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的孩子”备受关注的背后隐藏着新生代农民阶层的生产机制

编者按

2019年到2022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带着学生辗转在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县域的学校做调研，深入了解中国县域教育的生态。她的研究成果《县中的孩子》深度剖析了县域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详细阐释了县域教育在这个时代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而在县域教育问题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现实：家庭困难的学生大概率会被滞留在县中。由此产生的教育焦虑在新生代农民中更为凸显。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类型的完善，青年农民不再与其父辈那样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在教育系统中竞争和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最后的职业地位，最终形成职业层级分化。教育分层和职业分化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面向和身份认同的差异，深层次勾连着新生代农民的阶层生产和阶层分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

本公众号特推出《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教育分层、职业分化与新生代农民阶层生产机制》，供大家参考。

一、研究的缘起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开启，广大中西部农村市场化和人口外出流动速度不断加快，村庄社会结构经历着剧烈变迁。农民逐渐从单一、同质化的农耕群体向有着不同职业、收入水平、文化意识的群体分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日趋显著，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关农民阶层分化的议题逐渐成为“三农”研究的重点。

目前，对农村阶层分化研究和农民分化逻辑的讨论，学界已经形成了不少成果，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思考进路，即阶层分化论与去阶层分化论。持阶层分化观点的学者主要以经济分化为标准，尤其侧重从职业角度去考察农村的阶层分化，并对这些阶层进行量化研究和描述性分析，通过测量个体农民所拥有的资源量来定义村庄的阶层结构与阶层类型，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李强认为，农村社会仍呈现出“倒丁字型”结构，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类金字塔”结构、“底层大、上层小”的金字塔结构，从高到低分别是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兼业务农者、纯务农者和无业者，农民兼业成为明显的社会阶层现象。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结构已成为影响农村阶层分化的核心变量，对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而言，在其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并且不能有效地改善其整体社会经济地位。持去阶层分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和务工模式打破了传统村庄的社会结构，农民确实产生了可感知的群体分化，但群体经济分化并不一定就会形成阶层。阶层不仅是由单一的经济因素确定的社会事实，同时还受到政治、社会、文化和阶层意识等丰富内涵的影响，生硬地将农民放入某一阶层内，缺乏对农民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意识的考察，也没有明确区分阶层界限或阶层区隔，更没有触及阶层关系，而这些层面正是判断农民分化后是否形成阶层的重要指标，只有进入微观的经验层面才能观察出来。杨华认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去阶层分化机制减缓了农民群体内的阶层分化，农民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导致阶层分化乃至固化。相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关联模式的社会基础和以半工半耕为收入结构的经济基础，塑造了作为村庄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是维系熟人社会的中坚力量，释放中间价值并塑造村庄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社会关系原则，与其他群体之间保持着“嵌入式”的社会、情感乃至血缘关联。魏程琳认为，当前农村大多数村民仍然共享统一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遵循同样的规则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经济分化后可能形成的阶层表达被有效抑制，最终维持着“有分化无分层”的稳定社会结构，延续了村落阶层结构的均衡性和模糊性。张建雷提出“人口分化”机制，他认为，短期内农民家庭因劳动力数量及配置方式不同所产生的经济分化会在长期的人口均衡中被拉平，就算是村庄中的贫弱家庭也能扛过子女受教育、子代结婚生子等家庭困难周期，让子代劳动力重新投入家庭再生产，重新追平村庄的中等收入群体，从而使我国农民的分化路径既不会朝着欧美社会中职业分层的模式演变，也非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无产化模式演进，而最终走向去无产和去阶层分化的农村社会。

学界对农民阶层分化的相关研究深度展现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农村阶层分化论基于宏观经济社会变迁视角，运用定量统计方法对农村阶层进行分析，描绘了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民群体的整体分化趋势。但这一认识将农民分层标准认定在经济收入上，有简单化的嫌疑；并且，宏观层面展开的阶层分析尽管能够揭示农民阶层结构的大致状态，却无法准确把握农民分层的具体过程和微观机制，缺乏解释性的分析框架。农村去阶层分化论的观点从村庄微观层面介入，揭示了血缘和地缘关系、收入结构和价值规范对农村去阶层分化机制的影响，尤其是对农民中等收入结构的深入分析极具启发意义。然而，作为“去阶层分化机制”的论述核心，中等收入结构能够维持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无差别地进入全国性的普通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再生产是在“村庄—家庭”结构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外出务工作为农民家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会对农民的职业获取、经济收入乃至社会身份产生阶层分化意义上的影响。但对当前农村尤其是新生代的农民而言，他们不再简单地遵循其父辈的务工逻辑，无差别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会经历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并产生细致的分层，并在后续的学校专业教育中继续分化，最终影响其劳动力价值和素质。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不再是扁平化地进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来争取平均工资，而是会在就业市场上产生明显分层，这构成一代农民和当代农村青年在社会阶层生产和分化上的本质差异。

