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解体与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美学

Original 李国辉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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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这三位象征主义诗人都有人格解体的经历，他们通过冥想、异常的感觉或者麻醉品达到这种精神状态。人格解体的体验使他们的幻觉写作具有实证性，这让他们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在虚构之外，拥有真实感受的基础，在正常的想象力之外，拥有病态的心理内容。人格解体给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美学带来了新的理解，象征主义美学虽然主要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自然主义的反动，它本身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作者简介

李国辉，台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诗学和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研究。

Title

Depersonalization and Symbolist Mysticism

Abstract

The three Symbolist poets, Charles Baudelaire, Stéphane Mallarmé, and Arthur Rimbaud all had experienced 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 and they went through such a mental state by means of meditation, abnormal sensation, or drugs. The feeling of depersonalization gave their hallucinatory writings a substratum of reality, which in turn ensures that their poems and theories can convey actual feelings despite their fictionality and celebrate morbid sensations beyond normal imagination. A close look at the issue of depersonalization could generat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Symbolist mysticism: although Symbolism is mainly regarded as an exemplar of Idealism, it was not totally a reaction against Naturalism, and it had in itself some elements of Realism.

Author

Li Guohui is a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liguohui79@163.com

象征主义文学具有浓郁的神秘气息，这甚至被视为该流派的主要特征。目前主流的看法是将象征主义的神秘性理解为唯心主义。比如阿龙认为象征主义是针对资产阶级社会价值的“唯心主义的反抗”（Aron 95）。唯心主义美学的解释，当然具有合理性，但是它容易将象征主义看作是主观的幻想，是与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潮。借鉴心理学上的人格解体理论，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象征主义诗人身上存在着人格解体的现象，人格解体不仅是象征主义文学幻觉书写的主要原因，而且它成就了象征主义真实与虚幻、正常与病态兼具的美学效果。从人格解体的视野出发，可以发现，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美学具有现实主义的元素。

象征主义诗人的人格解体现象

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在医学上是一种意识障碍，狭义上的人格解体指的是“对自我的不真实感”（李从培 176）。病人往往觉得对自己丧失了感知，或者对自己有陌生感。诗人绝对无法与精神病人等量齐观。但是在文学创造中，由于诗人的精神不乏反常现象，因而利用精神病学审视诗人的主体特征，自 20 世纪以来已为学界广泛接受。比如克纳福曾思考人格解体对创造力的作用（Knafo 575），兰波的人格解体在米尔纳的书中也已经得到承认（Milner 159），因而有必要利用该理论对象征主义诗人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拉美是典型的人格解体者。19 世纪 60 年代，马拉美曾经历过长达数年的疾病。1867 年 5 月，在给友人的信中，马拉美讲述了他的古怪体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怪异的”，他的思想不再受他控制，而是变得独立了，“我的思想在思想它自己，它进入一种纯粹的观念中”（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42）。这里的思想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所谓“纯粹的观念”是远离了物质世界和欲望世界产生的观念。这种话并不是马拉美内心绝望时的危言耸听，相反，它是诗人多年的状态。人格解体带来的对自我的陌生感，也在这封信中可以发现。马拉美吐露道：“我之前多次忘掉了自己”（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43）。这里的“忘掉了自己”表明存在着两种自我，即与环境有联系的旧的自我和超越环境的精神自我。两种自我的发生说明诗人与旧的自我有了分裂。诗人在此期间一直作为精神自我活着，他的名字已不叫斯特凡·马拉美，这一点诗人说得非常清楚：“我现在是非个人性的，不再是你熟悉的斯特凡，而是精神世界具有的一种功能”（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43）。诗人起居室里装有一面大镜子，每次看到这面镜子中的形象，诗人才意识到自己“忘掉了自己”。在这个时候，旧的自我回归，“最终我在我威尼斯的镜子前面重新又成为自己”（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43）。但即使这样，马拉美认为在那一时期，自己基本一直处在一种绝对观念的世界中。这种情形直到 1868 年 5 月方才好转。马拉美在该月给友人的信中说：“我重新降到我的自我中，它两年来被我抛弃了”（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84-385）。

