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称王五十六年，他死的时候，太子称王，即为秦孝文王。秦孝王称王时，也已经很老了，只做了三天秦王，就随他的父亲昭襄王去了，有人说秦孝文王，是因为他父的死，哀伤过度而死，所以在秦孝文王的谥号里，加了一个孝字。历史上的秦孝文王，真孝还是假孝，好像比较难考证了，但用《菜根谭》里的一个说法：从善之人，论迹不论心。百善孝为先，从秦孝王在他父亲秦昭襄王死后不久，自己也死了的“善迹”上，我们估且认可秦孝文王是一个大孝子。

    秦孝文王死后，他的太子秦庄襄王继位。秦庄襄王，就是成语“奇货可居“典故里的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在秦国也是一过渡性质的秦王，孝文王称王三天而死，庄襄王还好，做了三年的秦王，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了，他伟大的儿子，赢政继位。嬴政继位前，秦国统一六国的大业，在昭襄王之时，就已经开始，而秦始皇是集大成者。此时的大秦帝国，在吕不韦、王翦、李斯等人的帮助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化六国故地，为秦国三十六郡，赢政自称始皇帝。从此这后，大一统、郡县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盛行，直到现在，所以有人提出“千古体制仍属秦”之说。

在世界历史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之说。把四大文明都拉过来比较一下，只有咱中华文明“存活”到现在，而且一活就活了几千年。能活下来，就是硬道理，用自然界的“适者生存”原理来鉴别，许多人都认为，中华文明能存活下来，而且能活数千年，说明咱中华文明比其它文明优秀！

    说中国人很优秀、或最优秀，中国人当然乐意，而我中华文明所以“能活”这么长时间，与秦始皇创建的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有关，与大一统社会体制里选拔社会管理人才的法子有关。如果把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它三个文明，在国家管理模式上作个比较：秦之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之前，全世界四大文明国家、社会管理模式基本相同。都是由皇族或贵族统治国家。国家社会的管理权力，由DNA决定。实行贵族政治、豪门政治，且世袭亡替。

    但中华文明到春秋战国后期，有一些君主、诸侯看到豪门从政人才的缺陷、缺少。他们为了自个儿的家国计，所以让苏秦、张仪、李斯这类平民之士，有机会冲到了历史的舞台上，但平民参政还只是个例，没有普遍成一种社会现象。其它文明却没有开始这方面的转变。

     秦及秦之后，“四大文明”里的一些文明，坚持不下去，已经灭绝了，如古埃及文明。中华民族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模式，却发生悄然的变化。儒家体系开始与诸侯国贵族的政权体系叠加，让知识的平民参政成为可能。国家权力从贵族们手中，交接到一部分确实有能力从政的“寒门之士”手中。模式是：国君，或皇帝经过重重的考核、发现、认识、肯定平民里的政治人才（如汉王朝的举孝廉），；然后全权，或把部分国家管理权力，交接给“异能之士”掌控。但“异能之士”只是皇家经理人、代理人，而皇帝、国君才是董事长。皇帝拥有国家绝对的，百分之百的股权。

再到后来，如隋文帝实行科举考试，国家管理权力，更加不受DNA控制。有一些有能力、有文化的士人，掌控了国家权力是十分普遍的事儿。一个一无所有的老百姓，能与君主一起管理国家。如苏秦、张仪，及后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士人，用贵族的标准衡量，他们是当时社会下等人。但中国社会没有因为他的低社会地位，就把他们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些士人，为古代中国的国家管理，带来源源不断的“活水”的同时，也让中华文明之水能够绵延不绝。但对于其它文明来说，社会下层人参政是一个神话。这类文明国家权力上没有对平民开放，或者放开。古代中国却能让这个神话变成现实。而这一切是拜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所赐！这种社会结构能够给予我们民族，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因为“千古体制仍属秦”，所以我们的文化、文明绵延至今！

但这种发展不是没有代价的。当古代中国，选择了大一统的秦体制时，秦体制也带来了中国大一统特色的负作用：许多王朝,为了追求社会的沿续性、统一性、稳定性。而忽略了让社会更人性、更理性的发展!

对于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来说，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不但可以不顾及民众的什么健康、人性、理性，一旦统治需要，他可以随时要你的命，要你家族里所有人的命!只要能利于他们的江山稳固，有利于他的家天下万万年，杀人放火，灭九族的事儿,他都能以维护天下的名义做出来。此时中国古代儒家学说还起着帮忙、帮凶、帮闲作用,用“君君臣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思想，让受害都觉得，自个儿是死有余辜，死得活该；让杀人者，杀人杀得手痛心不痛，心安理得。

    秦体制自公元前221年诞生以来，秦体制+儒家，是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公式。虽然秦始皇的江山，只传了三世而竭，但他管理国家的法子，一直是后世君主的样本。如郡县管理中央集权、中央极权，辅助必要时，焚书坑儒式的文化政策。

到汉朝，又加入董仲舒的儒家新元素，古中国的大一统体系，就更加完整起来。以后皇帝可以有不同的人来做，但秦始皇+孔子的政治公式，没有变通过。这种政治上的高压，加文化上的教化+驯化，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对于治下民众来说，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翻影响。   首先大一统的秦体制，只能容纳顺民。说得重了一点，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社会结构，就是一个“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的体制。

    统治者们可以随时随、骄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没有反对者。因为反对者，反抗者，要么被砍了头，要么被诛了九族。要么被集体封杀！这种政治结构没有、也不会给反对者位置。而唯一的思想——儒学，对于这种体制，却没有从人性、理性的角度，加以批判！而积极地变成的帮凶。所以古中华文明有两个武器。一是高压的秦体制的刀，二是说教的笔。它是对付人脑的有力武器。中国人被这两种武器管教几千年后，成了什么样子？

    大师林语堂在他《中国人》书里，说：中国人培养自已保守、温和的性格，象乌龟培养自已的甲壳一样。林语堂这句话，有很多对中国人挖苦的成分。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大一统思想的改造，越来越保守，不能进取，不敢进取！最后大都数中国人，龟性特重、羊性特重。狗性特重!大一统的秦体制,在古代中国人的人性里羼杂了羊性、狗性、龟性。而最大的好处是，我们的文明能象龟一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