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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柯庆施是何许人也?

马克 世外之友 2021-04-16

马达,中国著名报刊活动家,中共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文汇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东方早报》首席顾问马达,2011年9月6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1、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
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
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
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
威震一方。 
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2、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
  
柯庆施到上海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因为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
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要胡乔木、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
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
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
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
1957 年3 月20 日,我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
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
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
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 
那时我在《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
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
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 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
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
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结果是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 
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
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
 
3、大搞一言堂
  
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
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
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
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 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
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
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
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
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 
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
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
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
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




有一次,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
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马达,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 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 你说,你说…… 
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我坐立不安,浑身冒汗,等我冷静下来,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
哦,我明白了,原来讲话稿开头,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未写政治局委员因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
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这里我要插一段故事。柯庆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有些干部跳舞。当时一些机关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跳交谊舞的晚会,是休闲娱乐性质。


柯在大会上批评说,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热衷于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
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我的确没有看到过柯在市委机关跳舞。 
可是,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
文化俱乐部( 现为花园饭店) 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
我去看了,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
而令我惊讶的是,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 
在市委机关,有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部长喜欢历朝字画,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并选购一点,这件事被柯庆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会上,他多次进行批评,说有的领导同志不去基层调查研究,却去淘古董,你们要风流,这是玩物丧志呀。
对于这种任意上纲的批评,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讶。 
柯庆施对报纸抓得很紧,他是认真贯彻毛泽东“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报纸”指示的。
不过,他所谓的抓,主要是批评,而且习惯于上纲上线的批评。
那时《解放日报》的正副总编辑听到柯庆施要找他们谈话,都十分紧张,无事不敢走进他的办公室和家门,柯反而责怪他们:我家门口有棍子吗?
你们为什么怕到我这里来?  
当时中东战争正在进行,《解放日报》国际版一条新闻的标题标得客观了一些,这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今后注意就是了。
由于当时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国际形势问题,柯马上拿这个例子来批评,说这是你们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问题。  
又有一次,《文汇报》学术版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说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分配不当也会造成社会不公。
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可是柯庆施看了十分恼火,要我把《文汇报》总编辑找来责问: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 他是民盟,是党外人士,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
我在场听了柯的话,感到不可理解,一个人头脑被“左”的思想堵塞了,连是非也不讲了。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
柯庆施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
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

4、有政治头脑,勤恳工作,律己清廉
  
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线的错误,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
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柯庆施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和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 
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在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人民日报》。
他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一种叫“捉猪”“捉羊”的扑克游戏,方法比较简单,可以计分。 
我的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隔壁,仅十几步之遥,晚饭后柯每天在宿舍院子里散步,他经常叫秘书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询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 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有人反映,市区来往的货车空载约占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个调查?”“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书,哪个版本写得好些?”等等。
他从不问吃喝玩乐的事,也不谈与工作不相干的事,边走边谈,思想开放,听得进意见,对话也很自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戏”的那个人,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原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 
柯庆施在一些场合,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吹喇叭”,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61 年初,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失偏颇,也对有人主张“大跃进”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 
这时薄一波送给他一份关于上钢一厂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缺乏分析,列举了一大堆困难和问题,结论也比较悲观。
柯看了以后,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上钢一厂蹲点调查,反复交待我:情况要摸实,原因要找准。
我们深入调查了两个多月,比较全面客观地作了了解。
在我们调查期间,他要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三次。这次调查,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我认为柯庆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柯平时也经常下厂,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一样,看看、听听、说说就走过场了,但也有比别人认真的地方。  
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柯庆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他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到大体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
在市委常委会讨论文件时,对有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不是全包下来,一股脑儿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择善而从。 
有一次,柯庆施陪毛泽东到上海郊区视察,毛突然发问:“柯老啊,你可知道,为什么叫上海呀?”
柯一时语塞。回到办公室,他连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处。一时间到哪里去查啊,我翻了上海县的地方志,并未有详细记载。
毛泽东知道后笑着对柯说,上海这个地方原是海滩渔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
后来我又查了有关书籍,果然如此。  
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除香烟不离手,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
成天开会,找干部谈话,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
除了按规定,他享有一些烟、油、肉等特殊供应外,应该说他是廉洁的,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搞宴请,下乡时大吃大喝。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他一进门,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未等来人的回答,柯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
我看在眼里,心想,大家都说,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
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
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 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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