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杰长、刘诚｜​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

夏杰长 刘 诚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9期

简介：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作者：夏杰长、刘诚

内容提要

中国进入共同富裕正好与数字经济在时间上吻合。随着中国逐步进入数字时代，未来共同富裕必然以数字经济为依托，两者也有很强的契合性。本文从数字经济视角辨析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即“做大蛋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分散化、城乡协调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均衡性增长，即“分好蛋糕”；数字经济还可以弥补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政府服务能力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充分和均衡，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数字经济也可能导致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等问题，需要在政策设计上尽可能扬长避短，从而事半功倍地推动共同富裕事业持续稳健前行。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共同富裕 一般性增长 均衡性增长 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问题提出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阔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中国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个大背景下，共同富裕也渐行渐近。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旗帜鲜明地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2021—2035年，以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代表的试点地区将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中级或高级阶段，有条件的地区带动全国向共同富裕迈进。因此，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时间上看，中国进入共同富裕恰好与数字经济时代相吻合。共同富裕是一种经济社会状态，必须依存于所处的经济阶段。中国的共同富裕不是农业和工业经济社会形态下的共同富裕，而是嵌入于数字经济时代的，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进入福利社会迥然不同。申言之，中国逐步进入数字时代，未来共同富裕必然是以数字经济为依托来积极有序推进。

从学理上看，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有很强的契合性。共同富裕解决普遍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坚持共享性增长方式。数据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之后，只要有人的活动，数据的生产就是无穷尽的，加之数字技术可以被复制和共享，从根本上打破了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制约，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更强的普惠性和分享性，并且细分行业及相应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小、就业更灵活。孙晋（2021）认为，数字经济具有强大的技术、资本、数据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功能，数字平台逐渐成为新发展阶段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和分配场域，关涉社会财富增加、社会福利提高和社会公平分配。刘魏等（2021）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简言之，数字经济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技术和路径。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顺应全球发展变革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如何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描绘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迈出坚实步伐”“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迎接数字时代”，同时对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二者进行了战略规划。又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从户籍、土地、产权、金融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入手，努力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体制机制。

二、数字经济与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

毋庸置疑，共同富裕的第一层含义是“富裕”，生产力高度发展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的一般性增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是在普遍富裕基础上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富裕等说法，在宏观经济学上归结为“经济增长”这一概念，为了与下文的均衡性增长相区别，此处称之为“一般性增长”。

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数字经济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依靠互联网、电脑软件、通信设备和服务衍生而来的经济形态的统称。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8.6%。中国的一些发达城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40%。预计随着数字技术更加广泛、更大强度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商业和社会活动从实体场所向虚拟场所迁移。这打破一些固有的市场关系，流动性激增，包括资本投资、长期合同、雇佣关系、工人和消费者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当面互动的偏好等方面。从作用机制的深层次分析来看，数字经济对一般性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作为技术与要素、降低交易成本、数据累积与线上声誉机制、扩大市场。

（一）作为技术与要素

数字经济的核心要义是数字技术和数据，这是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一并列入生产要素。这表明数字化进程迟缓、不能有效利用数据要素的企业和行业，其生产效率的提升可能滞后甚至被市场淘汰。数据已成为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优化经营模式和流程、增加产品和服务价值的重要生产要素，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既是一种数字技术，也是一种数据要素，二者往往难以分离，是一种技术驱动的数据要素。与一般的技术相似，在现实世界和生产函数中，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都是一种较为虚化的生产要素，一定程度上需要依托资本和劳动而存在，例如数字设施和信息技术人才。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清晰地剥离出来，即很难在劳动、资本、土地、一般技术等生产要素之外准确度量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作用。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数字技术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中国2001—201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每增加1%，实际产出可增加0.074%。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来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有学者以12个非洲国家为样本实证发现，互联网接入率增加了高技能职业的就业，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拉动了地区经济和人均收入。也有文献从个别行业的微观企业数据入手，检验了数字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作用大小，例如分别以卡车数据、航空数据发现，车载电脑和网上购票的普及每年可为美国增加数十亿美元收入。