综上所述，笔者引入教育分化与职业获取的视角来考察青年农民阶层的生产和分化实践。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类型的完善，青年农民不再与其父辈那样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在教育系统中竞争和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最后的职业地位。教育分化和职业分层带来农民劳动力素质的分层，进而使得中等收入结构难以在人口分化机制的作用下继续维持，家庭人口周期不再发挥去阶层分化的作用，而是在教育竞争与分化因素的作用下，以代际传递来作用于新生代农民的职业分层。并且，这一职业分层不仅仅是简单的农民兼业模式，而是与正规的社会保障、职业地位、身份认同乃至城市文化相挂钩的现代职业分层，这对青年农民的阶层分化具有实质性的标识功能，从而形塑了当前农村新生代青年阶层分化的一般逻辑。

二、农民家庭的教育焦虑、

教育竞争与子代教育分层

（一）农民家庭的教育焦虑与教育风险投资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阶层流动经历了从家庭经济积累向代际教育跃迁的转型。农村综合制度改革和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大量的村庄剩余人口流动到沿海发达城市务工，从而形成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在区域间工资差异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下，农民家庭优化调整家庭劳动力结构，以持续的经济积累能力来实现在村庄社会内部的向上流动，或是继续在城市买房，过上城市生活。然而，随着农民工进入现代市场体系并不断地嵌入更细致的劳动力分工系统，一方面面临市场周期的波动，另一方面受到因技能不足而被淘汰的影响，一代农民越发意识到由于受教育水平不足和技能水平缺失，他们不仅要承受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而且更容易被就业市场所淘汰。基于此，农民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后代进入工作不稳定且收入较低的农业或工业底层，而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教育提升劳动力价值，从而获得优质的工作岗位、稳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因此，对农民家庭而言，他们一方面最大化地释放家庭劳动力的经济价值，积极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得工资性收入，增加家庭的经济积累能力和风险防范资本 ；另一方面又越发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赋予其增值的劳动力价值，以此强化子代发展及其阶层流动的可持续能力，推动子代阶层地位的流动和跃升，这激发了当前大多数农民家庭的教育焦虑和教育预期。

刚性教育预期与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之间的张力推动了农民对子代的教育风险投资，以教育为核心的家庭资源配置差异构成农村青年一代阶层分化的起点。阶层流动的价值预期与底层弱势的结构特征共同强化了农民的教育焦虑，农民希望子代能够获得更好、更体面的就业岗位，代际的阶层向上流动必须依靠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然而，乡村的教育资源相较于城市仍然整体落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这一现实差距依然存在，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为此，国家制定了城乡均衡教育发展规划，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调整学校布局、放宽学校招生的属地限制，以及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等措施开放城市教育机会，这大大增强了教育资源的流动性和竞争性。为了获取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农村父母都自发地送孩子进城上学，为子女创造能够突破底层弱势结构的文化资本。流动的教育资源不仅造成教育成本的外溢，将教育竞争压力迅速转嫁给父母，而且推动了农民以教育为核心的家庭资源配置策略转型，即压缩家庭经济积累的属性，让位给教育投资优先的目标，农民对子代的教育风险投资得以形成，并以随子女进城陪读的教育城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2016年我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达到了75.01%，比2001年的38.20%年均增长2.45个百分点，高出同年城镇化率（57.35%）近18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民对子代的教育焦虑迅速转化为教育投资实践，并加剧村庄内部的教育竞争，激化农民教育城镇化的家庭发展策略。因此，在农民家庭的社会经济分化及对子代教育投资模式和能力的差异下，青年农民群体掌握的教育机会、资源及所处的教育层级会形成显著分化，这构成当前新生代农民阶层生产与分化的逻辑起点。

