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 姜飞：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新特征和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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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姜飞（通讯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成果系2019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项目批准号：YY19SSK06）的成果。

无论是国家层面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走向新时代，还是传播技术进入到新阶段，都推动着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入新知识生产的时期，此时，对国际同行的研究重要性愈发凸显。

基于此，笔者先期通过专家调查法（Delphi method）确定国际范围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相关权威英文学术期刊，根据他们的推荐，选用跨文化传播领域代表性英文期刊：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Rhetoric & Public Affairs，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对2018至2020年发行刊上495篇文献进行梳理和解读，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发现与创新性等层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和趋势，供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同行商榷。

一

文化身份是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主流话题，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视角下，互动建构导向的文献已有很多；在传播学领域，从自我建构视域对群际/社区传播效果与文化身份的互动予以关注，这推动学者将文化身份的外在边界视角予以深入关注的同时，更加关注一种社区互动，身份协商的动态身份视角，有效地补充进入跨文化传播身份研究领域。

文化身份存在于具有相对差异性（relative diversity）的社区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中，是一种以“阶级（class）、种族/族群（race/ethnicity）、性别/性取向（gender/sexuality）和年龄（age）”作为主要区隔方式（鲍尔德温，1998/2004：116-125），同时统合了“广泛意义上包含如亚文化的、民族的、民族语言的和种族的认同等”相关要素的概念综合体（Kim，2007）。在2018年度中，“ethnicity”“ethnic identify”“inter-groupcontact”“migration”“refugee”“race”等成为高频词，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研究者对文化身份在勾连不同族群交往与互助过程中，对于复杂的传播图景与传播效果的深度省思。

在这种研究基调的前提下，有学者对一个特定的难民群体Meskhetian Turks进行了12次深度访谈，意在探讨传播过程中民族身份认同的自我界限。访谈结果显示，“过去（past）、文化保护（cultural protection）以及社区意识（community awareness）构成了Meskhetian Turks民族身份自我认同的三维坐标，在这其中，文化身份主要体现交际/传播过程（communicative process）的社区意识形塑，其出现、保存和连续性依赖于传播与交际（communication）的作用”（Bilge，2018）。这种体现“传播与社区同构关系”的研究思路与100多年前美国实用主义先驱和奠基人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实现了世纪回响，“社区存在于传播过程之中（community exists in communication）”，是传播建构了社区的公共基础（姜飞，2018：2）。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为特定的“社区”概念所影响，也就是说，社区定位视角成为一种文化的边界，用来看待和界定自我及他人的身份；同时，这样的“社区”视角并非是单一的，一般是多元视角下的“社区”的重叠。比如物理意义上的社区边界——年龄、性别；同时还会和其他文化意义上的边界重叠显现和发生作用——比如国别、种族、语言等；还有一些临时身份边界，比如难民、移民等，这些边界因素同时作用于特定的研究主体。也有研究者关注了原生身份及其内在属性对于“移民下一代”跨文化适应的能动性影响，他们以澳大利亚“难民移民青年”和“非难民移民青年”之间的（文化）身份差异为基础，探讨了原生身份属性的差异性之于跨文化适应状态及适应效能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与“非难民移民青年”相比，“难民移民青年”更容易经历适应不良（maladaptation），对歧视的感知（perceived discrimination）更是恶化了他们的文化适应经历和生存状况。研究认为，“难民移民青年”的英语能力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进行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民族语言能力仅仅有助于社会文化适应；而在“非难民移民青年”中，英语能力只对心理适应产生显著的效能。因此，“任何旨在改善移民跨文化适应的干预计划都应首先考虑移民的群体状态（group status），难民抑或是非难民，并且承认社会和文化因素（如感知歧视和语言能力）对不同主体跨文化适应的影响”（Buchanan et al.，2018）。在此项研究中，群体状态（group status）的丰富内涵实质上接合了文化身份的不同维度。同时有研究探讨了特定文化场景中非洲留学生与美国本国学生在交往、互动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建构策略与协商策略。文章认为，非洲留学生在关系冲突的背景下与本国学生交往、互动时采取了文化身份相应的建构与协商。他们“如此‘小心翼翼’，大都归因于非洲学生对外国学生和本国学生之间存有权力距离的认知以及正面冲突行为的风险感知”（Adegbola，2018）。这里同样可以看出，外国人的文化身份与群际互动策略的相关性和张力。对本领域新理论的建立方法，有学者呼吁采用法农（Frantz Fanon，著名黑人文化批评家）式的传播研究范式：因为“一方面，自我/他者的概念与对世界的种族分类的认知图式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有色人种在历史上已经重塑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人性观念”（Towns，2020）。