但对于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是否真正提高了生产率，一度出现较大分歧。索洛（Solow，1987）的“生产率悖论”指出：“你可以在任何别的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但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却恰是欧美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时期，这进一步令人对数字经济产生忧虑。许多文献对此进行了辨析。有学者认为1995年后的生产率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数字技术的投资和使用驱动的；与工业经济存在规模报酬递减不同，数字经济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还有学者认为，21世纪的前十几年只是数字化的安装阶段（installation phase），全球经济增速下滑更多由金融危机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不能归咎于数字化进程，而随着数字化进入应用阶段（deployment phase），数字化将成为托底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对法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提高23%的劳动生产率、17%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使经济增加值从制造环节流向服务环节，带来生产率结构性提升。江小涓和罗立彬（2019）认为，服 务业效率和增速低于工业的传统观点在信息化时代已经过时，数字化包装之后的服务业高端化已成为国际趋势。谭洪波和夏杰长（2020）认为，在快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一些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不再是停滞部门，其变得可贸易、可存储，愈发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性，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再低于制造业。赵宸宇等（2021）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 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可见，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都将推动经济增长。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迅猛，数字经济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过去，3G、4G时代的算力、存储条件等仅能支持消费互联网（TOC）；现在及未来，5G、云计算、AI、区块链、半导体等数字技术不断进步，更加契合生产互联网（TOB）的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数字化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增长韧性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疫情之下，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加快，除电商和外卖行业之外，医疗、教育、院线等行业的一些线下业务也大量转到线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2021年8月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表明，2020年全球47个国家GDP下降了2.8个百分点，但其数字经济却同比增长了3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增长高于整体经济增速接近6个百分点。

（二）降低交易成本

制度经济学主要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辨析数字经济的益处，并认为数字经济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市场，顾名思义，本质上是交易的场所，交易产生了分工和剩余。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交易成本的范畴也较为广泛，包括搜寻和匹配成本、管理费用、广告费用、制度性交易成本、运输成本等。可以说，凡是能够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都可以改进市场效率。企业的边界也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企业会把某些业务放在企业内部或市场上处理，直到内部成本和市场成本持平时恰好达到企业的最优规模。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成为与企业和市场分庭抗礼的一方，正是因为平台内部的交易成本较低，企业更愿意把业务放到平台上处理，导致平台的规模逐渐做大。也就是说，数字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首要外在表现就是平台的做大做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型平台企业快速崛起，这直接降低了市场准入标准。

从资源配置效率来看，数字经济使得线上与线下、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实现了信息、资源、人员、物质等高效精准匹配。研究发现，线上书城的一大优势在于去除了传统书店的物流、仓储以及消费者通勤成本，书价相对较低。全球线上交易可以借助互联网扩大商品选择范围，从而帮助消费者在更多元化的商品中选择价格更低廉的商品，最终提高消费者福利73%。夏杰长（2021）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原有的设计、生产、营销、消费方式被重塑，产品的渠道成本和广告成本在整个价格结构中不断降低。还有学者检验了医学大数据对医院床位和药物处的影响，发现数字化有助于医生将床位和药物以更恰当的方式配置到更需要的患者身上。而且，经济数字化之后，供给方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能够更好满足需求的供给方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效率低、缺乏比较优势的供给方要么提升自己的效率，要么将资源转移到其他领域，从而大大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三）数据累积与线上声誉机制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不仅拥有大量数据，而且这个数据是可以累积的，进而基于此形成了线上声誉机制，逐渐替代线下的口碑机制。

现有文献对电影和酒店行业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影评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影倾向，好的影评能够给电影票房收入带来积极影响，而负面影评带来的消极影响则更为强烈。消费者可以凭借好评率来获取酒店信息，识别酒店质量，同时通过评分倒逼酒店提升服务水平。尽管有平台、入驻企业和用户存在人为操纵好评率或恶意刷低分等现象，但总体来说线上数据的真实性要高于线下口碑，因为后者流传于口头，而不是数据或文字，更容易被篡改，导致信息失真。还有研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证实了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信息的可靠性，利用2009年阿富汗总统选举期间的数据，使用地理断点回归方法发现，手机覆盖区域的选票造假比例下降了4个百分点、投票站造假可能性下降了8个百分点。随着线上评分数据的增多、用户的成熟以及线上制度的完善，线上声誉的可信性将更加稳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区块链技术逐渐被线上市场所采纳之后，线上数据将几乎不能被篡改，线上声誉对线上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四）扩大市场