（二）农民家庭的社会分化、教育竞争与子代教育分层

1. 村庄精英阶层

村庄精英阶层是指经济收入与发展能力得到充分保障，并且直接掌握社会资源的村庄上层农户。从收入结构来看，精英阶层农户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村庄之外的非农收入，土地经营只是作为家庭经济的适当补充。从就业方式上看，精英阶层农民主要依靠自身掌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资源并对其进行再生产，而且与村庄之外的社会关联更加紧密，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具体而言，村庄精英阶层既包括现任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等政治精英，也包括从事技术服务、文化教育的农工员、乡村教师、医生等文化精英，还有在城市里经商、跑交通运输和承包工程的经济精英等。

村庄精英阶层不仅是村庄上层，同时也是对子代教育投资最为看重、在教育竞争中最有实力的群体。对精英农户而言，虽然他们仍然居住在农村，但是其生产生活方式却深受市场经济、城市文化及现代性价值的影响。无论是村庄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有机会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接触到更“上层”的社会精英，如体制中的基层领导干部、公务员，或者在城市有体面正式工作的企业员工甚至技术工、工程师等，这些经历和交往都会使村庄的精英阶层不满足于自身在整体社会中的阶层位置，进而有极强的动力为子代谋求优质教育资源，以推动子代的阶层流动。村庄精英阶层不仅积极参与对子代的教育投资，而且在教育城镇化中更具有竞争力。一方面是因为村庄精英阶层在接触优质教育资源上占有比较优势，他们相对村庄其他农户能快速、准确地获得关于城市优质学校、老师和招生方面的信息，并且依靠自身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为子女提供更大的城市就学机会；另一方面是村庄精英家庭有着更稳定和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能够为子女进城读书所需要花费的住房、补课和高消费的生活开支提供保障，其子女能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前期就进入城市的好学校就读，并且能够较为稳定地升学，整体的学习环境不会受到干扰。此外，村庄精英阶层能够抽出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参与子女的进城陪读，不会干扰家庭正常的经济积累和再生产。村庄精英阶层的子女既能够接触到更为优质的城市教育资源，又可以在无压力的家庭陪读模式下拥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质量，从而在村庄教育分层中占据优势地位，精英阶层的子代更容易在中考和高考教育竞争中胜出。

2. 半工半耕阶层

半工半耕阶层是村庄的中间阶层，也是村庄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社会中70%以上的家庭都属于半工半耕阶层。半工半耕是指农民家庭的家计模式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兼业，另一部分劳动力或半劳动力则在家务农、照看家庭，这样农民家庭就获得了务农和务工两部分的收入。对外出务工的农民而言，他们一般都是进入全国性的普工市场，赚取的是基于普通劳动力水平的平均工资，因此家庭的壮劳力数量越多，能够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也就越多。另外，由于我国农村特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农民作为集体成员按照家庭人口数量分配耕地，每个家庭分到的土地面积也是差不多的，农民依靠土地获得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就差别不大。在当前我国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后，这种家庭分工样态和收入结构基本上趋于稳定，并塑造了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也是有学者认为短期内农民家庭因劳动力数量及配置方式不同所产生的经济分化会在长期的人口均衡中被拉平的主要原因。

处于村庄中间层级的半工半耕阶层同样具有非常强烈的子代教育焦虑，常年外出务工的经历使他们非常重视子代教育，是村庄教育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和跟随者。与村庄精英阶层不同，半工半耕阶层既缺乏直接接触优质教育资源所需的社会关系和信息渠道，也无法像村庄上层那样依靠扎实的经济实力无压力地送小孩去城里衣食无忧地上学。对村庄的半工半耕阶层而言，他们参与教育竞争的主要形式是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结构，压缩家庭发展的经济积累属性，让位给教育目标，以进城陪读的方式来支持子代的教育投入。根据家庭资源配置结构与陪读模式、效果的不同，可以将中等收入阶层子代所进入的教育资源分层划分为中上层和中下层。雷望红认为，农民进城陪读必须抽出至少一个劳动力专门照顾小孩的生活起居，牺牲家庭的部分收入机会和经济积累能力来陪孩子进城读书，从而形成“半工半陪”的劳动力配置格局和家庭生计安排。因此，村庄中间阶层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决定了“半工半陪”模式的质量和子代能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程度。对劳动力数量较多且分工结构比较完整的强半工半耕阶层而言，家中的老人还能够进城陪读与照料孙辈的日常生活，而中青年夫妻则在城市务工，为子女在城市读书所需要的各种花销提供经济支持。这种隔代陪读模式下的新生代农村青少年大部分是在村里上小学，然后初中和高中进入城市学校就读，并且因为有父母在外务工所提供的长期物质保障，能够在基础教育阶段比较稳定地争取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在村庄的教育分层中属于中上层。

