还因为在性别化过程以前或之后并没有一个本源的主体，主体恰恰产生于这个性别化的过程之中。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她提出了性别的操演理论。
在1999年《性别麻烦》再版的序言中，巴特勒谈到她的操演理论首先是从德里达对弗兰茨·卡夫卡《在法的门前》这一寓言的解读中获取了灵感。《在法的门前》是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说《审判》中的一部分，主要讲述了一个乡下人想求见法而不得的故事。作为法律守护者的看门人，只是特权阶层中最卑微的一员，但就是这样一位最低等级的执法者，却可以无限期地延宕像乡下人这样的弱势群体晋见法律的机会，因为一旦让被统治阶级知道法的真实面目，即法律为特权阶层服务，那么统治阶级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坐在法律大门之前等待的乡下人到死也没能见到法的真面目，而法律的权威正是通过乡下人对揭示法律意义的惧怕和渴望才得以建立的。巴特勒从中获得了启示，认为期待某种权威性意义的揭示，正是那个权威得以建立的方法。同样我们对性别也怀有这样的期待：认为性别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等待我们去揭示其意义，结果这种期待生产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我们所以为是性别自身的某种“内在”特质，其实是我们期待并通过某些身体行为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性别本体，我们所以为的性别自身的“内在”特质，其实是社会规范不断作用于我们的身体而形成的，它是社会规范在我们身体上不断重复和操演的结果。先有重复性别规范的行为，然后才逐渐形成稳定的性别身份。巴特勒强调，持续的操演行为（doing）造就了稳定的存有（being），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意识哲学认为存在一个先在的理性主体的假设，摧毁了性别本体论的基础——本质的身份和实在的主体认识论。本文认为，巴特勒在早期的几部著作中提出和不断完善的性别操演理论具有三个维度，它们体现了操演理论的主要含义和特点。
性别操演理论的戏剧维度
巴特勒的性别操演具有戏剧性的维度，因为它强调性别是一种近似于表演的行为。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试图论证性别是一种行为（doing）、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存有。社会性别在霸权语言里是一种始终如一的存有，这种表象通过对语言或话语的操纵而达成。“你是什么性别？”这个问句本身，就说明性别是人的一个本质属性。正是性别、阶级、族裔等稳定化概念的确立，使得人的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其内在的统一性。为了说明主体的社会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稳定的、表演性的，巴特勒将关注点放在对社会性别的去自然化上，她指出，“作为一种不断改变、受语境限定的现象，社会性别不指向一个实体的存有，而是指向一些具有文化与历史特定关系整体中的某个相关的交集点。”（1999：15）社会性别是“非自然的”，一个人的身体和其社会性别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被指定为“女性”的身体，不展现具有女性特质的气质是有可能的。一个人可以是具有男性特质的女性，或具有女性特质的男性。对此，巴特勒首先从阐释波伏娃入手来论证社会性别的流动性和过程性。在《性别麻烦》的第一章，巴特勒写道：
如果波伏娃是对的，她声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为女人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女性自身是一个过程中的术语、一种生成、一个无法正确说出起源和结局的构成。作为一个进展中的话语实践，它对介入和重新意指是开放的。即使当社会性别看似浓缩成为最具体化的形式时，这种“浓缩”本身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潜伏的实践，它由各种社会手段支持和规约。对波伏娃来说，永远不可能最终生成一个女人，就好像有一种目的掌控着文化灌输和建构的过程一样。（1999：43）
如果性别身份是一种没有起源、没有终结的过程，那么它就是我们所做、所操演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是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它最终的整体形式被无限地延宕，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它都不是它的真实全貌。这样，对巴特勒而言，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尽的过程，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独立和自足。
如果社会性别是一种过程、一种生成，那么是什么决定我们生成什么，是什么决定我们生成的方式呢？巴特勒认为，我们在选择时，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能动主体，因为我们不可能站在社会规范之外进行选择。一个人所选择的“社会性别风格”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巴特勒说：
选择一种社会性别，就是用重新组织的方式解释所接受的规范。不能算作是一种激进的创造行为，社会性别是以自己的方式更新一个人的文化历史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工程。它不是一个我们必须做的规范性的事情，而是我们已经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情。（Salih：47）
巴特勒否认在性别身份背后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主体，决定着性别是什么。在她看来，并不存在先于性别操演的“我”，因为那个“我”是不断重复的产物。换句话说，与人道主义的主体概念不同，巴特勒认为主体不是一个事先预设的、本质化的实体，而是流动的、过程中的范畴。社会性别是“一个自由漂浮的诡计”（free floating artifice），它的实在效果是通过操演而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性别一直是一种行动。
