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筱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之“实”与“势”——基于UNESCO（2008—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4.15

摘要

UNESCO统计数据（2008—2017年）显示，近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和吸引力持续提升，特别是其中社会经济水平、高等教育质量及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跨境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地缘驱动”趋势，即沿线国家间流动意愿不断增强且流动频率显著提升，已然打破了北美和西欧地区主导的全球留学教育市场格局。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更加频繁及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的现实，中国可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区建设，倡导沿线各国学生跨境流动“求同”与“存异”共生新格局，协调好各方利益关切，赋能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推进。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在促进学术人才流动、教育资源整合、文化融合、社会兼容等方面均深具意义，国际学生流动已然是发展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研究将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高等教育阶段2008—2017年间，学生跨境流动数据进行分析，明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现状及趋势，以有效提升其在高等教育政策、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应对策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际留学生教育中的影响力。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化人才需求的加大及国家间的密切合作，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亦使学生跨境流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全球学生跨境流动的重要目的地

近10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入型学生流动趋势不断增强。沿线国家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已然成为全球重要的留学目的地。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08—2017年间学生输入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整体而言，学生输入量从2013年的635969人增至2016年的1349087人，增长112.13%。2013—2017年间，学生输入总量为4725372人，与2008—2012年（3568559人）相比，增长了32.42%；分区域看，2013—2017年间东亚国家（学生输入量增加了62.68%，以下均同）、西亚国家（58.14%）、中亚国家（41.76%）、南亚国家（36.27%）、中东欧国家（29.36%）、独联体国家（18.51%）和东盟国家（8.31%）学生输入量均有所增加；对具体国家而言，土耳其接收国际学生数量由2008年的20219人增至2016年的87903人（增长率为334.75%）。波兰从2008年的14965人增至2016年的54734人（增长率为265.75%）。中国由2008年的51038人增至2017年的157108人（增长率为207.8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收国际学生数量占全球留学生总量的比重也从2008年的16.82%增加到2016年的25.98%。（见图1）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来接收国际学生数量的增长趋势推测，2017年接收国际学生数量占全球总量的三成以上。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输入率显著增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学生占自身学生总量的比例由2008年的4.4%增至2017年的5.73%。其中，阿联酋的留学生输入率由2013年的44.63%增至2017年的48.55%，新加坡由2012年的19.17%增至2016年的27.22%，约旦从2012年的9.11%增至2017年的13.94%，塞浦路斯由2013年的14.88%增至2015年的17.53%，中国则由2008年的0.19%增至2017年的0.36%。60.47%的国家2013—2017年的年均留学生输入率大于前5年。

再次，“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已实现学生跨境流动“顺差”。分析44个沿线国家学生流动数据发现，25%的国家近10年学生净流量比例大于零。10年间，阿联酋年均学生输入数量是输出数量的6.91倍，俄罗斯为3.52倍，捷克为3.18倍，新加坡、匈牙利和吉尔吉斯斯坦等9个国家在1~3倍之间。2016年数据显示（见图2），阿联酋（学生净流量比例为41%，以下均同）、卡塔尔（15%）、新加坡（14%）和捷克、约旦、匈牙利等国（5%以上）均已实现学生净流量大于零。俄罗斯、马来西亚、土耳其和中国等23个国家（占比52.27%）在2013—2017年间的学生净流量比例高于前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逆差”局面正逐渐扭转。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是全球留学教育的主要生源地

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7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型学生流动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输出量增速稳定。整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的学生总量从2008年的1621619人增至2017年的2761323人，增长了70.28%。2013—2017年学生输出总量（12721181人）比2008—2012年（9410972人）增加了35.17%；分区域看，2013—2017年南亚国家（学生输出数量增加了55.01%，以下均同）、中亚国家（54.3%）、独联体国家（31.29%）、东盟国家（21.21%）、东亚国家（20.77%）、西亚国家（17.85%）和中东欧国家（0.77%）均有所增长；对具体国家而言，中国学生输出量由2008年的458100人增至2017年的869387人（增长率89.78%），印度由2008年的186033人增至2017年的305970人（增长率64.47%），哈萨克斯坦由2008年的46804人增至2017年的89505人（增长率91.23%）。近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型学生流动数量整体涨幅较平稳（见图1），但在全球留学生总量中占比很大，业已从2008年的53.75%增至2017年的60.02%，总体增长近7个百分点。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输出率增速平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学生占学生总量的平均比例由2008年的7.42%提高到2017年的9.03%。其中，摩尔多瓦的留学生输出率由2008年的10.47%增至2017年的21.24%，阿塞拜疆则由2008年的4.16%增至2017年的20.92%，哈萨克斯坦从2010年的5.22%增至2017年的14.28%，中国从2008年的1.72%增至2017年的1.97%。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留学教育吸引力大幅提升

