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的国际研究前沿与重点问题：伊恩·邓肯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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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伊恩·邓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他目前是苏格兰文学研究协会副主席、爱丁堡皇家学会成员、A&HCI知名杂志《表述》编委。陈彦旭博士利用2017-2018年期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访学期间的便利，对伊恩·邓肯教授进行了专访，谈话主要涉及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际研究前沿与热点话题。访谈中，邓肯教授对近年来北美浪漫主义协会年会的热点话题进行了评述，如政治与生态视域下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等等。邓肯教授还谈及了自己即将问世的一部新作《人类形态：进化时期的小说》，讨论了如何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人类进化现象的解读方式。此外，邓肯教授还论及了司各特的小说既具有民族身份建构功能，同时又作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最后，邓肯教授认为苏格兰文学参与了全球文化、文学的生产，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陈彦旭，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文学与司各特研究。
伊恩·邓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苏格兰文学与司各特研究。
陈彦旭（以下简称“陈”）：让我们从国际上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国际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议——“北美浪漫主义协会年会”(NASSR)，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吧。据我所知，这个学术会议每年都云集了全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顶尖专家，围绕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以及中国等多个国家历史上或现当代的浪漫主义热点思潮进行学术反思与同行讨论，每年的会议主题都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最前沿国际视野，如2015年的“浪漫主义与权力”（讨论浪漫主义作家对人类权力、动物权力、国家权力、儿童权力、作家权力、死亡权力等的理解），2016年的“浪漫主义与不满”（关注浪漫主义作家对当时约定俗成的美学、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术语所蕴含的观念的挑战），2017年的“浪漫主义与生命”（聚焦浪漫主义作家的传记、肖像、生命写作、有机体说、生物政治学等）。我的问题是，发轫于欧洲18世纪晚期的浪漫主义为何在百余年后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具有如此巨大的学术魅力，这是否意味着浪漫主义本身蕴含着一种“现代性”?
伊恩·邓肯（以下简称“邓肯”）：我认为这种描述是恰如其分的。作为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与法国，并在18世纪70与80年代在德国成为一股严肃的、有关于理论与哲学的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欧洲陈旧文化专制体制的回应与反叛。因此，浪漫主义与18、19世纪新兴政治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崛起，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以及席卷欧洲乃至全球的民族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在拿破仑战争后期，直接从浪漫主义文化政治中汲取养分……从这个角度而言，浪漫主义本身成为了文化现代化的早期运动，并从多个方面为20世纪的欧洲、北欧以及全球其他地域提供了一个文学与文化现代主义运动的范式。
当然，浪漫主义作家这一群体自身并不用这一名称来标榜自己。所谓的浪漫主义是后人发明出来的。这一词汇本身首先在19世纪出现，但是直到20世纪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当前，我们倾向于将浪漫主义等同于一小部分英国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以及济慈，但这个观念也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得以形成的。在那之前，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范围更为宽广，还包括苏格兰的司各特、彭斯，等等。目前，这一词汇的内涵体现出更多的阐释可能性，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以司各特为例，我认为他本人的写作，就是在 “复兴传统”与“现代性”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司各特的小说体现出了一种“不均衡性”，即一方面竭力保留其文化传统的真实样貌，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了改进或改良的愿望。他不仅仅关注过去，还对现在乃至未来的文化形式、语言、话语有着强烈的兴趣。
陈：您认为北美浪漫主义协会年会近些年来的会议主题反映了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吗？
邓肯：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那之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北美，主流研究都是针对抒情诗歌的形式研究。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界开始全面地运用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领域，这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得以显著拓宽。直至今日，从历史维度切入，结合了哲学思考与理论思辨的研究，依然是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之强音，超越了形式主义研究的束缚，如将浪漫主义文学与当时的哲学运动联系起来——康德、黑格尔、赫尔德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作品与当前流行理论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有一些特别时髦的做法。譬如，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政治化的趋向较为明显——尤其是对于当代政治问题的关注。你刚才谈到的那几个政治主题，包括从大英帝国开始扩张时就涉及到的国家主权、国家权力、世界主义、全球主义、全球化进程等相关问题再次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具体而言，学界尤其关注法国在拿破仑滑铁卢战役战败之后，英国成为重要世界帝国之后的历史时期，并积极地将这些话题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联系起来。这是当前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主流趋势之一。
