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龙　于苗苗　马永红｜科教融合概念再构及研究生教育治理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11.06

摘　要

研究生教育内涵着科教融合的命题，而“科教融合”作为一个整合概念真正进入我国学术界视野还不足十年。从学术研究、政策文本、实践探索等三个视角梳理国际国内科教融合的演变历史，归纳出科教融合概念已经历了分散-结合-融合的演绎，提出二维度（广义与狭义）三层面（理念层、制度层、操作层）的科教融合概念体系。依据此科教融合概念体系，提出研究生教育中师生、社会组织、学校、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体系，鼓励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科教融合有效生态构建和去中心化发展，提倡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开放协同和持续改进，以期为科教融合事业进一步深入及提高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提供思路。

关键词

科教融合；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治理

一、引言

　　科学技术和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强大、民族兴旺的双翼。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研究生教育现已成为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制高点，研究生是我国科研创新活动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发布，指出提升高校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等议题。《教育规划纲要》的发布开启了科教融合的讨论，同时开启了科教融合理念和实践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科教融合”开始作为一个专有概念在学术界、教育界出现，但同时科教融合的概念内涵还未达到共识，也难以切实反映和指导研究生教育实践，尚未充分落实到研究生教育治理中。

　　本研究在回顾与总结“科教融合”概念发展基础上，挖掘科教融合应有之义，进一步探索回归科教融合的研究生教育治理，努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和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实践。

二、科教融合概念发展及应用实践

　　（一）学术领域中“科教融合”概念起源及发展

　　国外“科教融合”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于19世纪初提出的建设柏林大学理念——“教学与科研相统一”（Ein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即“由科学而达至修养”，这被视作科教融合的前身，为现代科教融合理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第二阶段，吉尔曼（Daniel Coil Gilman）将科学研究的理念引入研究型大学，将洪堡原则美国化，使研究型大学成为培养学术研究精英人才的机构。第三阶段，博耶（Ernest L. Boyer）提出教学学术理论（Scholarship of Teaching）体系，认为教学与科研不是二元对立，二者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学术事业，通过强调大学教学的学术价值实现教学与科学的协调发展，教学学术理论体系是科教融合新形态，是现代科教融合研究与讨论的开端。

　　在国内理论界，最早提出科教融合概念，可追溯至2010年龚克鲜明地提出大学文化应有“科教融合”之特色，并认为科教融合是科研与教学的融合，科教融合是整体，不能拆分理解。此后我国学界开始聚焦科教融合理念、重要性、存在的问题以及科教融合培养模式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奠定了我国科教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涌现出一批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2012年2月出版的《中国高校科技》期刊首设科教融合专栏，是我国最早开展科教融合学术讨论的阵地，赵沁平、马海泉等专家学者系统地提出一系列关于科教融合理念、作用机制、育人模式等理论研究，开启了科教融合大讨论。随后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教融合的理论研究，如影响高校科教融合主要因素、科教融合对高校及社会的作用、构建科教融合体系等。在此基础上，马海泉、周光礼、邹晓东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科教融合”不仅仅是办学模式、教育手段，更是思维模式及高等教育精神。二是科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如完善科教融合的方法、科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科教融合育人模式等。

　　（二）政策文本里“科教融合”组词变化

　　从政策演变的角度看，我国科教融合实践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科学与教育萌芽阶段。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大学本身就是重要的科研机构，重点大学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是科技和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宣言书”，虽然这一阶段“科教融合”概念尚未正式提出，但是围绕着“科技”“科学”“科研”以及“教育”“教学”等关键词出台一系列国家政策。第二，科教融合的奠基、探索阶段。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双重任务，开始确立大学的科研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等国际背景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内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划时代的伟大决策——科教兴国，科学事业与教育事业的重要程度空前提高。这一阶段，“科教融合”概念仍未正式提出，但是“科教”成为一个组合概念被广泛使用，“科学”与“教育”“科研”与“教学”也更多地作为组合词出现在一起。第三，科教融合的繁荣阶段。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发布，开启了科教融合的讨论。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科教融合发展，促进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全面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一批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这是国家重要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科教融合”一词。2020年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促进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这一阶段，“科教融合”一词作为整体被正式提出，在实践中不断解构、重构，具有了丰富内涵；此词不再是“科学”“科技”“科研”与“教育”“教学”的简单相加，而演变为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复杂概念。

