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于琦：行动

内容提要：行动是齐泽克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借助它主体能终止与符号世界的关系。与内在于象征秩序的各种否定行为不同，行动旨在颠覆严格意义上的象征秩序本身，它具有一种自由的主体性维度，能够使个体或群体的介入成为可能，并最终在现实层面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彻底变革。行动突出的是一种实现不可能或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能力，这将由它重塑的革命主体来完成。行动的原型人物是安提戈涅。在齐泽克的理论中，行动对未来的个人和社会变革具有关键意义，但把行动的自由维度加以绝对化又使他陷于一种理论困境，因为这导致其结果的非确定性，既可能带来列宁式革命，也可能导向极权主义。

关键词：齐泽克 行动 安提戈涅 重塑主体 绝对自由 非确定结果

“行动”（the Act）是齐泽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被广泛用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讨论。在齐氏激进的政治哲学视野中，无论是微观的个体行为还是宏观的政治变革，都与行动彻底或绝对的自由维度密切关联。因为依据拉康式精神分析学理论，事物能否发生或实现实际上取决于大他者（the Other），“不仅能够做什么是由大他者决定的，而且那些致力于动摇支配性符号的所谓‘颠覆性’的实践，实际上也要受大他者决定”。（Grigg：121）如此一来对目标的颠覆必定陷入失败。在齐泽克看来，这一理解未免过于悲观，他努力要做的是推出一种更彻底、更基础性甚至是绝对性的理论方式，目的即在于真正打破上述循环。行动与内在于象征秩序的各种否定行为不同，行动旨在颠覆严格意义上的象征秩序本身。其重要作用表现在，它具有一种自由的主体性维度，能够使个体或群体的介入成为可能，并最终导致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彻底变革。

在齐泽克的理论中，行动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概念，借助它主体能终止与符号世界的关系，而且在现实政治层面，行动还被视为“使针砭意识形态与政治变革成为可能的对现状的猛烈破坏”。（Grigg：6）总体来看，行动所突出的是一种实现不可能或带来彻底变革的能力。它既可视为一种彻底激进的姿态，又可理解为一个能够建立全新秩序的事件（event），或一种极致的否定力量。“行动是这样一种事件，借助它人们能够中止（suspend）象征支撑或维持主体性的网络，并且在既定领域中打开一个‘不可决定的’空间。”（Žižek，1991：29）行动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种能力对于未来的个人和社会变革具有关键意义，可以说“希望就蕴含在自由的可能和革命行动之中”。（Kay：127）

行动从出现至今内涵多有变化，齐泽克不断赋予它新的解释。根据剑桥大学教授凯伊（Sarah Kay）的梳理，行动最初源于齐泽克对拉康 passage à l'acte（付诸行动）的改写，基本含义是一种精神病行为，表示疾病发作时一种彻底拒斥整个符号性社会联结的反应。“借助该行为，主体使自身具体化并且中止与象征（the symbolic）的关系”。（158）可见反抗象征是行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齐泽克理论中，精神分析学总是与道德和政治哲学密不可分，在推动人类变革方面，精神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理解框架并引导这一进程，政治哲学则关涉如何使改变最终成为可能，而行动正可视为二者之间的联结。之后他又对行动做了进一步发挥，愈发接近拉康 l'acte（行动）一词的含义，但与之相较似乎更加彻底，它“表示一种投入到真实（the real）中的行为，同时又保留使主体承担责任的符号性的意义”。（158）行动成了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一种介入，它旨在改变符号—社会关系。这样一来，主体就无需再隐藏在本我、象征、驱力和力比多经济等方面的无能为力状态，而是积极大胆地展开行动。“行动恰好位于象征与真实两者的分界线上。”（Pluth：2）在更晚近的著作、尤其是代表作《视差之见》中，齐泽克保留行动之否定性同时，又开始强调此概念形式上的品质（formal quality），“创造性的行动不是对一系列预先决定的结果的确认，而是开创一个无声状态，为彻底不同的时刻出现清出一个空间。”（Parallax View：154—55）总之，随着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成为齐泽克思考与写作的主要领域，行动的地位愈发重要。自1992年《享受你的症候》问世以来，它不仅成了齐氏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而且“可视为齐泽克的理论实现方式，即如何通过‘行动’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实现最彻底、最根本的革命或变革”。（Pound：36）

按照戈雷格（Russell Grigg）的观点，“精神分析是一种激进又深具颠覆性的学说，其实践质疑占支配地位的自治话语和主体的自我决定论。”（119）齐泽克深厚的精神分析理论素养使他洞察到一个事实：主体总是分裂的，并且无法摆脱无意识的掌控。他明确指出，“人们总在受骗，尤其当你自以为没受骗时受骗最严重，原因是我们永远无法主体化，无法把无意识转换成可认识的内容，正是无意识把我们与关于意义的既定符号秩序绑定在一起。”（Vighi：31—32）由此可见，人们面对的似乎就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接受意识形态持续性的愚弄，要么误以为个体拥有自主性而被愚弄两次。