综合考虑相关国家10年数据的完整程度，学生流动数量及其在本区域内的影响力等因素，分别选择7个输入型（蒙古、马来西亚、卡塔尔、印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捷克）及输出型（中国、柬埔寨、以色列、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波兰）学生流动的样本国。按照各国来自与去往阿拉伯国家、北美和西欧地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西亚和南亚地区、中欧和东欧地区及中亚地区8个地区的人数增长率情况，对沿线国家间学生流动结构进行个案分析。

在输入型学生流动结构中，对7个样本国近10年接收8个地区留学生的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收北美与西欧地区学生的增速放缓，而接收沿线国家学生的增速激升。（见表1）其中白俄罗斯最为典型。

在输出型学生流动结构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去往北美与西欧地区的增速放缓，而去往沿线国家的增速提升。（见表1）其中土库曼斯坦输出到亚太地区学生的西欧地区为主，但去往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增速很快。

由此不难看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学生跨境流动更加频繁且紧密，区域共同体内部留学教育吸引力大幅提升。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的驱动力阐释

依据近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数量，输入与输出学生数量在该国学生总量中的占比情况，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流动的驱动机制分为地缘驱动、质量驱动、均衡发展和随机发展四种类型。（见表2）

（一）地缘驱动：“一带一路”国家输入型学生流动的主要驱动力

1. 地缘驱动型国家（共25个，占60.98%）：学生输入型流动以所在区域或邻近区域生源为主，且近5年连续占比50%以上。蒙古的留学生中，来自亚太地区的学生比例从54.73%上升至78.95%，来自中东欧地区的学生则从40.55%下降到15.66%；老挝来自亚太地区的留学生比例高达93%~97%；波黑与塞尔维亚来自中东欧地区的学生稳定在97%和94%左右；伊朗来自西亚和南亚地区的学生在73%~81%之间；约旦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在75%~87%之间；塔吉克斯坦来自中亚地区的学生为54.33%，来自西亚和南亚地区的学生为40.33%；白俄罗斯来自中亚地区的学生保持在近60%左右。

2. 质量驱动型国家（共4个，占9.76%）：输入的学生以北美西欧等高等教育发达地区生源为主，近5年连续占比50%以上。此类国家分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经济水平较高的3个中东欧国家和希腊。爱沙尼亚来自北美和西欧地区的学生稳定在55%左右，来自中东欧的学生稳定在23%左右；克罗地亚来自北美与西欧的学生为45.45%，来自中东欧的学生保持在40%左右；保加利亚来自北美与西欧的学生比例在50%以上，来自中东欧的学生为42.29%；希腊只有两个年度的留学生输入数据，但可看出来自西欧和北美地区的学生在60%左右。

3. 均衡发展型国家（共11个，占26.83%）：学生较均衡地来自三个以上地区。此类国家多属“一带一路”沿线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近五年，立陶宛来自中东欧的学生从78.94%持续下降到31.51%，来自北美和西欧的学生则从10.01%持续上升并稳定在17%左右，来自西亚和南亚，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学生数量持续上升，人数均增长6倍左右，生源结构持续优化；拉脱维亚来自北美与西欧地区的学生持续稳定在38%左右，来自中东欧的学生从44.37%下降至24.9%，来自中亚的学生增长至22.95%；匈牙利来自中东欧的学生从42.75%持续下降到32.46%，来自北美与西欧的学生保持在40%左右，来自西亚和南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学生也都稳定在6%和7%左右。

4. 随机发展型国家（仅1个，占2.44%）：学生的输入较随机，无明显规律可循。就阿尔巴尼亚近五年数据来看，来自中东欧地区的学生自40%以上下降至32%后回弹至40%以上，且有大量来自未知地区的学生，来自北美与西欧的学生数量持续上升，从11.66%到23.55%。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输入型流动之所以以地缘驱动为主，多因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及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较低，无法吸引高等教育发达地区的生源。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东亚、东盟、西亚、南亚和中亚国家，以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的地域比较优势，成为多数国家学生跨境流动的选择。对于经济水平及高等教育水平均较高的中东欧国家而言，则兼有地缘驱动和质量驱动。加之马来西亚、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等均衡发展型国家输入型学生流动中地缘驱动也占相当比重，所以，整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输入呈明显的地缘驱动特征。