　　（三）实践探索显“科教融合”理解分化而多元

　　在新科技革命大背景下，推进科教融合已成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共同趋势。如美国通过企业或机构参与研究生培养，或是企业在高校设立实验室，或是制定由企业提供的奖助体系支持研究生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推进科教融合的实践。法国成立了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将高等教育和科研视为同一部门的工作，并通过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组建联合大学或高等教育研究集群等方式进行科教融合实践。日本通过在大学中建立研究机构，并采取问题导向教学法等方式探索科教融合育人机制。

　　同时，我国在实践领域于2003年启动研究生创新行动计划，2008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2011协同创新中心计划，本科“六卓越一拔尖”计划等国家战略计划。高校也积极实践探索，如中国科学院大学以“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为办学方针，初步形成了特色的科教融合办学模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PTN联合项目），集中国内最优质的教学与科研资源，以科研实践引导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强化校企科研结合，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大唐电信集团2010年起联合培养研究生，探索出一套科教融合的培养体系。高校基于各自校情和对科教融合的不同理解，努力探索各自眼中“科教融合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科教浅层次融合、伪科教融合等问题逐渐暴露，势必影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综上，从学术、政策和实践等不同视角观察均能发现：科教融合现已成为一个关键的、热门的词汇，但吊诡的是对科教融合的认识仍较模糊，主要偏向基于学校“个体”实践的个性化特征，或政策文本中的标志性“口号”，对“科教融合”概念内涵尚未取得共识。鉴于研究生教育与“科教融合”的天然联系，进一步深入探讨科教融合的应有之义，探索“科教融合”对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影响非常必要。

三、科教融合概念体系构建

　　在中国，科教融合是被赋予重大使命的命题。科教融合不是一个经过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上升过程的生成概念，而是一个描述现实情况的现成概念，由此导致科教融合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其内涵仍仁者见仁。科教融合逐渐成为现代大学基本形态，甚至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动力，因而逐渐具备越来越丰富的内涵，“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已不足以阐释“科教融合”的意义,“科教融合”越来越具有以科技思维指导教育发展，以教育成果支撑科技进步的内涵。因此亟需对“科教融合”进行理论解析和建构，还原科教融合的应有之义。

　　（一）科教融合概念解构

　　通过梳理学术文章、政策文件以及新闻媒体，发现我国科教融合概念经历了分散-结合-融合的演绎，逐步由单一概念演变为多元概念。（见图1）科教融合概念发端于对科学与教育的重视，如1977年邓小平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把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科、教处于分散发展状态，科学与教育是单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科、教实现结合。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科学事业与教育事业，还是高校层面的科研与教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直到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发布之后，科教融合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同时其概念超越科研、教学、科学、教育等单一概念，成为了内涵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多元概念。

　　（二）科教融合概念体系

　　科教融合虽然是政府文件、学术界、媒体界常用的词语，但鲜有一个领域对科教融合中的“科”与“教”明确下过定义，本研究尝试建立完整的科教融合概念体系。通过对历史及文献的梳理，发现完整的、形神统一的、理论见之于实践的科教融合概念，至少具有广义与狭义两个维度，理念层、制度层、操作层三个层面的内涵。（见图2）

