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乐 | 组织学术职业支持是否影响博士生就业意愿——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的实证分析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4.09

摘要

帮助博士生为学术生涯做好准备是培养单位的应尽之责，但尚不清楚现实中培养单位是否为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提供了足够支持，以及这种支持是否真的会作用于博士生的学术职业选择。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6812名博士生调查数据，使用Logit回归和倾向值匹配分析发现：第一，中国博士培养单位提供的学术职业支持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二，组织高度学术职业支持能够显著提升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这一结论在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后仍保持稳健；第三，对持学术动机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而言，组织高度学术职业支持对其就业意愿的影响显著大于持非学术动机的博士生。

关键词

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就业意愿；读博动机；博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全球性扩张使得博士生就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1980—2000年，韩国、德国和日本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的增长率超过100%，英国和澳大利亚超过50%，美国超过20%。2000—2014年，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增长率超过100%，美英两国也超过50%。2010—2016年，中国（55.4%）、墨西哥（14.5%）、西班牙（9.9%）和葡萄牙（9.3%）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的增长率均超过或接近10%，澳大利亚（6.0%）、英国（4.1%）、美国（3.0%）和德国（2.0%）也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但与此同时，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也逐渐成为博士生焦虑的刺激源。根据Nature期刊开展的2019年全球博士生调查，48.28%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的职业前景是其排名前三的焦虑来源，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博士生教育并没有很好地提升其职业前景。

培养下一代学者是博士生教育最主要的目标之一。2015年召开的第二届博士生教育与培养国际会议形成《牛津宣言》，并明确提出，“博士培养单位的管理者应将全球范围内博士生数量的增长视为积极发展，必须保障博士生的职业选择是清晰的……院校和导师应通过创新持续支持博士生发展，为博士生提供多样的资源支持，以及帮助他们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而学术职业作为长期以来吸纳博士生就业的主渠道，不仅是个人机遇和阶层趣味使然，而且取决于培养机构的助推。不过近年来“象牙塔”背后的压力也使得诸多年轻学者望而却步，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中12.05%的博士生认为学术职业薪酬过低，18.85%认为资助体制是其放弃学术职业的主要原因，17.58%认为学术职业缺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当下学术职业中的种种现实压力犹如锁链，禁锢着学术人对真理的纯粹追求。博士生教育属于学者学术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是博士生完成学术社会化、塑造专业身份的关键时期，需要培养单位给予必要的支持。美国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堪称全球效仿的“黄金标准”，研究生院是其区别于德国讲席制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当意识到博士生在学术界面临的黯淡前景后，研究生院开始致力于为博士生提供更明确的就业帮助，对那些有志以学术为业的学生，研究生院及教师有责任帮助其认清求职学术界的残酷现状。欧洲传统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以师徒制为主，在意识到组织支持的重要性后也开始进行结构化改革，根据2019年欧洲大学协会发布的报告《当前欧洲的博士生教育：方式和组织结构》，62%的欧洲博士培养单位主要通过博士生院管理博士生教育，为初级阶段的研究者提供帮助也被列为重要的组织责任之一。

但对于现实中培养单位为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提供支持的现状我们仍知之甚少。如培养单位是否为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得到足够支持的博士生是否确实更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以及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对不同博士生群体的影响有何差异？此外，伴随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博士生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学术劳动力市场也表现出明显的国际性、开放性，从国际视野出发，比较不同地区博士生的就业意愿和博士培养单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对于优化博士生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提升我国博士生教育和学术职业的国际吸引力都有着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基于此，有必要揭示当前全球不同地区博士培养单位提供的学术职业支持现状，以及探究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对博士生就业意愿的干预效应。

学术职业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社会学系主任威尔逊（Wilson）于《学术人》一书中开创性地研究了美国的学术职业。既有研究所识别出的影响博士生就业意愿的因素主要归结为三类。

1. 博士生个体特征。①性别和年龄。学术职业中的性别隔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重要议题。婚姻和生育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女性博士生学术职业选择的关键，不过对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析表明这种影响正在消失。即使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STEM学科中，促进或阻碍男性和女性选择学术职业的因素同时存在。基于中国博士生调查数据，赵世奎和沈文钦发现女性博士生希望进入学术职业的比例比男性高出17.69个百分点，到2017年前者的比例（71.26%）仍显著高于后者（67.99%），不过二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鲍威等的研究结论也显示，女性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不包括海外博士后）的概率是非学术职业的1.67倍。不过国内也有研究指出，不同性别博士生在对学术职业的选择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年龄对博士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②读博动机和学术热情。国内外研究均发现，读博动机与就业意愿高度相关，出于学术动机攻读学位的博士生倾向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比例是非学术动机群体的2.62倍。此外，博士生学术热情的变化对其是否选择学术职业也具有显著影响。③国际流动。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经济学领域，从他国流动到美国读博的国际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

