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贵友｜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的实证转向与现实反思——基于2010—2019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9.13

 摘要 

通过对2010—2019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发生实证转向。在学科科学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实证分析虽然进一步推动研究的规范性、精准性与客观性，但却面临方法自身的局限性、问题与方法关系倒置以及不同方法松散联结的迷思与困境。然而，这一实证取向逐渐演化为一种学术卡里斯玛，推动研究者走向数据与统计至上的方法崇拜。为此，高等教育研究理应立足于学科问题本身，积极厘清问题与方法的主客关系，并使不同研究方法相得益彰的协同优势得以发挥，共同推进高等教育学科的科学化进程。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博士论文；科学化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研究领域应该构建何种方法体系的论争贯穿于学科建设的始终，并在方法论层面徘徊于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近年来，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原则的实证研究凭借精准、可重复以及可检验的特征优势，备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推崇。相较于规范研究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实证研究结果开始成为评估教育理念与衡量教育决策的尺度。由于学科科学化建设以及“加强教育实证研究”宣言的倡导，实证研究范式被认为是推进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的必要途径。更为甚者，全面走向以实证主义为主体的教育研究的呼声甚嚣尘上。这一方法论转型大有成为教育学界集体共识的可能，同时加剧方法论层面的二元抑或多元冲突与对立，并引发学术共同体对不同方法论进行批判、辩护以及反思。作为教育学科的亚类，高等教育学历经了经验总结阶段、逻辑演绎阶段过渡到实证反思阶段，学科生发过程促使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体系同样随之变迁。但仔细思考，处于实证反思过程中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否已然实现了方法转型？抑或是方法上的实证转向使高等教育研究更接近科学了么？实证研究是否在高教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凡此类问题的回答，仍需要回到对既有研究方法的使用趋势以及高等教育研究问题本身进行探究。

　　针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学界已分别从权威学术期刊、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等资料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与分析。但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由于学术期刊与人大复印资料等受限于学术旨趣与办刊特色而导致对象较为单一，而一门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则更具有内容的系统性、选题的前沿性以及方法的创新性。与此同时，当前关涉该类议题研究的分析仍然停留在历时性考察与趋势变化等内容，止步于对研究方法的描述统计归类，尚未从方法变迁层面进一步反映高等教育学科学化的方向与困境。这一研究进路无法回应当前弥散于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方法之争，也未触及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进行学理层面的反思，故而也不能真正回答高等教育学到底应归属于社会科学抑或是人文学科。因此，本研究尝试以2010—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基于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探究高等教育研究在2010年代是否发生了实证转向，以及在方法转型中高等教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与迷思，以期对当前的争议与方法的误解进行澄清。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按照学科分类检索2010—2019年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共检索出329篇相关论文。事实上，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并未连续将博士论文上传，导致不同年度的论文分布并不均匀。因此，为更好反映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使用现状与趋势，仅选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连续上传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对所获得的博士论文进行整理归类，经过筛选后共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308篇。论文检索时间截止到2020年1月15日。

　　（二）论文分类与统计

　　由于博士论文内容通常涉及研究问题与方法的详细阐述，并论证问题与方法的逻辑关系，故此不能将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进行简单区隔，而是作为学位论文的子系统进行整体审视。为此，本研究不仅着眼于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是否发生了实证转向，而且旨在进一步探究研究方法与问题之间的适切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分类标准仍尚存争议。但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等二分法成为比较主流的划分依据。根据本研究所指向的研究问题，采取自然主义-诠释学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分类原则，将研究分为实证与规范两个类别。其中，规范研究主要涉及语义、文献、比较以及历史等具体方法；而实证研究则可分为量化、质性与混合研究三个亚类。具体而言，量化研究主要包括实验、准实验与调查等研究方法；而质性研究则包括民族志、叙事、文本、案例、行动与扎根理论等研究方法。然而，博士论文研究通常涉及多种方法，故而出现研究方法使用频数多于博士论文总篇数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本研究依据问题与方法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对相关论文进行归类与统计，以此避免掉入方法统计上的误区与陷阱。