精神分析学还使齐泽克形成另一个发人深省的认识：欲望永远都不是自己的，而总是属于他者，因为我们的欲望早就被大他者清晰地传达出来。依据拉康的经典理论，人的欲望永远是“大他者的欲望”，包括对他者的渴望、渴望被他者所渴望，以及最关键的、渴望他者所渴望的东西。所谓大他者，指的是符号秩序（象征）的权威性所栖身的一个场域。“制约社会交往的显在的符号规则与不成文的隐性规则，即由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标示出来。”（Žižek，2000：657）显性规则的例子自不必说，隐性规则对社会交往同样至关重要，比如，一对好友在职位晋升竞争中一人落败，胜利者“正确的”处理方式应当是友善地指出落败者更应该得到晋升，自己无非是比较幸运而已。而落败者“恰当的”回应是，对方取胜与运气无关，而是实力更强的必然结果，对结果表示心服口服。上述过程虽然完全是程式化的，并无任何真实信息表达，但它完美地体现了规制我们言行的大他者（隐性规则）的重要性，只要有一人违反此规则，双方友谊就会受到动摇。拉康式名言“被假定相信的主体”，其字面义亦即表明我们是通过大他者而相信的。因此，当某人说，“我宣布会议到此结束，这一言说行为的要点即在于把会议结束的信息注册到大他者之中。”（Žižek，1992：98）

上述认识无疑将引出一个严峻的问题，若内心深处的欲望、最隐秘的幻想都不属于自己，那针对大他者的抵抗性实践如何能起根本作用？人们如何思考真正的自由并最终实现自主？只能在宿命的世界听天由命、永远无法理解我们的行为根据吗？既然一切都受大他者掌控，那一般意义上的抵抗或颠覆实践自然也就难以实现其目标，如齐泽克本人所说，“如果条件与我们主体性的存在正好相反，那‘希望’和‘行为人’也就不可能有太大发展空间。”（32）更有甚者，“此类实践最终会支持其欲颠覆的对象，因为大他者的霸权形式早就考虑到甚至制造出了‘违反’的场域———依据拉康的定义，大他者既包括符号规范也包括针对它的符码化的违反。”（Ticklish Subject：314）以法律为例，对法律的违反早已被建构在法律内核之中，大他者预留了抵抗的空间，做好了对付扰乱的准备，提前预备好把各种形式的颠覆化于无形，在此空间内进行抵抗自然不可能实现其目标。齐泽克强烈质疑抵抗政治（politics of resistance）反击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提前对这些斗争形式做出了反应，预先化解了其锐利的锋芒。在此情况下，要真正实现对目标的颠覆，就必须发展出一种更激进、更彻底的抵抗方式，必须完全断绝与大他者之间的联系，此乃齐泽克力图通过行动来完成的任务，在他的理论中，“颠覆一词对行动而言就不再适合，后者需要一种更强大的方式。”（Pluth：18）

行动概念体现出齐泽克政治理论中的一个奇特现象：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奇妙组合。如凯伊所指出的，“对现时状况无比悲观，同时又乐观地相信它可以改变。”（154）身为左翼思想家，齐泽克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忧心忡忡，坦陈“我们不可能提出全球变革的清晰的理论计划”。（“Reply to Boucher”：189）不过，一谈起行动又变得格外积极乐观，坚信行动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开创性力量，似乎改变全球资本主义已是指日可待之事。

齐泽克对行动的阐发，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悲剧人物安提戈涅进行的。安提戈涅执意埋葬政治不正确、背叛了城邦的兄长波吕尼克斯，公然反抗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社会—象征权力。从城邦的律法体系来看，这一行为无疑是扰·98·于琦行动乱性的，是彻底疯狂的，因此她被剥夺生存资格逐出社会象征网络。但在齐泽克看来，安提戈涅的重要意义正表现在令人恐怖的异质性（strangeness）方面：不屈服、完全担当、对真实的欲望决不妥协。为挑战既定秩序以一种极端姿态迎接死亡，决绝地投身于生命的黑暗深渊。安提戈涅完美地展现出“对善的某种理想状态的彻底拒绝”，（Lacan，1992：230）这对道德—政治性的行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她以决绝姿态打开了颠覆象征秩序的一种可能性。“就在对‘死亡驱力’的坚持，在向死而生、令人恐惧的无情中，她摆脱了日常感情、思考、激情和恐惧的循环。”（Sublime Object：131）齐泽克指出，安提戈涅所展现的正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行动，不遵循任何既存的社会共识，不接受既有的关于“善”的定义，而是重新界定什么是善。与通常的反抗相比，“安提戈涅非暴力反抗的姿态在述行方面要远为激进：通过坚持给死去的兄长举办一个体面的葬礼，她挑战了占支配地位的善的观念。”（2000：672）之后他又说，“道德行动不仅仅‘超越现实原则’（在‘与现状背道而驰’、完全不顾现实、坚持其原因—物［Cause－Thing］的意义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标示出一种能改变‘现实原则’坐标本身的介入方式。”（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167）她的行动疯狂得令人震惊，常人难以理解，是因为它并非在既定的符号秩序（象征）中发生，不能加以合理化，与此相反，它自身产生符号秩序，产生证明自我合法性的前提。“安提戈涅远非平庸守成之人，在对抗科瑞翁的傲慢自大时，她不会恪守在适当的尺度之内，恰好相反，真正的暴力就是她展现出的那一种。”（Violence：70）她通过对兄长葬礼的坚持有力地撼动了既有符号秩序的根基。

