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兹拉·庞德（EzraPound）和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是20世纪美国文坛的两位重要作家，就当前学术研究而言，鲜有学者将他们置于同一个学术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这两位诗人之间毕竟有着似乎难以逾越的差异性：一个是美国黑人民族的桂冠诗人，一个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巨匠；一个曾是亲共产主义的左翼作家，一个是亲法西斯主义者；一个是反种族主义斗士，一个常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然而，正是这些迥然差异遮蔽了休斯与庞德之间现实交往的历史事实，也使他们在文化、政治、诗学上的对话更加值得探讨。本文试图通过这两位诗人的现实交往，聚焦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对话进行深层探析。

休斯与庞德虽然在很多方面分属于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但却在实际生活中都有交集，并保持了多年的通信交往。从时间上看，他们之间的交往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1年12月到1935年5月；第二阶段始于1950年秋，止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

1931年9月，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一家学生杂志《当代》（Comtempo）在同一期发表了庞德的文章《出版人、小册子及其他》和休斯的诗《白色的影子》，分别刊于第一页和第二页。这一看似偶然的版面相遇却将二人联系了起来。同年12月26日，庞德主动写信给休斯，由《当代》编辑部转交，请休斯帮助联系几所黑人大学出版德国人类学家弗洛本尼斯（Leo Frobenius）关于非洲文化的学术著作，还把自己写给阿拉巴马州塔斯克基大学校长的信抄送一份给了休斯。这是已知庞德写给休斯最早的一封信。庞德选择写信给休斯，或许正是基于他对休斯的两点认识：首先，休斯是非裔作家，而这部被庞德认为是正面对待非洲文化的著作一定会得到美国非裔的认可，因为他同时写信请崭露头角的非裔青年作家康提·卡伦 (Countee Cullen) 帮忙推荐弗洛本尼斯并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休斯在美国黑人知识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这一期《当代》第二页介绍休斯是“《给犹太人的好衣裳》《不是没有笑声》及其他著作的作者”。庞德在信中对休斯十分客气，以“兰斯顿·休斯阁下”相称。不过，此时的庞德对休斯的作品可能并无具体了解，在这封信中并没有提及休斯的创作。休斯作为诗坛后辈则对庞德已有了解：“我了解您的作品已经十余年了，许多作品——不是具体的词句，而是情绪与意义，即诗的核心——已经深深嵌入了我的脑海。”（Roessel，2001：214）在1932年6月休斯把自己的几本作品寄给庞德后，庞德在7月的回信中对休斯的作品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和看法。此后近四年的时间里，两人保持信函往来。庞德每次收到休斯寄来的作品后，都认真阅读。两人建立联系之后的几年里，休斯还就营救南方司各茨博罗事件（the Scottsboro Case）中的黑人青年、海地左翼诗人雅克·罗芒（Jaques Romain）等政治性事件向庞德寻求支持，庞德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1935年5月，庞德就解救罗芒的请求回信给休斯，尽管庞德表示不赞同罗芒和休斯等人所参与的共产主义运动，但还是同意支持休斯。此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中断。

休斯与庞德交往的第二阶段始于1950年9月。当时休斯应邀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朗读诗歌，看望了被作为精神病人关在此地的庞德。这是庞德与休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重启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在此之后，休斯不时给庞德寄去自己的新作和节日贺卡，只是写信较少，也很少就具体问题发表自己的评论。庞德每次收到休斯的作品后都会对他的诗歌做一些评价，偶尔由庞德的妻子多萝西代笔回复。1956年6月，庞德就休斯寄来的新作《美妙的生活捕影纸》（The Sweet Flypaper of Life）回复了一封短信，此后他们之间就再无交流。

