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舟记04 | 高建红：“轻与重”之间的诗意与哲思

“轻与重”，作为一套丛书的名字，既诗意又富有哲理。文丛的图标——蝴蝶与螃蟹，传递的是一种悠远的隐喻：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自丛书初创到如今在读者中间慢慢产生影响，我的编辑生涯始终与“轻与重”联系在一起。随着“轻与重”文丛的口碑越来越好，我也从编辑小白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副编审。

“轻与重”文丛，姜丹丹 主编

一本书的装帧设计，其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被否定的方案之上，“轻与重”文丛也是如此。

记得第一次写邮件给设计师姚荣老师，请他为“轻与重”文丛设计封面，是在2012年4月。收到我的邮件后，没过几天，姚老师就发来了设计初稿。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看过之后，都觉得不是很满意，姚老师于是又设计了第二稿、第三稿……但遗憾的是都没有通过。等做到第六稿之后，他已经被我们“折磨”得几乎想要放弃了。在2012年6月底这一天的邮件中，姚老师说：“华师大的书太难做了，又做了一稿，再不入贵社法眼，只能另请高明了。”或许是被我们的“逼迫”激发出了最大的灵感，在一次次地被否决之后，这最后一稿终于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其实姚老师可能不知道的是，在他的七个方案之外，其他设计师也曾拿出四个设计方案，不过最后未被采纳。

轻与重文丛新书

《论电影》（[法] 阿兰·巴迪欧 著 李洋 许珍 译）

大家都知道，丛书的封面实际上比单本书的封面更难设计，因为丛书既要保持风格的统一，又要具有一定的区分度。在最初设计封面的时候，我们就向设计师提出了这个要求。一开始，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可是当文丛出到第28种的时候，我们发现：由于颜色有限，封面的相似度越来越高。为此，我们向姚老师提出，一定要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姚老师在与他的好友、沪上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张志全讨论之后，认为“轻与重”原来的封面格局非常适合这套丛书的气质，也已成为这套书的识别标识，完全放弃损失明显。经过仔细考虑，姚老师给出了调整思路：保留原来的方块格局，中间色块替换为与内容相关的清晰图片，既起到点题作用，又解决了区分每本书的问题，色彩则根据图片随机设置。在这样一种设计思路下，从第29本书《苏格拉底》（点击链接，即可阅读）开始，“轻与重”文丛以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封面，丛书的开本也很关键。我们找来大大小小不同开本的书作为参考，反复比照后，最终选择了32开（130x184mm），字体则采用9.5磅报宋。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丛书中有七本是大开本（148x210mm），与小开本的放在一起，似乎显得不是那么协调。之所以会有大开本，是因为最初推出的11本书，字数都不是很多，少的五六万字，多了也不过十一二万字。而第三辑推出的6本书，少的十几万字，多的则达26万字。由于篇幅相差很大，我们的设想是推出两种开本：字数少的用小开本，字数多的用大开本。但从反馈回来的意见来看，读者似乎更喜欢小开本，我们决定以后无论字数多少，统一用小开本，同时在用纸上，改轻型纸为双胶纸。一来轻型纸看起来有点粗糙，双胶纸则显得更为平整光滑；二来同样的页数，使用双胶纸的书会比使用轻型纸的薄很多，这样就解决了字数多造成的书太厚问题。

小巧的开本、精致的封面自然能吸引不少读者，不过如果一套丛书仅仅样子好看，那它也不会走得很远，关键还是要内容过硬。“轻与重”文丛收录的作品来自法语、德语、英语学界国际知名学者，如叙事学理论主要奠基者茨维坦·托多罗夫，法国著名哲学家皮埃尔·阿多，德国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瑞士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斯塔罗宾斯基，法国国家图书馆奖获得者、历史学家保罗·韦纳，法国“原样派”领袖索莱尔斯等。文丛中既有比较严肃专业的学术论著，也有读来相对轻松的关于爱情、绘画的个人评论，呈现了对哲学、历史学、艺术、文学诸领域的独到见解。译丛的随笔（essai）文体，“既保证了它作为一套理论译丛的严肃的学术品格，又不失其平易近人、贴近大众的普及色彩”。

除了选题要好，翻译质量亦很重要。“轻与重”文丛的译者汇聚了国内老中青三代翻译家和学者，其中既有翻译经验丰富的老翻译家如郭宏安、黄建华、张新木等，也有像袁筱一、黄蓓、孙圣英这样的中青年翻译家，这样就从整体上保证了丛书的翻译质量。好的译者，译文常常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基本不需要改动，编辑起来也非常顺畅，而一些特别认真的译者，比如李金佳老师，会明确要求，某些措辞或说法“不能在不通知译者的情况下，直接删改”，需“两方协商斟酌而定”。复旦大学法文系的孙伟红老师也是这样一位特别严谨的译者。孙老师是研究卢梭的专家，翻译精益求精，在编校她翻译的《脆弱的幸福》一书时，我曾专门去她的办公室拜访，就个别词语的翻译提出不同看法，孙老师非常耐心地进行了解释，从中我学到了许多平日学不到的东西。

