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 X 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 24 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 ：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 ；阶层分化 ；扎根理论 ；生成机制 ；社会后果

“1980 年以后出生，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 6 个月以上，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国家统计局，2011）。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 万人，其中 40 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47.0%（国家统计局，2023），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但大多不具备务农经验，外出务工主要作为改善生活和自我发展的途径（Twenge，2010）。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私营企业主、专业技能劳动者、生产流程管理者等不断涌现，形成“精英阶层”（刘新争，2013）；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催生了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生活服务业为主的新就业形态（周大鸣，2021）；部分人则继续从事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等传统工作（刘新争，2013）。职业分化进一步拉大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收入、社会保障水平、社会地位等差距，最终形成阶层分化（李敬、陈澍，2011）。阶层分化使农村年轻人获得较大的自由和发展空间，孕育了社会力量，激发了社会活力。但愈演愈烈的阶层分化不利于该群体内部多样化利益需求的满足，特别是大量边缘化的相对贫困群体的被剥夺感会逐渐增强，社会公平感和生活满意度会逐渐下降（孔繁金，2007）。因此，有必要明晰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分析由该群体内部阶层分化衍生出来的社会后果，找到协调新生代农民工各阶层利益的途径，以期有效降低负面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条件。

（一）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理论视角

本文首先溯源马克思和韦伯的西方经典社会分层理论，比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以深化对社会分层的理论认识。其次，对国内第一代农民工社会分层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最后，梳理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既有研究成果。

一是马克思与韦伯经典社会分层理论的比较研究。两者的相似性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世界范围的适用性和资本主义层面两个部分。在宏观性和世界适用性层面，两者都将阶级、阶层视为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均认识到意识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微观性和资本主义层面，两者均将经济因素视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认为形成具有行动力的阶级行动非常困难，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质上存在冲突。两者的差异性体现在概念分析、理论架构和研究结论三个层面。马克思和韦伯社会分层理论分别基于整体论和唯名论对涉及的概念展开分析；韦伯的理论体系立足人文主义，偏向于对社会分层进行表层性分析，马克思理论体系则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分层进行深度剖析，力图解答社会分层出现的深层原因；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分层，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从经济决定论的视域下对社会分层进行分析， 而韦伯则是从财富、声望、权力角度建立多元分层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文化决定论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2009 ；韦伯，2004）。

二是国内第一代农民工社会分层的相关研究回顾。“新生代农民工”正式提出前，国内学界已对第一代农民工进行了社会分层分析（郑杭生、洪大用，1994 ；李培林，1996 ；王汉生等，1997 ；李强，1999）。第一代农民工的内部已经出现伴随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分化。技能型和非技能型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出现分化差异（李敬、陈澍，2011）。在同等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农民工群体内部之所以表现出较大的阶层差异和分化，关键在于个体间人力资本存量的不同（杜毅、肖云，2008）。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水平的高低（刘新争，2013）。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既有研究成果。从代际划分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加以研究，王春光最先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概念（王春光，2001），此后还有“第二代农民工”“新一代流动者”的提法（谢建社，2006；刘传江、徐建玲，2007；黄祖辉、刘雅萍，2008）。而正式形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共识要追溯至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此后，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议题逐渐引发学界关注。围绕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讨论形成两种观点：其一，侧重以不同行业间自然形成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为导向进行考察（韦吉飞，2017；班涛，2020）；其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分化不仅由单一的职业分化确定，还受到拓展性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文化消费意识）、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的经营和积累）等多重内涵的影响（王天新，2016 ；易卓，2022）。

上述理论视角为本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和社会后果提供了借鉴思路。该群体的阶层分化是职业分化导致的经济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的反映和必然结果（刘新争，2013），同时构成阶层分化的原因具有多重性，除了经济因素外，以文凭为主体形成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化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利益诉求渠道与抗争结果等皆应考虑在内。此外，既有研究缺乏从代际压力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阶层地位的影响，本文对此予以相应补充。