从这两个阶段的信函往来看，休斯与庞德之间的信函往来断断续续，并不频繁，涉及的内容也并不复杂。在第一阶段，两人的书信往来主要涉及各自的社会事务，如庞德推荐弗洛本尼斯、休斯就司各茨博罗事件和解救海地诗人罗芒等寻求庞德的支持等，偶尔涉及文化、政治、诗歌等方面的简评。第二阶段则更加单纯，基本上是围绕休斯寄送的作品和问候贺卡展开的，主要谈及休斯的创作和庞德的生活状况，很少涉及政治和社会事务，这可能与庞德当时的健康状况和当时两人同处的政治困境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被作为精神病人软禁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的庞德，因在二战期间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宣传而面临叛国罪指控；休斯本人则因其早期与苏联的联系而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并受到了麦卡锡主持的反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现实的政治处境和冷战初期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使得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将交流的内容限制在政治之外，休斯除了寄送作品和问候外，更是极少发表议论。事实上，在第一阶段，休斯在给庞德的信中也多以事务为主，鲜有议论，极少直接回应庞德有关政治、文化和诗学方面的观点。即便对于庞德信中对休斯诗歌的肯定与建议，休斯也没有直接回应，只是偶尔说 “很喜欢您关于我的诗歌的回信和建议”（Roessel，2001：226）。因而，从信息流向的不对等和信息交换方式看，休斯与庞德之间的交往似乎无法构成深度对话，更像是一种基于各自现实需要的交流，或者是作为诗界前辈兼权威的庞德提携和指导后辈、作为后学的休斯尊重前辈并寻求支持和认同的授受关系。

这或许解释了部分事实。但是，如果把休斯与庞德的信函交往放到各自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等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可以对这两位诗人的对话获得更多的认识。庞德与休斯在信函交往中，始终没有观念和言语上的强迫，而是各自表达，体现出对彼此个性和思想的尊重。一方面，庞德表达思想的坦率与休斯回避冲突的交流策略为彼此在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中能够以实际行动去表达差异性创造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休斯与庞德相互寻求支持、患难之中保持联系，恰恰显示了两者之间有着诸多共性，这正是维系两者跨越差异、保持对话的基础。

休斯与庞德现实对话的缘起与中断、重续与终止，看似偶然，实则有着深层动因和内在必然，是两人在文化观、政治观、诗学观等方面对话的一种外化表现，隐含着两者之间的多重深层对话。本文聚焦于休斯与庞德在文化观层面的对话进行梳理和剖析。

庞德与休斯之间的交流从一开始就是文化观念的对话，而对话的基础和动力首先源于两者关于非洲文化的共识。庞德在1931年第一次写信请休斯帮忙向美国黑人大学推荐出版德国人类学家弗洛本尼斯的著作《非洲之声》，这一事件透射出庞德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观念，它无疑触发了两者的互动。庞德向休斯和美国黑人学术界推荐弗洛本尼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弗洛本尼斯及其学术观点的认同和推崇。庞德在委托休斯转给塔斯克基大学校长的信中写道：

庞德不仅肯定了弗洛本尼斯的学术思想，而且表明了他本人对非洲文化的立场和态度。第一，庞德认为非洲文明是 “美”的，这说明他拒绝欧洲早期以科学名义对非洲人种和非洲文明进行非人化或次人类化否定的观点。第二，他通过弗洛本尼斯认识到，黑人民族有资格享受思想自由，其深层原因就是他们有着让人为之自豪的文明、“美”的文明。庞德写给塔斯克基大学校长的这段话并非应景之说或溢美之词，而是他思想的真实表现。庞德高度认同弗洛本尼斯关于欧洲文明源于非洲文明（Gill，2001：81）的观点，并坚称非洲文明是现代人类核心知识体系的一部分（Roessel，2001：208）。庞德在20世纪20~30年代发表了多篇文章称颂非洲艺术，并且努力将非洲文明纳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之中。例如，他在其《诗章》中收入了非洲史前岩画《跳跃的黑人》（Negro on the Hop），后来将这幅图印在1953年版《诗章》的扉页上，由此不难看出庞德对非洲黑人文化的兴趣和尊重。