二

即便曾有人专著论述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姜飞，2005），但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跨文化传播领域内对殖民主义传统的研究关注远远落后于现实中的传统延续。探究殖民主义传统如何影响曾经的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的后代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心理动态，研究如何参与和介入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后代的集体记忆，解析如何影响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后代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与维系，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当下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内重点思考的问题。

有实验研究了42名意大利大学生接触到意大利军队对埃塞俄比亚人犯下殖民罪行的历史信息时的反应。在实验之前，参与者对这些历史事实一无所知。实验统计结果显示，45.2%的参与者在阅读历史信息时显示了原发性负面情绪，而接触到详细历史文本的参与者比接触到隐晦历史文本的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负面情绪和更高的道德羞耻感。然而在一周之后，出乎意料的是，

大部分参与者表现出对电影Italiani Brava Gente（善良的意大利人）中将意大利人描述为良好和无害的形象的赞誉与好感，全然不顾一周前接触到历史信息时的负面情绪；而极为少数的实验参与者没有将一周前接触到的历史信息抛诸脑后，并继续保持对意大利殖民主义行径的道德羞耻感，而且，对补偿行为的支持与道德羞耻感正相关（Leone et al.，2018）。

另一项研究以居住在比利时的43名刚果移民为访谈对象。对其半结构化访谈的内容分析，投射出这些人在跨文化适应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和维系过程中对殖民主义传统的集体记忆。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对过去的历史记忆与他们当前的社会认同，跟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好坏与否、稳定与否有直接关联......个体对历史上殖民主义传统的集体记忆与当今世界的群体关系和跨文化适应进程相互影响，与不同群体间的意义建构和社会定位有互动关系”（Figueiredo et al.，2018）。此后殖民语境下，无论跨文化传播学者还是媒体从业者都要意识到“后殖民自反性”（postcolonial reflexivity）在再现文化他者（representational Othering）中的影响和意义（Nothias，2020）。

以上研究以被殖民者的后代为主体，对其殖民主义和集体主义记忆进行了延续性的研究，探求这种历史的记忆在当今的语境下的状态和关切，回应学者当初的讨论：“也正是对彼此理解的关注，跨文化传播不仅得到更多人的瞩目，并且开启了历史性的思想转向，由单纯服务于殖民、控制，转向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姜飞，2005）。这个转向的历程虽注定是漫长而艰辛的，研究显示进度也是可见的。

三

德国语言学家、教育家及外交家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中凝结着无形的世界观和文化观，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化观会通过语言展现出来，通过语言来构建意义和相互理解，因此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洪堡特，1836/1999）。

2019年度出现一些实证研究探讨语言在传递文化价值观中的劝服作用，如有研究对英语和汉语酒店介绍各60篇进行编码和数据分析，认为“酒店介绍的话语体系不仅反映了文化价值观，也为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学习和劝说自己的文化概念提供了经验的证据”（Liu & Wang，2019）。酒店经常是接触异文化的一个窗口，该研究以酒店介绍为文本基础，在传播的语境下探讨文化价值观和语言说服策略之间的关系，不失为一次有趣的尝试。有学者使用社交网络分析，调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与他们的音乐选择和音乐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较高的音乐品味相似性可以从数据上预测受访者与美国同伴之间更亲密的关系，相比于不太听美式英语歌曲的人来说，经常听美式英语歌曲的人在其社交网络中拥有美国人朋友的可能性更高”（Jia & Koku，2019）。同时也有学者研究了移民使用何种语言表达情感的频率与其文化归属感的关系。这项对468名移民收集数据及后续访谈的结果显示：

迁移的年龄、逗留时间和在东道国的地位与其跨文化的融入水平并不相关，相反，移民的传统语言和东道国语言的使用频率，特别是表达情感所用的语言，与他们对自己原来的传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归属感程度息息相关。对语言的认知和情感方面的接纳有助于加强移民对文化的归属感，语言在塑造个人文化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再次得到强调。（Panicacci，2019）