（二）质量与地缘驱动并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型学生流动

1. 质量驱动型国家（共24个，占41.38%）：输出型学生流动的目的地以北美西欧等高等教育发达地区为主，近5年连续占比50%以上。塞浦路斯前往北美与西欧的留学生比例稳定在95%左右，波兰稳定在90%左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匈牙利等国保持在82%~90%左右；沙特阿拉伯和立陶宛稳定保持在80%左右，且呈持续上涨趋势；希腊保持在75%以上；卡塔尔与印度保持在70%左右；中国持续保持在60%左右。数据显示，同在质量驱动分析框架下，输出型学生数量占比远高于输入型学生数量，即在质量驱动机制中，输出型学生流动的质量驱动更加有效。

2. 地缘驱动型国家（共23个，占39.66%）：输出型学生流动以本区域或邻近区域为主，且人数比例稳定在50%以上。白俄罗斯90%以上的留学生前往中东欧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四国的留学生去往中东欧地区的人数比例在68.28%~90%左右；阿塞拜疆的留学生也以中东欧地区为主要留学目的地，人数比例保持在85%左右；巴勒斯坦的留学生去往阿拉伯国家的比例在80%左右；乌克兰留学生前往中东欧地区的比例从57.17%上升到75.97%；老挝的留学生去往亚太地区的比例在70%以上；格鲁吉亚的学生输出从以北美西欧为主转向以中东欧为主，前者比例从65.35%下降到36.29%，后者比例则从22.23%上升到50.44%。

3. 均衡发展型国家（共10个，占17.24%）：输出型学生流向3个地区及以上，且比例较稳定。蒙古去往亚太地区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40%以上，前往北美与西欧及中东欧的学生分别稳定在25%和27%左右；菲律宾去往北美与西欧地区的学生比重从52.4%下降到36.16%，去往亚太地区的人数则从39.6%逐年上升到50.54%；伊拉克的留学生去往阿拉伯国家最多，去往北美与西欧的次之，但这两大区域的比例近年不断下降，分别从41.31%下降到36.34%，从23.84%下降到18.07%，去往中东欧的学生则大幅增加，其比例从8.71%上升到25.66%；巴林的留学生主要去往阿拉伯国家和北美与西欧地区，前者近年的比例保持在48%左右，后者保持在38%左右但略呈下降趋势，去往西亚和南亚的学生比例稳定在6%左右。

4. 随机发展型国家（仅1个，占1.72%）：学生输出型流动无明显趋势。马尔代夫去往北美与西欧的留学生近年急剧减少，其人数比例从41.25%逐年迅速下降到8.29%。去往阿拉伯国家的人数比例从5.3%逐年上升到15.89%。

经济水平高的中东欧国家，经济水平较高的东盟国家以及西亚国家学生主要流向北美与西欧地区，本区域次之。对这三大区域的国家而言，学生输出偏好较稳定，以质量驱动为主。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巴勒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国家，则以地缘驱动为主。地缘驱动为主的学生输出型流动，多因自身社会经济水平较低，无法承担相应流动成本，支撑本国学生流向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及国际化水平、经济水平有限，使学生流动多受地缘所限，流动水平及质量总体不高。但中东欧、亚太地区和阿拉伯国家的留学教育市场吸引力不断增强，有望打破北美与西欧地区在国际留学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之“势”剖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之“量”巨大且有稳步上升之“势”，这表明该区域将仍是国际留学市场重要的生源争夺地。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之“态”发生了变化，输出型流动与输入型流动中地缘驱动力的突显，表征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与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将会呈现何种面貌？