庞德对非洲文明的肯定和赞美与休斯对非洲文化的态度和情感高度契合。休斯一直对非洲文明深怀敬畏。他早期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非洲文明：“我敬畏这文明/好坚实，/好强大，/好冷峻。”（Rampersad & Roessel，1994：32）他的敬畏是基于他对非洲文明历史地位的认识。在他看来，非洲文明并不逊色于世界上其他文明，对人类有着毫不逊色的贡献。他最早发表在全国性杂志上的成名诗作《黑人谈河流》（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s）（Rampersad &Roessel，1994: 23）将代表非洲文明的尼罗河和刚果河与代表古代亚洲文明的幼发拉底河、代表美国近现代文明的密西西比河并置，不仅高度肯定了非洲文明，而且暗示了非洲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特别揭示了非洲文明在美国的存在和贡献。因此，休斯和许多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非裔作家主张重新发现民族历史，强调美国非裔应与非洲文化对接。在休斯看来，美国黑人民族拥有伟大的非洲文化传统，这正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之一，也是美国黑人应该承担起传承非洲文化传统的动力和责任所在。这一观点深深嵌入了休斯的思想。他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之初就努力建立美国非裔民族与非洲的文化纽带。例如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美国非裔片段》（Afro-American Fragment）（Rampersad & Roessel，1994: 129）一诗中，努力穿破历史迷雾，建立美国与非洲黑人之间的文化血缘联系。事实上，他一生都在用自己的作品书写非洲文化在美国的延续和发展。他在生命的晚期对自己毕生所执着的黑人性定义时，曾毫不掩饰地强调对非洲文化的书写：

在这方面，休斯与庞德观念一致。庞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担当非洲文明的传播者，而且坚定地认为，美国黑人理应成为伟大的非洲文明的传承者、本民族文化的捍卫者。他初次给休斯和几所美国黑人大学校长写信，就是希望把弗洛本尼斯推荐给黑人学术界，希望黑人大学采取“种族行动”，尽量避免黑人大学成为“白人大学的翻版”，他甚至认为每一所黑人学校都应该开设一门非洲学课程（Roessel，2001: 212）。对他而言，保存并弘扬非洲文化是美国黑人大学以及整个美国非裔民族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它不仅是美国非裔文化之根，也是不同于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传统的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休斯与庞德对待非洲文化的相似立场无疑成为他们对话的起点，这也可以解释非洲与非裔话题为什么是他们多年通信往来的主要内容。

在深层意义上，维系休斯与庞德之间对话的核心观念在于他们共有的多元文化观。庞德的多元文化观是非常明显的。作为白皮肤的欧洲裔美国人，他在不否定拉丁文化、希腊文化等欧洲传统文化的同时，认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互补性。在庞德与休斯交流中首先打动身为非裔的休斯的，就是庞德的多元文化观中对非洲文化和美国非裔文化独特性和差异性的肯定。庞德不仅对非洲文明给予赞美和接纳，而且对美国非裔文化同样保持尊重和开放的态度。他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时常从美国黑人文化中吸取养分，即所谓的 “扮黑”（playing black）。庞德的“扮黑”不是沿袭早期白人扮演黑人的滑稽演唱（minstrelsy）的种族主义传统，在模仿黑人文化的同时对它加以揶揄、嘲讽，而是试图从黑人文化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因素来反抗欧美主流传统，使自己的创作有别于传统、不同于欧洲主流艺术。庞德甚至在很多书信（包括写给休斯和一些朋友的书信）中常使用黑人方言。庞德的这些文化行为都是真诚的，他认为在很多方面黑人文化是白人文化所没有或所不及的。正因为如此，他希望黑人文化能够得到认同、传播，并急切地期待美国非裔民族能够在文化上自我认同并积极维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他不仅呼吁美国黑人大学传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特质，而且对黑人不珍惜本民族文化的行为和观点痛心疾首。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广播宣传时，他也毫不掩饰对一些美国黑人无视本民族文化、一味崇尚白人文化等行为的厌恶：“我平生只有那么一次，想对一个黑人踢上一脚。那家伙开口说话，俨然像个哈佛二年级学生。去你的，黑鬼。你既然有这些比白人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好好保管它们呢？”（Gill，2001：84）庞德的这句话无疑肯定了黑人文化及其独特性和优势，并凸显了他希望美国非裔民族珍视民族文化的真诚态度。这一点正是休斯一以贯之的文学创作原则。他不仅毫不羞怯地使用美国黑人方言，而且“将布鲁斯、即兴演奏爵士、黑人圣歌、摇滚等既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又富有时代气息的黑人音乐形式移植到他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一种迥异于白人诗歌传统的文学样式”（罗良功，2003：112-113）。由此可以推断，休斯正是出于对庞德在对待非洲和非裔文化的友善态度的信心，才在营救被冤屈的司各茨波罗事件中的黑人青年、在呼吁解救海地黑人作家罗芒时，都毫不犹豫地请求庞德的援助，而庞德也都给予了坦诚的支持。