　　广义上的科教融合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科学事业与教育事业融合发展，以教育促进科学，以科学引领教育，形成协同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具体来看，在理念层表现为崇尚科学、崇尚教育的社会共识。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一定有着强大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在我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已成为全国共识，协同发展科教事业是我国强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在制度层面，广义的科教融合内涵着全民的终身教育体系和法制保障体系。在学习型社会中，教育不仅为学校所特有，信息与知识的急剧增加使个人、组织及社会迫切需要时时学习、终身学习，进而需要科学的终身教育体系和不断变化的教育模式，与之相匹配的法制保障，以推进学习型社会和创新性国家建设。各种制度法规是保障科教融合理念思想的制度渠道，使得科教融合理念制度化，终身化。也体现在国家机构设置（如法国政府的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机构功能互为支持（如明确教育部、国家自然基金委、科技部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互为交叉的职能分工）、推进制度体系化和贯通性。

　　在操作层面表现为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共存与互动。随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逐步明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任务的逐步建立。科教融合事业的飞速发展，开始呈现明显的溢出效应。从国家领导人讲话以及“强基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可看出，科教融合不仅限于高校内，同时成为国家战略。高校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阵地，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有力推动了创新型国家建设。当今世界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变化特征，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等新兴学科出现和技术应用发展，不仅能够深度揭示高层次创新人才成长和发展的机制机理，还催生了可遵循个体认知发展规律实现目标教育的新型教育技术，进而改变教育主客体关系，出现主客体共生现象，以实现个性化培养方式。

　　狭义的科教融合，指在高校中实现科研与教学的融合，用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科研引领和培养一流的学生。在理念层面，科教融合表现为以教学达至科学思维。科教融合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任务的根本变革，是对教育本源的回归，不仅是指在课堂中加入科研元素，更强调调动学生自主性、能动性、创新性、研究性，训练学生判断力、想象力、创造力等综合能力。从教授学生科学知识和技能入手，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与能力，养成科学的习惯，最终形成科学的态度与精神，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制度层面，表现为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教育制度改革，使目前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更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在高校中，科教融合的落脚点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以科学规章制度保证学生的培养方向，既要重视科研训练，又要重视课程学习。

　　在操作层面，表现为科研与教学具体活动相融合。科教融合的本质就是在科研-教学-学习的过程中进行知识的创新、传授、传播和传承，使师生在学术共同体进行互动式学术探究，取长补短、开拓进取。科教融合体现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应该是全面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观察的。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把最新的科学成果应用在教学中，本身就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过程，就是理论一次次接受实践考验的过程，蕴含着突破创新的可能。

　　（三）科教融合与研究生教育

　　根据上述科教融合概念体系，本研究认为研究生教育本质上带有科教融合的品质，二者在某种意义上互为依存，具有内在一致性。宏观来看，首先，科教融合与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目的一致，均致力于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指出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而科教融合科技创新链与人才培养链有机衔接，宗旨是通过提高研究生科研能力和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其次，科教融合与研究生教育均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国家的强大依赖于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的建设，科技和教育的共同强大才能真正支撑国家的发展，科技强国和研究生教育强国协同发展的结合点就是科教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李克强总理指出，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促进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从微观来看，研究生教育过程蕴含着科教融合理念，如在研究生教学计划中列入有关科学研究的环节；课堂讲授、讨论、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融入科学知识，提升研究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在学位授予环节，基本所有的高校在学位授予时规定撰写具有学术性或者研究性的学位论文或毕业设计，从而锻炼研究生发现科学问题，并运用系统的方法解决问题，从而得出有价值结论的能力；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参与导师课题，撰写学术论文等等；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线上科研迅速发展，新型教育技术应用和其引起的教育模式变革成为研究生教育不可忽视的方式。

四、回归科教融合的研究生教育治理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生教育治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大厦的“基石”。《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重点部署的教育现代化战略任务之一，就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是指由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模式四要素组成的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其核心价值是“参与”，以利益相关者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协商作为落脚点。这与本研究构建的科教融合概念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通过对科教融合概念的解构与重构，本研究认为科教融合既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内核，又是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基本价值导向，因此研究生教育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使科教融合融入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的治理，即治理主体认同科教融合、治理方式应用科教融合、治理路径依赖科教融合、治理模式推进科教融合。师生、社会组织、学校、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在研究生教育治理过程中，所以促进科教融合的过程，也是促进全体利益相关者搭建平等、协商、共治共享科教融合的平台。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研究生教育的生态化和去中心化这两大长远目标。充分挖掘科教融合的精神实质，回归研究生教育本质，使科教融合成为大学的治学方针，与研究生的发展融为一体，进而指导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从而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目标，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更好的服务于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

