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刘军：互文性（下）
关键词 ：互文性 解构 克里斯蒂娃 巴特 巴赫金 主体间 有立场的读者群
互文理论的发展
互文理论的发展和实践采纳了读写相对的观点，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人文创造力。与互文相关的各种现象丰富而复杂，提出不少新问题。可借用克里斯蒂娃横向和纵向阅读的比喻来勾勒概貌：有些实践纵横交叉，双向并存；有些实践则弃横趋纵。纵横交叉意味着：纵，能分辨并分析文本和文本的联系；横，则保存对作者意识和文学性的尊重。有纵而无横，忘记是文 学性和历史感。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阅读文学文本，仅从其中提取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互文本，目的是做文化和历史研究。但是，文学文本如何转换了这些文化和历史互文本的原意，却被忽略。文学性被边缘化。
另一重要现象是：随着阅读观的改变，出现了各种“有立场的读者”（situated readers），如：女性主义、后殖民、新历史、生物政治等立场的学界读者群体。他们的解读为的是重写，旨在改变某种现状，使互文性和解构紧密相关。在种种阅读立场的网状里，以“父亲”为形象的作者意识也呈现了多层的含义，与不同的阅读立场相呼应。下面几例，虽不能涵盖全貌，但可看出几个趋势 。
布鲁姆和文学史 后来的作者学习并重写前面的作品，形成自己的作品，这就是文学史。显然，文学史是互文的。举几个例子：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是基于荷马《奥德赛》的现代小说；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伊甸之东》重述《创世记》，却把地点放在加州；库切（J.M. Coetzee）的《福》是对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做的后殖民式的重写。还有些作者刹用多种文本构建自己的作品。如，福克纳的《喧嚣与愤怒》吸收并转换了基督教的礼仪和布道词、莎剧《麦克白》的独白、耶稣的故事、南方的文化材料，等等。艾略特的《荒原》则是跨文明、跨时空的文学和文化材料的集大成 。
艾略特质疑浪漫理论的“主观诗学”（subjective poetry）时，第一条理由就是：作家写作必须有历史感，而历史感来自于对文学史上各个传统的理解和借用。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悖论：在继承“死去的诗人”的同时，后来的作家又要有意偏离传统，才能进人传统，展示个人才能。（Eliot:538-39）后来，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对艾略特的论点又换了一种说法：作家在继承前人时，必须有意“误读”才能创新，文学史于是成为一张“ 误读路线图”（map of misreading）。布鲁姆建构这个理论时思考了作家动机这个重要问题。他借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作比喻，亦即儿子受占有母亲欲望的驱使，有取代甚至杀死父亲的念头。布鲁姆刻意选用有希腊语词源的两个字：precursor和ephebe，一层意思是先驱和后辈，另一层意思是父与子，这样，俄狄浦斯情结和文学史就连接起来了。后辈作家要模仿先驱者，又要超越他，创作时有一种“影响的焦虑” （anxiety of influence）。他说，“诗学父亲” （poetic father）是“讨厌的父亲”（scandalous father），因为他死不了，杀不死 。 布鲁姆写道：“我认为 一个诗人……并非是一个向其他人说话的人［注：华兹华斯原话］，而是反抗一个死人［注：precursor］对他说话的人，不能容忍的是，死人比他活得还旺。”（1975a:19）
布鲁姆的文学史观有两个相关的因素。首先，文学是互文性的。他说：“一个文本只是语义的一部分：它是个提喻（synecdoche），指向包含其他文本的更大整体一个文本是一个关联性的事件（are relational event）……”（ 1975b:106）互文性因 “影响的焦虑” 而产生。提出创作／阅读的心理因素，是布鲁姆理论特有的贡献。在这个心理过程中，“作者意识”在阅读／写作中的作用不但没有被略去，而且更具体了。
布鲁姆认为，推动文学创作的不是健康状态，而是危机感，是病态的“焦虑”。处于俄狄浦斯情结状态下，“儿子”的创作采用种种策略，包括了有意的误读，还有心理“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s ），与“父亲”抗衡并予以区别。如果浪漫诗学认为想象力是神性的，曾经是浪漫理论家的布鲁姆后来意识到：想象也充满和历史相关的焦虑。布鲁姆虽然呼应巴特关于阅读和写作相对化的看法，却没有否定作者意识 。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文学和理论丰富而不离主轴：文学是父权文化传统的寄宿地，也是女性争取平等的对话和交锋的场域。女性主义的阅读和写作存在于父权的阴影下，具有明显的解构特征。1970年代出现的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更多地在语言、文学、文化领域里探讨性别平等。以前被忽略的女性作品被重新发现和解读。
1979年，吉尔伯特和古巴（Gilbert and Gubar）出版了一本里程碑性的文学理论书籍：《阁楼上的疯女人：19世纪女性作家和文学想象》。两位作者吸取布鲁姆的理论，却又针锋相对地反驳他。她们认为，布鲁姆说的是男性中心的文学史，忽略了对女性文学的形成的叙述。“影响的焦虑 ”说的是子与父之间的焦虑。19世纪女性作家的焦虑却是另一种：“想做作者的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女性作家的创作也是从危机和病态开始的。不过，她们的“病” 首先是父权文化强加给她们的那些“病”。例如，认为女性的生理 “天然” 地容易患心理疾病，容易发“疯”（mad）。这种偏见固锁在父权文化的语言里，女性作家必须冲出文字的禁锢。