在对待非洲文化和美国黑人文化上，休斯的观念同样具有鲜明的开放性。首先，休斯认为，美国黑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它源于非洲和美洲的双重经历，因而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休斯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裔片段》《黑人》（Negro）等大量诗歌中，将美国黑人在历史和文化上与非洲进行对接，重续美国黑人民族的文化之根。这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休斯诗歌的重要主题，也是他一生中最深层的文化意识，因而庞德对弗洛本尼斯非洲思想的推介无疑成为休斯与庞德交流的文化基础。其次，在休斯看来，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他常用混血儿这一形象来表现美国黑人民族的文化特性，并将杜波依斯所论及的处于对抗状态的黑人性和美国性统一于美国非裔民族这一包容性文化身份中。他在《混血儿》（Mulatto）、《美国》（America）等20年代的诗歌中就表达出他对美国的多元化认知，认为美国是由黑人、白人、犹太人等不同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国家。30年代，他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下，将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统一到阶级框架之下，进一步升华了自己的文化多元思想。在40年代及以后，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正如他在《为英语B课写的作文》（Theme for English B）一诗中所表达的：美国黑人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关系，而不是主宰与臣服的关系。休斯拒绝文化极端民族主义，强调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共存，即使在60~70年代，文化极端主义和文化分裂主义已成为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的主流思潮时，休斯仍然坚持美国黑人文化的非洲性和美国性兼蓄的多元文化观。休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形成的关于多元化美国和美国非裔的观念使他对庞德的来信从一开始就作出非常积极的反应：他不仅感谢庞德“将这部伟大的德国著作带入美国黑人民族的视野”，认为由美国黑人翻译弗洛本尼斯的这一著作“一定会对黑人民族非常重要”（Roessel，2001：214），而且还向庞德没有建议的霍华德大学和菲斯克大学两所黑人大学的校长推荐了庞德的提议。

庞德和休斯开放的文化观念并不局限于对待非洲和美国非裔文化的态度上，在对待其他文化时同样都表现出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庞德对于远离欧美的东方文化情有独钟，不仅认同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和相较于欧美文化的优点，相信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补益作用，而且乐于学习、借用、传播东方文化。例如，他从日本俳句和中国古诗中看到了新的诗歌表现形式，在中国汉字中看到了西方文字所不具备的艺术潜质；他结交了众多中国学者，主动向他们学习孔子、孟子、管子等古代哲学思想甚至中国纳西族文化①；他还在思想和艺术上积极吸收借鉴中国文化。庞德本人对自己更加开放、迥异于艾略特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实践深感自豪。他曾经在给一位朋友的书信中谈及自己与艾略特在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我都把中国人和黑人带进来了，你怎么还把那负鼠关在他的饲料箱里呢？他可不想在文化书里看到什么中国人或者黑人什么的。”②在庞德看来，艾略特的文化观立足于欧洲，而他本人则对欧美文化以及欧美以外的文化都表现出巨大热情，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休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形成其开放的文化观，不仅关注非洲和美国非裔，也对其他民族和文化表现出热情。不同于庞德关注不同文化的传统和经典，休斯的重心在于不同民族当下的文化与状态。他少年时代在中西部生活的经历使他对来自波兰、爱尔兰等国家移民的生活习俗及其文化现状产生了兴趣，20多岁时作为水手随船到非洲、法国等地旅行，随后又独自前往意大利等国旅行，表现出开放的文化态度。20世纪20年代末期，休斯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较明确的全球意识，将美国和非洲之外的中国、印度、日本、加勒比海、南美等纳入自己的文化视野，开始在诗歌中想象西方帝国主义霸凌下的殖民地文化与社会。30年代初，他访问了加勒比海、苏联、中亚地区和中国，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世界文化体验和认知，而且促成了他对非洲及非裔文化的关切与对世界其他文化关切的融合。这一文化视角在30年代激进的红色运动之后反而得到沉淀，成为休斯文化思想和艺术观念的核心。因而，庞德与休斯对非洲及非裔文化之外的共同兴趣，可能就是他们在1931年底开始讨论共同关注的非洲文化后继续保持通信往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第一阶段的通信中，庞德向休斯推荐意大利、德国等地的学者及其作品，还提及中国和儒教；休斯则分享自己在苏联、中亚等地的访问情形。可以说，庞德和休斯文化观念上的一致开启并推动了两人持久的交流。