（二）阶层分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处境

阶层分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正日益延伸至生活层面，形成差异化的生存处境。从工作处境来看，技术改变了劳动者的角色，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从以往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大数据所需信息的提供者、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及在线社区的建设者（贾文娟，2020）。技能型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进步的加持下能够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收入水平更高。非技能型新生代农民工则需要时刻面对岗位替代、劳动收入份额挤压、劳动关系不稳定等风险（许怡、叶欣，2020）。从社会保障处境来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社会保障重要性的认知并处于保障缺失的状态（邓大松、孟颖颖，2008）。从下一代教育处境来看，该群体内部分化会引起下一代子女的教育分层（班涛，2020）。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ty Maintained Inequality）认为，随着教育规模扩张，即使受教育机会的供给总量不断增加，但优势阶层仍会千方百计地找出有效工具，再次拉开与弱势阶层的差距（Raftery & Hout，1993）。

（三）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其阶层分化在后工业社会叠加式的急剧转型中，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第一，阶层分化引发的“公平—稳定—秩序”问题成为社会治理中最突出、最复杂的困境（胡联合、胡鞍钢，2009）。阶层分化的本质是利益分化，群体内部利益不协调、不均衡反映在社会生活领域，有可能引发矛盾和冲突。阶层分化使得该群体不同阶层的社会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社会稳定与秩序持续增压，对社会治理体系的治理效率考验巨大。第二，社会认同与社会信任作为社会治理有效运转的基础伦理，其弱化趋势容易导致治理失灵（冯仕政，2013）。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同步带来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当各阶层过于倚重自我利益实现而忽略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时个体对群体的社会认同和信任程度将出现危机，社会离心倾向加剧，群体凝聚力大打折扣，社会治理的整合和协调难度增大。第三，阶层分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各阶层的公民权利诉求和抗争手段、力度等反差明显（管传林，2015）。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既要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弱势群体权利意识觉醒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又要重视其权利诉求行动不当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在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原因和衍生后果的探索上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和提升空间：一是对该群体的印象仍停留在“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差”的层面，且对职业工种存在认知偏差，本文深刻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在调研对象的职业类型上进行了补充；二是缺少从代际角度分析分化现象的生成，社会阶层地位的改变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上一代家庭成员在此环节中将起到奠基性作用，本文丰富了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补充了家庭代际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市场—职业”的传统研究路径；三是较少构建宏观理论框架对该现象进行全面分析，既有研究大多以单一微观视角分析分化的生成原因和衍生后果，系统性不足，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呈现关键性范畴，力求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

依据研究契合性的需要，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展开研究。扎根理论的根本宗旨是从经验资料（Empirical Data）中生成理论，即在系统化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程序的基础上，不断提取、勾勒出核心概念，然后通过概念之间的比较与整合逐步上升至理论（Glaser & Strauss，1967）。本文旨在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原始资料，运用对非数据资料进行处理的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12.0 对访谈材料进行逐级编码，对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及其社会后果做出解释性理解。

（二）田野调查地点与案例选取标准

田野调查地点选择了杭州市 X 区，X 区地处我国县域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南翼，综合实力雄踞浙江各县（市、区）首位，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十强县（市、区）”，多次蝉联“中国大陆极具投资地”排名的榜首。由于经济发达，其吸引外来人口能力强。X 区是目前杭州市唯一一个常住人口超 200 万的大区，其中外来人口占比超过 60%，“80 后”“90 后”“新 X 区人”更加集中。

本文选取新生代农民工案例的标准是：第一，行业类型多样，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第二，筛选年龄（调研资料在 2022 年 5—9 月份获得， 按照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生年份标准，最大年龄不超过 42 岁）、户籍所在地（农村）和本地工作时长（至少半年）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定义的样本；第三，通过滚雪球等方式对24 名年龄范围在 25~41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性别分布均衡（男性 12 名、女性 12 名）。访谈对象情况见表 1。

（三）扎根编码与框架构建

1. 开放式编码

随机选取24份访谈材料中16份(F01/F02/F04/F05/F07/F08/F10/F11/F12/F14/F15/F16/F18/F20/F21/F23）用于开放式编码，对采访的原始语句进行分析，对相同或相似的概念进行整合，摒弃出现概念次数少于 2 次的无效概念，然后依据各概念间的内涵关系将概念聚焦，形成 45 条初始概念（部分见表 2），这 45 条初始概念涉及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状况、职业收入、生活消费、子女教育、劳动权益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