相比之下，还有部分村庄中间阶层家庭劳动力数量和素质都不如中上层，家庭劳动力结构的优化程度也不足。这部分农户要么是父母年纪比较大，无法照看孙辈甚至自身还需要照料，要么是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身体欠佳、文化程度比较低，在务工市场中竞争力不足，属于弱半工半耕阶层。这部分农户在村庄教育竞争中往往选择亲代陪读模式，即让年轻的母亲或者夫妇两人陪小孩进城读书，然后在子女上学所在地就近务工并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亲代陪读模式能够对子女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规范有较好的监督，但同时也面临家庭经济压力大乃至破产的风险，因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没有投入劳动力市场，非农就业收入非常不足，再加上陪读的纯消耗性支出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造成的结果就是保障子女基础教育阶段进城读书的状况并不稳定，需要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调整。例如，在调研中就经常发现，由于家庭物质保障不足，小学阶段进城读书的小孩在初中时被迫回到乡镇中学读书，也不乏见到两三年就要跟随父母打工而更换学校的案例。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状态并不稳定，学习成绩也难以提高，这部分农村青少年在基础教育阶段能够获得的优质教育资源并不稳定，在村庄的教育分层中属于中下层。

3. 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属于村庄中的下层，这一层级的农户大多因为家庭结构残缺、劳动力素质较低而落入村庄底层，抑或是遭受过重大风险如大病、意外事故等，削弱了家庭发展能力。与精英阶层和半工半耕阶层相比，村庄贫弱阶层在子代教育投资和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一方面，因为贫弱阶层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他们在维持家庭基本再生产之外缺乏经济剩余，既没有物质基础也没有额外的劳动力来支持子代去获取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贫弱阶层非常依赖土地收入和在周边地区打零工的收入，所以与外界接触不多，对子代教育投入的重视程度也并不高，更希望子代能够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来挣钱养家。因此，村庄贫弱阶层对子代教育投资和在村庄教育竞争中既缺乏动力，也缺少必要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往往只是让子女接受最低水平的义务教育。村庄贫弱阶层在教育竞争中处于“洼地”，其子代很难与村庄其他家庭的孩子去竞争城市的优质资源，而是一直处于乡村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约束之下，并且其中的大多数在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处于村庄教育分层的下层。

在农民对子代极强教育预期和城乡教育资源单向度流动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家庭被卷入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并通过积极调整、优化家庭资源和劳动力配置结构，为子代争取城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打工模式的兴起推动了乡土社会的高度分化，农民家庭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出现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不同农民家庭的教育竞争能力及其为子女提供教育文化资本的程度是不同的。农民家庭的经济分化与家计模式差异通过为子代争取优质教育资源，已经明显作用于新生代农村青少年的教育分层。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我国教育体系的完善及城市教育资源的开放，使农民家庭的经济资本能够部分转化为子代的教育资本，当前农村青少年不再像父辈那样直接进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并过早参与家庭再生产，而是会在基础教育阶段产生教育分层（见表1），这构成新生代农村青少年阶层分化的逻辑起点。

三、专业竞争、职业分化

与农村新生代的阶层生产

随着基础教育阶段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城乡二元教育结构被打通。与此同时，农民对自身底层身份的反思激发起对子代的教育焦虑和教育投资，并被卷入激烈的教育投资竞争中。基于对中西部农村家庭经济社会分化的考察，可以观察到农村子弟依托家际教育投资能力的差异在获取教育资源上是分层的，在教育竞争中处于不同的结构性位置。然而，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分层并非影响农村青年阶层分化的最终因素，经历中考或高考之后，他们会继续进入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序列中，依托学校教育接受专业知识、技术和技能的系统性训练，并通过校内竞争形成劳动能力与职业能力的分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职业分层的最终结果，这构成当前新生代农民阶层生产的核心机制。