在齐泽克看来，“惟有一种在现存／坐标中显现为‘不可能’的激进姿态才能实际地解决问题。”（123）安提戈涅的行动展现出的激进性，使她得以大胆做出埋葬兄长的决定，她最终以决绝的暴力姿态，彻底超越城邦伦理的束缚，不受任何道德规则的制约。行动使她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形态和社会存在形态成为可能。齐泽克援引了海德格尔的相关阐发加以说明：“当根本性的决断被作出，当它反抗日常生活与习俗中持续而紧迫的陷阱时，它不得不使用暴力。这一暴力行动，这一开辟通向在者之在的决断，就把人性从最切身而惯常的安逸状态中强拖出来。”（Heidegger：128；Violence：69）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为巴迪欧（Alain Badiou）的《伦理学》撰写的书评中提出，“在转换（transformation）这个观念中存在一个悖论：如果转换足够深刻，它就可能会把转换的标准本身一并转换掉，使转换看起来不可理解（unintelligible），然而，一旦它能被心智理解的话，又是转换不够彻底引起的。”（246）对于这一两难境地，齐泽克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恰当的黑格尔式的解决方式是自我指涉的：它用我们度量变革的方式改变其坐标。换言之，真正的变革确立自己的标准：它只能用自身带来的结果作为标准来衡量。”（“No Man is an Island”）安提戈涅正是如此，她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就是因为其行为在既有的符号秩序内无法被真正理解。从根本上说，安提戈涅不仅质疑并挑战了既定秩序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她确立了关于善的新标准，用这一新标准再反向回溯其行为，赋予一种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就是说，只有以她本人确立的新尺度来衡量她的行为，才能够真正理解其行为逻辑。安提戈涅打破了旧观念，自我确立了一个认可其行为逻辑的新秩序，这是她的一大亮点。视之为真正的行动的代表，原因也在此。行动是反身性地（reflectively）确立自身存在之正当性的一种行为。如美国学者约翰逊（Alan Johnson）所指出的，行动“必须在法律之外行动，投入到某种帕斯卡式的孤注一掷中，行动本身将会创造出它回溯性的民主的合法化条件”。（122）尽管安提戈涅的非人性特征已预先排除了我们认同她的可能性，但能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根本问题：人究竟该怎样？何谓终极使命？在此已接近齐泽克近年来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理论界尤其是激进左翼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该如何作为？如何对这一全球秩序展开真正有效的抵抗？如何从根本上削弱并颠覆既存社会秩序？行动正是以解决上述问题为理论目标。

在齐泽克理论中，行动始终被当作“一个关键原则”，（Goldingay：10）它显得格外复杂而又高度抽象。理解行动特点的关键在于它能彻底中断与大他者之间的联结，因为无论哪一种实践，只要与大他者之间不断绝关系，都只会陷入无意义的自我重复或演变成由大他者掌控的另一种实践。行动可视为以特殊方式与自我相关的一个决定，立基于象征秩序中的零度否定姿态，它承认自身最终是无基础的，这意味着行动必然冒偶然性决定之险，甚至“有必要采取某种暴力来反对自身”（Žižek and Daly：121）或进行自残，《易碎的绝对》一书对此做了精彩的阐发。行动不可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象征体系内被合法化并得到支持，而总是与真实密切相关，如拉康所下的定义所示，行动表示投身于真实中的一种行为。真实是对立于象征的一个领域，它“是社会无法吸收的特别之物”，（Rickert：69）并指明符号秩序存在裂缝或缺失的事实，这暗示出主体通过行动即可明确大他者的局限性，以此为与大他者划清界限提供了一种可能。