性别操演的戏剧性维度还体现在《性别麻烦》对扮装的讨论方面。扮装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世界各国的戏剧大都有男女互换服装、反串角色的历史。在巴特勒的语境中，扮装主要指同性恋以不同性别的服装风格来区分主动及被动角色。例如，在同性恋的扮装中，一个内心与女性角色认同的生理男性会用唇膏、丝袜、裹裙等将自己装扮成女性，从而体现其身体与内心的差异。巴特勒认为，虽然扮装者挪用了异性恋实践中女性角色的刻板化形象，但生理男性在模仿社会性别的时候，其扮装表演暴露了社会性别本身的模仿性结构。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种模仿，它所模仿的恰恰是“真品”这一概念，而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本真”的性别和“虚假”的性别之分。至于解剖学上的身体与被操演的性别之间的差别，则说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一致性关系是建构的。巴特勒使用扮装这个例子来对抗性别规范所实行的暴力。她认为扮装是对社会性别的戏仿，它揭示了异性恋规范的不稳定性，同时打开了新的意指空间；它所产生的增衍效应使霸权文化无法再主张自然化或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因为在扮装这样的戏仿实践中，身体不是一种存有，而是一个可变的疆界。
性别操演理论的仪式维度
巴特勒认为，性别操演具有仪式性的维度，正是持续的表演行为逐渐形成了性别相对稳定的存有。事实上，自我们降生之日起，我们的一生都在参照性别规范这一剧本演绎着我们性别化的人生。但巴特勒并不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名先行存在的演员，可以随意让我们的身体受到文化事件的铭刻。在其1993年出版的《至关重要的身体：论“生理性别”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中，巴特勒指出：
操演性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因为它总是重复一种或一套规范，从它目前得到的一种类似于行为的地位来看，它隐藏或掩盖了它实际上是一种重复的惯例。而且，这种行为并不主要是戏剧性的；实际上，它的戏剧性是否明显，要看其历史性被掩盖的程度（反过来说，其历史性越不能被完整地揭露，它就越具有戏剧性）。（1993：12）
当我们不断地重复关于性别的社会规范时，我们正以持续的表演行为逐渐形成稳定的性别身份。这说明性别的操演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也不是人们可以自由控制、任意为之的行为，而是在强制性地重复性别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性别的形成一定要经历时间的演进，这也就是巴特勒所说的历史性。也因此，如果认为性别操演只是一种戏剧舞台意义上的表演，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改变，那将是对操演理论的误解。
在一次访谈中巴特勒谈到了这种误解或误读：“有一种对《性别麻烦》的糟糕阅读，即：我早上起来以后打开衣柜，开始决定今天我将扮演哪一种性别。很不幸的是，这种糟糕的阅读却成了流行的解读。”（Digeser：659）这种解读恰恰是因为忽视了操演行为的历史性，而只看重当时的操演行为，因而给人的感觉是操演只具有戏剧性的维度。针对这种误读，巴特勒在《批判性地怪异》（“Critically Queer”）一文中指出：
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操演的性别的一部分就是关于性别的全部真相。表演（performance）作为有界限的行动，应与操演性（performativity）相区分。操演性重述人们赖以形成的规范：它不是社会性别化的自我的一个激进组装，而是规范的强制性重复，我们无法自由地摆脱这些先于我们的规范，它们建构、激活和控制性别化的主体……而表演则意味着先行存在一个表演者。（1993：225）
表演以一个事先存在的主体为前提，总是预设一个行动者的主体，而操演性则没有预设主体。在操演性的概念里，操演先于表演者，表演者只是操演产生的效果。巴特勒对这种唯意志论的看法做出了更正，指出并不存在先于操演行为的本体论的身份，正是一系列的操演行为形成了我们所以为的性别的本质和身份。对性别操演的唯意志论解读，从根本上误读了巴特勒的观点，应予以纠正。
为了进一步说明性别的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是通过身体这个语境的自然化来获得它的结果的，巴特勒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一书中借用阿尔都塞的“询唤”（interpellation）①理论以及德里达的“引用性”概念，提出性别化的主体不仅重复引用性别规范，而且这种引用的过程充满了变化的可能性。巴特勒吸收了阿尔都塞的观点，提出话语对性别的建构是通过“询唤”达成的：
考虑一下医学询唤的情况，这种询唤把一个婴儿从“它”转变为“她”或“他”。在此命名中，通过对性别的询唤，女孩被“女孩化”（girled），被带入语言和亲属关系的领域。但这种对女孩的“女孩化”却不会就此完结；相反，这一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并不时地强化或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果。命名既是设立界线，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1993：232）
巴特勒认为，就像牧师主持婚礼时宣布“我现在宣布你们为合法夫妻”时一样，当医生宣布刚出生的婴儿为男孩儿或女孩儿的那一刻起，对性别的询唤就发生了：婴儿成了一个性别化的主体，他／她就处于该文化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界定之中。女孩儿被抚养成女孩的样子：穿粉红色的衣服，玩洋娃娃，长大后化妆，刮腋毛，学做家务，为进入成年妇女侍候丈夫和孩子的角色做准备。可以说，文化对社会性别的建构是在不断地被个人引用的过程中维持和进行的，男性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不断地“引用”社会性别规范。社会性别是一种总在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行为，它的产生是由于异性恋模式中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习惯性的、日积月累的不断重复。