庞德与休斯之间文化对话的缘起与维系无疑得益于他们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观，但交流中常常信息不对等，很多话题只是提及而缺乏跟进和讨论，或者各说各话，导致两者的交流对话效度不高直至中断。这似乎有着诸多客观上的原因，但也与庞德和休斯在文化立场上的差异有关。庞德与休斯有着文化观念上的共同性，特别是在对待非洲文化与美国非裔文化上，这无疑是两者书信往来中交流的主要话题。但就文化立场而言，两者有着巨大差异，这成为两位诗人之间文化对话的掣肘。

休斯是公认的哈莱姆桂冠诗人和美国黑人民族的代言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诗人，他的诗歌高举平等和民主的旗帜，致力于颠覆文化霸权，建构美国黑人民族文化大厦，实现民族平等。因而，他毫不掩饰对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拥抱，视之为解构精英文化的同盟，他的多元文化观念实为解构文化霸权的策略。同时，他基于民族平等的文化立场来书写非洲文化和美国非裔文化，以此建构民族平等的国家理想和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他说：“我一生都在力求解释、描述美国黑人的状况并且间接地描述整个人类的状况。”（Rampersad，1988：312-313）在这一意义上，他对非洲及非裔文化的关注和书写就是书写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隐喻，背后隐含着其民族平等的文化立场。

庞德不同于休斯，其文化立场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盘根错节。一方面，庞德主张文化多元，另一方面，其文化多元又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秩序建立。美国学者查尔斯·伯恩斯坦在深入研究庞德诗歌背后的社会思想后指出，庞德的现代主义拼贴世界具有连贯性，这不是泛文化精英主义预定的真理，而是结构性去中心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创作的基础在于各种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交换，他最大的成就是将本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历史阶段与各种外来文化的意识形态进行交换（Bernstein，1992：123-124）。他认为，庞德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断裂的拒绝和驱逐，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集权结构。这正是庞德多元文化观念背后的深层思想。在庞德的文化想象中，非洲文化、中国文化等都不过是建构其西方理想社会的工具，就连儒家思想也被他随意改装用于构筑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想社会。正如中国学者罗坚所说，庞德“骨子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驱使他对任何外来文化进行改造，旨在使之符合西方现代社会语境的需要”（罗坚，2009：118）。在对待犹太民族及其文化上，庞德认为犹太人在经济上破坏了西方的经济结构，在诗歌艺术上带入了抽象、含混、讽喻等艺术手段，从而导致艺术的崩塌断裂，因此庞德的反犹主义深植于其文化观念之中。这种具有帝国主义特征的文化集权结构正是休斯毕生致力于解构的对象，而庞德的反犹主义思想与休斯的种族平等观念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庞德与休斯在文化立场上的矛盾无疑阻碍了两人之间的交流，使之难以深入和持久。例如，当休斯1933年在信中向庞德提及自己在苏联各地旅行的经历时，庞德没有作出相关回应；当庞德两次在信中向休斯表达对共产主义的不赞同并提出自己的社会变革观点时，休斯也没有作出任何回应。这些似乎都表明，庞德和休斯两位诗人在书信往来中既遵从自己的文化观念又遵循礼貌原则，在尊重不同观念的前提下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尽管交流并不很深入，但两者建立起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统一阵线，相互借力、求同存异，共同推动美国文化的改造和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庞德与休斯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观察两位诗人思想的棱镜，揭示了美国现代主义运动背后主流作家与非裔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文化潜流的融合与碰撞。

说明：

1. 因平台版式及编辑需要，本文未加原文英文摘要、关键词及参考文献等内容，具体可参考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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