以具体例证来说，行动是“用放弃放弃自身的方式退却［并且开始］清楚意识到我们在丧失之中无物会丧失的事实”。（1992：43）齐泽克借助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导演的电影《斯特隆博里》（Stromboli，1950）来说明。在影片结尾部分，主人公凯琳成功逃离丈夫掌控，摆脱了长期蛰居荒村令人窒息的生活。她到达斯特隆博里岛上的火山口，被喷发出的浓烟吞没。在陷入昏迷之际，她开始大声诅咒自己困苦、单调又充满世俗偏见的荒岛生活！但就在随后的一瞬间，她产生了顿悟式的体验，生活的严酷顷刻间转化成了令人赞赏的奇异之美。齐泽克指出，这一结局标示出凯琳下一步行动的非确定性：可能会返回小村也可能就此远离。

影片结局的行为（action）发生。凯琳完成的（或更准确地说她所遭受的）行动正是她象征性的自杀：“丧失”一切的行动，从符号现实中退却，使我们得以从“零点”（zero point）、从黑格尔称之为“抽象否定”的绝对自由中重新开始。（1992：43）

凯琳所体验的正是“对丧失自身的丧失”或者“对放弃自身的放弃”。前一刻她还害怕失去，但此刻进入价值和意义的缺失状态，她意识到已经无物可能失去，也无物能伤害自己。此时她是彻底自由的。

在齐泽克的理论视野中，“对放弃自身的放弃”正是凯琳的“象征性自杀”真正有别于“实际自杀”的地方。“‘实际自杀’行为仍处在符号交换的网络之中：主体试图通过自杀向大他者传递一个信息，即，正是该行为具有承认有罪、严厉警告以及悲怜诉求等功能。”（44）在此情况下，主体即便行动在肉体上消失仍逃脱不了象征体系的掌控，他／她至死也无法终止与大他者的联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象征性自杀则“以把主体从主体交往圈（inter－subjective circuit）中排除出去为目标”。一旦实现，其主体就不再受象征秩序的束缚和制约，将彻底摆脱大他者控制而享受极大的自由。“行动是对某人所属的象征社群之限度的一次超越。”行动者冒险倾其所有去完成它。因此，与实际自杀相比，象征性自杀激进得多，如安提戈涅那样，以一种象征性死亡方式中止了由克瑞翁所代表的社会象征秩序。齐泽克认为，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也属于象征性自杀。尽管它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动机，但确实包含谋略和算计之外的东西，最终“苏维埃政权再也未能充分恢复元气，赫鲁晓夫本人也是如此”。（Taubman：493）事物永远不再是原样，领袖永不犯错的基本信念被彻底颠覆，整个干部阶层都陷入暂时瘫痪。秘密报告出笼使得既存秩序土崩瓦解，造成苏联政权名存实亡。

行动是彻底自由的和不可预测的，同时还具有无端性、不可解释性等特征，它无法在符号秩序内被理解，并带有一种“不可能”性质。“在行动中，主体把自身假定为自身的原因，并且不再受去中心化的对象—原因所制约。”（Ticklish Subject：461）主体变成了自身的原因，它是完全自由的，不再受任何能指和欲望的制约。齐泽克进而指出，“拉康意义上的行动，准确地说中止了不可能的禁令和肯定性干预之间的空隙———它们并非在‘不可能会发生’意义上的‘不可能’，而是在不可能曾经发生过意义上的不可能。”（Iraq：80）行动并非为了维持不可能的空白而采取的策略性干预，毋宁说它旨在绝对地表现这一不可能性。换言之，行动倾向于维持超越策略性干预的疯狂瞬间。因此，行动不仅与“大他者不存在”这一论断不相冲突，还预设了其可能性。换句话说，“只有通过一个行动，我才会有效地推定大他者是不存在的，即是说，我表现了那一不可能：亦即表现了在既存社会—象征秩序的坐标中的不可能之事。”齐泽克意在强调，通过行动可获得与大他者之间的一个根本性断裂，主体从此彻底摆脱与符号秩序的全部联系，而这是一般的颠覆性实践无法做到的。

行动是挑战不可能的孤注一掷的大胆姿态。真正的行动处在时间（Time）和永恒（Eternity）之间。一方面，如康德与谢林等所明确的，“行动是‘永恒干预时间’的一个点，在此，时间因果的连续性被打断、‘某物显示—介入到空无当中’。”（Fragile Absolute：86）某个事件发生，并不能被看成此前因果链的结果，而是说行动标示出对实体进行本体性的直接干预，行动不处在因果链中，不能被预测也不能被推断出来。或者借用谢林式的说法，行动标示出一个时刻，此刻反时间的同一性原则，暂时中止了理由充分原则的支配权。简单地说，一件事做了就是做了，没有而且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

行动与此同时又是处在属于／来自永恒的时间当中的，行动是原初的决定，它将永恒的过去压制成纯粹共时性的僵局；它通过扰乱平衡，以及“单方面地”赋予无差异整体（Whole）的某些方面超出其他方面的特权而“打破那一僵局”。简言之，恰当的行动是一个悖论、一个克服永恒性的永久姿态以及打开时间性／历史性维度的悖论。（86）