此类研究把移民的人口统计学因素和语言因素并置比较，在研究方法方面做了创新的努力。

四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开始变得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媒介技术日益精进使得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界限更为模糊，直接导致了二者边界的暧昧性。如此，以研究对象的稳定性来标识一类学科存在状态的稳定性的论调似乎难有立足之地。在媒体环境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的边界在哪里，是否需要重新设计、重新规划学科边界等问题成为研究者思考的逻辑起点和问题意识。

Matt Carlson等学者以案例分析为导向，设置了六个指标来框定新闻学学科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前提。在他们看来，“语境敏感性、整体关系性、比较倾向性、规范意识、嵌入式传播能力和方法论多元性是阐明新闻学研究的核心维度”（Carlson et al.，2018），这些相互关联的核心维度不仅能够确立新闻学研究该领域的学科边界，还能限定新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从事文化的、整体的、生态的、高度语境化的学术行为。此外，这项研究也在努力尝试为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予以启示，意在为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帮助其解决学科领域内的目标设定及责任分配等问题，使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另外，有学者对美国学界目前呈现出来的将新闻学视为传播学分支学科的趋势提出质询，认为此举会导致学者视野的窄化。

学者们将会满足于仅阅读所谓新闻学或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只阅读某些小型研究团体或几本新闻学期刊上发表的成果，而忽视了其他学科提供的视角。研究新闻的人应当让自身超脱于狭窄的“新闻学”领域，应当从整个“大学”的科系设置中汲取养料......正如纯粹的知识分子应当置身于社会之外去研究社会问题一样，真正的新闻研究者也应当让自己跳出新闻业，从一个更高的地方去做观察。（常江，何仁义，2018：16）

传播学方面，研究主题的爆炸性增长却缺乏连贯性一直是本领域的中心关切之一。基于对2010年至2019年发表在20本传播学权威期刊上的文章的系统梳理，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并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主题或者子学科来构成传播学的“核心”。不同于传统学科的核心模式，“传播学子学科之间的链接模式结构呈现不同专业的均匀混合、专业化增长和更广泛的整合同时进行的趋势”（Song et al.，2020）。目前跨文化传播领域尚缺乏对不同研究主题关联的系统描绘。这种讨论和整合对于“理论创新、更深刻的理解传播过程和效果以及增强该领域的公众影响能力至关重要”（Tenenboim-Weinblatt & Lee，2020）。

五

提升已有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持续性解释力，创构新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始终是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奋进目标。此中，研究者需充分考量已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在现阶段是否适用，有无被解构甚至是被重构的可能性？2018至2020年间，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对既有理论进行了适度的检验、延伸，也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质疑的声音。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文化维度理论的讨论

2020年是多事之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同时，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于2020年2月12日与世长辞。自上世纪80年代起，基于国别对比和实证研究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已经存在接近四十年并被广泛引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道至简，因为“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太复杂的维度模型不会太有用......有用的分类不应该超过七个，加二或者减二的区间，我选择做减法而不是加法”（Hofstede，2011）。霍夫斯泰德曾抛出一个经典的问题：“美国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别的国家”（Hofstede，1980）？这个问题似乎现在看来仍然适用，不同国别语境下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拓展和挑战着经典理论。例如，一项对泰国大学生的媒介使用调查研究表明，与西方的同代人相比，泰国95后年轻人不太热心于在社交媒体上创造内容；他们对集体主义观念的偏好性也与西方年轻人不同，泰国年轻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不确定性的规避；但同时与本国文化期望也有所不同，泰国年轻人更倾向于低权力距离；此外工作价值观方面，他们更重视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而不是外在奖励的刺激，这点与西方同代人是比较类似的（Farrell & Phungsoonthorn，2020）。此类研究凸显了不同制度和文化环境对解释和理解文化成员的价值观的重要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基于实证主义的范式的方法，对比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和启示，但在理解和解释社会发展的动态、看似混乱的无章法性和复杂的人性方面往往显得无力，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研究的细微精妙都需要对经典理论的再讨论和延伸（Jackson，2020）。

