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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凯茜·凯鲁斯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埃默里大学，现为康奈尔大学英文系与比较文学系讲席教授。凯鲁斯在文学、精神分析及创伤等领域的研究著作深深烙上了解构主义印记，她的代表作包括《创伤：探索记忆》（1995），《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1996），《历史灰烬中的文学》（2013）及《倾听创伤》（2014）等。解友广2015年在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与凯鲁斯教授进行了面对面访谈。此次访谈紧扣“当下的创伤理论”及她本人对创伤的研究著述展开。在访谈中，凯鲁斯指出了当今创伤研究中的新动向，澄清了学界存在的一些错误论争，并深入探讨了她近期一直关注的创伤理论中的历史与历史性问题。凯鲁斯反对“创伤现实主义”这样的概念，强调创伤不可能被认知或被还原，只能藉行动和外部介入进行“见证”。对于文学能否见证创伤，凯鲁斯认为，虚构性叙事无法完全表征创伤，但其语言运作可以见证创伤。对语言的重新思考也是她与乔纳森·卡勒教授合开的文学理论课的终极旨归。两位教授认为，反思语言是理解和厘清当代文艺理论不同流派的一把密钥。

作者简介

解友广，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生，学术兴趣为英美文学与文艺理论。本文受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A资助。

解友广（以下简称解）：凯鲁斯教授，感谢您参加此次访谈。首先，祝贺您的新书《倾听创伤》出版，能介绍一下这本新作吗？

凯鲁斯：《倾听创伤》辑录了13篇我所完成的访谈，访谈对象都是创伤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最早的一篇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我刚开始关注创伤，最近的一篇是在2013年。这些学者对我的影响可谓至深，尤其是90年代一批极富创新精神的学者，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让·拉普朗虚，他是最早发现和强调创伤的时间结构的学者之一。他的力作《精神分析学说中的生与死》聚焦了弗洛伊德的早年生涯，指出其作品中的创伤延宕在两个场景之中，体现出一种时间结构。《倾听创伤》无意去梳理创伤理论的最新动向，而是记录下创伤研究学者对这一领域各自独特的贡献。后期的访谈更关注政治创伤，如乱伦（与朱迪斯·赫尔曼的访谈），父权制中的创伤等。早期的一些对话探究创伤理论及相关的认识论和政治问题。还有一篇访谈触及艾滋病危机的政治语境。采访这些学者的宗旨之一是为了揭示所谓的“创伤理论”其实与每位学者的个人经验或个人历史密切相关。

解：您在《创伤：探索记忆》一书中提出，创伤“既不能以事件去定义——因为事件本身也许不具灾难性，对不同受害者造成的创伤程度也会各异——也不能从事件的扭曲变形中追寻”。创伤“只存在于对它的体验或接受的结构之中：事件不会在发生时被完全感知或体验，只能在事后一次次的萦绕纠缠中呈现”（Caruth, Introduction 4）。对于这一堪称经典的定义，现在看来，是否仍有修正之处？

凯鲁斯：这个定义聚焦于个体的创伤和所遗失的经验，听起来很像是心理学方面的定义。但实际上，经验没被感知、没有进入意识，其原因和方式多种多样。以乱伦为例，乱伦是禁忌——认知和谈论所发生的这件事都是禁忌。因此，从理论上讲，小孩子在乱伦发生时，也许能体验到这个事件，但因为证人的缺席，这一经验便消失了。它不仅仅是个体或家庭经验的缺失，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经验的缺失。一些学者如多丽·劳伯（书中也有对她的采访）断言，没有外部的见证，你不可能见证自己的创伤。故而对遗失的经验的认识，既要从心理学、神经学等维度思考，也要从社会、政治以及体制等方面着眼，如此才能理解其深刻的复杂性。有时候，这些因素可能相互缠绕在一起，我们在心理上无法体验创伤也许跟社会禁忌有关。易言之，现在还不确定关于个人创伤的理论是否只针对个体而言。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起初似乎仅在探讨个体创伤，可到了后期作品却又转而考察犹太人的历史。从个人到集体的这一转变说明，个体创伤的概念从一开始就隐藏着集体创伤的涵义。所以，当你说“这个经验不是我的”，既可能是指在事件发生时，我没有体验到它，因为发生得太快、太过暴力我无法感知；也可能是因为我所经受的不是自己而是母亲的创伤。大量的叙事、调查研究及幸存者的证词都表明，若一个人的父母在战争或大屠杀中经受创伤，那么他/她未来极有可能遭遇创伤。此时我们需要反思，“这是谁的创伤？”因此，有些时候把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对立起来也许并无太大意义。这正是我现在想要强调的问题。