用吉尔伯特和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句来概括她们的女性文学观：“Infection in the sentence breeds”（句子中炎症在滋生）。此处的 “句子” 指的是“男性的句子”（man’s sentence），亦即父权的语言体系。 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自己的一个房间》中分析过， 19世纪的女性作家不得不面对 “ man’s sentence” ，或服从，或叛逆，或改造，才能成为作者。她举了一个具体的句子例，接着说：“在［这个句子］后面可以看见约翰逊、吉本和其他人。这是一个不适合女性使用的句子。”（Woolf:606）狄金森的诗里也说，如果把 “字句”不断折叠之后看，发现里面住着一个 “布满皱纹的创造者”（the Wrinkled Maker）。Maker—词多义，如：神、制造者、创造者、诗人。Wrinkled Maker应该指的是代表父权的文化语言之父。父权语言里的 “炎症”首先指的是那些所谓女性疾病的比喻。那么，这些比喻滋生了什么？首先是女性作家的“焦虑”，后促使女性作家对父权语言采取自己的阅然读和写作策略 。
19世纪的欧美文化中，女性的不平等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尊严等各方面。女性只能写日记、信件、儿童故事，当时的文化风气希望女性处于 “天使的沉默”中（angelic silence）。写小说的女性受到嘲笑，反叛的女性被妖魔化（Gilbert and Gubar:1532）。女性作家焦虑，因为她生活在 “布满皱纹的创造者”的句子里 。
既然男作家可以从父亲形象的前辈那里得到启示，女作家为什么就不能从母亲形象的前辈那里获得鼓舞呢？吉尔伯特和古巴用 “白雪公主”童话故事做了回答。故事里有个“疯皇后”，她遇事总是问她的镜子，而镜子永远用 “国王的声音” 回答她。（1532）换言之，如果去找母亲级的前辈，她已经把男性语言内化而 “疯”掉了。当然，文学史后来的发展，出现了母亲级的作家，国黑人作家的创作也是如此。早在1918那是医好了“疯” 病之后的皇后。
19世纪的女性作家是如何创作的？吉尔伯特和古巴答：女性作家带着“想做作者的焦虑”，利用当时文化可以接受的文学形式（例如浪漫故事），加以巧妙的书写，写出另一种情节，另一种心境。女性作家创作时免不了会想到男性语言那些互文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她们的创作是互文的也是解构式的能指游戏。比如，父权文化为女性设想的家庭空间，在女性作家笔下变成囚禁的空间；浪漫故事里输人暗恐的阴影；父权语言里的符号产生了新的语义。在19世纪的女性文学里，mad这个词一方面附加着父权话语所谓女性精神病的含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愤怒”而抵抗的新意 。
19世纪的女性文学证明：玄奧的解构和互文理论，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其实是和人的生存联系起来的，像直觉一样清晰明了。
前面提到，文本的词源和编织有关，而编织在古时就是女性的专长。互文性和女性文学的关联十分自然。女性讲故事是互文性的，和她们会编织是一个道理。现代的女性作家是古代神话的再生。她们是有魔法的摩伊赖、阿里阿德涅、阿拉克涅、海伦（Helen），是倾诉冤情的菲洛墨拉（Philomela），是既能编织又能拆解的佩内罗珀 。
后殖民理论等等 吉尔伯特和古巴认为，父权文化之下的女性写作与美国黑人作家如何写作是一个道理（Gulbert and Gubar：1534）。美国文学中的印第安人文学和黑人文学显然属于后殖民的理论和实践范畴。当然，后殖民更是全球性的话语 。
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文学的互文性带有巴赫金所说的“双重声音的话语” （double-voiced discourse）特征，是典型的 “对话性话语”（dialogism）。
19世纪的女性写作是“双重声音”，美国黑人作家的创作也是如此。早在1918年，黑人理论家杜波依斯（ W.E.B Du Bois）就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ellow）中提出 “双重意识”（ double consciousness）的看法：曾为奴隶的黑人，一方面有自己是“他者”的意识（即白人如何看他们的意识），另一方面有自我意识。两种意识的并存和冲突，形成黑人文学和美国主流文化对话的特征。（567-68）后殖民作家法农（Frantz Fanon）在 1950年的著作《黑皮肤，白面具》（ Black Skins, White Masks）里，讲了同样的道理 。
后殖民作家常常对代表殖民思想的文本做重写（rewrite）：计对你的故事重新叙述，把我的不同观点写入新版本。重写既是读，也是写。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逐渐被认识到是负载殖民思想的文本。20世纪，有好几个从后殖民角度重写鲁滨逊的文学作品。加勒比作家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的戏剧《默剧》（Pantomine）即为一例。剧中鲁滨逊和星期五的角色互换，沃尔科特巧用互文、双声、解构、混合，对笛福代表的意识形态之讽剌，淋漓尽致。此外, 还有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福》 (Foe)是又一种风格的重写 。
