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的发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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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昌华

浙江传媒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话语传播。

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的发展与思考

刘昌华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传播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提 要 国外对网络语言生活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计算机专家对网络术语和网络用语的考察。其后，沿着网络语言学（以语言本体研究为主）、计算机辅助交际、语言政策导向3个源流向前发展。移动互联使网络空间更加独立化和实体化，催生了更多丰富的议题。主要议题有：线上语言教育研究、网络语言学发展中的语言本体研究、基于互联网交际的语言问题研究、语言政策导向的网络语言生活研究。整体来看，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维度多样化、视野国际化、语言政策理论与应用增多。其研究不足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网络空间的语言问题关注不够，缺乏语言生活观的指引。国内网络语言生活研究应加强与国外学界的沟通和学习，包括制定网络语言生活的相关国际标准，多传播中国声音，加强语言生活观的国际传播及其在网络语言生活研究中的应用，推动语言生活派网络语言生活相关研究的国际出版。

关键词 网络语言学；计算机辅助交际；语言政策；语言生活观

一、引　言

自1969年阿帕网（ARPANET）诞生，互联网已经走过50余年的历史。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至今也已将近30年。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手机网民规模达10.29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放眼全球，维奥思社和互随（We Are Social & Hootsuite）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月，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46.6亿，其中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为42亿。^[1]

信息化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语言生活的实践催生了新的学术问题。李宇明（2020）认为，语言“具有声光电三大媒介，为人类与机器两个‘物种’共享，将应用在社会、信息、物理三元空间中”。信息空间即网络空间。以网络空间的独立性及其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参与程度为标准，可将网络空间的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8年，以中国1994年4月20日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在这一阶段，网络空间还只是现实空间的一部分，电子邮件、聊天室、网络论坛是其主要形式。传统媒体开始上网，人们仅仅把网络作为现实生活的一种沟通工具。Krämer et al.（2017：12）认为，“在万维网的早期阶段，交际起初是单面的，用户一般扮演非常被动的角色，他们主要消费编辑好的或专业化内容，但最主要的是静态的、基于文本的内容”。第二阶段为1999～2008年，以腾讯公司1999年2月推出即时聊天工具QQ为标志，网络空间成为独立的新空间。即时通信软件、博客、微博、弹幕等应用层出不穷，网民深度参与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商务、政务、期刊、辞典、新闻等诸多领域都有相应的线上互动，具备上网功能的计算机是该阶段最主要的语言装备。2009年至今是第三阶段，以2009年1月7日3G开始应用于手机上网为标志，网络空间进一步独立化和实体化。目下，在5G、VR等技术的加持之下，元宇宙概念从口号变成众多组织的现实规划，图像、视频、表情符号在网络交际互动，特别是在情感表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实名制的推行使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进一步降低。

汪磊（2012）提出：“网络传播造就了全新的语言生活，网络才是真正的大众媒体，它激发了人的语言创造力，给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带来了便利和变化；网络对语言系统的词汇层和语篇层产生了影响；对虚拟世界语言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开辟研究新领域、为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提供新视角。”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特点，与现实空间产生了诸多不同：（1）语言装备和语言技术升级。表现在智能设备的易用性、多样化和大众化。（2）流行词语更替频繁。火热一时的流行词“给力”刚刚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进入一般词汇，“觉醒年代”“破防”“YYDS”“躺平”“元宇宙”等又纷至沓来。（3）文字之外，声音、图片、表情、视频、位置分享等多模态化符号丰富。（4）网络空间孕育了线上版本和新场景。语言教育、商务、政务均有相应的电子版，直播、短视频等新场景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5）网络语体层出不穷，如微博语体、抖音体等，再如淘宝体、梨花体、甄嬛体等网络流行体。（6）网民的话语增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向全世界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很多个人自媒体的粉丝量和阅读量甚至超过了传统的机构媒体，产生了覆盖全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唐润华，刘昌华2021）。（7）网络空间催生了新的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并带来了语言安全问题。语言数据不仅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成为新的国家安全元素。（8）在元宇宙、物联网、智能化等新概念和新技术的引导下，未来网络语言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融入大众的生活。