（一）经济发展与相关政策的推进促使输入型学生流动更为频繁

1. “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沿线国家经济实力及留学教育的诉求。近5年，中巴经济走廊推进、蒙内铁路建设、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产业合作、瓜达尔港运行顺利等，均从完善基础设施与频繁贸易往来方面提高了沿线国家整体实力。据专家估算，相较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的以关税减让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方式，以互联互通为动力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加之近年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均有效推动了其经济增长。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学生流动注入更多经济资本，沿线国家也因此成为学生跨境流动重要目的地之一。同时，“一带一路”的推进提升了沿线国家间的合作水平，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各国推动学生跨境流动的意愿不断加强，为学生流动制定了更多政策，同时也提供了更多路径。阿联酋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中枢，卡塔尔则是全球最早提出和打造教育中枢的国家之一，新加坡也提出打造亚洲教育枢纽。这些国家期望通过拓宽学生流动途径提升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以此培养、储备国际专业人才，为经济转型奠定基础。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近10年，国际学生接收数量增加了334.75%的土耳其，近5年其政府高等教育年均经费投入138.13亿美元，在GDP总量中的占比达1.53%；2015年国际学生输入率达到17.53%的塞浦路斯，近5年其政府高等教育年均经费投入占GDP的1.36%；印度与俄罗斯近5年政府高等教育年均经费投入分别为213.62亿美元和143.85亿美元。充足的经费为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有力保障。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及留学教育市场对于提升国家对外影响力的重要作用。相关国家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推动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升教育市场对外吸引力。如国际学生输入率不断攀升的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制定跨世纪战略《新的起点》和《信息技术2000计划》，使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全球信息一体化得以融合，促进新加坡高等教育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近年来新加坡致力于构建亚洲高等教育枢纽，积极制定国际人才与创新创业政策，搭建研发框架体系以积累创新资本，实施全球校园计划、生物医学科学计划及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校园计划，不断与全球著名大学组建大学联盟。这些举措使其通过吸纳国际投资，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初步取得享誉世界的知识经济战略地位。以卡塔尔和阿联酋为典型代表的西亚国家则在跨境高等教育发展中，大力吸引国际分校以推动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阿联酋的“自由区”办学和卡塔尔的“邀请制”办学已成为海湾地区两种基本国际分校办学模式。2019年，卡塔尔与中国签订谅解备忘录，就“卡塔尔国家愿景2030”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合点进行深挖，以确定合作领域。哈萨克斯坦、波兰、捷克、泰国等多数沿线国家纷纷以高等教育政策推动的形式，保障国际化进程。这些举措极大提升了本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基于上述三方面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打破北美与西欧地区为主的单一型学生输出格局才成为可能，最终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学生输入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

（二）从边缘走向中心：地缘驱动仍将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主要的留学生生源地，其学生输出的动力影响着全球留学市场的格局与走向。近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输出流动呈现从质量驱动到质量与地缘驱动并重的趋势。以北美与西欧地区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国家，在国际留学教育中的“中心地位”逐渐弱化，而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学生跨境流动的基本走势是从经济欠发达国家向经济发达国家流动，但在“边缘”地区亦存在区域“中心”，区域内学生流动亦会从“边缘”地区流向“边缘”的“中心区域”。南亚国家学生去往北美与西欧地区的人数持续减少，去往亚太地区稳中有升便是很好例证。这种变化趋势说明近年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较低流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也有效增强了本地区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又如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中亚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学生多去往中东欧，这缘于中亚地区和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流动资本有一定保障。但有限的流动资本使得学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本区域或相邻区域高等教育水平相对发达的地区作为目的地，所以，学生最终流向邻近经济与教育相对发达的中东欧地区。即在学生输出流动中，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起重要决定作用。流动资本与经费投入力度，既可驱动学生去往全球高等教育最发达之地，也会限制学生只能选择本区域或相邻区域高等教育水平相对发达的地区作为流动目的地。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收益不均衡将日益加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流动中存在流动成本与收益不均衡问题。从地域分布看，经济发达的国家集中在中东欧与西亚地区。经济欠发达国家多在中亚、南亚及东亚等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学生流动，也更有能力关注学生跨境流动中经济成本的收益，因此更能也更愿为学生流动投入大量资金，如土耳其、波兰及俄罗斯等国。这些国家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为学生流动注入更多资金，不断吸引更多优秀国际人才及技术到本国，也能将本国学生输送到北美与西欧等高等教育最为发达之地学习，继而更好回报本国。这使其学生跨境流动的经济成本、人力资本和教育成本均获得最大收益。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中亚、南亚及东亚等地区的国家能提供的学生流动资本较少，阻碍了学生的跨境流动，也加重了本国内部学生跨境流动的竞争。这些国家在留学教育市场中吸引到的国际生源较少，很难获得更大收益。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发展背景迥异，国家间学生流动存在成本和收益不均衡问题，进而引发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留学教育市场竞争力的不均衡，使两极分化不断加重。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之中国应对