三、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趋势与特征

　　本研究对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使用情况进行逐年统计，以此提供全景式的方法变迁与使用特征现况。具体而言，通过比较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总体情况与变化趋势，以此判别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是否发生了实证转向。同时，不同研究方法使用的变迁趋势与特征，可以直观反映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的方法偏好，并为深入考察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博士论文研究方法使用的总体情况

　　根据既有的研究方法分类，本研究对单篇论文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2010—2019年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各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比例。（见图1）由此可知，近十年来语义分析法与文献研究法的使用占比最高，分别达到了73.86%与73.56%。这一数据背后的可能原因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通常以概念与文献为基础生成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的既定惯习，以及长期存在的教育思辨传统，这些特征无疑对两种方法使用频率的增长起到了强化作用。相反，准实验研究、实验研究、行动研究则在总体方法使用中相对较少，且实验研究大多集中于高等教育心理学方向。但是从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横向比较分析，调查研究、访谈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与案例分析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的主流研究方法，分别占比39.82%、36.78%、38.3%、31.31%与31.61%。然而，由于高等教育学科的方法偏好以及路径依赖，导致譬如民族志研究、混合研究、行动研究等较为小众的研究方法在总体上仍占比较低。总体而言，博士论文中各研究方法虽均有所涉猎，但仍存在不同方法使用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且形成了以规范研究方法为主，实证研究方法为辅的现有格局。但是，这是对近十年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整体分析，无法反映现有格局中两种方法的变化趋势。同时，鉴于方法使用频数的累计并不能说明是否发生实证转向，为此，本研究进一步对论文进行分类并考察对比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变化趋势。

　　（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走势比较

　　由于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通常涉及多种研究方法，为了更加精准地判别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从研究问题、内容与方法三个维度重新判别与分析相关论文到底应归属于实证研究抑或是规范研究。根据分类统计，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实证研究类博士论文数目呈上升趋势，且于2015年首次超过规范研究，二者分别占比54.55%与45.45%。（见图2）研究方法的整体变迁态势论证了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整体上已经从规范研究转向了实证研究，且两种研究的比例差距愈发悬殊。两者此消彼长的演化关系，一方面彰显与印证了实证研究方法备受推崇与流行的现况，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教育规范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在2019年，规范研究仅仅占比20.62%，这既符合了当前学界对立足于个人经验或体悟的“书斋式”研究的批判，也从侧面说明了研究主题已经从宏大理论与教育的哲学式探究转向了中观与微观层面的议题。这一趋势的背后体现出当前所存在的研究方法之争，即高等教育研究到底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这一本质问题。正是对这一争议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唯一正解，由此促进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多元取向。就内涵而言，规范研究并不依赖事实数据的证实或证伪，而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知识演绎过程。因此，当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发生实证转向后，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加剧实证与规范之间的价值对立，而是应该反思如何基于理论思辨更好地促进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不过就目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趋势比较，无法探究不同实证取向的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情况，故此对博士论文中的不同实证方法进行精细化分类与统计。

　　（三）不同实证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

　　为准确把握实证转向下量化与质性研究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对近十年实证类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统计。根据统计，调查研究法、访谈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成为实证研究中的四种主要方法。（见图3）就总体而言，量化为主、质性为辅的研究方法格局已经形成。在实证类博士论文中，调查研究法使用占比最高的年份达89.7%，这一数据背后生动刻画了当前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对数据与测量的崇拜。与此同时，这一数据也表明研究者经过严格的预设与数据分析旨在揭示当前高等教育办学中的实践规律，而这种通过数据所推导的规律真的就比其他范式的研究取向更加科学么？但是，基于该趋势的反思并不是为了苛责量化研究的多寡，而是如何调节研究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如果将高等教育研究问题的多元取向化约为数据与技术一维，那么自然在研究中会遮蔽掉人的主体价值与文化所蕴含的复杂，而所有的问题在走向确证的过程中丧失掉本真意义。不过就目前而言，单一的实证研究方法正逐渐被多元实证方法协同的趋势所替代。譬如，访谈法、案例法以及文本分析法使用占比最高的年份已经分别达到76.7%、71.4%与42.9%。与此同时，调查研究法与访谈分析法相结合的思路已经在近5年的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大量存在。这意味着，以演绎逻辑为主的量化研究与以归纳逻辑为主的质性研究相互嵌套，并在方法论层面将不可调和的价值对立转变为互补优势，正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实证转向的重要特征。