基于上述发展，网络语言生活已成为学界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按照李宇明（2016）对语言生活的最新定义“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网络语言生活指的是在网络空间或以网络为工具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国内对网络语言生活研究的述评文章较多，引用频率较高的有吴传飞（2003）的《中国网络语言研究概观》，曾丹、吉晖（2009）的《网络语言研究现状与展望》，陈敏哲、白解红（2012）的《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回顾、问题与展望》。通过这3篇不同时段的述评可以发现，国内网络语言研究的内容从概念、特点、词汇、语法等本体逐步拓展到语文教学、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传播机制等多维角度。2012年后，国内网络语言生活研究获得了更快发展，移动媒体的广泛应用是技术动力，学术动力之一则是语言生活派“语言生活”理念的传播吸引了更多学科的学者关注网络语言生活。遗憾的是，尚未有人对该阶段网络语言生活研究进行深入的梳理。相比而言，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虽开始较早，也有一些相对具体的述评，它们或为某一专著的书评，以克里斯特尔（Crystal）的《语言与互联网》（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Crystal 2001）为例，其书评达10篇以上；或为对某一类主题的网络语言生活的概述，如Schryver（2010）对目前所有可用的非洲语言互联网词典所做的全面概述，但缺乏相关主题的整体述评。笔者拟梳理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的发展源流，总结主要的研究议题，以鉴往知来。

二、国外网络语言研究的主要理论源流

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较早，在电子邮件、网络聊天等应用不断出现的过程中，网络语言作为一个新奇的热点问题首先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最早关注网络语言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专家，尽管语言学家对网络语言的关注在其之后，但在后来的网络语言研究中发挥了主力作用，成为推动网络语言研究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一）网络语言学的理论源流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拉斐尔·A.芬克尔（Raphael A. Finkel）最早关注网络语言。1975年，芬克尔搜集了所有的黑客行话并将它们汇编成词典《行话文档》（The Jargon File）（Raymond 2022）。这一开创性工作仅限于对网络词汇的收集。英国学者克里斯特尔是国外较早系统开展网络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家，其专著《语言与因特网》是网络语言研究史早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克里斯特尔在论述中使用术语Netspeak来称说网络语言。他指出：“Netspeak是一种独具网络特色的语言，并且能够在上述所有情况中（电子邮件、聊天群组、虚拟社区以及网页）出现的语言。”（Crystal 2001：17～18）它体现出作为一种电子的、全球的以及交互式的媒体的特性。克里斯特尔在书中的讨论集中于语言使用的语境、电子邮件语言、聊天群组语言、虚拟社区语言以及网页语言。令人赞叹的是，他还对敲击键盘产生的组合表情符号进行了研究。这本书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和《自然》杂志曾分别于2001和2002年刊登该书的书评，该书的中文版本则于2006年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在2001年，尤斯（Yus）以西班牙语出版《网络语用学》，该书探讨了数字媒介空间中话语行为发生的变化，包括博客、社交网站（如Tuenti）和微博（如Twitter）的语用分析，以及以头像为媒介的交流。后来尤斯又先后出版《网络语用学2.0》（2010）和《网络语用学：语境中的网络中介交际》（2011）（Sykes 2011）。另一个代表性事件是2003年西班牙学者珀施特圭罗（Posteguillo）出版《网络语言学：互联网上的语言、话语和思想》，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以“网络语言学”命名的专著。2007年，珀施特圭罗与人合作出版《网络中的话语：网络语言学的发展》，书中对网络语言学的进展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细致的研究。2011年，克里斯特尔出版《网络语言学：学生指南》一书，考察了网络语言的演化现象、语用案例以及网络语言学的热点问题，受到语言学界和教育界的好评（曹学智2012）。