（二）对文化压力理论的拓展

一般的文化压力理论（cultural stress）认为，文化差异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移民群体在该国家承受压力之大小、遭受歧视之多少、所获评价之正反。与在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相比，移民群体在更具文化相似性的文化场景中会感受到较少的歧视和较为正面的评价。有学者研究校验了文化压力理论的传统解释模型，并对该理论进行了适当地拓展。研究以在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移民为例，测量了其在两种不同文化场景中的文化压力和心理压力（例如抑郁和焦虑症状），由于委内瑞拉的文化与哥伦比亚的文化更具相似性，所以此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验证文化压力理论的一般结论。与预期相反，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移民比在美国的委内瑞拉移民更加显著地感受到了更多歧视和压力，被接纳的程度更低，呈现更多的抑郁症状，平均差与文化压力理论预测的结果相矛盾。研究意在进一步强调，“文化相似性和相异性以外的机制问题可能是造成文化压力理论产生偏差的原因，文化相似程度不能作为解释跨文化适应结果的唯一维度，现实生活是复杂多维的”（Schwartz et al.，2018）。

（三）对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延伸

此期间有研究对澳大利亚285名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员工日常工作中的文化焦虑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比照。研究结果显示，焦虑与知识共享呈现显著负相关，不确定性与知识共享也呈现显著负相关。该研究“尝试扩展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结合以文化智商形式存在的跨文化能力，将跨文化传播效果与知识共享联系起来”（Presbitero & Attar，2018）。在涉及“人际交往如何影响个人参与政治的意愿程度”的议题上，以往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人际交往的构成形式，而非政治表达的公共形式上，个体视野之外的其他形式鲜有提及。已有研究挑战了现有的意见表达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该研究通过一系列深度访谈，调查了德克萨斯州乡村地区136名注册会员参与秘密政治组织的经历。研究发现，“美国乡村社区的政治异议面临的风险更高，焦虑和不确定性也更高，因为居民缺乏匿名性并依赖当地的赞助。当他们面对政治意见相左的群体时，缺乏匿名条件的乡村居民更倾向于秘密集结，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建议”（Duyn，2018）。

（四）对面子协商理论的验证

汀-图梅（Stella Ting-Toomey）以面子协商理论来理解不同文化的应对冲突的方式，认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总是处于“面子”协商的过程中，这也是确立自我公众形象的过程（Ting-Toomey & Oetzel，2003）。一般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双方面子观的不同，在跨文化冲突中，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愿意迁就他人的面子，而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关注自我面子的保护。有研究者以面子协商理论为框架，比较了来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员工面对职场欺凌的应对行为。这项对648名美国人和新加坡人的调研结果显示，在这两种文化中，“自我面子与忽略/默从行为正相关，顾及他人面子与报复行为负相关，两种文化中的人以类似的方式应对职场欺凌”（Lee et al.，2019）。面对现代社会的跨文化冲突，文化类型对面子问题及其与应对行为关系的影响，此处还需更多的实证研究和建设性思考。

六

已逝美国跨文化传播学者古迪孔斯特（Gudykunst）在1987年第一次就跨文化传播提出了一套精确的概念，阐述了这个领域以前研究的几大方向：（1）人际跨文化传播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when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act），（2）跨文化传播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comparisons of interaction norms in different cultures），（3）国际传播研究（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when countries officially interact，otherwise known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4）比较大众传播研究（comparative mass communication，comparisons of the use of mass media in different countries）（Gudykunst，1987）。其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群对于媒体的使用比较研究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题领域。

在媒介使用中，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影响媒介使用的进程与结果，成为影响个体媒介使用的社会语境。基于此，有研究梳理了“媒介使用之于跨文化关系”议题的学术传统，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对澳大利亚人的媒介使用进行了两次在线调查，调查包括澳大利亚人从哪里看新闻，选择什么样的媒体渠道，以及对不同媒体来源和平台上的新闻质量的评价等问题。论文中强调，之所以将澳大利亚作为分析对象，缘由就在于澳大利亚的文化多元性。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新闻“非常”或“有些”感兴趣，他们大都使用“分散式”的媒体平台（如电视、主流媒体的在线网站、社交媒体应用、广播和印刷报纸等）来接收每日新闻。研究还指出，社交媒体和其他非专业新闻网站上的新闻和信息如若缺少经验丰富的记者把关，将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大众传播的客观性、公信力和权威性，而“新闻受众的碎片化和新闻生产的去中心化，削弱了一个国家对共享经验的共同理解，加剧了孤岛社区的产生”（Rodrigues & Paradies，2018）。因此，媒介使用与传播效果的相互作用有待更多的跨文化视角介入，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影响个体和群体媒介使用的社会文化语境。