《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

孙伟红 译

2012年9月

学会与人沟通，是编辑要练好的一门基本功。比如，译者出于各种原因拖稿或者翻译质量不过关时如何处置，就特别考验编辑的情商。翻译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找到合适的译者已经很难，如果译者按时交稿就是编辑的大幸，因此编辑的日常工作之一便是催稿。有的译者催了多次也不交稿，后来连邮件也不回了，编辑的微信留言不回复，打电话过去没人接听，还碰到停机的。还有的译者交稿期过了很长时间也拿不出译稿，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比如生小孩、工作太忙等等）只能提出放弃，遇到这类情况，我们要保持耐心，即便苦恼，也要妥善处理。

有的译者虽然稿子按时交来了，可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有些书稿需要相关专业背景，翻译难度很大。碰到差的译稿，有时候忍不住要发发牢骚，可这毕竟解决不了问题。有的译者老是催问为什么书还没有出版，我只能找个借口说太忙，其实经常是因为译稿问题太多。也许有人会说，稿子翻译质量不好可以退回给译者修改啊。可是，有的稿子退改过两三次依然问题多多，没办法，只能我自己下功夫帮译者改稿，不管怎样都要给读者呈现一个合格的译本。几年下来，法汉词典被我翻得快要散架了，崭新的姓名译名手册、现代汉语词典也变得有些破旧，更别说发现译文有问题时，要随时核对外文原文、上网查证。对我来说，这一过程耗时耗力，却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的法语水平能在日复一日的编校工作中不断提高，这些磨人的译稿可谓“功不可没”，如此，坏事似乎就变成了好事。

从2012年到现在，“轻与重”文丛已经出到71种了，而我担任了其中49本书的责任编辑，说起来也颇有成就感。当然，因为经验不足，丛书也留有遗憾，比如托多罗夫的《日常生活颂歌》，书中的45幅插图，全部由排版公司扫描原版书中的图片后进行处理，印刷出来的效果却不太理想，被豆瓣上的读者吐槽图片质量太差，“只能模糊看到人影，是男是女有时候还得仔细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提醒排版公司在扫描《个体的颂歌》一书插图时留意改进，可能是技术问题，这一次整体上看起来更清晰了，但还是有一些图片明显存在着龟纹。吸取这两次教训，我们不再对图片进行扫描，而是请擅长摄影的设计师姚荣直接用相机翻拍，事实证明，翻拍的效果明显要比扫描的好很多。

赶时间、稿子看得太匆忙，或者是碰到了知识盲点，有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编校上的小差错。比如，人名的翻译，译者没有使用约定俗成的译法，把安徒生翻译成了安德森，小加图翻译成了小卡顿，由于这些人名是在作者举例或引用时出现的，我竟然疏忽了。还有一次，因为急着出书，三校捅版，导致付印样出现差错（脚注中的一句话跳到了正文中），未能及时发现，被读者指出后，我也是颇感沮丧。同事安慰说，“无错不成书”，且有些问题在重印时得到纠正，可喜欢较真的我，总觉得自己不应该犯这样的错。经验往往就是在错误中积累的，7年多的时间，我的一审字数将近一千万字，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让我在拿起一本书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要挑错。

优秀的出版人，常常集编辑、作家、翻译于一身，老一辈出版家比如巴金、邵洵美就不用说了，新一代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昱宁，既翻译又搞文学创作，最近还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个人小说集《八部半》。我自忖才气不足、当不了作家，那就搞搞翻译吧。六点图书的创办者、著名学术出版人倪为国也一直鼓励我这样做，因为编辑只有自己从事创作和翻译，才能更深切地理解作者和译者的甘苦和不易，在编辑他们的作品时，才会更加慎重、富有耐心和责任感。

“轻与重”文丛中的《古希腊悲剧研究》一书就是我利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翻译的，工作繁忙，断断续续翻译了好几年，个中艰难自不待言，甚至一度想放弃。为了翻译好这本书，我通读了译林版的《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还一次次向法国朋友请教，整个翻译过程提高了我的法语水平，也让我累积了翻译的经验。令人欣慰的是，《古希腊悲剧研究》不仅申请到傅雷出版资助，还很有幸地入围了2018年傅雷翻译奖。虽然最后未能得奖，但对非法语科班出身的我也算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毕竟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法文著作。更重要的是，以后译者把译稿交到我手中的时候，大概也会对我多一份信任吧。

《古希腊悲剧研究》（点击链接，即可阅读）

[法]雅克利娜·德·罗米伊 著

高建红 译

2017年9月

曾经发掘和培养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多位文学天才的美国著名出版人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认为，编辑必须坚持自我隐形的职业操守，“不应该引人注目”。的确，编辑要甘于寂寞，不要在乎读者是否知道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能够与像“轻与重”这样的丛书一起成长，即便是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又有何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