网络语言学的理论源流所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特别是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角度展开，在国际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使用的理论主要是语言学的理论，如网络语用学较多使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特别是关联理论以及语篇研究的相关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语言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语料仍是其研究的主要论据和研究对象。González（2003）指出：“《网络语言学：互联网上的语言、话语和思想》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采用了纯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二）计算机辅助交际的理论源流

20世纪80年代，巴伦（Baron）在《基于计算机媒体的交流——一股语言变化的力量》中，提出了计算机辅助交际（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的语言问题。1988年，她提出因特网中继聊天是计算机辅助交际的一种具体应用（Baron 1984）。Herring（2001）区分了计算机辅助交际和计算机辅助话语（computer mediated discourse），Herring（2002）又对计算机辅助交际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读。这一系列的研究最早由密切接触互联网的计算机专家发起，主要从互联网交际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2007年，达奈特（Danet）和赫林（Herring）共同主编《多语网络：语言、文化和在线交际》（Danet & Herring 2007），将计算机辅助交际相关论文的合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计算机辅助交际相关的研究范围很广，早期研究主要包括：（1）网络副语言研究。如Walther et al.（2001）对网络交际图片的研究，Derks et al.（2008）对表情符号的研究。（2）单项网络应用中的语言现象研究。包括论坛、博客、网站、社交媒体、即时信息等各种应用中的语言问题，如Merchant（2001）从亚文化角度对网络聊天室中青少年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同时期的热点网络应用往往受到更多关注，网络互动中不同人群、不同区域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也在研究中得以体现。

计算机辅助交际的理论源流所涉的相关研究，虽然也使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更多地结合传播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完成其研究任务。移动互联时代，计算机辅助交际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新问题不断出现，计算机辅助交际的命名似乎也要因应移动互联的特点改成在线移动交际（online mobile communication，OMC），才更符合如今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样态。

（三）语言政策导向的理论源流

语言政策研究也关注网络空间的发展和语言生活的变化。语言政策的实施主体多样，包括政府、组织、群体、个人等。社交媒体时代，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和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变得同样重要。从语言政策角度，研究网络语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网络空间的语言选择研究，如埃及网民在线空间交流的语言选择（Warschauer，Said & Zohry 2002），瑞士网民在使用电子邮件过程中的语言选择（Durham 2003）。（2）网络空间的语言管理或治理。Gronskaia（2006）描述了网络空间多方面的语言政策：按照阿尔帕托夫（Alpatov）的描述，民主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跟语言政策的管理强度成反比；明显的语言规则的缺乏不能保证网络空间的语言功能起效；网络空间的语言共存会不可避免产生一些冲突。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相关著作中，大多数学者均提到了网络空间的语言选择和语言管理问题，如斯波斯基（2016：121～126）在《语言管理》第五章“公共域的语言管理”中论及网络空间的语言多样性、网络空间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影响、网络空间的多语服务、国家对因特网语言使用的控制等。（3）网络新媒体对语言政策的影响。Lenihan（2013）的博士论文聚焦爱尔兰语言社区的脸书（Facebook）翻译软件应用，就网络新媒体对语言政策特别是对少数族群语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网络空间不仅聚焦“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而且催生了更多的“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论文采用了虚拟民族志的方法，认为这项研究属于新媒体社会语言学，并期待这个领域的焦点从语言多样性的考察转移到语言政策论题。

语言政策视角的网络语言研究，一般通过对网络语言生活的描述和分析，将目标指向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为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及相应的语言治理提供借鉴。Baldauf（2012）认为世界上的语言规划研究主要包括4种研究路径：经典路径、语言管理路径、领域论路径、批判路径。研究理论和方法主要采用4种研究路径各自常用的理论和方法。如批判模式主要采用历史-结构主义方法以及治理性方法（Tollefson 2006）。张天伟（2016）认为历史-结构路径“加入了批评的视角，重视研究语言政策文本中的话语表达”，而治理性方法则是从微观层面考察政治家、官员、教育家以及其他政府职员的具体“话语、教育行为和语言使用”。