另外，近年来，学界对“生态批评”给予了诸多关注，重点探讨文学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如果再深入挖掘一下，我们很发现这个研究的兴趣点是在当下“文学与科技的关系”这一热门研究范畴之内的，这就呼应了你先前提到的2017年北美浪漫主义协会年会的主题“浪漫主义与生命”。这一热点的成因，一方面是由于当今学界倾向于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和生命科学建立联系，开展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生命科学研究在浪漫主义时期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科学是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与德国诞生的。这是当下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另外一个热点，这些都在你之前提及的北美浪漫主义协会年会中有所涉及。
陈：谈到“浪漫主义与生命”，我了解您最近有一本相关的新书即将在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人类形态：进化时期的小说》，据说这本书耗费了您十年的心血才完成，您这部著作的创作动因是什么？
邓肯：《人类形态：进化时期的小说》最初的灵感来自于2008年我在一次司各特研究学术会议上的主题发言，讲的是司各特创作后期的一部小说《巴黎的罗伯特伯爵》。 这是司各特创作后期的一部作品，当时刚刚被收录到新出版的爱丁堡版本的《司各特作品全集》中，我之前也未曾读过。在研究中我发现这部小说在当年出版时受到了苛刻的审查与大面积的删减。那些编辑与出版商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非同寻常的行为背后必然有蹊跷。在爱丁堡最新出版的这个版本中，司各特原作的面貌得以恢复。这是一部很难懂的小说，我竭力去挖掘其背后的意义。故事的背景并不在苏格兰，而是在12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我认为，这部小说关乎于当时发生在知识界的一场有关于“人”的历史与思想变革。它表现了19世纪与20年代开始出现的有关进化思想的争辩。这部小说表达了当时国家、文化、种族、甚至物种这几个方面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书中有一个重要角色是能懂人语的黑猩猩。因此，司各特的这部作品可视为从人类学角度介入，带有实验性质的一本科学小说。
正是受到司各特这部小说的启发，我开始逐渐意识到在当时其他的很多小说家的作品中也存在这种对于“人”新的理解与看法。在我的这本书中，我将相关司各特的部分安排在中间的章节（第三章）。此外，我还提到了一些名气比司各特大得多的作家，如法国的雨果，他的《巴黎圣母院》也是在19世纪30年代创作的。我认为他的作品也积极地回应了当时这种新的思想，即基于“科学进化观念”的对“人”的影响。应该说，这种思想在雨果的作品中表现更加明显与激烈，因为他离当时的“思想震中”更近——进化生物学正是在19世纪20、30年代的巴黎诞生的。米歇尔•福柯，伟大的法国理论家，提出“人”是近代的产物，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的。他所说的“人”，既是具有认知意志的主体，亦是科学研究与科学调查中的对象。从某些角度而言，将科学与历史范畴下的“人”变成自然中的“人”，亦是浪漫主义的重要贡献。在它的影响下，神学观念在文学作品中日渐式微，同时从考古学视角出发，将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现象的研究开始流行起来。总而言之，对于司各特、雨果相关作品的研究使得我开始这项长达十年的课题研究。
陈：您所谈到的“进化思想”，让我想到了达尔文。他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标志着进化论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看待自身和他人的方式。
邓肯：毫无疑问，达尔文是进化论思想的核心的人物。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对当时十分激进的、目的性明显的“进步话语”形成了挑战，保留住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中心地位。达尔文的写作还使得进化论理论变成了一种融合了科学与审美双重标准的，有关于形式的理论。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有关“进化”的讨论在达尔文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了。举例来说，乔治·艾略特与乔治·亨利·刘易斯都认为达尔文的思想是对百余年前德国胚胎理论“发展假说”的回应，其他提出有关地球上生命进化理论的早期博物学者还包括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让-巴蒂斯特·拉马克、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罗伯特·钱伯斯，以及将“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的奥古斯特·孔德与赫伯特·斯宾塞等等。
我认为，这些有关于人的进化与发展的学说，对我们更加深入理解诞生于欧洲浪漫主义时期“小说革命”浪潮中的两类新的文学体裁——“教育小说”与“历史小说”大有裨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研究的新灵感。
我的这本新作研究的是“作为自然人的历史”与当时小说的关系，考察了从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到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这一时期内有关“人”的认识与观念变化。通常人们认为，人只是拥有一段历史的族群，但我认为介入这一进程的小说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小说不仅仅是有关于人类的个体生命，甚至是国家历史的书写。我重点研究了包括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在内的诸多作家，提出他们从历史进程的变化视角来讨论种族与人性等重大问题，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与“人”的新认识。
