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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语政策与规划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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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外语政策与规划的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渴望迅速跟上世界的步伐和全球化的进程，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本无可非议。但是，随后全社会出现了过度强调英语的语言迁移大跃进现象。学生从小学到博士及职称，英语都是必修和必考的课程。由于高等教育居于整体教育架构的上游，直接导致了中小学语言教育向外语一边倒的现象，母语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赵守辉、张东波2012:7)。外语这种无序的发展状态对我国是非常不利的，会损害民族文化传承和认同继而影响国家长远发展利益(蔡永良2011)。因此，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进行一个务实、合理、持续统一、完善科学的外语规划来管理这种无序的状态。使之回归到与世界进行文化经济科技交流的媒介的角色上来。但是，严峻的现实却是:政府部门对于外语教育从未制定过长期的规划，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这方面的工作(胡文仲2001，2009;王克非2011;曹迪2012;蔡永良2011;赵蓉晖2014)。
2．2学界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反思、前瞻和国内外对比
目前关于外语政策与规划的研究主要有三类:反思性的，前瞻性的，对比性的(沈骑2011;孟臻2012;郝成淼2013)。第一类:回顾反思类。建国60年来，国家在外语教育方面既没有长远的总目标，也没有短期的可操作性的目标。因此在外语政策指定和调整方面存在着盲目性，且忽视了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如胡文仲2001;蔡永良2011);第二类:前瞻性研究。主要是对外语的定位和制定提出了战略性的思考。如贾爱武(2007)认为外语政策与规划研究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发展息息相关。他认为应从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这一终极利益的高度来统筹中国外语宏观策略，从如何提高英语及其他语种能力来获取学术、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而蔡永良(2011)则从爱护母语，维护语言文化的原生态，考察外语教育的实际需求的角度，提出要进一步规范和计划外语教育以规避外语教育对民族语言文化包括思想意识的负面影响。曹迪(2012)则认为国家文化利益意识淡漠是我国外语政策与规划中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政策主客体协调努力;第三类:国际比较研究。不少专家从事此方面的研究，希望能带来一些启示。研究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外语政策方面均有比较系统的规划和严格的规定，并且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的外语政策与规划中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关注重点和价值取向。比如自9·11以来，美国实施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重点扶持关键语言的外语政策(如:Lambert1993;Ｒicento2006;鲁子问2006;文秋芳2011;戴曼纯2012;张蔚磊2014)，同时各州给予高校较大的自主权进行外语规划和政策实施(林津石2012;张桂菊2013;谢倩2013);澳大利亚则实施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的外语政策(陈平2013);逐渐走出高度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外语教育现在也融入了国际社会的大潮，由仅仅体现国家意志转变为更灵活的外语教育政策(王克非2011);而大多亚洲国家的外语政策则与上述国家的关注重点不同。为了能跟上全球化的脚步，亚洲地区不少国家和地区将经济发展作为外语政策制定的主要价值取向(如张艳丰2013;潘倩、杨维东2012;崔丽红2012;李洁麟、刘甜2013)。
2．3外语政策与规划的理论探究尚处初级阶段
理论指导实践，而我国外语政策与规划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属于刚刚起步阶段。缺乏理论研究和指导是制约外语政策规划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一些学者在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如蔡永良(2011)从语言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外语政策和规划。他指出不同语言学家的语言观都有分歧，大致分别称作结构论、工具论、功能论。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政策规划。而我们却很少从语言战略高度来认识英语教育。吴遵民(2010:24)指出政策一般会基于一定的世界观或理想，表现出的是一种伴随有一定价值判断的意识活动。对于这一点，沈骑(2011)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重点。教育政策的本质是解决各种利益的分配问题。如何使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多数人的利益，这就需要一个公开、透明和民主的政策制定机制。而为了使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成为一个理性的过程，还需要研究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程序化。
2. 4宏观与微观研究脱节，实证研究匮乏
自2005年张正东先生指出“缺乏成套的外语教育政策，乃至缺乏有关外语政策的研究”是制约我国外语教育全局的大问题以来，近十年不少学者和教师开始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外语和外语教育政策展开了研究。但是由于这项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大多研究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微观的实证研究匮乏(安琳、王蓓蕾2010)。并且，与国外研究缺乏国家层面的研究相反的是，我国相关研究存在微观语言教育研究与宏观话语研究想脱节的问题。缺乏系统分析框架和途径，亟待从多维度，多层面探索外语规划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沈骑、夏天2013:880)。笔者认为这与我国国情有关。与美国政府无权干涉各州的教育相比，我国的外语政策具有国家决策与管理的直接性，能够有效体现不同时期国家意志与社会发展需求(吴春红2012:98)。但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使得政策主客体与政策环境之间往往缺乏协调机制。政策客体———学校、教师、语言学习者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与服从者，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还相对比较淡薄，参与政策制定的主动性较低(曹迪2012:73)。而教师、学生、管理者、毕业生这些个体又是学校进行外语规划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未来外语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展趋势