三、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的主要议题

上述3个不同源流迅速发展并有交叉，扩大了网络语言生活研究的画幅。伴随信息化的发展，3个发展源流衍生出丰富的研究议题，以下选取4个视角进行考察。

（一）线上语言教育研究

线上语言教育是网络空间最常见的语言生活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应用量激增，受到学界关注，研究成果涌现。早在1999年，Eastment（1999）即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996年和1998年报告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互联网给英语学习带来的影响并对未来趋势做出预测。Ogata et al.（2000）对日本一个基于网络的交际收集辅助系统（CoCoA）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它对外国人学习日语的帮助。Park（2006）讨论了韩国语教育中应如何使用网络内容。总体而言，互联网和计算机专家最早关注网络语言生活，主要研究了网络语言资源、语言技术给语言教学、语言学习带来的影响。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线上语言教育的互动功能加强，计算机辅助交际的同步和异步功能共同推动了互动方式的多元化。线上语言教育的指导理论也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扩展到建构主义等多种理论的建设性应用，各种教学理论在线上（或混合）语言教育中的作用受到重点关注。Stipancevic（2020）研究了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混合式学习方法在塞尔维亚大学外语教育中的优势及应用前景。Martins et al.（2004）通过调查并结合罗杰斯（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确定了巴西语言学校采用互联网作为教学工具的影响因素。Munassir（2018）使用阿杰恩（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TPB），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和两组参与者的实验收集数据，比较并验证了语言学习者对面对面教学（FLL）和在线语言学习（OLL）的不同喜好。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应用于线上语言教育，但总体而言强调社会互动和情境结合的理论更受青睐。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语言教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Cavus & Ibrahim（2017）研究将手机中的一个交互式应用程序用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将移动设备中的儿童故事用于提高英语学习者的学习技能。其新颖之处在于使用手机的语音识别功能来识别和矫正学习者发音。

总的来看，国外线上语言教育研究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不仅关注互联网给特定国家的通用语言教育带来的变化，也关注其通用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教学对象的母语为非通用语言）以及外语教育。其中，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线上教育研究均最多，法国、韩国、俄罗斯非常重视其官方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的线上教育研究。此外，专门用途的线上语言教学也受到了关注，Constantinou（2018）分析了谷歌的“G教育套件”对塞浦路斯科技大学两种混合学术目的英语的积极作用；关注视角不仅停留于公办学校，也包括私人教育领域和语言培训领域，如Kozar & Sweller（2014）通过对121份申请表的统计，分析了世界范围内通过语言教师进行一对一授课的“在线私人语言辅导”。其次，研究理论多元化，跨越了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创新扩散理论等。第三，研究方法以定量为主，但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正在成为一种趋势。韩晔、高雪松（2020）在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CALL）领域的4种代表性国际期刊中，随机抽取100篇文章，总结了国外线上语言教学的研究方法：“国外研究以实验/准实验研究居多；使用的研究工具范围更广，且以学习者二语输出与问卷最为常见，访谈次之；同时使用3种及以上研究工具的国外研究占比更高。”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不断应用于线上语言教学的研究。Bolldén（2016）用在线民族志方法研究了“第二人生”的语言课程。Stickler & Hampel（2019）强调了在社会文化框架中，定性研究对于理解新的数字环境中具有共同兴趣的学习者和教师的意义。第四，研究主题涵盖了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线上语言教育政策、宏观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手段、教学或学习状况调查，以及教师和学生发展。其中教师发展研究受到更多关注，如Lee（2017）研究了网络在职培训，对发展在线在职语言教师培训计划提出了具体建议。

