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至1966年春，施特劳斯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孟德斯鸠研读课，讲疏《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为阅读方便，我们将《波斯人信札》讲疏单独刊行。本稿中的第一讲到第七讲，对应的是1966年春季课程的第十讲到第十六讲。

以小说形式探究重大政治问题，是西方文史的传统手法。因此，《波斯人信札》不仅是西方文学史上的名著，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小说中，孟德斯鸠假托两位阿拉伯人离开祖国出游欧洲后写的书信以及他们与各色人等的通信，表达了启蒙思想的基本诉求。

本书基于施特劳斯于1966年开设的孟德斯鸠课程中对《波斯人信札》的疏解。施特劳斯将《波斯人信札》共161封信分为七个部分，并针对每个部分的每一封信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读。通过这样的解读，施特劳斯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波斯人信札》中的基本论题和《论法的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对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论法的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63年，施特劳斯完成其最重要的作品《城邦与人》。

1964年，施特劳斯开始撰写另一部重要著作《苏格拉底与阿里斯多芬》。

在这两部作品之间，施特劳斯在圣约翰学院开设了《高尔吉亚》研讨课程——这篇柏拉图对话的主题，是城邦正义与言语修辞。

因此，1963年的课程，或许是理解施特劳斯这两部重要作品的关键。

在对《高尔吉亚》的解读中，有别于大多数研究者，施特劳斯并不认为这篇对话毫无保留地谴责修辞术。对他来说，修辞术依旧是这篇对话的中心主题，贯穿了整部作品的三个部分。可以说，柏拉图通过撰写《高尔吉亚》批判了修辞术，但同时也在揭示修辞术的必要性，甚至或特别是对哲人而言的必要性。所以，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修辞术形式，得以弥合哲学与城邦间的鸿沟？——这恰是施特劳斯讨论阿里斯托芬时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他如此重视《高尔吉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