数字经济不是替代性增长，它有利于释放国内大市场发展优势。第一，数字经济衍生性市场。数字经济的分工不同于传统经济，会衍生出传统经济原本没有的一些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这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了市场边界。第二，数字经济维护和扩展原来市场。仅从既定市场的规模来看，线下有而线上没有的依然可以在线下存在，有市场替代但总体没有缩小既定的市场规模；线下没有而线上有的不断涌现，故市场在扩大，如消费者可以买到以前不容易买到的图书，这就是“长尾效应”的结果，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第三，数字经济培育和壮大市场潜力。在传统经济范式之下，有些市场混乱不堪、缺乏市场公信力，导致人们的潜在需求被抑制。数字经济有透明的交易和评价机制，可以把这些市场规范起来，不断培育壮大，以高质量低成本方式迎合人们的潜在需求，如快递进村、共享单车、民宿、二手车交易等。

三、数字经济与均衡性增长 

实现共同富裕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实现均衡性增长，促进不同地区和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上述数字经济促进一般性增长的四个方面都具有通用性、普惠性和共享性，数字技术是一种通用技术、数据是一种通用生产要素、交易成本降低是对所有交易都有效的，线上声誉和扩大市场也是普适的，并非只针对已经富裕的地区和居民。因此，数字经济对一般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本身具有一定的均衡性。

然而，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并非完全均衡的，也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库兹涅茨提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将随经济发展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尽管库兹涅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的过程，对数字经济时代仍有较强的解释力。数字经济初期， 由于一些技术只掌握在少数企业和个人手中，资本驱动导致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此时少数企业和人群受益较高，而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普及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数字经济普惠性逐渐显露，使得大多数人受益， 实现均衡性增长。下面，从区域协调、乡村振兴、统一大市场三个方面论述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均衡性增长。

（一）产业分散和区域协调

数字经济使产业布局更加分散。由于数据和信息可以较容易地实现跨区域流动，原本促使产业集聚的地理因素重要性下降。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距离对行业分工和贸易的作用下降，产业集聚趋势下降。生产端、消费端都可以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匹配，可以既不靠近原材料，也不靠近消费者，而是分散在不同地区。

产业的分散有助于区域发展的协调和平衡。物联网和分布式生产等数字技术有助于及时将客户需求传递给上游供应商，确保按时交付产品，推动柔性生产和分布式生产。进而，价值链布局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微型工厂加速发展，按订单生产商品，更加接近终端消费者，从而出现基于社区的生产中心或微型工厂。

（二）乡村振兴

农村是共同富裕的洼地，乡村振兴成为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少信息使用经历等原因，大多数农民无法广泛获取和有效利用信息，而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农民制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生产和销售计划，从而有助于减轻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贫困程度。数字技术更多地使农村和偏远城市受益。数字经济不仅促进了第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而且推动了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催生了农村电商、网商经纪人、物流配送队伍等新业态新岗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农村电商直播，电商直播通过打造网红产品、塑造地方品牌，有效带动了农副产品销售和品牌价值的提升。淘宝直播“村播计划”自2019年启动到2020年底，孵化11万新农人主播，覆盖31个省份，带动农产品销售50亿元。

值得强调的是，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全国绿色发展总体战略的推行。绿水青山主要分布在偏远农村地区。在农业和工业社会，农民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模式下，牺牲山水创造农田和工业用地，严重破坏环境。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绿水和青山的旅游价值更容易被推广，便利的信息获取使农民可以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获取农业生产技术并向外推销农产品。绿水青山不再是农民创收的“挡路石”，反而成了创收的“法宝”。

(三)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

长期以来，除了地理区位因素之外，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是造成部分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既有利于全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不同地区间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对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分割具有重要作用。与存在自然性和制度性市场分割的线下市场相比，线上市场相对统一完整，线上销售能帮助以跨区域经营为主的企业摊薄市场进入成本，因此受到大量企业青睐。数字经济还有助于打破传统经济基于国有企业性质和资本规模形成的垄断，在事实上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倒逼行业规制放松，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和公平竞争环境，带动更多居民创业致富。以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本身已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大市场，平台既是一个企业，也是一个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打破时空限制的大市场。

四、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共同富裕除了包括收入的增长之外，还应包括居民实际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数字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弥补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政府服务能力以及公共设施更充分和平衡。