（二）网络语言学发展中的语言本体研究

1.网络用语研究。国外对网络用语的关注较早也较多。第一，网络新词（不断涌现的网络新字新词、网络流行语、网络俚语和缩略语等）研究。具体包括：（1）对特定语言网络新词的宏观分析。Hadiahmetovi-Jurida（2007）研究了网络英语词汇，特别是聊天语言。Eres Fernández & Almeida Seemann（2009）研究了西班牙语网络词汇拼写。Shemchuk & Guseva（2019）对汉语借用网络词汇更新日常词汇的趋势进行了研究和论证。（2）对具体词语现象的研究。Lang（2020）通过检索中国社交媒体语料库，从隐喻视角研究了网络词汇结构“×癌”（如直男癌）。（3）对网络词汇的国别比较研究。Lee & Ying（2013）对韩国敬语后缀“nim（님）”和中国网络称谓词“亲”做了对比研究。第二，网络专用术语研究。Jae（2006）对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网络术语借用英语相关术语现象做了研究。Kolarikova（2019）考察了网络空间构词元素“cyber”的来源。此类研究多结合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语言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展开。

2.网络语体研究。网络语境下产生了诸多新语体，为国外学界所关注。Oliveira & Fazano（2020）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类属结构式和视觉设计语言等3个方面对网络诗歌体裁Instapoets（一种短小、可分享、带主题多样的图片分享的网络语体）的结构进行了研究。Paula & Zandonadi（2020）研究了同人小说（Fanfiction，指利用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小说）用于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在教室中使用多模式体裁的紧迫性，以及学校适应环境的必要性。Jang（2013）分析了网络语言中末梢的回避，词尾被一些特殊的终端语成分所取代，如-um，-gui，-handa，-che等。网络说话者倾向于使用这些带有特定意图的风格，作为其在线社区的特殊标志。Berning（2012）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了在线新闻叙事。国外网络语体研究偏向于某类特定文体的研究，研究理论和方法多结合与借鉴文体学、叙事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3.网络中的语言不文明和语言暴力研究。网络中的语言不文明和语言暴力，包括诸如冒犯语（脏话）、禁忌语、语言偏见、欺凌语言等。（1）冒犯语研究。Eun & Suh（2019）以naver网络新闻为对象，研究了网络空间中脏话表达的分布规律。Tien & Jiang（2021：145～156）对中国网络空间的冒犯语“渣”“烂透了”的使用和影响进行了研究。（2）禁忌语研究。Lee（2008）辨析了禁忌语和网络禁忌语的关系，包括通过对网络空间禁忌词的描述，探讨了禁言的背景；通过调查网民面对禁忌词的策略，总结了网络空间的语言使用策略和语言变异状况。（3）语言偏见研究。Romano & Pereira（2017）通过调查互联网上发表的对3种葡萄牙语出版物的评论，讨论了偏见、不容忍和语言容忍，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对评论这种语言变体进行了研究。（4）语言欺凌研究。Li（2020）运用语义学、语用学和语言政策理论，并借助内容分析法研究了网络欺凌的词汇类别、词汇使用和网络欺凌形式之间的关系、网络欺凌的后果及解决办法。Fang（2021）则从修辞表达的6种形式（隐喻法、夸张法、字母分析法、转喻法、隐法和特殊解释）对中国的网络欺凌语言展开研究。网络语言暴力和语言不文明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研究者大多结合了语言学的理论如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等进行探讨，虽然也谈及它们的社会影响，并借用社会学或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但其研究模式仍具备语言学的底层逻辑基础。

（三）基于互联网交际的语言问题研究

基于互联网交际的语言问题研究受到了诸多学科特别是符号学、传播学、社会学、信息科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共同关注，发展迅猛。该类研究所涉问题需要借助于语言学之外的理论和力量来解决。

1.网络空间的交际符号。网络空间因其不在场特征，衍生出表情包、Emoji（日本在无线通信中所使用的视觉情感符号）等各种表达人类情感的符号，以副语言的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另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虚拟现实（VR）等网络元素的发展，视频、图片、截图、点赞、位置分享等增加了跨时空的在场性，语言是其中的核心要素。Williams（2021）认为计算机辅助交际线索的进化功能包括表情符号、Emoji、模因、标点符号和GIF图片，文章着重分析符号“#”和“TM”，认为使用这些符号的一个可能动机是形成社区成员的索引标签。Oh（2012）分析了3种正字法在弥补网络交际所缺乏的面对面交流中的作用：语音转录的听觉效应、表情符号的视觉效应和故意错误转录的群体认同效应。Diaz Arias（2009）认为视频在网络空间的社交用途与信息在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水平交流过程中重叠，但也存在分隔公共领域的风险。Jang & Lim（2019）认为图像控制了网络空间曾被语言占据的位置。即使都使用相同的图像，这些图像的意义也会因使用者的意识形态而产生变化。Grundlingh（2020）研究了书面笑声在建立网络语言身份方面的作用，网络笑声（通过表情符号或打字说明）不仅表达了个人的语言单位，而且应被视为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符号研究不仅使用了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还借助了传播学、信息科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知识。