2. 主轴式编码

对原始材料进行聚类和覆盖率分析，聚类分析根据词语相似性及自由节点的相关系数对自由节点进行聚类，以此作为分类，归纳自由节点，提取构建副范畴的参照。在 45 条初始概念基础上提炼出 19个副范畴（见表 3），这 19 个副范畴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养老负担和养育负担、家庭收入和负债情况、学历和技能程度、子女择校和课外补习、职业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及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等。

3. 选择式编码、饱和度检验及理论框架构建

对剩余1/3 的访谈资料(8份)（F03/F06/F09/F13/F17/F19/F22/F24）依照扎根理论编码过程进行编码，再与先前 16 份资料进行比较。Nvivo 12.0 软件输出 Kappa 系数 [0~0.2 为极低一致（slight）、0.21~0.4为一般一致（fair）、0.41~0.6 为中等一致（moderate）、0.61~0.8 为高度一致（substantial）、0.81~1 为几乎完全一致（almost perfect）]（Cohen，1960）及编码一致百分比作为评价编码一致性和可信度的依据，结果分别为 0.841 和 90.7％，一致性与可信度均较高。进一步通过人工对照检验，并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及其关系变化，因此本文对资料的编码具有较强可靠性。

图 1 为理论分析框架。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即分层标准）主要由家庭禀赋、经济保障及市场竞争力三大维度构成。其中，家庭禀赋维度从代际压力角度聚焦家庭养老压力和养育负担，经济保障维度从代内发展角度关注家庭收入和负债情况，市场竞争力维度则从外部市场筛选角度着重于求职者学历、技能及就业形势。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社会后果主要由子女教育分层、差异化生存及权益维护三大维度构成。其中，子女教育分层从教育代际传递角度聚焦择校和课外补习现状，差异化生存从市民化视角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权益维护则从社会公平角度着重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

通过核心编码树状节点关系反映三大维度在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如图 2 所示）。其中经济保障维度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 0.859 ；其次为市场竞争力维度，相关系数为 0.848 ；家庭禀赋维度相关系数也达到 0.698。因此， 根据“经济保障＞市场竞争力＞家庭禀赋”的分层标准，本文结合 24 位被访者的具体情况，将该群体的阶层分化状况区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见表 1）。高阶层的被访者大多为企业科技人员、程序员、企业主管、个体老板等，他们在经济上更有保障、具备高学历或技术优势且家庭禀赋较高；中阶层的被访者往往凭借某项“手艺”维持生活，例如货车司机、理发师、建筑工人等，但受学历、家庭禀赋等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更高的阶层地位；低阶层的被访者经济保障相对较差，缺少学历和相关技能的“硬通货”，同时家庭禀赋也易受限。图 2 同时反映了子女教育分层、差异化生存及权益维护三个方面的社会后果，其中子女教育分层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729 ；其次为差异化生存，相关系数为 0.661 ；权益维护相关系数也达到了 0.577。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分析

（一）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

1. 养老禀赋：父母健康状况与养老、医疗保险参与情况

父母健康状况良好、父母参加新农合新农保的新生代农民工易获得较高的阶层地位；父母身体状况欠佳、父母医疗和养老保障性不足、父母需要被长期照顾的新生代农民工， 其就业半径和财富累积均受到影响。“我父亲去世早，家里就剩母亲一个，我们把她接到一起住。可能是她年轻时重体力活干得太多，现在才 60 岁，就已经有好几处比较严重的疾病，各种药物长期服用，还要去医院做检查。母亲一直缴新农合，看病能解决点问题，但像我母亲这样患有较大疾病的，报销的局限性也很大，自己也花了不少。”（F12）