这是一个重要的洞见。行动可将时间维度的具体视野浓缩成共时性的、抽象的整体事物，然后通过打破这一整体的平衡，来重新获得具体的时间或历史的维度。换言之，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只有被原初的行动所闭合的具体历史视域。

当然，要理解清楚行动内涵，还需置之于与主体的关系中来认识，毕竟对齐泽克而言，重建批判性主体，投身于左翼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规划是极其重要的理论目标。一方面，行动与通常意义上的“行为”（action）明显不同，它不能被计划也无法预期，总是在突然间爆发出来。行动是完全外在于主体的，这意味着主体不能主观性地去行动，不能把行动视为属于自己的，或者说不能把自身当成行动的主体，只有在行动发生后，主体才可意识到这是一次行动，才能反过来把自身主体化。

（关于行动的）决定是纯粹形式上的，是可做出的终极决定，主体根本不清楚要为什么而决定；它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行动，不带感情，也没有任何动机、欲望或恐惧。它并非可预料的，更不是缜密论证的结果，它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行动，尽管一个人不能做这件事。只有在“纯粹的行动”之后，才能用心理经验的方式把它主体化（subjectivized）。（“The Act and Its Vicissitudes”）行动并非做出来的，它反倒像一个入侵者，可自由出入主体的世界。这就与完全由主体掌握的行为有了质的差别，后者带来的只是齐泽克所称的“无政治的政治”结果。行动则要激进得多。以安提戈涅为例，其行动是“内在于她的他者”在她的位置上所做出的决定，她本人只是工具性的，充当了不可见的“他者”的傀儡，这一他者具有完全的自主能力，能做出任何决定，正是他隐含在安提戈涅内部，对行动进行了独立的操控。似乎并不存在激发行动的可能，只能在它发生之后辨别出其踪迹。“行动是否出现只能被回溯式决定。只有在一系列具体行为已经发生，并且已产生足够程度的影响时，人们方能够明确行动是否已经发生。总是在事后才能把行动辨别出来。”（Johnston：278）如果主体做出行动，就事先落入了主体化的圈套，使行动彻底变质，从根本上说，行动是完全自由的。也因此，主体必须承担行动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哪怕不能确定将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另一方面，行动具有“重塑”（rebirth）主体的作用。“惟有恰当的行动才能重构其行为人所处的符号性坐标：在该行动的干预过程中行为人身份被彻底改变。”（On Belief：85）行动的主体被对象征自身的否定功效所转换。在另一个文本中，齐泽克更加明确地指出，

行动与一种积极的干涉（行为）不同，它激进性地转换其行为者：行动并非我简单地“完成”某件事情，在行动之后，严格说来，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主体“遭受”（undergoes）行动而不是完成它。主体被彻底消灭并随之再生（或再生失败）。也就是说，行动涉及到主体的某种短暂消失和性机能丧失恐惧（aphanisis）。（1992：44）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象征秩序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而此前主体的所有身份体认都是通过寄托在象征中实现的。在象征被打破后，“一个新象征网络蕴含着旧主体的‘死亡’和新主体的‘诞生’。”（Grigg：122）从中可见，行动远比行为激进得多，它不仅能够转换行动的目标（社会现实或拉康—齐泽克意义上的象征秩序），而且还可转换行动的主体，使之消失并进而浴火重生。行动后得以再生的主体正是齐泽克理想中的革命主体，具有极大的解放潜能，能突破种种被迫的选择，给社会现实带来巨变。至此，齐泽克扬弃了后现代主义的“空无”的主体，以能动的革命性主体取而代之。

行动行动的自由维度还表现在可打碎主体臣服的锁链方面，这对完成颠覆象征的逻辑转换至关重要。依据精神分析理论，主体（subject）实际上带有悖反性的特征，既自主、独立，同时又总对大他者表示臣服与屈从，从表示“受制于、屈从”含义的动词短语 subject to 即可看出这一点。主体的自主性与臣服性是相反相成、互为因果的，可视之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体在反抗象征秩序时软弱无力，难以实现其目标，原因即在于对象征霸权的内在依恋和臣服，当然，这是主体不愿坦然面对也始终得不到承认的。一旦行动出现，这一内心隐秘便彰显出来，主体得以重新定义其身份的内核，

行动不仅改变了分裂我们身份的界限——这一界限把我们的身份分割成承认的和否认的两个部分，且更倾向于后者；它不仅使我们把自己最内在的不被承认的“不可能”的幻想接受为“可能”：它转换了我们存在的被否认的幻想基础的坐标本身。行动不仅重新划出了我们公开的象征身份轮廓，而且它也改变了支撑这一身份的幽灵维度、困扰现存主体的那个未死的幽灵、传播于“言外之间”的创伤性幻想的秘密历史，这些都是通过关于她／他身份的清晰的象征肌质的缺失和扭曲而实现的。（Butler：124）