2.网络语言生活的社会影响。网络语言生活产生于社会，也反作用于社会。网络互动影响人们的语言使用，对其他社会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包括3个议题。（1）网络语言生活对青少年语言使用的影响获得最多关注。Ivanović et al.（2020）以匈牙利社会为背景，追溯了书面语言规范的声望如何影响基于网络的交流，以及这种语言亚文化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对年轻人语言使用和语言表达的影响。对青少年的影响也体现在对学生和学校教育的影响。Yoon et al.（2009）就网络语言使用对中学生和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网络语言对学生的日常交流产生了影响，同时，保护主义视角下的语法和语言礼仪教育并无实际用处，应根据新媒体环境调整伦理教育的内容。（2）对代际交流影响的研究。Lee（2011）根据对2011年韩国网络语言使用的实况调研，认为网络语言已不再是影响代际交流的关键因素。（3）言语作为社会指标的研究。Cunningham（2014）用语料库方法结合1494条数字美国英语（DAAL）评论，探讨了社交网站中的非裔美国人网络用语的数字特征。另外还有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如通过网络语言观察社会的不同领域。Alrawadieh & Law（2019）通过分析在线评论，研究了酒店客人满意度的决定因素。Ham & Sung（2017）分析了不同消费者（如不同性别、职业）对网络语言广告的好感度。网络语言生活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源于网络空间的交际互动，对诸多领域产生了影响。该部分的内容多是跨学科的，虽然也少量采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更多结合各自领域所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

（四）语言政策导向的网络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政策是关于语言的选择，包括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管理。语言实践是人们实际所做的可观察的行为和选择。它们是被选择的语言特征，是被使用语言的多样性。语言信仰是关于语言的信念，有时也被称为意识形态。对于语言策略和管理来说，最重要的信念是分配给命名语言、变种和特性的值或状态。语言管理是由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所做出的明确的、可观察到的努力，他们拥有或声称对领域中的参与者拥有权力，以修改他们的实践或信仰。在纳斯图谱尼（Neustupný）、捷纳德（Jernudd）、内克瓦比尔（Nekvapil）看来，语言管理始于个体选择，涵盖了从微观（家庭层面）到宏观层面（如民族国家），既包括简单语言管理，也包括组织化语言管理（如法律）。语言管理理论框架是在语言实践、语言信仰、语言管理基础上的语言选择，包括家庭域、工作域、学校域、公共域等诸多领域（Spolsky 2009：1～9）。作为一个新生空间，网络空间也和以上语言域纵横相连，人们在网络空间的各语言域也面临语言选择，这不仅会影响到语言系统的发展，也能推动语言格局的变化。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语言政策不得不面对网络空间各语言域中的语言实践、语言信仰、语言管理等相关问题。在此背景下，语言政策导向的网络语言生活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该类研究主要用于服务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

1.国际移民的网络语言政策问题。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国际移民大量出现，网络语言使用成为国际移民在信息化时代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相关研究随之倍增。Yin（2015）以新西兰华人移民为个案，结合访谈和网络文本的实证分析，认为非领土化的中文网络空间提供了一个虚拟空间，移民身份不断在获得的新西兰性和继承重建的中国性之间进行妥协。Yoon（2017）通过对加拿大的韩国移民进行定性访谈，探讨了全职工作的移民如何利用互联网与他们的祖籍国、散居社区和东道国社会保持社会文化联系。多项研究表明，网络语言使用为平衡移民融入东道国和联结祖裔国之间的矛盾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法。不过，也有相反观点，如Alinejad（2011）通过对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伊朗人的英文博客进行内容分析及相应采访，提出了“跨国体现”的概念，认为伊朗散居者构建网络跨国空间仍依赖于线下地点在场的具身经验。该类研究较多采用访谈、问卷、内容分析等方法，根据不同研究目的，结合语言保持、语码转换、移民理论、在场理论等。