另一个象征主义诗人兰波（A. Rimbaud）比马拉美晚几年体验到人格解体。兰波曾自称“我是另一个”，这清楚地表达了摆脱正常意识、获得新的自我的渴望。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还能得到更细微的信息。兰波的原文是：“JE est un autre”（Rimbaud 249），如果换成正常的法文，则应为“Je suis un autre”，谓语应该使用第一人称的“suis（是）”，兰波却用的是第三人称的“est”。系动词的变化，直接给主语“我”（JE）带来危机。在这句话中，自我原本就是解体的。自我并不是一个我所固守的自我，它本身就是“另一个”。如果将兰波与另一个发生人格解体的诗人米肖进行对照，就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兰波的修辞。米肖说“我包含着新的人格”，“人可能并不是为了单独的一个我而造就的”（Michaux 217）。这不禁让人猜想，兰波的“另一个”自我，并非是特例，它是一类人共同感受的写照。

兰波自己体验到了另一种新的自我，他说：“这在我身上是明显的：我目睹了我思想的绽放：我凝视它，我聆听它”（Rimbaud 250）。与马拉美的情况相似，一种新的精神自我在他内心深处产生。在自白的《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中，兰波追问“上一世纪我是谁”（Rimbaud 95）。这种泛神论的命题表明了他对自我存在的时空属性的否定。他认为自己只在今天才找到了自己。在一首回顾性的《永别》（“Adieu”）的诗中，兰波声称自己曾创造过“新的身体”（Rimbaud 116）。新的身体注定会带来人对自我和环境的陌生感，这在兰波的诗学中又被称作“未知（inconnu）”。他指出当诗人取得巨大的成就时，“他达到了未知”（Rimbaud 251）。做到这一点，新的陌生的意识就确立了，旧的自我抛下。在兰波的笔下，当诗人进入这种陌生的世界的时候，他将产生异常的感觉，“最终丧失了对视觉的意识”（Rimbaud 251）。对环境产生的陌生感，是人格解体的典型特征之一。

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先驱，他也曾多次体验过类似兰波“未知”的状态。他在私人日记中称自己是一个“懒散的神经过敏者”（Baudelaire,“Mon Coeur”1261），还在文章中更清楚地记载过他人格解体的体验 :“人格时不时地消失了”（Baudelaire, “Du Vin”499）。他觉得在人格消失后，他获得了陌生的客体性，自我好像“与外在的生命混为一体”（Baudelaire,“Du Vin”499）。这时诗人觉得自己变成一棵树，或者树变成了他自己，树的摇摆好像是波德莱尔自己的摇摆，树的呻吟好像是他自己的呻吟。总之，他似乎脱离了他的躯壳。他感受到的再也不是自己，“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你不用再斗争，你变得暴躁，你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你不再为自己感到悲伤。时间的概念马上彻底消失了”（Baudelaire,“Du Vin”499）。这无疑是人格解体的可靠描述。

三位诗人是怎样达到人格解体的状态的呢？目前看来，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冥想。波德莱尔一直将冥想视为观察超自然世界的窗口。他曾称赞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利用想象力“表达了大脑的深邃之处”，这是“通过专注的冥想生出的幻象”（Baudelaire, “Salon de 1859”390）。波德莱尔自己也强调想象力，认为想象力与空想不同，它“具有更高的功能，因为人是照着天主的形象而创造出的，它〔想象力〕与那种崇高的力量有遥远的关系”（Baudelaire, “Salon de 1859” 377）。这里想象力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力量，如果它能看到德拉克洛瓦看到的那种幻象，那么，它就能帮助诗人摆脱平常的感受状态，就有助于造成人格解体。精神病学家曾表示“修习冥想或者专注力的人”，能够引发人格解体（Knafo 575）。其实不只是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都应该利用过这种方法。不过，他们运用这种方法也有差别。波德莱尔将自然看作是一部词典，他的想象力是一种寻找更深的词义的过程，而且这种更深的词义闪耀着宗教的光芒。马拉美的想象力往往抹去自然的意义，他看到的幻象，更多地有虚无主义的色彩。兰波的想象力往往让自然产生奇迹的面貌。