（一）现代社会职业获取与学校教育的高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转轨，随之而来的是就业方式和职业层级的多样性发展，现代社会的职业体系逐渐确立。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产业结构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后，我国一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对高素质、多层级劳动力的需求越发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生代农村青年的职业获取路径与职业认知都与父辈有着本质区别。对一代农民而言，其外出务工的时代背景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开始加入全球化进程，依托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在全球低附加值生产链中获取利润。因此，一代农民即使有长期的务工经历，对职业的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他们大多是进入工厂或工地从事普通的体力劳动，只是将打工作为赚取基本工资然后返乡生活、维持家庭再生产的手段，而非有强烈且明确的职业观念或职业身份感。他们本质上还保持着农民身份的自我认知，这也是王春光所说的农民工在城市各种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及社会认同内卷化的“半城市化”状态。但是对农村青少年而言，他们并没有复制其父辈的生命历程直接进入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打工，而是进入教育系统中参与教育竞争和教育分化，并且希望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获取更高层次的学历，在谋求职业时占有优势。这说明现在农村青少年有着明确的非农化预期和职业意识，他们中的大多数希望参与到现代化的职业分工体系中去。

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与层级化，同时也带来职业本身的专业化和职位获取的专门化，这使得现代社会中获得职位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而这与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密切相关。现代社会职业获取与学校教育的高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职业获取与学历的高相关性。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认为，教育学位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这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强关系。在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院校扩招后，国民的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年限都大幅增加，但同时也开始出现“文凭社会”中的学历通胀现象。无论是进入政府体制工作还是社会化就业，都越来越看重求职者的学历，要求大专以上文凭几乎成为正规就业的门槛性要求，这使得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并获取学位变得愈发重要。二是现代社会职业技能培养与学校专业教育具有高相关性。随着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现代社会职业对技术技能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并且越来越依赖于高等（职业）学校的实训资源和培训能力。以制造加工业为例，在当前机器替代人的产业迭代更新中，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着代谢增长的规律，传统制造业向着机械化、智能化方向革新，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最终的结果是复杂化生产和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生产过程升级使现在的产业工人不能再简单依靠之前的操作工艺和生产经验，抑或是在传统的师徒关系中仅仅通过“干中学”来增进技能，而是要掌握多种生产技能，在保证自己技术熟练度的同时，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能够及时地参与生产工艺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学习使用。这些都只能依靠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来完成，也只有高等（职业）院校有充足的教学资源和师资能力实现现代职业技能所需要的人才供给。产业迭代和制造业升级带来生产领域中工人结构的转型，对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依托学校资源和学校教育，而这对学生获取职业竞争所必需的技术技能训练也越发重要。因此，对新生代农村青年而言，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学习状况和专业表现会直接影响其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和最终职业的获得。

（二）专业竞争与新生代农村青年的劳动力价值分化

在基础教育阶段，农民家际教育投资竞争能力的差异使农村青年在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层面产生分化，进而影响他们进入更高教育阶段的学校并形成教育分层。然而，教育分层并不是新生代农村青年阶层生产和分化的终点，他们在最终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还要以自己选择的专业为范畴参与校内竞争，以提升理论知识和职业技术技能的水平，尽量在就业前强化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和素养，以谋求一份满意的职业。与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在教育分层中占据重要比重不同，当代农村青年进入高等院校或职业院校后展开的专业竞争，更加看重兴趣爱好、天赋、努力程度乃至心理素质和社交能力等个体性因素。调查发现，职校中学生的专业学习与其能提升的劳动力价值密切相关，无论是哪类层级的学校或专业院系，学生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学习状态，即积极学生、中间群体和消极厌学的“学困生”。

第一类学生是专业竞争的积极学生，其对自身劳动力价值的提升意愿最明显。这部分学生大约占到总数的10%，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对自己的专业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有明确的认知。积极学生很早就确立了市场就业取向，对所在专业非常感兴趣，并且学习状态积极努力，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素养过硬。二是能够有效整合校内的学习资源。这些学习积极分子不仅对自己的学习非常用功，而且会主动关注学校提升劳动力素养技能的各种活动。比如，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竞赛班、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充分利用校内资源提高自身职业素养。三是有着长远的职业规划。笔者在与职校学生访谈时发现，积极优秀的学生都会有长远的职业规划，如考取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是参加学校项目从中职继续升入高职甚至本科，延长自己的技能学习年限并提升学历水平等。专业竞争中的积极学生无论是在职业意识还是在劳动力素养上都占据优势。