陈：您刚才还提到，近年来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政治化的趋向较为明显——尤其是对于当代政治问题的关注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我也注意到最近以“国家”、“民族”、“身份认同”为关键词的研究很多，多关注19世纪初期在欧洲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在此背景下，民谣、历史、神话等能够构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文本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综合了以上几种文类内容特征的“罗曼司”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然而，这个词的内涵极为宽广，其定义也非常复杂。弗莱曾对罗曼司作出了“素朴的罗曼司”(naïve romance)与“伤感的罗曼司”(sentimental romance)的区分(Frye 200)。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罗曼司”这个词系舶来之物。民国时期由田汉、曹禺以及朱生豪等人翻译的不同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被中国读者认为是“浪漫爱情”的典范。当然，“罗曼司”不仅仅指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根据古代罗曼司(archaic romance)与现代罗曼司(modern romance)的划分，它又分别与中世纪的宫廷爱情、骑士精神、个体自由、异域风情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请问您是如何定义“罗曼司”的，您认为它与近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有何联系？
邓肯：在英国，直到18世纪晚期，诗人必须模范先贤这一观念仍十分流行。浪漫主义文学在民族主义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多关注本土的传统，包括古代大不列颠、苏格兰、北欧以及凯尔特人的叙事传统，这些都被称为“罗曼司”。但是，罗曼司在英格兰的含义比较特殊。在其他任何一个西方语种中，“罗曼”(roman)都是“小说”(novel)的意思——无论是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还是土耳其语中均是如此。罗曼司在英语中的特殊含义与英国旧的政治制度有关，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被扬弃。18世纪后期的小说家在回顾他们古老的文学传统时，会使用“罗曼司”一词，用来指称那些非拉丁语或希腊语，而是用本地语写成的古老的虚构叙事作品。后来它也逐渐发展成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浪漫”，如在爱情与欲望上的充沛情感，等等。同时，“罗曼司”也经常用来指代中世纪的宫廷故事以及莎士比亚晚期创作的戏剧。我在自己的著作《现代罗曼司》中使用的“罗曼司”，主要指使用地方语言写成的虚构性叙事作品，与司各特写作中所使用的“罗曼司”意思一致。
我对浪漫传奇研究的兴趣始于那些不符合主流现实主义形式的小说。伊恩·瓦特在1957年写了一本鼎鼎大名的书《小说的兴起》。它基本上奠定了人们对于小说的认识——尤其是19世纪的小说——小说就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形式，用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样貌。然而我惊讶地意识到，这本书并不包括历史上一些非常有影响力、非常重要的作家，尤其是司各特与狄更斯。于是我特别关心这部分被遗漏的作家，以及18世纪晚期写作哥特小说的作家先驱，是否在追求一种现实主义之外的文学传统。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在遵循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就是所谓的“罗曼司”传统。通过这一传统，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小说的另一种理解的可能性，即小说并不只是对现实生活的白描，它还可能以一种更加遒劲的方式来想象生活的另一种状态与可能性。司各特小说中对于某些历史时刻的描写，是你所提到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很好的例子。
陈：谈到司各特，《大英百科全书》（第17版）中有关“现代罗曼司与小说”的词条中有这样的表述：“司各特将罗曼司从一个较为低微的地位提升到了文学的至高地位”（Chisholm 280）。我的问题是，这个“至高的地位”是否与小说中的英国国家身份建构意识形态有关？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小说还不被看作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到了19世纪中叶，它已经成为了英国国家身份建构与表达的重要途径与工具。您觉得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司各特的贡献？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对英国国家统一性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
邓肯：司各特是19世纪民族运动中的重要人物。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很多小说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对他国/地区的文学传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他不仅对英国和法国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亦明显地影响了流行小说、冒险故事、法国大仲马的作品以及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等人的作品。当时其他国家或民族试图定义或追寻自身的传统时，它们往往都试图从历史小说中寻求其合法性，这应该归功于司各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亚历山达罗·孟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1827）尝试通过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建构处于国家形成期的意大利，它讲述了现代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如何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就司各特本人而言，他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他兼有苏格兰人与大不列颠人的身份。这也是从事司各特作品研究的学者一直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司各特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与苏格兰相关的观念？ 所谓“苏格兰性”的地位是不是比“英国性”的地位要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他闻名遐迩的小说《艾凡赫》中，他主动回避了有关苏格兰的书写，而是以一种有趣而复杂的方式来给英国人上了一堂何为“英格兰”的课。因此，总体上来说，虽然司各特在小说中极力捍卫、赞颂苏格兰极富有个性特色的文化价值，但是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强势崛起，其发生的语境却处于强大的大不列颠国家内部。