行动之后，主体发生了根本改变，其内在不被承认的幻想得到了认可和接受，维持其符号身份的创伤内核也被转化，从而为主体穿透意识形态幻象提供了可能，这在打破全球资本的霸权统治方面具有关键意义。如齐泽克所明确的，“打破臣服的锁链的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穿透幻象’，因为正是幻象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我们的快感，使我们依附于主人，并接受支配性的社会关系框架。”（Plague of Fantasies：59）

行动与不可能性密切相关容易造成一个错觉：即付诸行动也是不可能的。这绝非齐泽克的意图，为了避免这一误解，他指出行动的另一个特点：“行动（也）的确是存在的，因为政治不能被削减为策略性—实用性干预的层面。”（Iraq：80）在一个彻底的政治行动中，疯狂的破坏姿态与策略性的政治决定之间的对立将会在瞬间瓦解。要点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一旦全力投入一种政治规划，就准备为它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在更准确的意义上，“唯有这一纯粹付出的‘不可能’的姿态，才可能改变一个历史星丛中策略性的可能性的坐标本身。”（81）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动既非一个在既存象征秩序中的策略性介入，也不是关于它的单纯疯狂的破坏性否定；它是一种重新界定既存秩序之规则与轮廓的溢出性的、转换策略的介入。行动与一般意义上的抵抗不同，后者虽也以破坏和颠覆为目标，但仍局限在象征领域之中，既立基于大他者又反对大他者本身。行动则更加根本，它致力于对整体秩序进行彻底改变，重置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从安提戈涅来看，其行动姿态并非迈向象征性死亡的纯粹表达，而是对于特定象征仪式的无条件执著，正是由于这一执著，她进入一个特别的、处于两种死亡之间的非生非死的永恒领域，在其中，象征序列的因果关系被中止，评判既存社会秩序的坐标被彻底转换。

由于行动具有在社会现实领域的巨大能动性，“齐泽克把绝对自由的行动置于其政治学分析的核心位置。”（Grigg：131）尽管他承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变绝非易事，但还是对开出新可能性做出了有力的论证。首先他指出，“行动不仅仅是‘做不可能之事’的姿态，而且是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它改变被视为‘可能的’的坐标本身；行动不仅超越善，而且重新定义善。”（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167）“恰当的政治行动是可改变决定事物运行的基础性框架的东西……于是，本真的政治就成为一种关于不可能的艺术———它改变的是既定星丛中把某物视为可能的这一参量本身。”（Ticklish Subject：237）表达得更直接一些，就是“在一个行动中，准确地说，我重新定义了决定哪些不能做和哪些必须做的那一坐标本身”。（Iraq：121）其次，行动可突破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迫的虚假选择，它充分表明，主体所面临的并非选择的全部，从而有力地开辟出真正意义上的全新选择，使那些一度被排斥和回避的选项重新向主体敞开。第三，行动意味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标志着旧事物的死亡和新开端的出现，行动以无中生有的姿态进行介入，创造出某种崭新的事物，能完成对象征秩序进行彻底重构的使命。行动是朝向“虚无的一次介入”（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178）这一性质使之成为对事件的确认，在某种意义上说，行动的主体变成了“事件”本身。如安提戈涅那样动摇社会体系的坐标，打开了颠覆社会象征秩序的可能性。正是通过行动与真实相遇，以与象征世界的联系被打断的方式，使另一种结构变成了可能，“行动是一个断裂，在它之后‘一切都大不同’”。（Ticklish Subject：313）它彻底中止了与大他者的联系，从此不再受其庇佑，然后借助一个“对霸权性的象征秩序进行整体的、彻底的结构性重组”，（314）现实便可在真实的意义上获得彻底转换。

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发展观同样告诉我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事物。道德、政治和文化等一切秩序都是有限的，并且是始终发展变化的。齐泽克对此加以发挥，认为象征并非固定不变，也并非整一性的，而是由真实标明存在着裂口和缝隙。人们是自由的，并没有深陷决定主义的牢笼，原因是主体追求自由的斗争与其遭遇的抵抗“是内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一种冲突”，（In Defense of the Lost Causes：447）以此为打破象征霸权、实现全球解放预留了可能的空间。齐泽克写道，“象征秩序的存在自身就暗示出对它彻底清除的可能性和‘象征死亡’的可能性，这不是所谓的‘真实对象’在象征中的死亡，而是对意义网络自身的清除。”（Sublime Object：147）秩序从来都不是确定性的，它不断出现，但每次出现都会有某些差异。于是历史不应被看作连续性的进程，而是非连续的一系列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进化的逻辑被打断，事物以无中生有的形式出现。在真正的行动中，主体打断了发展进程，并确立了新生的、作为激进他者的事件。齐泽克由此改写了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说，在他看来，“历史的终结”并非指它到了终点，而是说历史到达一个突破点（breaking point），在此节点上历史是向激进的、他者性的“事件”开放的。