2.网络空间的语言格局研究。英语不仅在现实空间中被广泛使用，在网络空间的优势更为突出。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数据”（Internet World Stats），^[2]网络空间中使用英语的人口最多，占世界人口的25.9%；汉语排第二，为19.4%。前10个国家所占比例高达79.1%，其他600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加起来仅23.1%。各种语言使用人口占比情况如表1所示。 

从网络空间的网页占有率来看，截至2021年12月，因特网上英语网页文本占所有网页文本的63.6%，中文占比仅为1.4%，^[3]2017年3月英文和中文该项占比分别为52%和2%（刘昌华2017），可见数字鸿沟进一步变大。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在互联网世界的分布、发展和相互影响。McLaughlin（1999）研究了互联网上使用的语言，1997年英语占82%，德语为4%，其后是日语，不到2%。到1997年底，使用日语的服务器数量超过了德语。这篇文章认为，这一增长是由日本政府的政策、倡议和发展促进的，并分析了这些变化对教育政策的影响。Fan（2015）采用在线跨文化交流的质性方法，研究了社交网站博树（Busuu）如何在大学英语课程中促进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发展。Ignotaite（2018）研究了网络英语和美国文化对网络立陶宛语的影响。这两项研究表明，英语借助网络扩大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提高了使用率。Pretorius（2016）研究了阿非利卡语维基百科在阿非利卡语发展中的作用，认为阿非利卡语的生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数字空间中的使用，阿非利卡语维基百科应该为阿非利卡语在数字空间的使用率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此类研究反映了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语言在网络空间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行动。与网络空间的语言格局相关的主题中，跨学科的研究较多。具体研究方法和理论取决于其研究角度。

3.网络空间的少数群体语言和语言多样性研究。尽管网络空间制造了数字鸿沟，但也为少数群体的跨区域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其对语言资源和语言文化保持和维护的作用，受到学界广泛关注。Morales（2020）的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的人类学方法论证了其研究假设：瓦哈卡原住民通过在网络中使用原住民语言而使网络本土化。Gladkova（2015）通过对124个网站的鞑靼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和车臣语使用状况的调查，确定了这些网站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程度，以此论证网络对于维持和发展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作用。Streltsova（2020）研究发现，尼泊尔的林布人不是以萨满文字，而是以梵文通过社交媒体脸书群发布林布神话，并认为这种分享可以让林布人保留民族团结感。Sinayah et al.（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优秀泰米尔语能力的参与者在脸书交流中使用混合代码、罗马化泰米尔语多于泰米尔语或泰米尔语脚本。此类研究多采用人类学、文化学的理论，结合访谈、调查等方法，验证互联网对于少数群体语言和文化保持的作用。

四、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较早，网络世界的语言问题受到了国外学界的及时和持续关注，产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经检索发现，因支撑网络互动的需要，语言技术类的文章海量分布，故笔者未对其进行统计。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较少涉及网络语言不规范问题。对本文所涉文献的分析，起源于计算机辅助交际的研究的影响力更广，超越了语言学科。总体看，国外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维度多样化。相比国内研究，国外网络语言生活研究的多样化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议题多样。国外研究关注的问题种类更加丰富。既有从微观角度对网络词语如“×癌”的考察，也有从宏观角度对不同语言在互联网的分布格局的研究。第二，理论多样。议题丰富增加了理论的多样化可能。国外关注网络语言生活的研究者所分布的学科更为广泛。首先，语言学各个研究方向的学者关注网络语言生活，语言政策相关理论快速发展并运用于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研究。其次，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其他诸多学科也对网络语言生活给予了关注。不同学科的理论得以应用于网络语言生活的研究，如前述研究中的“创新扩散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第三，方法多样。量化和质性研究都较为丰富，但总体而言，量化研究更多。研究方法既充分运用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如语用学、语法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也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线虚拟民族方法等。