在当今的学术界，我们对司各特的理解又拓宽了一些：他的小说不仅仅是狭义的“国家建构”那么简单。司各特是我们今天所言的“世界文学”的先驱者。原因在于，他的小说（无论是英文原版还是被译成其他语种的译本）横渡大西洋，到达北美以及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成为19世纪全球范围内人们主要阅读的文学作品。司各特的这些作品描述了在一个广袤的全球体系内地方群体、区域群体以及国家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种意识在司各特的小说里非常明显，如威弗莱系列小说与《艾凡赫》都是很突出的例子。他在小说中将十字军东征（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的一次早期帝国殖民历险经历）作为形成多元化的“英国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我认为现在学界已经认识到，司各特的小说涉及到纷繁复杂的政治与文化网络，超越了狭义上的“国家”定义。
陈：如您所说，正如“英国性”的来源是多样化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影响，这亦是目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长久以来，学界多关注法国浪漫主义、德国浪漫主义对于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是苏格兰浪漫主义(Scottish Romanticism)对于英国浪漫主义的贡献却少有提及。而您在著作《司各特的影子：浪漫主义时期爱丁堡的小说》中将浪漫主义时期的爱丁堡定位为“现代的雅典”(Duncan 9)，并提出在文化维度上来讲，它拥有“新的国家首都”的地位。您指出，后启蒙时代的爱丁堡是19世纪英国文学诸多潮流的源头。并且，据我所知，您还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组织了一场主题为“世界文学中的苏格兰浪漫主义”的会议，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我的问题是，偏重历史与民俗的苏格兰浪漫主义对传统意义上的英国浪漫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邓肯：这种影响确实被忽视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界常常只关注英格兰的那六位著名的抒情诗诗人——尤其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与雪莱——写了很多哲理诗歌，使得诗歌成为了一种通过探讨哲学问题以揭示人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文学体裁。而在同一时期，德国哲学也正在迅速发展，并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哲学思辨在苏格兰浪漫主义文学中是缺席的。但是，我们在苏格兰浪漫主义文学中发现了一种同等重要且同样有影响力的传统，即对于像民谣、民歌这类古老的、本土的诗歌形式的复兴。在彭斯与麦克弗森的作品中，文化的历史化倾向是由苏格兰提供内驱力的。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苏格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对“过去”与“传统”这类的观念特别着迷。麦克佛森的诗歌，彰显了复兴古代盖尔特英雄史诗的努力，得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力挺与资助。彭斯，作为一个来自埃尔郡的农民，亦得到了像休·布莱尔这样的爱丁堡教授的鼎力相助。从中，我们可窥见一种既留恋过去，又关注未来的对于“进步”的辩证性看法。这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是比较明显的。甚至从全球范围来看，浪漫主义发生的重要历史转型也是在苏格兰的驱动下才得以完成的。
苏格兰文学并不是狭义上只与苏格兰有关的次等文学。即便在司各特之前，詹姆斯·麦克佛森对于吟游诗人奥西恩的翻译与改编作品在18、19世纪便已经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这些作品代表了一种基于本土文化的史诗传统，这一模式在当时风行全球。罗伯特·彭斯的作品也为苏格兰以及大不列颠之外的流行诗歌创作提供了示范。因此，在司各特之前的时代，苏格兰文学已经积极地介入全世界的文学互动与文化生产过程当中了。
我认为，对于如此多的（苏格兰）文学文本形式，我们现在可能不会将归类为浪漫主义文学，但是，但是他们对于19世纪文学影响颇深——19世纪早期苏格兰发达的印刷业功不可没，其中所出版的各类杂志期刊出版物尤为重要。《爱丁堡评论》、《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钱伯斯爱丁堡杂志》为19世纪提供了重要的公共话语平台。这一方面是因为爱丁堡的印刷业极其发达，印刷与出版成本要低于英格兰，印刷商、出版商以及读者的素质都高于英格兰。另一方面，爱丁堡位于苏格兰，没有自己的政府，因此与伦敦相比知识分子更加自由与独立。但是这个情况没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在19世纪后半叶大不列颠开动了大规模的经济与文化集权运动。
陈：好的，邓肯教授，感谢您的精彩回答。
邓肯：不客气，彦旭，也谢谢你的精彩问题。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Chisholm, Huge.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r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General Literature.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59.
Duncan, Ian. Scott's Shadow: 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Frye, Northrop. Northrop Frye's Notebooks on Roma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责任编辑：乐水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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