3．1在宏观方面，政府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加强对外语的管理和干预，从而自上而下地增强对外语政策规划研究的关注
无论政府是否会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外语，目前已有迹象表明政府在全民学英语的热潮中逐渐意识到保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例证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刚发布，北京地区2016年高考方案中高考英语分值降低，同时提高语文分值。此政策一出台就引来了社会各界激烈的争论，但大家似乎甚少注意到此政策背后的国家利益问题;例证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逐渐注入民族文化元素。翻译考试的内容就是关于我国传统文化现象的;例证三:电视节目中关于中国传统猜灯谜，成语大赛的内容逐渐增多。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从中，笔者相信政府未来会对外语政策规划的宏观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并且研究的价值维度会围绕着国家政治文化利益和社会需求个人需求的协调发展。
3．2学界加强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探究
成立不久的以北外和上外为基地的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始终关注中外外语政策与规划研究并积极尝试政策内容层面的变革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还自主设立了“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学”二级学科博(硕)点。从相关的研讨会也可以看出，学界加强了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究。2009年12月，2010年6月和2013年3月上外主办了中国外语战略论坛和语言教育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北外又主办中外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高层论坛。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外语规划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同时，在宏观外语规划迟迟未出台的情况下，微观外语的实践也显得非常有必要。2013年3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语言教育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围绕着语言教育政策的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展开了讨论(沈骑、石茜英2013)。2014年5月的外语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及社会需求高层论坛上，与会专家着重讨论外语学术研究如何将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两方面进行协调的问题。其中束定芳认为外语界更迫切的是需要理论成果的指导(钟书能等2014:93)。
3．3以高校为单位的微观外语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兴起
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这门学科自产生以来，一直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规划，注重国家或官方力量自上而下政策对语言生活的干预。近年来学者们认识到语言规划的局限，对语言规划的微观方面产生浓厚兴趣，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基层作用。语言规划中的微观规划渐受重视，侧重具体领域如家庭、学校等(赵守辉、张东波2012:10)。并且，胡文仲(2011)曾指出，应该对我国外语使用和需求的现状作深入调查，在掌握可靠详尽数据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制定出科学的规划。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极不平衡，数据收集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且无法具有针对性和普适性。但这些建议和问题如果落实到高校，就相对容易实现和解决。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不同类型高校可以在其专业领域内对外语使用和社会需求的现状做出深入和准确的调查。
以上海为例，作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化较高的城市，社会需要大量既通晓专业又懂英语的人才。在此推动下，上海中小学生英语水平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准都很高。在高校，国际化课程和全英语模式日益普及的形式下，和卓越工程师、卓越法律人才等培养的要求下，上海高校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要求用英语直接阅读专业文献，用英文写综述和论文，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宣读和讨论。由此，2012年上海部分高校的外语政策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大学英语从过去的通识英语转变成为专业学习服务的学术英语(蔡基刚2013，2014);而在云南，由于其毗邻东南亚国家的特殊地理位置则呼吁区域性的多元外语教育(李丽生2011)。这都是结合自身区域发展和条件进行外语政策与规划的事例。
3. 4个体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意识增强
首先，不少学者指出了个体对于外语政策与规划的作用。2009年12月5日举办的首届/中国外语战略与外语教学改革高层论坛上，上海外国语大学郑新民教授指出: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语言战略也是人人有责，是关系到每个人的要务。吉林大学的战菊教授也认为，外语教师本身就是整个语言规划过程的一个末端。他们又是语言政策的最直接的执行者。他们的语言战略意识、语言政策意识，实际上会直接影响到语言政策的结果(安琳、王蓓蕾2010)。蔡金亭教授也在2014年5月的外语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及社会需求高层论坛上提出，外语教师应当具备国际大视野，了解国家的政策指向，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钟书能等2014)。其次，以高校为单位的自下而上的外语规划改革势必会涉及到每个学院、教师、学生、毕业生等个体。作为微观外语规划的基础和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外语教师的外语政策和规划意识自然会逐渐增强。
结语
免责声明：原文载于《外语教学》2015.9，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章。
编辑|排版：赵薇
综合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微信公众平台审核：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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