2. 养育禀赋：日常照看、母职收入惩罚及教育支出

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年轻父母在时间、经济和精力等方面消耗巨大。有双亲帮助照顾孙辈或有能力雇佣保姆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能够更加安心工作，从而获得有利阶层位置；缺乏双亲支持或缺少条件雇佣保姆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独立照看子女，导致一些年轻夫妻不得不牺牲一人的工作时间甚至工作机会。考虑到女性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年轻妈妈们的牺牲最大。“老人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只能我把工作辞了，全心照顾孩子。少了一人工作，家里的开销都是孩子他爸在挣，他在外面确实更辛苦。”（F04）新生代农民工格外重视下一代子女的教育，“赢在起跑线”的观念仍然烙印在这一代父母心中。早教、课外培训活动等方面的花销毫不吝啬，加之其他育儿日常开销，直接付出的经济成本较大。“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习乐器、舞蹈、书法、绘画、体育项目， 我身边朋友的孩子什么都会，也不想自己小孩差太多，也就对她进行这些方面的培养。每年在这些项目上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F09）

（二）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

1. 家庭收入：工资薪金、副业收入及投资理财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主要由工资薪金（第一职业税后工资、年终税后奖金、“五险一金”和年金）、副业补贴收入和投资理财（房租、炒股、投资基金债券等）三大部分构成。第一职业收入稳定、福利保障全面可靠、副业发展渠道广泛、家庭理财方式多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分化过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在工资薪金上，稳定高收入的双职工家庭阶层优势明显。“我和妻子都在国企单位，工资还不错，年底还能得到奖金，最满意的还是将来退休后的保障，‘五险一金’、企业年金都有。”（F05）在副业补贴收入上，部分人利用网络平台直播带货、制作自媒体短视频（以完播率等指标获取平台收益）等方式补贴生活费用。“有时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做点小生意，现在网络发达，各大平台都可以申请带货，家里人还帮助我在淘宝上卖些东西，这些收入也可以补贴家用。”（F06）“我接触自媒体两年了，作为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同时还能赚取收益， 确实很不错。我目前记录自己摆摊做生意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大家还都挺乐意看的。”（F16）此外，经济基础牢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通过投资理财的方式快速扩大财富。由于理财本身存在风险，他们会不断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在做理财抉择之前，我会针对收益率、安全性等内容进行详细了解，也会做长期规划，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F07）还有一些家庭通过收取房租获取收益。“家里有套小型公寓，买的时候计划用来投资，这两年受疫情影响也不好卖，一直出租，总比空着强，多少也能赚点。”（F13）

2. 家庭负债：刚需、面子及超前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负债通常包括因购房、购车和信用卡消费而造成的负债。根据消费需求是否为刚需和负债压力程度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如图 3 所示）。其中“刚需”指的是结婚用房、远距离上班代步用车等需求。第一种和第三种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碍于面子进行冲动消费。“我刚去外面工作时，村里攀比的风气还不太盛行，家家户户条件差不多。最近几年回来，发现大家都在谈论在哪里买的房子，车子是什么品牌。人到中年，混得不好真不好意思回家。”（F18）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热衷于使用信用卡超前消费，对于自控力较强的人，信用卡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如果过度使用信用卡，则容易陷入债务困境。“近期信用卡消费确实有点多，最低还款额度也涨了起来，下个月工资就要全部拿去还款。”（F21）

（三）外部市场筛选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学历和专业技能。据此可将职业分化为三个等级。一是“高等教育文凭 + 专业技能”。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凭此获得了正规就业职位（技术工作者、新型产业工人等）顺利实现阶层跃迁。“如果不是通过上学，我可能会跟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很早结婚，然后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F11）“我读书算是比较顺利的，今年研究生毕业就被一家科技公司录用了，虽然编码很累人，但好在收入还不错。”（F08）二是“非高等教育文凭 + 专业技能”。他们虽无高学历， 但也能凭借中专学校学到的专业技能（电子技术应用、汽修、计算机平面设计等）在城市站稳脚跟，就业形式也更为灵活。“在我这里，做汽修的小伙子们哪个月都不少挣，市场就这形势，有点技术在身还是管用。”（F15）“我当年在中专学的美发，给人当了三年学徒，这几年自己开了这家小店，规模不大，但是老主顾很多。”（F14）三是“非高等教育文凭 + 非专业技能”。他们缺少获得体面工作的“一技之长”，也不愿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只能从事替代性强的服务性劳动，赚取较低工资，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阶层流动，只是进行了代际复制的阶层再生产（易卓，2022）。“我父母一辈子在农村务农，大字不识，我现在既没学历又没技术，只能在服务行业找些工作凑合生活。”（F23）“我都四十多了，什么优势也没有，就只能做点小生意勉强糊口。”（F01）此外，由于近年来高等教育学历人数不断攀升，就业市场对求职者学历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文凭的通货膨胀”现象突出（Collins，1979）。“当年我本科毕业时还能被这家国企招聘进来，但如果是现在毕业的本科生，竞争力确实不足。我们现在很多岗位已经最低要求硕士学历。”（F13）“我现在在这家银行做柜台专员，去年硕士毕业才正式上岗，我们这一批新职工都是硕士学历。”（F17）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社会后果阐释