第二类学生是专业竞争的中间群体，其对自身劳动力价值的提升意愿处于中等状态。这类学生群体的数量占到总人数的 60% 左右，他们参与校内专业竞争有这样一些特征 ：一是尽管对自身的专业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没有明确的认知，但还是会完成本专业基本的课时、实训、实习等学业要求。中间群体的学生大体上仍然认为掌握一技之长能够在今后的就业中发挥作用，哪怕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还是能够靠本专业来获得保底性就业，因此他们还是会尽可能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二是喜欢多种尝试，热衷于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和活动。与学习积极分子不同，中间群体的学生并不偏好学校所提供的各种学习和实训资源，而是热衷于社团化和兴趣化的活动。比如，学校组织的体育比赛或者其他专业的技能竞赛，因为没有固定的就业预期，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多种尝试。三是对未来没有具体的职业规划，但是有着强烈的城市就业预期。学校中间群体的学生大多数没有要从事本专业的坚定想法，但是又没有其他更适合的选择，所以他们不会形成长远的职业规划。但从访谈的情况来看，中间群体的学生几乎都不愿再回到农村甚至家乡所在的县市就业，而有强烈的在大城市就业的预期，这构成他们未来职业选择的底色。

第三类学生在校内竞争中处于底层和劣势，是消极厌学的“学困生”，他们对自身劳动力价值提升的意愿较弱，甚至存在负向作用的倾向。这类“学困生”在职校中所占比例大约有30%，他们参与校内专业竞争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对自身的专业理论和实操学习完全不感兴趣，对未来的就业选择也毫无规划。他们在初中或高中阶段就已经是消极厌学分子，进入职业教育阶段后仍然延续了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学习状态，对上课、实训、实习乃至日常教学秩序都不怎么在乎，几乎没有进一步提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积极性。二是有着不良的行为习惯，反对、抗拒基本社会规训。消极厌学的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不良的行为习惯甚至越轨行为，如沉迷网络游戏、电子小说等，甚至还有学生存在酗酒、打架斗殴等问题。这些行为表现出他们的越轨倾向和反规训的心理，极其不利于他们获得正规就业，对劳动力价值的提升是负向作用。三是尽管他们也有着很强的城市非农就业的预期，但因为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不足和行为习惯上的问题，他们很难在城市谋求正规就业，极有可能从事非正规就业或者被淘汰回农村。

（三）职业分化与新生代农村青年阶层生产

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家际教育投资竞争所形成的教育分层，以及高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阶段的专业竞争所形成的劳动力价值分化后，新生代农村青年才最终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此时的农村青年不再与他们的父辈即一代农民工一样进入全国性的普通劳动力市场，而是在现代职业体系中占据不同的分工位置，呈现出明显的层级梯度差异，职业分化构成当前农村青年阶层生产的核心机制。根据笔者对调研学校农村学生就业情况的观察，当前新生代农村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职业分化主要有四个层级。

一是城市正规就业的农村青年阶层。在义务教育阶段能够获得城市优势教育资源，同时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阶段的校内专业竞争中奋发向上、积极努力的这一类农村学生，有很大机会在城市获得正规就业职位，包括新型产业工人、技术工作者、体制内公务员等。其阶层特征是：第一，以城市正规就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并且依靠自身技能水平和劳动力综合素质有着可预期的职业上升空间，符合国家新兴产业升级的需求；第二，具有现代法律和权利意识，对自身的职业身份有一定的认同，产生显著的阶层意识。在城市正规就业的农村青年不仅在科学文化水平上高于同辈群体，而且在生活方式和所处的制度保障体系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在职工保险、社会保障上有明晰的法律权利意识，并且内化现代社会的工作休闲节奏，他们无论是在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身份认同上已经市民化了，已经在城市扎根。

二是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农村青年阶层。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在家际教育资源竞争中处于中上层或中下层，他们大多数在经历中考或高考后进入职业学校就读，同时在校内专业竞争中也一直是中间状态。这部分群体由于自身劳动力素质和价值还不足以在城市谋取正规职业，但是又不愿意返回农村，因此只能在城市从事如送外卖、快递、教育培训、房地产销售、保险经销等工作，或者尝试自主创业。其阶层特征是：第一，以第三产业为主要就业模式，其特色是平台化、组织扁平化与就业灵活化，对从业人员的技术技能素养要求不高，比较适合专业不对口或专业能力不够扎实的农村青年。第二，就业不稳定，难以形成强烈的职业认同和身份意识。第三产业受市场经济波动影响较大，从业技术要求不高，很容易被解聘或淘汰，再加上工作更替比较频繁，这些农村青年阶层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认同和身份意识。第三，以城市为生活面向，但是无法形成清晰的阶层意识，新生代农民有着很强的城市生活面向和现代生活意识，但由于没有在城市完全立足的正规就业，因此他们的阶层身份意识不断在农民和市民之间徘徊。