如果操演行为是构建性别的关键，那么如何引用社会规范就至关重要。巴特勒的引用概念不是机械、被动、原封不动地重复文化习俗和规范，而是借用德里达“引用性”的概念，扩展了操演性的语意张力。因为在德里达那里，引用性瓦解一切权威的起源；它总是处于一条引用链中，没有起源，没有终结；它既重复引用既有的规范，又不断延缓、阻碍和消解形成既有规范的权力话语。巴特勒的引用性概念首先说明，性别身份的建立是对性别规范进行引用的循环反复过程，但这种引用不是被动地接受既定话语下的文化规范，而是将其看作开放和延异的序列。只有这样理解操演行为，才能产生不断变更和增生裂变的性别身份。
由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对规范的引用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巴特勒说：
关键是，建构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或由主体发起的一个因果过程。建构是一种重复规范的时间过程；在这种重复过程中，性别得以产生。作为重复或仪式性实践日积月累的结果，生理性别得到了自然化的效果，然而也正是在这种重复的过程中有偏离规范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不稳定性和能动性。（1993：10）
成为主体，就意味着既被规范所塑造，同时也可能改变规范。社会规范对塑造主体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完全被规范所决定，换句话说，规范和对规范的引用是两码事。人不是规范的牵线木偶，必须按照规范的设定表演。引用过程中产生的偏离和缝隙，便是产生变化之处。也就是说，能动性产生于改变规范的再赋义过程。引用规范时产生的空白、失败、偏离和拒绝便是能动性的源泉。
但是，如果依巴特勒所言，能动性产生于再赋义的过程，那么导致再赋义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并没有详细论证。她仅指出，能动性的源泉在于“能动的束缚”（enabling constraints），这些束缚就像工具，“在放工具的地方拿起工具，拿起工具的动作只是由于有工具放在那里。”（1999：145）这似乎是说，只要有引用，就会有偏离，就会有能动的可能性。这种解释对传统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并不具备说服力。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巴特勒所思考的能动性问题引发争议之处。
性别操演理论的语言维度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巴特勒更感兴趣的是语言和话语对主体身份的建构。巴特勒受福柯的影响至深。福柯认为，知识、话语、权力三者密不可分。话语作为语言实践，是权力关系汇聚的中心，它有自身的社会和历史语境，是具体生存条件的产物。权力结构不仅是遏制性的，而且是弥散性、生成性的，它分散在无数的话语实践中，而正是各种话语实践产生知识、表达秩序。由于涉及权力，知识不再具有所谓的“客观性”和“中立”的价值，话语也并不试图表达真理，而只是为了维护主导社会的秩序。我们关于性别的知识，也正是主导社会为维护其权力地位而通过哲学、宗教、心理学、医学、文学等学科，以及学校、家庭等场所的各种话语实践而产生的。巴特勒显然深刻意识到了权力、话语和知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她认为，身体的物质性不是纯粹的，它受到话语的控制。作为主体性基础的身体也可具有文化性，因为“身体总是和语言有关”。（1993：68）当我们认为物质先于话语，将其作为我们讨论性别差异的基础时，我们却发现，实际上物质充满了关于性别话语的积淀。这种“不可简约的”物质性，正是通过问题重重的性别话语网络得以建构的。这也是为什么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要对性别话语做系谱学的探讨。
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巴特勒借鉴英国著名语言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ohn L.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操演理论。奥斯汀1961年在其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认为，证实性言语（constative utterance）和述行性言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是两类最基本的言语行为。证实性语言可以对既成事实做出正误判断，如《皇帝的新装》中小男孩儿诚实地叫喊“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是正确的，撒谎的少年说“狼来了”是错误的。述行性言语则不涉及对错之分，但它“言出什么也就做了什么”，具有“以言施事”的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这种施事话语要有以言取效的结果（perlocutionary effect），发话人必须有适当的身份、地位和权力，而且他的话语要符合一定的惯例。例如，当牧师在教堂主持新人婚礼时，从说出“我宣布你们为夫妻”那一刻起，这对新人就成了夫妻。再比如，当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产生了光。由于主体的力量或其意志，一种现象得以产生。当然，只有拥有绝对权力的上帝才能达到这种以言取效的结果。因此在言语行为理论中，述行性是产生它所命名的东西的语言实践。巴特勒正是借鉴了奥斯汀关于述行性言语的生成力量而宣布性别的操演行为生成性别身份，并不存在独立于这些操演行为之外的“本体论的”身份，人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先在的，而是流动性的、过程性的。（Cooklin：138）身份范畴不是基于身体物质性的个人特性，而是语言和意指的操演效果。