解：能请您谈谈美国创伤研究的现状吗？

凯鲁斯：首先，我不太喜欢“创伤研究”这一表述。我能理解它是被用来描述一门思考或研究的方式，但“创伤”一词暗含一股力量，一种施为性的、文学性的力量，且难以捉摸。当创伤在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中浮现时，它是关于消失的事件，可书中却充斥了他因纳粹而漂泊四处的地名。在这些细节性的暴力事件和关于消失的事件的理论之间，存在一个令我十分着迷的谜团。这个谜便是创伤，它将两者串联了起来。创伤是一种意外，一种挑战，令你困惑不解。它给经验和文本带来全新的思考路径。“创伤研究”的表述也许不可避免，但它如诸多理论一样，变成了一个概念。它依附于一个所指、一堆指引，失去了原有的意外、具体和文学性——即你不明白我话中的蕴意。“创伤”一词指向的是理解的缺失，尤其体现在弗洛伊德身上。而当我们讲“创伤研究”时，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创伤”的内涵，于是会把所有东西一股脑放置一起。可创伤会在不同文本、不同语境中发生变异。它有一股力量，能穿梭于不同文本、个体甚至文化之间。对创伤最精湛的研究，不管是文学还是科学领域，总是充满了意外，总是能带来新知，即便它和你的设想有交叉。

解：谢谢您详尽的解释。能继续谈谈创伤理论的现状吗？

凯鲁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者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论。在《沉默的经验》一书中，我审视了创伤与他者的声音。有学者质疑我到底在研究哪些他者，似乎只关心白人他者。今天，很多学者将目光转向其它文化，完成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工作：在剖视暴力和这种令人不知所措的经验时，我们能否将已有范式应用于其它文化中？会有怎样的发现？我们需要修改相关概念吗？2010年，我连续参加了两场关于创伤的学术研讨会。第一场里遇到的都是创伤研究领域——“越战”、大屠杀、神经科学等——的知名专家，这些事件对20世纪最后25年里的创伤研究至关重要。一周之后，我又出席了阿拉巴马大学举办的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们努力探索跨文化空间和话语的创伤的意义。尤其在创伤和种族、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的差异等领域，研究颇丰。不过，有一种研究趋势很成问题，即发动一些毫无意义的学术争辩。譬如，一直以来都有声音批评我反对创伤再现论，认为我和肖珊娜·菲尔嫚属解构主义学派，因此反对再现论。这种论调毫无意义，因为创伤结构的精髓在于它反复出现，要求被见证。创伤不一定非要你看见，而是不断地要求被见证。所以，创伤研究的关键不是能否再现，而是关于历史，关于事件萦绕不去的意义。而历史究竟为何，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话题了。

解：请介绍一些创伤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及代表作。

凯鲁斯：我想从《倾听创伤》中收录的学者谈起，因为他们对我影响很大，且都是创伤研究的代表性学者。首先要介绍的是一对临床医师夫妇，两人都是精神分析学家，弗朗索瓦兹•达瓦纳和让－马科斯•戈迪里埃尔。他们从创伤的角度诊断精神失常的病人，帮助他们恢复健康。他们认为，创伤和精神疾病“指向的是尚未认知的历史”。他们的佳作《创伤背后的历史》必须推荐。巴塞尔·范德考克专攻创伤中的身体和神经科学。他的新作《身体从未忘记》的标题源于某位病人的一句话，“我的大脑早已忘却，可身体从未忘记”，意即，对于创伤，虽然大脑已经遗忘，身体却保留了相关记忆。肖珊娜·菲尔嫚的《法律无意识》和朱迪斯·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也很值得一读。对于集体创伤的研究如杰弗里·亚历山大的《创伤：一种社会理论》，我还比较矛盾。

解：您在著述中一直强调，创伤无法直接被再现，因为受害者不能直接体验它，而只会在事后一次次的萦绕纠缠中感知。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呈现创伤之源，如迈克尔·罗斯伯格提出的“创伤现实主义”①，以及借助本雅明的“星丛”（constellation）概念提出的相关学说等。您觉得创伤之源或“真实域”（拉康语）能够被再现或是抵达吗？

凯鲁斯：你可以说，创伤在认知层面的定义就是无法认知。所以，再去讨论创伤能否被认知没有任何意义。创伤超出了认识的限域，所以菲尔嫚和多丽·劳伯用“见证”来描述——不是暗示我能感知，而是说我可以交流和表达创伤。“见证”与“认知”或“抵达”有本质区别。关于创伤能否被认知、能否被再现，这样错误的论辩在学界持续了很长时间。“见证”的核心在于行动或介入，因为创伤是关于缺失，不论这一认知缺失源于神经问题、心理问题，或是社会、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几乎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见证必须以行动和介入的形式进行，而不仅仅是认知的问题。汉娜·阿伦特也指出，在极权主义政权中，讲真话是一种行动。这对我而言比那个问题有趣得多。 