因此，行动若要在发生学意义上出现，就不仅不得不利用象征秩序中的非连续性。人们必须通过行动来展示对所存身的世界的信仰：世界总是历史的和有限的，是可改变而且必须加以改变的。“为了确认世界的历史性与可改变性，人们不得不以行动来表现。因为若要保持与世界的一致性，人们必须积极地去改变它。”（Kesel：319）每时每刻都有变化发生，必须动态地去追随这些变化才能保证与世界的同一性。“如果不时刻冒险对‘大他者进行中止’，对支撑我们主体性的社会—符号网络加以中止，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道德行动：只行动有当主体冒险采取一种‘不再受大他者荫庇’的姿态时真正的行动才会出现。”（Ticklish Subject：313）在齐泽克看来，冒险是必不可少的，希望、自由和行动代理者都只有通过疯狂才能产生出来，疯狂为主体再生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行动意味着新旧更替，意味着社会领域的巨大变革，这就解释了行动何以从根本上说总是革命性的。“在这一层面，革命不能被削减为‘实用政治’（Realpolitik），也不单纯是民主规则和形式程序的问题：行动对所有规则和程序进行中止，包括对民主的中止。”（Kesel：319—20）行动不仅意味着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以不可能的姿态开出新的可能，还对这一全球秩序进行根本的质疑、凌厉的批判和强有力的反击。概言之，它要对现实世界进行最根本的撼动。

通过安提戈涅这个人物，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行动内在的巨大张力。行动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创造出自由的革命主体，开出无限新的可能，但在冲决象征秩序霸权的同时又确立了一种新霸权，这关涉安提戈涅极权主义的另一面。她代表对动摇整个社会大厦的大写物的他性（the Otherness of the Thing）的无条件信仰，“从习俗道德和调整城邦主体间的集体道德的角度看，其坚持确实是‘疯狂的’、极有破坏力而且是邪恶的。换言之，从弥赛亚式的承诺永远‘即将到来’这一解构主义观点看，安提戈涅难道不是第一个极权主义者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157）作为大写物的他者和作为第三方的他者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前者是向我们传达无条件的命令的深不可测的他性；后者则是调整我们与他人（别的“正常”人）关系的代理人。安提戈涅顽固地拒绝理性辩论的方式，充当了排他性的、作为大写物的他者，并遮蔽了作为第三方的他者象征性调节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之为反哈贝马斯主义者。齐泽克进而指出，“从这一视角看，克瑞翁和安提戈涅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不合人道的实用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对立：克瑞翁并非极权主义者，而是务实的政治家，任何扰乱国家正常运行和民众和平的行为都会被无情地粉碎。”（158）与之相比，安提戈涅把普通现实中的对象加以理想化，视之为比生命自身更有价值的无条件事物，她才是真正的极权主义者。对此，齐泽克发出一连串的反问，

只要理想化（sublimation）的基本姿态本身是将一个对象提升为大写物，那不就是“极权主义的”吗？……决定性的对象和大写物之间的短路，不就是“本体的极权主义”的最低条件吗？与这种短路相反，解构主义的终极道德教训，即把大写物和任何决定性对象区分开来的空隙不就是不可削减了吗？（158—59）

安提戈涅无疑是悖论性的，她以一种不在场的行动姿态，暗示出以克瑞翁为代表的法律体系当中的空隙／主体，同时她的行动又迅速填补了那一空隙，以一种无条件的方式占据其位置。明确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行动的绝对自主性与其绝对必然性相一致，符合极权主义的逻辑，后者主要特征即在于对绝对法则的认同，设定一个人间天国的终极目标，并自我确认为人民或社会公意的化身。使人容易联想到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和斯大林，他们要求人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当中的他者”而行动。希姆莱向民众鼓吹为了种族的纯洁而展开反犹主义计划；斯大林则要求人们为了历史的客观逻辑而行动。齐泽克提出，安提戈涅看起来如此无情，如此非人性，正是绝对自我认同的表现。她彻底识别出既存律法体系中的空洞或缺失，但与此同时她也填补了那一缺口。在此，齐泽克陷入了一个理论僵局：反极权主义的承认与极权主义的否认不知不觉中竟又达成了一致。

为了厘清行动与极权主义之间的隐秘联系，有必要了解列宁式革命是如何转化为斯大林主义的。齐泽克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真正的行动，因为它承认永不可能建立完全的整体性，而必须把这一过程无限重复下去。它以持续革命的观念为基础，否认任何整体性或一致性的象征结构，并质疑给定的、自然的社会框架，它是反极权主义的，符合齐泽克所定义的乌托邦：