（一）子女教育分层

1.“择校”：随迁子女择校分层与留守儿童无选择式入学

在随迁子女的择校上，根据流入地教育资源的分配情况，可分为私立贵族学校、公立学校及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数家庭选择公立学校，但由于教育质量与师资配备存在差异，“学区房”成为关键。“现在学区房热度不减，X 区房价基本每平方米都在两万以上，只能咬着牙往前冲。”（F19）私立贵族学校更容易受到老板阶层的青睐。“女儿目前在私立中学读书，学校升学率很高，老师的教学能力也很强，班额也不大，孩子现在的学习劲头非常足。”（F15）“我孩子所在的私立学校师资力量非常强大，教学模式多样，孩子学习成绩很好。”（F10）综合实力处于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被迫将子女送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一旦经济条件改善，他们帮助子女转学的想法会更加强烈。“小学先让孩子这么读吧，等过几年，我和她爸把经济条件改善一下，后面换了房就好了，初中争取让娃上个好点的学校。”（F16）还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让子女留在农村进行隔代抚养。这些农村基本没有中小学校，留守儿童只能到集中建校的乡镇就读，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无法与城市就读的孩子相比。“我儿子在农村老家让我爸妈带着，他也不好好学习，天天沉迷手机游戏，每次打电话我都批评他，孩子现在也不太愿意跟我讲话。”（F18）

2. 课外补习：私人家教与艺体培训

在阶层分化中处于较高位置的新生代农民工会给随迁子女安排私人家教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双减”政策虽然对教育市场中的小班课和拼班形式的学科类补习进行了遏制，但没有明令禁止私人家教。由于并没有根本改变升学制度，家长仍然希望通过私人家教帮助子女提升学习成绩。“私人家教虽然贵了点，但能把孩子不会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毕竟将来升学还是要看分数的，必须要重视。”（F24）他们还倾向将子女送到艺体培训班，以丰富孩子的文化生活、提升艺术修养与文化品位为目的（林晓珊，2018），并认为如果缺少这种投资，子女将在未来的学业成就、职业地位、择偶机会中处于劣势（Fong，2004）。“现在的孩子都多才多艺，见过很多世面，自己孩子如果综合能力得不到增强，以后考大学、就业、找对象上怎么与别人竞争，得从小培养孩子的才艺。”（F02）

（二）差异化生存

1. 发展心态：身份认同与“反市民化”

处于阶层分化较高位置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市民的身份更加认同，他们作为城市的建设者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我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尊重，依靠自己的努力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我就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F11）然而，部分低阶层新生代农民工从主观上拒绝融入城市，如在市民身份认同、外来流动人口支持政策的了解以及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学习上出现了消极倾向，他们并没有将城市生活规划到个人的未来发展框架中，此种现象被称为“反市民化”（刘博，2015）。“我始终没有归属感，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在宿舍休息，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认识这座城市。”（F18）“我来这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多赚钱。等有了足够的积蓄，可能会回农村创业。”（F20）

2. 生活方式：安稳性与“流民化”