2. 博士生培养过程特征。①学术发表。在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研究均发现，读博期间论文发表数越多，以及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博士生更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②学术参与和导师指导。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得到导师充分指导的博士生更倾向选择学术职业。③专业认同。接受博士生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完成专业社会化、形塑专业认同的过程，既有研究表明，专业认同能够显著预测就业意愿的变化。④组织支持。随着“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转向，研究个体感知的组织支持对博士生学业成就及就业意愿的影响逐渐兴起，英国的研究生科研体验调查（PRES）及澳大利亚的毕业生结果调查（GOS）均设有专门题项。一项基于1467份中国博士生调查问卷数据的研究发现，和一直保持学术职业意愿的博士生相比，组织提供良好的学术职业支持能够显著降低博士生从学术职业转向非学术职业的概率。

3. 学术劳动力市场特征。不同学科领域所形成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存在巨大差异，根据Larson 等的估算，美国工程领域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已接近饱和，每年仅有约12.8%的博士毕业生能够获得学术职位。本领域新增学术岗位的数量也会影响到博士生的就业意愿。

综上，博士生个体特征、培养过程和宏观学术劳动力市场特征均会作用于博士生的就业意愿，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更关注培养过程中组织支持的作用成效。但单纯比较不同支持程度下博士生的就业意愿会存在偏误，因为越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的个体越可能寻求组织支持，而现有研究并未揭示背后的“净影响”，且尚缺乏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国际比较研究。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研究使用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考察博士培养单位提供的学术职业支持是否真的会影响博士生的就业意愿。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源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该调查每两年开展一次，本年度调查问卷涵盖博士生职业期望、职业支持等主题，数据收集截止日期为2019年7月9日，共得到有效问卷6812份。调查面向全球博士生，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跨文化差异问题，在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前通过开展探索性的质性访谈，以保证调查对象对于问卷题项的一致认知。有效样本中亚洲占27.26%、澳洲占3.14%、非洲占2.42%、欧洲占36.51%、北美或中美洲占27.39%、南美洲占3.28%。其中，中国有效样本数为765人。从性别看，男性占比49.47%，女性占比50.53%。从国际流动情况看，36.10%的调查对象流动到他国攻读博士学位。

（二）变量说明

因变量为博士生的就业意愿，以是否期望从事学术职业为标准操作化为二分变量。学术职业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学术职业指进入学术界工作，狭义的学术职业特指学术界的科研岗位，本研究取狭义的学术职业定义。自变量为组织学术职业支持，根据博士生对题项“我感觉我所在的博士培养单位为我从事学术职业提供了很好支持”的回答，将“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归为低度学术职业支持，“一般”归为中度学术职业支持，“同意”和“非常同意”归为高度学术职业支持三类，属于定序变量。其他变量包括：①读博动机，依据是否出于学术动机就读操作化为二分变量；②专业认同，题项“假如重新选择博士项目，是否会更换专业”若选择否，视为专业认同；③学术热情，包括学术热情下降、学术热情不变和学术热情上升三类，属于分类变量，以学术热情不变为参照组；④年龄，划分为35岁以下、35~55岁和55岁以上三个年龄段，以35岁以下为参照组；⑤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⑥国际流动，根据学生回答，到他国攻读博士学位视为发生国际流动；⑦就读地，操作化为除中国外的亚洲、中国、澳洲、非洲、欧洲、北美或中美洲、南美洲7个虚拟变量，以除中国外的亚洲为参照组。变量详细说明及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三）模型与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就业意愿是二分变量，故采用Logit回归，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随后使用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和引入交叉项的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p为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1-p）为选择非学术职业的概率，p/(1-p)为选择学术职业与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几率比，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xk]为自变量和其他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对Logit回归模型而言，几率比的解释比系数更易于理解，故汇报几率比而非回归系数。为考察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对不同博士生群体就业意愿的影响，逐步回归模型中还加入了组织学术职业支持与读博动机的交叉项。

三、研究结果

（一）组织学术职业支持现状

（二）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对博士生就业意愿的影响

表3中的模型1至模型3汇报了逐步回归结果。模型1为基准模型，反映了意向选择学术职业博士生的群体特征。在控制就读地的条件下，出于学术动机读博、对所学专业认同度高、学术热情高涨、男性、流动到他国读博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

模型2加入了自变量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组织提供的学术职业支持程度越高，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越大，且高度学术职业支持每提升一个单位，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是选择非学术职业概率的1.94倍。从其他变量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学术动机读博学生意向学术职业的概率是非学术动机读博学生的4.82倍。对所学专业持认同态度的博士生意向学术职业的概率是持非认同态度博士生的1.34倍。和学术热情不变的博士生相比，学术热情上升的学生更青睐学术职业，且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提高92%，而学术热情下降的学生则更青睐非学术职业。男性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显著高于女性，约为女性的1.36倍，相比未发生国际流动的博士生，流动到他国读博的学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显著更高，概率提高约25%。而年龄对博士生的就业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从地域差异来看，和除中国外的亚洲地区相比，中国和南美洲博士生更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而澳洲、欧洲、北美或中美洲博士生则更倾向于选择非学术职业。