七

辩证地看，社交媒体既是人类已有交流方式的有益补充，亦是承载了一种新的超越性的传播媒介，它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中存有的森严等级和秩序以及单向度的互动方式，建构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为跨文化融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延伸出这样的问题意识，即：在社交媒体规设跨文化传播的现实语境中，社交媒体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者阻碍了跨文化融入的进程？从已有的理论性文章来看，社交媒体的具身性特征将个体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实践事无巨细地编织进其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文化融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鲜有文献能够基于实证的角度，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去观照个体跨文化融入中社交媒体的站位、姿态与功能如何。2018-2020年度中出现了对此议题的实证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研究的空白。比如，有研究基于对中国移民进行的30次深入访谈数据，探讨中国移民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来积累社会资本以促进其跨文化融入的过程。数据统计显示，

中国移民倾向于将跨文化融入视为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不熟悉的文化系统中导航摸索路径和自我定位......社交媒介，尤其是微信的信息服务功能，在形塑中国移民的跨文化融入和跨文化体验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他们建立亲密的社交关系和积累优质的社会资本。（Chen et al.，2018）

另外一项研究则以“使用与满足”为理论资源，探讨在德国的206名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融入。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统计特征后，社交网络的使用与幸福感的提高正相关（娱乐功能的使用除外）”（Pang，2018）。这类实证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跨文化融入要充分认识到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因为社交媒体创构的传播图景已经成为个体跨文化融入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因素。

八

作为个体交际（社交）能力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的体现，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是个具有明显实践向度的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文化语境的极端重要性和规设性。现实中，如若要提升旅居者的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培训（cross-cultural training）就必须提上日程，成为支撑旅居者跨文化能力结构的有机要素。学者们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假设，探讨了微观层面的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培训在众多领域中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于国内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视和存在问题的积极回应，需要辨证看待和研究。

一项研究以土耳其东部的一家家庭健康中心（FHCs）和州立医院的134名志愿护士为样本，探讨了护士跨文化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与同情（compassion）水平之间的比照关系。研究发现，“在跨文化敏感度量表和同情量表平均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科或研究生课程中对同情和跨文化敏感性的培训有利于优质病患护理的实现......研究还建议所有卫生机构都应该鼓励跨文化敏感度和同情文化的培养”（Arli & Bakan，2018）。另有一项研究测验了“跨文化培训项目的介入时间点对培训效果的影响”，研究邀请了61名国际研究生新助教，分别参与滚动的两期同样的英语必修课，随机分配给早期培训组和晚期培训组。研究结论显示，“参加晚一期培训的小组在培训结束后可以马上显示出更高的效用感知，并且比早期训练组在两年后具有更好的跨文化调整”（Hou et al.，2018），验证了“参加晚一期培训的小组可以从培训中获益更多”的研究假设。这项关于“时间选择之于跨文化培训”的研究表明，跨文化培训并不是越早越好，跨文化主体一定的生活积累和跨文化认知会和培训的效果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作为跨文化能力结构中的思维部分，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是一种局外人能像局内人一样可以领会不熟悉或模棱两可的姿态的能力，这种能力看起来像是天生的”（Earley & Mosakowski，2004）。文化智商的概念自本世纪初被提出后便引起了诸多关注，近期再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有研究者基于142篇文化智商的实证性文章，批判性地审视了文化智商的概念，包括其定义，结构，测量和有效性；回顾了这些实证调查的因果关联，包括文化智商的前身、发展、直接和间接影响，调节作用和聚合效应，以及相关的定性研究。文章抛出了以下五种问题供学术界研讨和商榷：“（1）文化智商是普遍的还是某些文化特定的；（2）为什么缺乏文化智商的客观测量；（3）一个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发展文化智商；（4）在何种程度上文化智商存在黑暗面；（5）文化智商在预测个人和组群表现中起的作用”（Fang et al.，2018）。明晰这些问题的内在关联及其逻辑理路，有助于我们辨识和厘清文化智商在全球化时代中的真正潜能，从而确定文化智商在跨文化能力建设和跨文化培训实际应用中的效用与价值。