阶层地位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社交及休闲娱乐等方面均向城市居民靠拢，并对所在城市十分热爱、充满信心。“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工作时团队配合默契，下班后偶尔跟同事小聚，邻居对我很友善，家庭也很美满。”（F05）低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上呈现“流民化”的显著特点（刘博，2015）。这部分人缺乏专业技术，频繁更换工作，住所地址不断改变，在社会交往上无法接触更加优秀的同龄群体，只能随波逐流，对未来生活感到迷茫。他们宁愿过着现在不稳定的城市生活，也不愿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我已经不适应农村慢节奏的生活状态，村子里年轻人全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现在一点朝气和活力都没有。”（F03）

（三）权益维护：社会诉求与利益表达

1. 社会诉求：诉求意识与诉求渠道

与第一代农民工遇到的工资拖欠、生产安全不足等问题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满足“生存利益”，还强烈地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其“发展权益”不容忽视（于建嵘，2014）。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更加多元化，诉求意识和诉求渠道差异明显。低阶层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技术能力有限，在城市谋得一份工作已属不易，在经济利益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政治与社会权利并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我干的保安工作是城里亲戚推荐的，不然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初中勉强毕业，也没学过技术， 在这里能按时开工资， 就已经很满足， 不奢望再要求其他。”（F21）阶层地位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眼界开阔，对于发展平等和人格尊严等保护意识更强。在加薪、重组工会、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所形成的差别待遇（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敢于发声，并能团结起来取得实质性胜利。“前几年，我跟公司谈续约时就遇到了权利义务不对等问题，当时指出矛盾点，并详细阐明了我的个人观点，我想他们还是看重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最终修改了相关条目达成续约。”（F22）

2. 利益表达：表达手段与实际效果

低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工作利益受损的情况时，往往会借助微信群等渠道发泄心中的委屈，然而这只是一种被动的表达方式，无法实质性地改变现状。“饭馆传菜员、洗车工我都干过，在一个地方不舒服，就换其他工作。我们村来城里干活的年轻人有个微信群， 有时在群里吐吐槽。”（F23）阶层地位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通过工会等体制化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取得实质性结果的机会更大。“我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公司提出不合理的工作要求时，我们都会通过工会积极反映问题，也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F2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杭州市 X 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现象为切入点，分析该群体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是基于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外部市场筛选下的市场竞争力等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禀赋机制从代际角度关注养老和养育压力对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地位的塑造；经济保障机制从代内“小家”的经济收入和债务负担双向角度确立阶层地位；市场竞争力机制从文凭和劳动力市场的技术需求—能力匹配奠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起点和未来发展潜力。同时，阶层分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典型特征。

从现实角度出发，本文提出缩小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差距的社会治理对策。第一，打破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平衡困境。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减轻照料父母的压力，加强农村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工作，拓展农村社区养老，发展社区服务业，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重视女性群体的家庭育儿负担，鼓励女性自强自立，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与和谐的家庭氛围，探索为职场女性松绑减负的措施，拓宽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渠道等。第二，加大弱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针对弱势人群积极开展就业需求量大、相对紧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帮助其成为产业工人。逐步以“互联网 + 职业培训”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培训；发挥地方政府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社会培训机制广泛参与，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化，推动落实弱势新生代农民工自主选择、按标准领取补贴的政府购买方式。第三，加强流入地教育政策调试， 缩小随迁子女教育差距， 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可适度调整现有的入学门槛，增加随迁子女获得公立教育资源的比重，弱化家庭条件所起的作用（班涛，2020）。同时， 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不同层面应发挥作用，形成关爱服务保护合力。第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地方感”，促进“地方依恋”。“地方感”直接影响当地人对过往生活的情怀及外地人的居留意愿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所在地方的融入和认同程度（林拓、虞阳，2016）。以社区作为主要引导场所，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文化需求以促进“地方依恋”，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文化融入以促进“地方认同”， 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精神以促进“地方依赖”，循序渐进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梁土坤，2020 ；邓睿、冉光和，2017）。第五，把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当前，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正式职工组织工会的权利缺失导致其缺少利益表达渠道，更多采用如集体罢工、辞职、与工友一起“闹事”等非制度化手段。应将新生代农民工正常的利益诉求纳入国家可控范围之内，形成制度化模式，避免极端事件发生。

责任编辑：张友庭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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