（一）弥补公共服务短板

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是群众最关心、最期盼、最有获得感的领域。在数字化时代，社会不再模糊的，而是更加清晰，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微粒社会”。以往大都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为市场规模大、政府监管包容性强、消费者对新技术接受度高，而通过疫情显现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优势是公共服务缺口大。数字企业不断嵌入政府公共管理和人民日常生活，既扩大了数字技术的应用空间，加深了数字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又弥补了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提高了居民幸福感。人们在互联网运用中获得了超过传统商务模式的收益，即互联网红利。有研究发现，沃尔玛等企业已将美国线下商品流通体系做得非常完善，电子商务只是美国经济的重要补充；而中国的商品流通体系还不够完善，这才使电子商务能在短期内创造出增长奇迹。在公共服务领域亦是如此。当前，在医疗、教育以及各领域公共管理的信息传输方面，以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为主体的供给方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数字平台可以为参与者提供技术、数据和市场支撑，是一个社会化较强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服务短板。

（二）提升政府服务能力

数字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是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有研究认为，国家只有能收集、储存、检索和处理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活动和资源的精准信息，才能有效治理社会。这种依靠大数据和数字技术改进政府治理、提升服务能力的做法一般被称为“电子政务”。目前，电子政务的发展趋于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双向互动以及服务的便民化和简洁化，真正做到在“移动”环境中随时随地获取便捷的公共服务，政府效能获得了极大改进和提高，普通百姓之前面临的“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的棘手问题有了很大改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有助于打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后一英里”。对此，有大量文献从激励和确保公职人员、教师、医生等服务提供者认真工作到确保政策资金和物资有效抵达进行了论证。还有文献评估了印度政府对农民的一项转移支付的政策效率，发现基于电话的监测系统使获得政府补贴的农民增加了1.5%，更好地覆盖了目标受众。

（三）促使公共设施更加充分和平衡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信息高速公路可以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通，信息进村入户填补了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带动落后地区和农村经济发展。因此，能否充分享用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人们在当前及未来能否致富的关键因素，也是能否均衡享受公共设施的重要考量因素。格雷夫等（Graef et al.，2015）分析了用户个人数据和平台企业的关系，认为平台私有化用户数据相当于独占行业基础设施。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性和通用性对均衡发展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广泛的行政令，其中重启了奥巴马时期“网络中立”规定，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得向支付更高费用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快的网速，旨在防止网络服务供应商从商业利益出发，控制传输数据的优先级，确保所有文字、视频等合法网络内容以相同速度载入。

五、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现实中，数字经济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对共同富裕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值得重视和矫正。

第一，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产生冲击。数字经济在提高消费者剩余的同时，对贫困人口、低技能人口的就业可能产生冲击。麦肯锡咨询公司对中国2030年劳动技能和职业进行了预测，到2030年多达2.2亿中国工人可能需要在职业之间转换（下岗和再就业），约占劳动力总数的30%，其中对体力、基本认知技能的劳动需求将分别下降18%和11%。不可否认，数字经济会创造和分化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些多为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换言之，更有利于知识阶层就业。但也要看到，数字经济有较强的替代效应，而且倾向于替代劳动技能较低的就业岗位。总体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劳动力向更高的就业技能结构调整，就业结构总体优化升级了，但低技能就业者如何得到有效保护，如何采取配套措施避免其失去劳动收入，是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仍不健全。当前，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这种新业态新模式下的“人”与“组织”的关系与传统产业组织明显不一样，从而为快递员、网约工等“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关系的界定带来了困难。这些新业态的从业人员基本得不到劳动法保护，工作时间长、条件差，普遍缺乏“五险一金”等社保障。一些互联网公司盛行“996是福报”、企业商务活动强制陪酒等不良企业文化，侵害了员工身心健康。总之，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模式下，平台只是虚拟化的“组织”，从业人员直接与消费者交互，如果发生消费权益等纠纷，责任很难清晰界定。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得不到保障，其收入和福利就很难有保障，这对缩小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有一定冲击的。

第三，“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尽管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逐渐普及，但仍有一些人群被排除在外，还有一些人接触网络但不能利用网络来消费和生产。刘魏等（2021）发现，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60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60岁及以上群体。数字技术的进步应当是普惠的，要避免老年人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边缘人”。目前，中国有2.6亿老年人，提高他们数字时代的生活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范式，既彰显尊老敬老的社会风范，也是全体人民享受数字时代社会福利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时代，如果不能消除“数字鸿沟”，一部分人群被时代所抛弃，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难以实现。