学生跨境流动是当前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环节。学生作为文明与文化的载体，其流动价值不仅在于流动过程中带来的直接经济、文化及教育方面的效益，还在于其外溢在流动之后的人才扩充、科研实力增强、教育市场扩张、高等教育国际市场竞争力与吸引力的提升及本区域的自我身份认同等价值，可以极大提升沿线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竞争力。基于近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的现状及未来趋势预测，中国可在以下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赋能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全球留学市场“最大生源地”向“主要目的地”的转变。

（一）推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区建设

中国可顺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需求，助推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区，推动沿线国家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首先，在广泛协商与合作基础上，制定宏观发展战略框架，以此推动沿线国家利益与“一带一路”区域利益的统一，以学生流动增强青年群体及民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身份认同感与使命感。其次，制定高等教育区总体学生流动战略。进一步调动沿线国家参与学生流动的积极性，增加流动成本投入。再次，循序渐进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位和学习阶段的整体趋同，建立可供各国高等教育参照的共同框架，促进学生跨境流动密度。“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区提倡的趋同，以独立和差异为基础，为沿线各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共赢共享的桥梁，继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学生流动、人才交流合作与就业等创造便利。最后，制定“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区行动目标：以学士、硕士及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为主，统一学位年限，以此作为学生顺利进入沿线国家人才市场的资格凭证，提升其在国家间的普遍就业能力；建立“一带一路”国家学分转换系统，以相融的学分制度助推学生跨境流动；健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领域人员流动、合作及培训等机制，加速高等教育领域的科研协作、学科共建及课程开发等微观层面工作的推进，促使高等教育协作纵深发展；促进沿线各国制定相容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准则与评估方法。

“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区可统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和国家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确保各国提高学生跨境流动参与度。在学生流动的利益博弈中，树立区域共同体意识，降低沿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及竞争性关系，提升区域整体实力。

（二）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求同”与“存异”共生的新格局

近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数量及在全球总量中的比重均不断加大。从全球“最大生源地”到“主要目的地”的跃升，渐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为此，需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在坚守原有特色基础上，不断提升本国在留学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力。“求同”保障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的畅通，及整合资源以赢得全球范围内的“生源争夺战”。“存异”则在尊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基础上，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多元化生态系统，二者不可偏废。新加坡、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以打造教育枢纽促进学生流动的国家，中国可推动国内一流大学以开办分校、联合办学、引导学生以其作为留学目的地等形式，助益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对学生输出型流动中以质量驱动的波兰、爱沙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和沙特等国家，以及学生双向流动中均以地缘驱动为主的约旦、阿曼、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中国可以较高的高等教育质量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缘优势，吸引和接纳其来华学习。对于近10年，输出型学生流向亚太地区增长率较高的土库曼斯坦（10年间增长率为19.56%）等国家，以及学生净流量为负值的输出型国家，如缅甸（近10年年均学生输出量为输入量的64.23倍，以下国家均同）、乌兹别克斯坦（50.32倍）、斯里兰卡（19.5倍）、越南（15.53倍）、阿尔巴尼亚（8.41倍）、老挝（8.36倍）和蒙古（8.16倍）等，中国可以其学科需求为基础，精准化提升相应学科留学人才的培养水平，拓宽合作基础，并精准投放政府留学奖学金，以点的形式扩大留学生教育合作辐射面，促进其学生流动。在差异化对接战略中，厚植各国特色，提升沿线各国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

（三）妥善应对与协调学生跨境流动中各方的利益博弈

目前，各国均已意识到学生跨境流动的重要战略意义，并纷纷从国家层面制定国际教育战略，以此吸引更多留学生。加之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国际生源之争将愈发激烈。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全球留学教育格局的影响，及中国对沿线国家留学教育的精准化战略对接，势必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状态造成很大影响。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学生流动的深化合作，会引发欧盟的不适，对中亚国家学生流动的资助可能引起俄罗斯的压力，与印度等南亚国家学生流动强度与密度的增加可能激起美国的失落……因此中国在推动沿线国家学生跨境流动、留学生教育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需在各国际组织与大国对于全球重点区域的战略布局中进行调适，找寻各方力量的利益契合点，规避潜在的风险与问题。结合我国对外国际战略部署，低调、温和但坚韧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跨境流动，持续加强来华留学教育，使学生流动与教育合作在凝聚民心和增强共识之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

刘筱，长江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重庆　40810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4期第84-91页

栏目

“一带一路”倡议与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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