视野国际化。作为国际发表，审稿专家来自世界各地，因此相关研究从构思起就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议题更加国际化。受多样性、可持续性等观念影响，即便仅是特定地区的网络语言生活研究，也多能够在研究中体现对世界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思考，例如对加拿大地区韩国移民网络语言问题的考察。第二，出版国际化。本文文献分析结果显示：专著大多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社以英文出版，期刊亦多以英文作为出版语言，而以其他语种发表的期刊也多有相应的英文摘要，并与世界主流学术数据库建立了链接，如韩国的KCI期刊数据库接入国际主流文献库“Web of Science”。这些出版方式客观上加强了该主题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

语言政策理论与应用增多。网络时代，语言成为核心。对于网络空间产生的语言实践问题，不同主体结合本国的语言文化和语言信仰，从个人或家庭在网络空间的语言使用、符号选择到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的网络语言使用及其语言格局的管理规定、政策制定方面，进行语言规划和管理，要做到科学决策，均需要相关理论的科学指导，语言政策理论是与之联系最为紧密的理论。Baldauf（2012）曾预言：“未来的语言规划将重点关注6个问题：移民和新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新政体的再现和超大政体的产生；单语身份的解构；微观语言规划；机构和语言力量；教学媒介语。”这一预言在网络时代一一应验，网络空间也存在上述6种问题。语言政策研究的4个主要流派（经典学派、语言管理学派、领域论学派、批判学派）均非常关注网络语言生活，如斯波斯基对网络空间语言多样性和少数群体语言在网络空间的发展的论述。

国外学界对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数字鸿沟愈益显明，对发展中国家网络空间的语言生活关注不够或选择性忽视。主要表现在：特别缺乏对非洲语言在网络空间的现状和发展的研究；关注中国网络语言生活的多为华人学者，部分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网络语言生活时带有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其次，缺乏语言生活观的指导。“政府应该管理的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生活。”Spolsky（2019）曾在《语言政策》期刊发表书评对李宇明教授的这一观点表示赞赏。从“语言生活”的学术理念切入，有助于理解网络语言生活问题不仅来自于语言系统本身，而且与使用语言的人和群体相关，也自然能够理解网络空间需要管理的绝不限于语言本身，而更多的是网络语言生活中相关的人、群体和各级组织。语言生活观对网络语言生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鉴于国外实践的研究，国内对网络语言生活的研究，应加强与国外学界的沟通，学习、借鉴他们的理论方法，并尝试进行相关内容的比较研究，同时加强跨学科合作。把研究做在祖国大地上不意味着只关注自身，更不能让科研成果“孤芳自赏”。为此，要为网络语言生活相关研究成果的国际出版创造更多机会，包括提高在国外出版社出版的能力、增强中文出版的传播效能和国际推广能力；推动语言生活观及语言生活派相关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为其提供动力和渠道，如加强翻译和出版合作。从语言生活治理的角度，加强对网络语言生活的观察，鼓励学界以解决网络语言生活问题为旨归开展合作研究。

注释：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空间社会治理语言问题研究”（20&ZD299）、浙江传媒学院人才引进科研与创作项目“中国城市应急话语的数字化网络构建研究”（Z301B21518）。

[1]　引用来源：《We Are Social & Hootsuite：2021年1月全球数字报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5417735758826177& wfr=spider&for=pc，2022年1月1日。

[2]　Internet World Stats. Top Ten Internet Languages—World Internet Statistics.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7.htm.

[3]　W3Techs.Usage Statistics and Market Share of Content Languages for Websites, December 2021. https://w3techs.com/technologies/overview/content_language.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编排：韩   畅

责编：韩   畅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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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