四、实证的迷思：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困境

　　当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由规范转向实证时，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整个学科朝着更加科学与多元的样态发展。但在实证趋势的背后，证据至上与数据崇拜却似乎正成为一股风潮，部分实证研究跨越方法的限制边界简单将研究问题进行数据测量，这触发了学界对此的反思与批评。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对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探讨实证研究所固有的局限及其研究边界到底是什么，研究问题与方法之间是否倒置了主客关系而陷入“统计主义”窠臼以及当前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的多元方法是机械拼接抑或有机协同等问题。通过此类问题的回应，探究实证趋势背后研究者所陷入的迷思与高等教育研究所面临的科学化困境。

　　（一）实证分析存在研究局限与边界

　　实证研究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追逐科学化的产物，但这并不能掩盖实证本身所固有的局限。就量化研究而言，不断升级的数理工具以及愈发细分的研究领域，引领社会科学研究走向规范与精致。但在追逐客观与精确的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偏离了问题的真正焦点。以高校对区域经济增长综合贡献的量化研究为例，大学对区域经济的促进被归为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实证经验分析的范围则被数据与统计极大地缩小了。似乎部分学者存有一种刻板印象，将实证研究简单等同或者化约为定量研究，通过调查、实验、准实验与大数据等方法揭示教育规律。这种狭义的观点在处理与解答研究议题时，极其容易走向对概念或变量间关系论证的思维窠臼。可以预见，这种无重点但又精确的数字化会引发学术界的科学危机，因为它忽略了教育实践更为深层而又复杂的本质并非完全可以由数字所替代这一前提。反观高等教育这一复杂系统，数理性的实证研究并非对所有议题奏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的不同尺度将导致量化分析产生大量畸变，以致实证结果在政策转化过程中失灵。在以高校教学评价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中，现有研究视野仍停滞于高校评教系统内部，简单测度学生评教的有效性，尚未厘清外部组织环境与评教实施之间的冲突与悖论，以致个体层面的行为改进与制度层面的管理优化未能在高校场域中奏效。从某种角度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对于技术与统计的盲目崇拜正成为由学理迈向实践的桎梏。因此，正由于高等教育问题关注人的价值、学科复杂性以及发展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量化方法乃至实证方法并非高等教育研究的唯一。也正是由于不存在唯一科学的正解，那些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教育问题才能在不同时代常议常新，以此回应社会当下对教育的困惑与追问。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的关系错位

　　对于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主客关系，这已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从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而言，似乎正陷入一种“统计主义”窠臼中，简单通过对象概念化与研究设计将现实问题转变为学术问题，并降维至可测量与统计的假设体系。这种实证取向下的经验研究将立体化的教育问题化约为几个解释变量间的一元或多元线性关系，这意味着研究者将研究问题削足适履地符应研究方法，由此导致部分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所选择的方法对于所研究问题的解释能力大大降低。就量化研究而言，一个复杂的高等教育议题被简化为数字、变量以及假设，这便使证据与事实所装点的结论无限接近于想象中的客观，但却掩盖了教育所主张的生命价值以及研究推论中无处不体现着所谓的数据陷阱。在高校管理人员专业发展等实证类博士论文中，所涉及的数据调查并没有克服内生性问题，还导致了研究内容的表浅化与空心化，类似科学的数据模型却难以真正回应高校管理人员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影响机制。这类研究不仅暴露了研究者对于问题边界的模糊理解，而且还显现出博士论文中方法数据与研究问题之间难以对话的尴尬处境。在质性研究方面，诸多研究者倾向于将文本、访谈资料分析用于对量化研究结论的补充或升华，但却鲜少扎根于访谈数据资料中建构起理论的大厦，这一趋势在大学教师发展研究中可见一斑，导致研究内容反复在关涉教师发展困境的冗余与乏味的质性资料以及访谈对话中缠绕，无法基于理论立场进行建构与对话。更为甚者，部分研究已然陷入了“统计至上”的一元主义，倒置了研究问题与方法的主客关系。那么，无论是量化工具还是质性方法，绝不应该支配研究问题的取舍，或是驱动研究者陷入方法与问题相互独立与割裂的困境中，而是应该架构起学术理论与现实问题之间的桥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研究应该告别实证，反而在年轻学者与博士生培养中更应该倡导尊重证据与技术方法的使用，但是“唯方法主义”的研究取向或许会将高等教育研究置于危机之中。因此，立足、提出与解答研究问题，应该使研究者的理论积淀、价值关怀与精巧的研究设计协调统一，而技术方法不过是问题求证过程中的手段罢了。