就像巴特勒自己在《性别麻烦》再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她有时把操演理解为语言性的，有时又把它设定为戏剧性的。在提出操演理论九年后，巴特勒认为这两者互相关联，而且彼此错落出现。如果将言语行为看作是权力的例示，我们就会注意到操演的戏剧性和语言性的维度。在1997年出版的《失控的语言：操演的政治》（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中，巴特勒进一步将言语行为理论与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相结合，特别关注仇恨语言、反淫秽语言和同性恋论争等文化事件中的言语行为，指出言语行为是表演出来的（因此是戏剧的），同时也是语言的，通过它与语言的惯例隐含的关系，促成一套结果。
《失控的语言》让我们知道，种族主义者、同性恋憎恨者以及性别主义者所使用的伤害性语言是一种命名实践，这种使用命名的权力生成了规范话语中的少数族裔、同性恋及女性等身份。命名（如“黑鬼”、“酷儿”、“婊子”等）可以伤害被命名者，其原因在于这些名称的历史含义。虽然语言和权力产生主体，但巴特勒认为，主体的能动性恰恰产生于如何改变意指结构。只有从语言上颠覆主导权力的命名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命名的地位。
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一书的介绍部分，巴特勒对操演性理论进行了总结。她说：
以下是对操演性的再表述：一、对性别操演的理论化不能脱离管控性性别体制的强制性及重述性实践；二、受话语／权力机制影响的能动性表述不能与唯意志论或个人主义相混淆，更不能与消费主义相混淆，绝不能事先假定一个可以随意选择的主体；三、异性恋体制限制并概括性别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通过对作为异性恋霸权组成部分的管控规范进行物质化而得以形成和维护的；四、规范的物质化依赖于那些规范得以使用的认同过程，这些认同过程先于并促成主体的形成，因此严格来讲，这些认同并不由主体所操演；五、建构主义的界限暴露卑贱身体生活的界限，这些卑贱的身体无法被称之为“身体”。如果性别的物质性在话语中被划分了界限，那么这种界限会产生一个被排除的非法的“生理性别”领域。（1993：15）
我们通常认为，建构的东西是人为的、可有可无的，但我们身体的物质性是活生生的事实，建构和物质性因而是相对的概念。但巴特勒建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建构本身的含义，因为对身体的建构是构成性的，没有这种建构，就没有“我们”。建构因此被理解为一种构成性的约束，这些约束不但产生可理解的身体，也产生不可理解的、卑贱的、不可活的身体，后者被完全排除在可理解的范围之外，如幽灵般困扰着前者。这样，关于身体的事实，或者说组成我们身体的质料就是物质化过程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化过程产生了我们叫做质料的表面结果，因而身体的自主权成了一个“真切的悖论”：虽说身体是“自己的”，但它从一开始就被交给了他人的世界，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在社会生活的熔炉里得到历练。因此，我们无法理直气壮地说，身体就是我们自己的。
笔者认为，巴特勒并不是说身体的物质性完全是语言的产物，而是说物质性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与意指联系在一起。物质与意指无法分离，或者说意指之外并无纯粹的物质性，我们只能通过再现系统了解身体的物质性。性别化的身体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单位，更是权力、知识和话语的汇聚点，因而身体不可能具有纯粹的物质性，它与主导社会的话语实践密不可分。
巴特勒所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对我们重新审视性别的范畴具有重要意义。她认为，生理性别并不是先于社会话语存在的事实，它和社会性别一样，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我们无法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做出区分，而只能说性别形成于某些持续的行为生产中。这种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论，对于改变人们关于性别的深层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次，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也对传统女性主义以身份政治为基础进行政治建构的尝试和努力构成了有力挑战。巴特勒为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激进的可能性：冲破性别的本体认识论，而将可变、流动的身份作为政治策略的先决条件，如此就能使女性主义理论从单一的基础中挣脱出来，避免遭到被它排除在外的那些身份位置的挑战。再次，巴特勒的主体观沿袭了尼采对“实在形而上学”的批判，认为实体的“我”是一种幻灭，它不是语言再现的一个统一、稳定的存有，而是语言语法结构的产物，即主体是一个语言范畴和一个形成中的结构。（Jagger：18）由于主体是语言和意指的产物，这就提醒我们意义重组和主体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最为重要的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揭露了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功能，摧毁了性别层级秩序的哲学基础，为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建构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哲学话语。
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外国文学》2011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都岚岚：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文论与批评、当代英语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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