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的立场》（The Location of Culture）的《序》里说，“后”殖民的“后”字代表一个逻辑，即“单一的概念”（singularities）如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概念已被超越。单一话语的时代可告结束。当代的文化生产是各种文化、历史、时空的交错，形成“之间”（in-between）或 “衔接空间”（liminal space）。（ Bhabha:1-8）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推动当代的文化生产。飞散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翻译：家园和世界，回忆和旅行，涉及许多相互关联的文本。“东方西方”及“南方北方”代表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磨合交锋，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声音和意识变成双重或多重。 当代文化中互文性显而易见，但并非只有互文性。
结语
所有文本都是互文性的。这一古老而又薪新的见解让我们看到，任何文本都是网状的编织。文本的空间是立体的，不仅指向文本间的关系，也指向主体之间的对话、意识和立场之间的交锋、新旧语义的组合和转换。
互文本通常是作者和读者共享的那些熟悉的文本，或隐或显于一字、一句、一段。熟悉的文本是“已经写过”或“已经读过的文本”，deja。任何语言系统里文字符号的语义，在写作和解读传统中积淀，又在传统中变化。“写过”和“读过”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ion）说得风趣而又准确：“所有的文学作品……即便是在无意识层次上，都被阅读[这些文本］的社会‘重写’了。”（Eagleton:12）
因为读中有写，写中有读，文本的语义层层重叠。互文理论代表的文化观反对的是因循守旧甚至专制的文化观。将文本看成互文性的，意味着旧有的纤维在新的编织中获得新意，而“新” 的编织被重读重写之后又被更新。
表意如水。溪水流人江河湖泊，又流入大海。本文提到的文学史观、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的理论实践，还有从略的非文学文本的理论和实践，是当代文化生产的各股溪流，而全球时代的文化是海洋。“上善若水”，善哉生命之水！互文理论认为语义是活水的流动，与德里达解构提到的表意是延异过程、以能指游戏质疑和改变逻各斯中心等看法相吻合。互文理论是解构的一部分。文对影响广泛的巴特论长论短。在比照中发现了他的价值和缺陷。巴特将文本的媒介（agency）从作者意识转移到“共时”的语言体系时，轻视了文本在历史和个体中形成的具体语义。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对立，或许说明：巴特并未脱离自己之前的结构主义思维 。
巴特接续克里斯蒂娃的话语时，忽略了巴赫金的对话、复调、主体间概念。虽然巴赫金、克里斯蒂娃也不赞成作者有绝对原创性的观点，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竺定作者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多元主体，不是主体意识的消失，而是又一种主体意识的出现。巴特之后探讨互文理论的那些作家（如：布鲁姆、吉尔伯特和古巴、后殖民理论家，等等），事实上并没有把互文和具体的历史、主体间概念、作者意识隔离，而是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令人信服的文本空间理论。克里斯蒂娃理论中那些被巴特忽略的部分，正是巴特理论的缺失 。
巴特的文本空间其实是单向的。将“作者意识”与语言系统对立，抹去文学和非文学文本的区別，将文学和作者归于等级秩序，其中的逻辑似乎不是相对论，而是二元对立的辨证法。又如，他提出读和写相对化的同时，又宣布“作者已死”，“读者降生”，造成读和写的新对立。巴特提倡的解读自由化，实际上隔断了新与旧的纤维的互文编织。Jouissance与作品本身产生的pleasure相对立，由此产生的阅读兴奋，似乎成了“读者”的一种自慰。如此种种，隐约暗示着：巴特和德里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克里斯蒂娃有重大的分歧。他并没有脱离柏拉图的二元对立逻辑 。
互文性的意思是文本之间。除了文本之间，还有主体之间、历时即历史和共时之间、符号学和对话性话语之间、读者和作者意识之间、写与读之间、旧与新之间，等等 。“之间” 不是对立，而是对话，是翻译，是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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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军（笔名：童明），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外学者”特聘教授，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终身教授,该校杰出教授（University Outstanding Professor），美国学术期刊《东西方思想》（JET）编委, 国内《中国翻译》和《外国文学》的编委，现任中国译协理事会理事，浙江大学兼职教授（2015年至今）。曾任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特聘教授（2010年—2014年），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尖峰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009年），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2005年—2007年）。刘军教授以童明的笔名在国内外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