为考察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影响博士生就业意愿的群体差异，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组织学术职业支持与博士生读博动机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发现，读博动机在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影响博士生就业意愿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高度学术职业支持对持学术动机攻读博士学位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显著大于持非学术动机的博士生，且前者是后者的1.80倍。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出于学术追求而读博的博士生可能会主动寻求支持，导致所感知到的组织学术职业支持程度较高，即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因此引入倾向值匹配法检验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对博士生就业意愿的“净影响”。倾向值匹配分析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因为博士生读博动机等个体特征和就读地均可能影响其是否受到组织高度的学术职业支持，故将之作为协变量，采用Logit模型计算倾向值；第二步，依次使用k近邻匹配（k=1）、k近邻匹配（k=4）、卡尺匹配和核匹配四种方法进行匹配，得到处理效应；

明进入模型的协变量可以较好地估计个体的倾向值。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全部变量匹配后的T检验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均不显著，且标准化偏差均控制在10%以内，表明匹配使得样本数据实现了较好的平衡。基于不同匹配方式的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均显示，组织所提供的高度学术职业支持确实能够显著提升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见表4）考虑到全球调查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问题，通过引入交叉项检验分组回归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在分地区回归中的系数在0.01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博士生期望得到的学术职业支持

上述分析虽证实博士培养单位提供的学术职业支持力度越高，博士生越可能选择学术职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学术职业支持在发挥作用？囿于数据可得性，无法直接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但从博士生期望得到的学术职业支持中可见一斑。样本中共有4838人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其中中国博士生614人，这一群体期望得到的学术职业支持如表5所示。总体而言，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充足的基金支持和更丰富的就业信息是意向从事学术职业博士生的主要诉求。同时，中国博士生更希望培养单位能够提供往届毕业生的职业路径数据。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中国博士培养单位为博士生提供的学术职业支持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教育主管部门和第三方机构有必要予以重视，为博士生求职学术界提供帮助。学术生活着实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尽管年轻的学者满怀热情，带着对真理的渴求，以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乐观义无反顾地投身学术事业，但等级日益森严的学术系统和弥散于入职、考核、晋升过程的锦标赛式体制使得这条道路异常扑朔迷离，前景难料。无怪马克斯·韦伯在其“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学术生涯的一个特有问题是：（德国）编外讲师能否有朝一日升到终身正教授的位置，甚至是一个研究机构的领导者，纯属运气……机遇所发挥的作用如此之大，（除学术外）我几乎数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别的职业。”审视当下中国，1917年韦伯的告诫仍闪烁着强烈的现实意涵。中国博士生期望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80.2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71.02%），但得到来自培养单位的职业支持却偏低。由于学术职业具有刚性的职业生涯结构和再生产系统，需经过漫长的规训过程，且既是博士的供给方同时也是需求方，长此以往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必定难以为继，不仅博士生的就业焦虑在所难免，而且高校师资队伍的质量也无法保障。教育主管部门和学会等第三方机构可通过增设供博士生申请的专项科研资助、搭建学术职业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帮助处于学术生涯初级阶段的博士生。

第二，博士培养单位提供的高度学术职业支持能够显著提升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概率，这一结论在通过倾向值匹配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后仍保持稳健，因此博士培养单位需持续加大对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的支持力度。目前从事学术职业仍是我国博士生的首要毕业去向，帮助年轻学者为学术职业做好准备既是博士培养单位的应尽之责，也是其为自身系统培养“继承人”。培养单位可以通过提供更充足的科研基金、更丰富的就业信息、更专业的职业规划指导、更完备的往届毕业生职业路径数据等方式，支持有志学术者更顺利地开启学术生涯。美国高校启动的“未来师资准备计划”（The Preparing Future Faculty Program）也有经验可资借鉴。如举办论坛，邀请不同院系的教师分享各自的专业生活；开设课程，帮助博士生学会如何在单学科或多文化环境下开展教学；通过研讨会了解教师聘任、晋升、治理等问题；提供学术职业规划指导；为参加学术会议提供基金资助等举措。

第三，读博动机在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影响博士生就业意愿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对持学术动机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而言，组织高度学术职业支持对其就业意愿的影响显著大于持非学术动机的博士生。因此，博士培养单位需构建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在招生环节实施综合审核，选拔真正具有学术动机的申请者进入培养序列；在培养环节依据就读动机开展分类培养、个性指导，对不适合继续学术生涯的博士生进行必要分流；根据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招生策略和培养模式。

最后，本研究尚存在两点局限：其一，受数据所限，未能控制更多博士生培养过程因素和学术劳动力市场因素带来的干扰，学科背景、导师指导、学术参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饱和程度等都可能影响博士生是否选择学术职业；其二，未能有效识别组织学术职业支持如何影响博士生就业意愿，以及不同类型的学术职业支持所发挥的作用有何不同。对于此类问题的回答需要进一步结合访谈资料，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作者

杨佳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4期第44-50页

栏目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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