　　（三）研究方法之间难以协调互动

　　由于高等教育议题的复杂性，单一的研究方法难以支撑系统性的博士论文选题，因此，研究者通常会基于研究问题选取多种适切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其中，以混合研究最为典型。它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弥补了各自在方法论层面的缺陷。具体而言，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与以解释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质性研究相互嵌套，满足了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然而，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的混合研究仅仅停留在量化与质性方法的机械结合层面，呈现为形式上的逻辑自洽。譬如，在探讨大学教育与人的创新素养发展的研究中，探索性设计的混合研究并未将量化与质性方法有机融合并未充分发挥二者的协同优势，而这一探索也仅仅停留在大学教育对人的创新素养发展影响层面，尚未涉及内部更深层次的作用机制。除此之外，历史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以及调查研究的相互结合已经成为多数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的定势思维与固有观念。在高校管理人员专业发展研究中，研究者按照“理论-比较-现状-对策”的思路将研究主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但这种形式上的集成并没有转化为系统的方法合力，反而将研究内容肢解成毫无连贯的不同部分。同时，高等教育研究常常出现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辨彼此对立的场景，这种二元分野的现况导致了经验研究中的理论贫瘠与理论研究中的经验匮乏。就目前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而言，多数者将方法与理论当作研究的“拐杖”而非工具与资源，这自然又将导致实证经验研究变成另一场符应理论框架的技术游戏。学术研究绝非如此，高等教育研究也绝非是一门坐而论道的学问，唯有充分理解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的实践与经验，才能深刻体悟理论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并不被其所限制与圈定。因此，通过多元方法贯通高等教育问题背后的经验与实践，才能立足于经验把握问题的本质。否则，理论便会成为青年学者与博士生学术道路上的认知障碍，使其无法突破理论界限发现高等教育研究的真实之境。

五、方法的祛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现实反思

　　整个世界无疑正处于实证的时代，科学正取代艺术、人文与宗教，成为最主要的知识形态。处于实证转向过程中的高等教育研究，也正以积极的态度拥抱一切实证取向的方法与技术，但这股趋势似乎正转变为一种学术卡里斯玛。针对当前的方法与范式转型，学术共同体应该避免落入实证的迷思陷阱，告别对实证主义的技术盲从与数据崇拜，使多元化的研究取向重新返魅。

　　（一）推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共生发展

　　实证色彩已经成为西方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特征，这似乎对我国教育规范研究带来压倒性的威胁，迫使二者走向分野与对立。其实，无论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均不存在对他种方法的绝对优势，而是应该根据问题域选择恰当的方法与工具。譬如在物理科学领域，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基于既有实验观察的思辨推衍成果，这有力证明了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物，而是相互融合的科学共生体。同样，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在教育科学领域走向互动与融合，能够发挥批判解释与规范描述功能的共生优势。一方面，教育实证研究的内容设计与假设不能脱离理论思辨而独立存在，与此相反，数据推衍的结果更应通过理论思辨上升到更高的学术品质；另一方面，教育规范研究的结果同样需要通过实证手段加以检验，以此修正或缩小思辨结论与现实的差距。然而，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证热潮早已触发学科困境，当思辨研究的生存空间正逐渐缩小的同时，实证研究也随即陷入了质量危机。那么，这一教训正对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的方法崇拜发出警醒，使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不过就研究议题而言，研究者应该牢牢把握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方法边界与适用范围，不可否认教育大数据研究与教育循证研究（evidence-based）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规律性，并对未来教育可能呈现的形态、发生结果与发展去向提供了预测。但是除此之外，高等教育中的价值、文化、制度取向以及对人才培养的反思，以量化研究为主的实证科学恐怕无法提供一条可待确证的解答路径，只能留待规范研究在价值层面的审思与哲学思辨。这也充分说明了唯有了解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特殊优势，才能更好地促进二者的融合与共生，进而提升高等教育研究质量的整体发展，而绝非倡导一种霸权式的话语体系，刻意造成二者在方法层面的分野。