解：您在“消失的历史：当下的创伤理论”的课程简介中提到，这门课“考察了20、21世纪重要时刻创伤理论的历史和历史性”。请问该如何理解“消失的历史”？您如何看待历史、证词性档案及创伤三者间的复杂关系？

凯鲁斯：我在去年的专著《历史灰烬中的文学》中解析了消失的历史。“消失”蕴藏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消失不见的历史，另一方面，“消失”是双关语，因为在拉美国家的“肮脏战争”（Dirty War）中，“消失某人”是及物动词，表示使某人消失。“消失”一词被用来隐藏正在发生的事件，事件本身成了消失的一部分。我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对创伤尤其是集体社会创伤研究中历史问题的思考，这里既包含个人和社会，更针对历史感和历史性进行反思。书中专辟一章检视智利的“肮脏战争”，另有一章探析德里达与档案问题，阐述20世纪的一些重要事件是由它们的“自我消失”构成。例如，作为一个事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不断地抹除它的事件性，使自己隐匿于事件之中。今天仍有一些修正主义者声称大屠杀不是历史中的模样。当然，这个问题也与新的媒介生产形式有关。“消失的历史”探索的是20、21世纪创伤发作的集体形态，因为出现了一种新的事件，自我抹销成为这类事件的特征。书中谎言与历史一章受汉娜·阿伦特对“越战”的思考启发：如果事件的发生是为了隐匿事件本身，销除自身的事件性，那么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当历史不断被自我抹除时，又该如何反思历史？

解：您的这段诠释让我想起书中对弗洛伊德和阿伦特的讨论：“历史似乎借助抹销自我记忆向前发展”，“历史的显现同时演绎了自我的消失”。可以再深入解释一下这两句话吗？

凯鲁斯：这里差不多是本书的核心。第一个问题牵涉历史以抹除自我的方式前进，第二个问题与之密切相关，即在此语境下，如有可能，如何从这种历史内部进行见证。例如，阿伦特的后期论文，如《政治与真相》、《政治中的谎言》等，考察“越战”时期的美国，认为我们处于图像生产、谎言生产的世界；现代谎言的特征正是真相与虚假的界限无法划清。她将越战视作自我形象的生产，并与极权主义政权进行类比（两者当然有差异），指出越战的历史同时销除了它作为一个真实事件的存在。这里浮现的是一种隐匿自己、消解现实的新型政治。因此，我思考的问题便是，既然历史不断地消解真切地记忆或行动的能力，那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历史。因为你在越战中看到的不是行动的历史，而是图像的历史性。在德里达看来，20世纪的历史事件如大屠杀，都是在抹除自我档案中存在。档案驱力与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死亡/生存驱力情结有相通之处。死亡/生存情结是因为记忆的驱力总是消除它存档的行动，而这和创伤重复与抹除的内在结构紧密相连。

 解：埃利·维赛尔在其小说《白日》的前言里写到，“讲述奥斯维辛的小说不是小说——否则它讲述的就不是奥斯维辛”（Wiesel x）。J.希利斯·米勒认为，“在《无命运的人生》中，凯尔泰斯·伊姆雷以精湛的叙事策略对大屠杀进行了文学见证”（Miller 219）。从创伤与精神分析的层面来看，您觉得文学能对大屠杀和“9/11”恐怖袭击进行见证吗？

凯鲁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如果你的目标是把创伤转化成这类叙事，那么可能会露出破绽；从一定意义上讲，破绽不可避免，恰如我在《沉默的经验》一书中对电影《广岛之恋》的解剖。你会失去创伤之源，因为它不能被理性认知。语言层面有可能出现破绽。但另一方面，语言并不仅是叙事、逻辑和语法，它还包括修辞手法，称呼方式，各种形式的断裂等，这些常常使表层叙事逻辑成为质疑的对象。我和巴塞尔·范德考克这些年一直强调，语言绝不只是逻辑性，那种可在大脑定位的表达方式。借用保罗·德·曼的观点，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施为性的，语法与修辞间极富张力。肖珊娜·菲尔嫚和多丽·劳伯探讨了称呼方式或呼语法的创造性运用。称呼方式，如活现法（prosopopeia），可以对死者言说。在对死者言说时，语言的施为性和称呼方式结合在一起，能召唤出一个相应答的人物形象。所以，我认为见证创伤不仅是叙事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依赖于语言的其它方面。

注解

【Notes】

① Michael Rothberg, Traumatic Realism: The Demands of Holocaust Representation (Minnesota: U of Minnesota P, 2000).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Caruth, Cathy. Introduction.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3-12.

---. Introduction to Part II.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vii-ix.

---,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5.

Miller, J. Hillis.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11.

Wiesel, Elie. Preface. Day.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ix-xi.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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