第四，区域差距也可能在数字经济时代被拉大。库蒂尔等（Couture et al.，2021）以中国农村电商推广为准自然实验发现，电商通过克服物流障碍进入偏远乡村，带动了农村消费，但却未发现电商提高农民收入和 农业生产活动，未得出数字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据。夏杰长等（202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推动区域创新产出方面有较突出的成效，但相对而言发达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受益更多，欠发达地区要在政府实施数字普惠政策后，才能迎头追赶，逐渐缩小区域差距。总体上，数字经济和基于数字经济的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南强北弱、东强西弱”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大多数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比较明显，这些平台经济有很强的“市场粘性”，一旦先占领了市场，后发者就很难超越之，这对落后地区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缩小地区差距在数字经济时代遇到了新难题。

第五，数字平台可能垄断。数字经济反垄断已成为重要课题，在公平有序竞争环境下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将更强。李勇坚和夏杰长（2020）发现，数字平台具有双边市场特性及边际成本递减特征， 这很可能导致数字平台因汇聚海量数量用户而引发的流量垄断问题，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维护数字市场的有序透明和公平竞争、保护数据安全和消费者隐私并不断改善创新生态，才能保证数字平台健康发展，数字平台的健康发展才能避免损害普通大众的基本权益和福利，才能迈向更高质量的共同富裕。

本文从数字经济视角分析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得出如下结论：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数字经济还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分散化、城乡协调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均衡性增长；数字经济可以弥补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政府服务能力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充分和均衡，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数字经济也可能导致劳动力结构性失业、区域差距被拉大和数字平台垄断等问题，需要在政策设计上尽可能扬长避短，从而事半功倍地推动共同富裕事业稳健前行。必须要规避数字经济的可能冲击，更要努力放大其积极作用，并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乡村振兴政策等降低负面冲击，使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整体作用最大化。

第一，规范数字经济监管。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大多采取相对宽容的监管政策，为数字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较包容的政策环境，一大批数字平台企业就此成长起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也使得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和投资者率先富裕起来。但数字平台发展中的市场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必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和规律的政策体系、监管规则，依法依规加强包容审慎监管。数字平台发展需要在监管和创新之间寻求平衡，两者不可偏废。监管是规范发展、创新发展的条件和保障，但落脚点还是规范有序和创新发展。

第二，拓展乡村振兴的数字产业链。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积极发挥数字经济以及相关平台企业的作用，把有致富需求的地区和群众纳入数字产业链条之中，使之成为产业链的某个环节或端口，不断拓展乡村振兴新思路和新模式。实施农村物流数字化工程，推进农村物流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设，推动落实快递进村，打通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的最后和最前“一公里”。着力提升农村“新基建”发展速度，在农村地区加快布局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积极引入信息化主流技术，实现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筑牢数字乡村的发展基础，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第三，消除“数字鸿沟”。数字鸿沟问题是数字时代背景下全球贫富差距的新现象和新形式，是全球性的挑战，是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挑战。中国政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消除“数字鸿沟”问题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仍需要艰辛努力，找准突破口和关键点。比如，对于农民、老人、中小企业等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和企业，进行定向财政扶持，拓展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需要特别加强偏远地区的数字化建设，让群众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质量，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第四，以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数字技术对公共服务高质量、高效能发展的作用非常显著，公共服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是实现公共服务更高效、更公平和更透明的新动能。必须促进数字赋能潜力转化为实际，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发展道路，增强人民生活的满意度、公平感和幸福感。为此更加精准地做好民生需求分析，加快推进“城市大脑 +未来社区”“健康大脑 +智慧医疗”等智慧场景建设，打造数字公共服务综合应用场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对接，在更广范围实现优质共享，借力数字技术使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相对落后地区延伸，让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普照全体人民。

第五，加强促进共同富裕的配套政策。重塑社会政策和资源，以数字赋能推动政策集成化、精准化，加快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劳动就业、财政税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金融保险与收费等政策制度，形成以发展型政策为根本、以兜底型救助型政策为保障、以高水平共同富裕为根本遵循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为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步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9期第3—13页。）

往期回顾

•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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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9期目录及摘要

经济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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