九

众多学者致力于对移民、留学生、难民等跨文化融入的研究，而东道国国民的态度却较少被提及，但东道国是否具有文化安全感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对于跨文化关系乃至当今的国际关系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年便有相关论文从东道国文化的角度切入，假设东道国国民的安全感可能与对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态度有关，而由于移民引起的威胁感导致对文化多样性欠开明的态度。一项对平均年龄为45.02岁的134名卢森堡人的调查显示：

对移民的害怕态度与其对移民文化融入的不欢迎倾向正相关，总体情感与文化适应取向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安全感（cultural security）来中介调节，这种文化安全感对东道国国民对待移民的态度强烈的影响，因此，文化安全感似乎为包容多元文化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开明态度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这是成功应对当今多元文化社会挑战所必需的。（Goedert et al.，2019）

已有成熟的研究显示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xiety）在跨文化接触与群际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Stephan & Stephan，1985；Voci & Hewstone，2003；Turner et al.，2007；Banas et al.，2020）。在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种族主义、极端主义、种族偏见给全球人民带来巨大的情感冲击，如何降低群际焦虑同时增加文化安全感，是跨文化传播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十

从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来看，传播学大多理论源自美国，分期分批传递到世界，因此，基于不同国别、区域和文化进行的传播研究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题领域。传播学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在美国以来，质疑之声、自辩之声延续至今。权威期刊上对传播学的缘起逻辑、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论辩依旧此起彼伏。

比如，一项对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发表的所有论文（N=1574）进行的分析认为，传播学的蕴含的学科危机和范式危机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播学向开放性和思考多元性的进程缓慢，甚至还有短期的中断；其二，美国以外的传播学研究的声音比重太少，跨学科的研究框架也常常遭受诟病，撰稿人仅限于一小部分学科；其三，（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方法占主导地位；其四，虽然非理论研究的相对比例在下降，但新理论发展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最后，随着联邦资金的急剧下降，传播学者越来越依赖大学，公共组织和私人捐助。（Walter et al.，2018）

除却上述的学科危机和范式危机之外，传播学研究中的研究者所体现的身份政治及其平衡性的价值诉求仍在延续。有学者探讨了“作为黑人和白人伦理实践的修辞批评的概念，审视了众多白人学者在传播研究中的学科集会，还引用了语言被用来阻止非白人和土著居民参与其中的现象”（Law & Corrigan，2018）。“道德、实践和政治影响下的种族不平等对学科养成的影响，并指出种族权力结构对白人学者学科投资的倾斜现象”（Houdek，2018）。有研究指出“拉丁美洲殖民地和白人至上主义复杂性的交叉影响，强调拉丁美洲社区内应对有色人种的经历和体验认可”（Vega & Chávez，2018）。为此，于2017-2018年在任的国际传播协会（ICA）主席Paula Gardner反思了该组织、众多会议和发表中种族和性别多样性的持续缺失，她激励“传播学者寻求、阅读和引用更加多样化的研究，并解决共同面对的‘Communication so white’的问题”（Gardner，2018）。

传播学研究需要超越表层学科危机和范式危机，促进研究者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将跨文化传播意识运用于传播学的研究过程。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单靠内省方法是决不可能全面了解人的本性的......但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卡西尔，1944/1985：4-8）。顺此思路，我们可以预见，当下中国新媒体实践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都推动着传播学研究进入春天，研究者责任愈加重大。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对象，如何使得传播学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如何使传播学研究者成为一个文化自觉主体，是每一位研究者都应该深思的问题。未来的传播学研究将何去何从？我们可以参照Christian Fuchs与Jack Linchuan Qiu的洞见。在他们看来，未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以下发展趋势：“（1）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研究；（2）快速发展的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传播；（3）批判性传播研究的重要性；（4）新的批判性和唯物主义转向；（5）实践传播和解决知识生产中权力不平衡的方法”（Fuchs & Qiu，2018）。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还需要第六点，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传播研究，将传播研究置放于跨文化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和寻找方向，或可有益于当下传播学研究视角的拓展。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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