三是返乡的现代职业农民阶层。尽管绝大多数农村青年会选择留在城市、进入现代职业体系中，但仍然还有少部分群体返乡从事现代农业。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大量的农村耕地闲置出来，这为现代规模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当前国家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大量惠农政策和资源向农村倾斜，电商网络平台的发展也为现代农业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条件，从而使部分农村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成为现代职业农民。其阶层特征是：第一，以现代农业为生计来源。他们在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上完全突破传统农民的精耕细作，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更偏向以优化管理、改良品种等方式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使其不仅有维持家庭基本再生产的能力，而且有家庭发展的能力。第二，他们在生产生活面向和阶层身份认同上仍然是农村和农民。现代职业农民仍然把农村作为自己的生产生活场域，在自我身份认同上还是农民，但他们并不认可农民的底层弱势地位，而是有着完整的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第三，扮演着村庄精英的重要角色。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重心在农村，所以经济利益和生活秩序也深深嵌入农村，并且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在农村扮演价值示范者、产业劳动者和社会组织者等诸多角色，被视为一种群体和新阶层。

四是进入全国普通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农民阶层。部分农村青年并没有通过学校教育和专业学习实现自身劳动力价值和素养的提升，他们既没有能够支撑其在城市获得体面且收入稳定工作的一技之长，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这部分农村青年最后还是与父辈一样进入了全国性的普通劳动力市场，在工厂或者工地从事普通的体力劳动，赚取平均工资，他们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阶层流动，而只是进行了代际复制的阶层再生产。这部分农村青年尽管不愿意回到农村，但他们完全没有在城市扎根的能力，也难以获得与正规就业相捆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最终只能返回农村，依靠土地和政策保障来生活，成为新生代农民中的弱势阶层。

四、余论 ：教育作为一种

“前市场”的阶层分化机制

在韦伯的经济社会学视域中，职业是最主要且客观的阶层分化标志，不同的职业使群体之间在经济收入、生活面向、消费习惯、自我价值、政治观念乃至身份认同上形成边界感，从而达成现代社会中的阶层生产与再生产。新生代农民正是在这样的职业分化机制中实现了自身的阶层生产和分化。与一代农民相比，为什么当前农村青年的阶层生产机制受到职业分化的根本影响，职业分化本身又是如何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作为“前市场”阶层生产机制的教育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阶层分化作用。

在我国义务教育尚未普及之前，农村中的教育资源不仅极其稀缺，农民也没有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渠道，城乡教育二元结构难以突破，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通过教育产生劳动力价值和素质的分化，而是直接进入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争取平均工资。这也是持农村阶层去分化观点的学者论述的中等收入群体存在的合理之处，关键就是教育因素并未在一代农民的阶层分化中产生实质性影响，绝大多数农民都是以普通农民工的群体身份在城乡二元中被识别，整个农村构成了一个相对弱势的底层社会，内部有经济分化却难以产生阶层分化。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的成熟，国家的教育系统和生态逐渐完善，教育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集中表现在农村子弟普遍接受学校教育，并且在教育系统内被筛选和分化。而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放开后，教育竞争和阶层分化的特点就凸显出来。教育竞争与分层是一种梯度筛选模式，即大家通过阶段性的学习和竞争是为了进入下一个资源更加集中的优势竞争单元，这个优势竞争单元与最后的职业获得高度相关。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中的职业获得也离不开学校教育中的专业训练，这使得个体在校内专业竞争中形成劳动力价值和素质的分化，从而最终体现在职业层级的获取上。教育作为一种“前市场”的阶层分化机制，对新生代农民阶层分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现在的农村青年不再像父辈那样直接进入全国性的普通劳动力市场，而是在教育系统中产生更为精细的分化，最终影响职业地位的获得。经历过教育分层和职业分化后，新生代农村青年阶层生产的经验机制才能较为完整地展现出来，也正是因为现代职业分化所带来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面向和身份认同的差异，农村的新生代青年突破了父辈“半工半耕”的收入结构，职业分层有着显著的阶层边界，新生代农民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阶层生产和阶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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