　　（一）树立全局的科教融合观念，实现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体系有效生态构建

　　当前研究生教育治理主体对科教融合的认识不统一，导致在治理方式、治理路径、治理模式中出现很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如各利益主体对科教融合的认识不完全相同，导致科教融合合作破产，或者研究生教育中难以落实科教融合等矛盾和问题。因此，有必要营造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生态，体现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的整体性、稳定性、内在一致性，使科教融合贯穿研究生教育全过程、各方面，构建良好的科教双方对话机制，促进共识形成，从而使研究生教育与政府标准、社会需求、学校要求、师生期待协调发展，实现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动态平衡，提高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

　　从理念层面上讲，政府应确定科教融合基调，树立和鼓励崇尚科学、崇尚教育的共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已经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政府结合国家发展目标、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人民受教育需求等方面，进一步明确科教融合的重要性，丰富科教融合的内涵。指导各部门、高校、企业、教师及研究生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科教融合。社会机构和产业行业等社会组织要有意愿通过研究合作和问题需求导向等多维度积极主动参与和支持推动研究生教育的科教融合实践。学校应坚守研究生教育的科教融合本心，创设环境潜移默化地培养研究生科教融合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的使命是发现、澄清真理，并传授给研究生，也即科与教的融合。学校教育往往会对研究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学校的文化、规章制度、校风学风等学校环境，必定会熏陶研究生的精神世界，使研究生在科学的环境中得以培育，在无形中影响、刻画着研究生的科教融合思维。对教师而言，作为研究生的导师与授课教师，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率先做到崇尚科学、相信真理，为研究生树立科学形象的榜样。就研究生而言，应明确使命勇担重责。研究生是科教融合的重要力量，需要明确这一使命，践行科教兴国战略，树立科教融合思维。贯穿于各利益主体的科教融合理念是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生态的前提。同时，各利益主体基于对科教融合的共识，共同创造新知识、新技术，并倡导多元知识生产模式共存，从而使新知识、新技术互动循环，实现科教融合理念下知识体系的螺旋式上升。

　　从制度层面讲，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引导科教融合发展，如制定促进科教融合的政策吸引社会机构和产业行业积极融入研究生教育，在学科设置上打破学科壁垒，鼓励学科交叉，使全部学科参与科教融合过程，激发全体高校、教师、研究生创新积极性。通过学科评估等调控方式，创新评估方式方法，促进科教融合事业的深入推进。学校改革研究生培养体系，从课程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等制度方面入手，使科教融合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从操作层面上讲，政府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加强鼓励、支持和引导研究生教育中科教融合成为常识，并发挥强大的宣传作用，鼓励全社会创新，鼓励终身教育，使科教融合思维贯穿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社会机构和产业行业以不同形式参与学校的科教融合实践，支持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学校则大力倡导研究生通过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养成包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特的个性的教育，促进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研究生在这样的科教融合教育中不断锤炼，成长为有科学知识、有科学精神、有科学能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可能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一流人才。教师通过研究提高学术深度、进行学术传承、创造，尊重研究生，尊重个性，尊重选择，并引导研究生发现自我潜能、鼓励研究生不懈探索，提升研究生的研究能力。

　　综上所述，治理主体上，加强研究生教育治理主体对科教融合的统一认识，形成全面贯通的科教融合认知体系，使各治理主体基于科教融合形成稳定的合作平台、模式，达到价值共生。治理方式上，结合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学校的微观调节方式，使科教融合既规范化，又不失灵活性。治理路径上，把研究生自治与教师、学校、社会组织、政府的他治相结合，治理路径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链条化，在不同主体沟通、协商、对话中，形成整体的、稳定的科教融合认知，从而提高科教融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治理模式上，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的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生态化治理模式，重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强化跨界融合，在科教融合驱动下形成“集群效应”，使研究生教育治理更加协调。