　　（二）厘清研究问题与方法的主客关系

　　由于学科的范式转型，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选题同样从宏观分析走向中观与微观层面。对于高等教育学博士生而言，贫瘠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迫使研究者常常将方法与工具悬置于研究问题之上，以定势化的测量思维与技术观念论证研究问题。鉴于此，所谓的计量分析、词频分析等方法充斥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这一研究进路将高等教育议题窄化为不同变量间的关系描述。但是研究问题内部的概念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为相互交错与耦合的复杂状态。这种境况倒逼研究者不断简化抑或是窄化教育问题，并程式化地进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作为学科规训的结果，这是一场被工具与方法所支配与宰制的过程。不过，真正有意义的实证研究需要留待精巧的数据模型与复杂的数字公式所确证么？以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为例，这一实证作品并没有通过既有数据建构出精巧的模型，而是通过极为平常的统计与数字反映出“自杀”这一社会失范背后的时代与文化因素，及其对社会秩序宏大叙事的理论洞察。由此可见，真正的研究“技艺者”深感人文关怀与价值关切的重要性，绝非让研究问题削足适履地适应理论与工具的适用范围。那么，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首先应该重视研究选题与问题提出，依据研究问题的类型、属性与特征决定采用何种方法，使研究所指的事实、理论与方法形成对话与互动，并将经验数据上升到学术的理论品质。就此而言，研究问题的产生应回归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关切，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则有赖于研究者的理论积淀与现实反思。而对方法的崇拜肇始于高等教育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稀缺”，大可不必夸大方法技术本身的意义，这仅仅是问题解答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并不存在唯一的正解。因此，唯有厘清研究问题与方法之间的主客关系，才能将高等教育领域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系统中的公共议题，发挥高等教育学应有的想象力，走向一个更加多元与宽广的研究世界。

　　（三）促进多元化的实证方法协同融合

　　秉持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取向的方法与工具不胜枚举，但固有的方法偏见与崇拜致使研究者将实证方法直接等同或化约为量化统计。这一观点直接遮蔽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处理研究问题的共同性，进一步窄化了教育实证研究的内涵与范围。当面对复杂的高等教育议题时，单一的量化研究方法容易导致无意义的空心模型。况且，实证研究并非单指具体的操作技术与方法集合，更大意义层面还是一种精神、规范与价值观念。这便为混合研究的创立或不同实证方法的结合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其中，混合研究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共置于问题统一体中，它的整合品性放大了不可调和的两种方法的协同优势，既实现了研究精准性，又强化了对于本质问题的价值透视。两种方法的整合并不是访谈与调查的机械拼接，而是通过三角校正设计、嵌入式设计、解释式设计或探索式设计有机融合与科学设计的。除此之外，其他实证方法之间同样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且在探究教育问题本源与价值分析层面均具有独特意义。当不同研究方法共同进入研究场域时，都应按照系统序列原则针对教育问题展开有层次地分析，发挥不同实证方法的协同优势。无论是量化研究、质性研究还是混合研究，抑或是田野研究、问卷调查研究还是口述史研究，多元方法的协同都将置于研究者的理论与经验洞察之下，以此突破单一与封闭的实证研究方法体系所带来的窠臼与藩篱。在多元方法协同与宽广的研究视野下，高等教育研究使人的价值得以彰显，细节的力量更富活力，数据的分析更为理性克制，话语与案例分析的勾勒更加丰满与立体，而以高等教育学博士生为代表的年轻研究群体将开启一个更为多元与崭新的学术世界。

 作者 

蒋贵友，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9期第6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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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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