乌托邦就其本质而言，与想象一个不可能的理想社会毫无关系，它的特征其实在于字面含义，即构建一个乌有空间（u-topic space）、一个位于既存参量之外的社会空间，正是这一参量使既存社会的世界显得“可能”。乌托邦姿态是改变可能性坐标的姿态。（Iraq：123）

革命能够转换客观的社会政治坐标。列宁彻底清算了第二国际的正统教义，承担起革命的历史使命，把无产阶级政党推上世界舞台，其目的在于粉碎国家本身，创造一个没有常备军、警察和官僚机构的全新的公有制社会形式，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管理的理想社会。对列宁而言，这一图景并非遥远的理论规划，要迫切地加以实现。齐泽克认为，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爆发式潜能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因为它表征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治理理念，如学者哈丁（Neil Harding）所指出的，在它面前，“西方政治学传统的词汇和语法一下子变得累赘多余。”（152）与之相比，斯大林主义则是一个“伪行动”（pseudo－act），它“回到了这一客观性发展的必然阶段的逻辑”，（Žižek，2002：114）企图重新建立一个肯定的“完满的”（full）整体性，代表向现实“常识”的回归。斯大林主义不是革命性的，原因是行为人位置本身并非作为革命的主体，而是充当历史性革命法则的工具。“极权主义”绝非单纯以对社会生活的完全控制、使之彻底透明为目标的政治势力，而是弥赛亚式的他性与决断性的政治代理人之间的短路。因此，“即将到来”（to come）就不是民主的一种附加资格，而是它最深处的内核，是使民主成为民主的东西：一旦民主不再即将到来，而是被假装完全实现了，我们就进入了极权主义。（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155）

民主始终是过程性的，一旦自认为目标已彻底实现，就不再是革命性的。齐泽克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其实非常清楚，但如何避免革命向极权统治的转化，目前尚未给出另人信服的解释。

至此我们发现，行动的自由维度是无条件的和绝对化的，它在标明既存秩序不完满的同时必然要肯定自身的完满性，前者是革命性的，对自身完满性的认可则是极权主义的，对不完满性从承认到否认正是革命向极权主义转化的过程。从行动的内在逻辑看这一过程似乎不可避免。斯大林主义在把党表述成代表历史法则的拜物教化了的对象时，背离（perverts）了革命话语，把列宁开创的社会与政治转换的新空间重新固化，这种“直接由知识的科学性地位加以合法化的政治形式”（Ticklish Subject：227）并不是革命性的。立基于绝对性和历史必然性不仅使极权主义的暴力成为可能，还为对革命加以颠倒打开了通道，最终导致20世纪社会大悲剧的出现。

如大多数齐泽克式概念一样，行动也行动源自拉康。但与拉康重视临床实践不同，齐泽克致力于发掘精神分析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这一原本属于精神分析学的术语加以发挥拓展，出色地运用至政治学领域，试图用行动的彻底性来颠覆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统治，并做出了有力的论证。首先，它旨在完全断绝与大他者之间的联结，行动不单单清除对象自身，还清除对象所在的符号网络，“它具有改写既定现实中使事物能否实现的规则自身的功效”。（Johnston：275）所以与针对大他者的一般性抵抗相比较，它远为激进和彻底。其次，行动意味着绝对的自由，甚至超出主体掌握，它具备重塑主体的功能，新的主体与自身的原因合二为一，不再受任何能指和欲望的制约，并且可打破臣服的锁链，这一自由的主体投身于社会政治实践，即可以挑战不可能的姿态打破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开出新的社会可能性。

然而，行动在齐泽克那里被推到绝对性的高度，又隐含着巨大的理论风险。因为这意味着它一方面激进性地标明现存事物（包括它本身）的不完美性，同时又必然否认自身的局限性。行动被赋予一种双重性，既识别律法体系中的空隙，又填补这一空隙。其社会政治结果将是不确定的，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可能导致极权主义。难怪美国政治学者黑尔（Julia Hell）如此质疑：“齐泽克把赌注全押在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未来上面，从而把斯大林主义的屠杀历史一笔勾销。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存在一个救赎的维度，但无法实现。”（97—98）在她看来，齐泽克一厢情愿地试图重新安排政治的前条件，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行动是激进和彻底的反抗，是使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力量，它表征着绝对的自由，在实践方面可带来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变革。但它有没有限度？革命成功后如何阻断向极权主义转化的进程？或者说，用什么方式既能有效打破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又能避免重蹈20世纪极权主义的覆辙？齐泽克显然并没有答案，他仍在进行理论思考。行动以其彻底性打开了反霸权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又填补了这一空间，在打开它的同时又使之闭合。行动既意味着成功，又暗含着一个新的失败。或许这正是齐泽克式政治哲学面临的僵局所在。

参考文献和注释省略，全文请参阅《外国文学》2014年第6期。

作者简介：于琦，任教于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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