　　（二）打通科教融合体系，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去中心化发展

　　由于科教融合体系不完善、不系统等原因，研究生教育治理过程中出现资源、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导致大量的科教融合资源、信息集中于少数利益主体，造成了科教融合中心化的问题，如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因生产经营或重大研究任务的需要，常常掌握或能够引进最新型或最先进的专利技术或装备，易形成“新学科”或“新技术装备”聚集中心，但若缺少良好的科教融合体系，则会导致这些中心对研究生教育的介入和促进作用表现较弱；又如部分高校有着丰富的、完备的科教融合经验，这些学校易表现出具有同一层次或区域或产业的特征，易形成“同质同类”聚集中心，如果缺少更为广泛或更大范围的合作共享或科教融合辐射机制，这类中心则易形成割据式壁垒，造成区域或类型之间的科教融合发展新的不均衡，影响国家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全方位良性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有必要引导研究生教育治理去中心化发展，即鼓励开放、崇尚共享的研究生教育治理，从而实现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提高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

　　从理念层面讲，师生、社会组织、学校、政府应达成对科教融合基本观念的共识，逐步建立起各利益主体的知识生产共存、共享、共生形态，从而在制度层、操作层打通科教融合体系，使科教融合真正的融入研究生教育方方面面，同时为各利益主体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过程破除屏障，可以更好的发挥研究生教育治理不同主体的集体智慧，真正地共建共享研究生教育。

　　从制度层面讲，科教融合不仅为高校所特有，是事关国家富强、社会稳定、高校发展、人才成长的重要体系，共同打造开放的科研方式、开放的教育模式，引入开放源的科技成果，使开放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流动，从而使各利益主体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同时保证制度的稳定性、连贯性，所以需要多主体经常性的交流、对话、协商，强制性、控制性的制度不复存在，资源中心、信息中心不复存在，研究生教育治理更合理和可持续。

　　从操作层面上讲，政府大力发展涵盖师生、社会组织、学校等全局的科教融合体系，即多元多源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模式共存、跨界跨际知识创新共享、多元多源师生知识创新共生形态。同时在师生、社会组织、学校参与过程中，把控研究生教育治理方向、把握未来科技发展趋势、把准高层次创新人才新特征，用宏观调控手段推进科教融合。不仅利于新兴技术的发展，还会对教育产生双向促进作用。社会组织积极主动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具体来看，当前企业、科研院所作为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研究生培养过程。企业和科研院所受学校委托，给研究生提供资源和技术，训练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从而一定程度上激发研究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精神。学校建立与社会组织良好的沟通与合作，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符合政府标准及社会需求的高质量研究生。打造多中心协同发展、共同促进的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后疫情时代，教育与科技发展的模式均发生了较大改变，发展高科技时代的教育技术，灵活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教育应急响应能力，有利于提高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在治理主体上，应促使研究生教育治理各利益主体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政府在发挥领导作用时，也为各利益主体有序参与科教融合落实机制。社会组织是科教融合进一步发展的突破点，是高校的合作者，是人才培养规格影响者，所以在科教融合过程中要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高校为研究生与企业、科研院所的联系创造条件，激发科教融合活力。在治理方式上，各利益主体共同打造开放的科研方式、开放的教育模式，使资源、信息在更大范围共享，实现“倍增效应”。在治理路径上，应建立各利益主体畅通的沟通、合作渠道，把国家发展方向、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生发展特色精准对接，提高科教融合水平，发挥科教融合下各主体利益最大化。在治理模式上，应形成科教融合研究生教育治理去中心模式，表现在科教融合各主体有着平等的地位，且每个主体都对科教融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科教融合在动态中实现平衡，使研究生教育更加可持续。

　　（《中国高校科技》执行主编马海泉先生为本文科教融合早期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在此致谢！）

作者

张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1

于苗苗，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讲师，北京　100083

马永红，通讯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19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1期第31-37页

栏目

科教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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