第二种方法在马拉美和兰波那里比较显著，这是通过异常的感受。马拉美曾在书信中指出：“我是通过一种可怕的感受力而到达这种状态的，是时候把它〔感受力〕包在一种对外的冷漠状态中了”（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42）。这种感受力从周围的世界收回来，但是它并没有受到抑制，它把触角伸向了精神的世界。马拉美还进一步指出，有了敏锐的感受力后，他还借助过“一种最高的综合”，这种综合实际上是将获得的感受力同一化，然后从中抽出世界的虚无精神。这种感受力与冥想的区别，在于它要利用身体，而非纯粹的精神活动。因而身体的陌生感与这种感受力有密切关系。兰波也强调异常的感觉，但与马拉美相比，这种感受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主动招致的。兰波主张通过“无法言喻的折磨”获得新奇的感受，这种疯狂自虐的行为，其实并不是针对肉体的活力，也不是针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一种重新组织感官和意识的对应关系的磨练。由于感官和意识的对应关系的错乱，诗人很容易产生对自我的陌生感，并最终获得新的人格。

第三种方法是利用麻醉品。波德莱尔和兰波都有使用麻醉品的体验，但波德莱尔更为突出，他曾先后写出两篇长文，非常细致地描写他服食印度大麻的幻觉感受。波德莱尔的叙述表明，人格解体发生在印度大麻药效到来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眼睛看到了无限”，耳朵“听到了最难以把握的声音”（Baudelaire,“Du Vin”498）。不但感官出现紊乱，外在的环境此时也改了，它们都“具有了古怪的面貌”，显出“未知的形式”（Baudelaire, “Du Vin”499）。随后，波德莱尔的人格消失了，他注意到他身上具有了多重人格，“人在同一个时间间隔中过着不同人的生活”（Baudelaire, “Du Vin” 499）。

虚幻与真实

人格解体不但能扭曲人的自我感，更重要的是，由于感受力的改变，人容易看到自我与环境的融合，并进而发现神秘主义者所主张的感应的世界。斯威登堡曾指出，“自然世界的事物与精神世界的事物是感应着的”（Swedenborg 77）。在这种感应的世界中，人、自然、动物都存在着一致性，都是一体。但是理性的思维，或者平常的思维阻止人们观察这种感应的世界。人格解体给诗人们带来了这种能力。马拉美表明自己在丧失自我感后，“我理解了诗与世界的隐秘的联系”（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66）。他还详细描述了自己与自然的本质合一的感受：“一切我周围的东西，都渴望进入我的纯粹性中；天空本身与我没有隔阂，久久没有一片云气，它的蔚蓝没有一丝美的嘲讽，这种美伸展到湛蓝的远方”（Mallarmé, Œuvres complètes 261）。波德莱尔也曾讲述他在印度大麻带来的人格解体状态下，看到的世界的感应，“精神里这种神秘而暂时的状态在发展，生命的深处——那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部在人们眼前的场景下呈现出来，尽管它自然、平常——那里，到来的第一个事物就变成了有力的象征。傅立叶和斯威登堡，一个带着他的类似说，另一个带着他的感应，已经由你眼前的植物和动物所代表，他们不是通过声音来教导，而是用形式和色彩来向您灌输”（Baudelaire, “Le Poeme du Haschisch”162）。正是在神秘形象的呈现上，在对感应的世界的揭示上，象征主义诗人的人格解体与神秘主义发生了联系。

之前的研究也曾注意象征主义诗学的神秘性，但是这种神秘性一般被看作是通过语言、象征来暗示出的。比如韦勒克指出，象征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神秘事物的暗示”（Wellek 27）。就读者方面来看，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从作者方面来看，这种判断就有问题了。因为象征的手法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艺术虚构，它带来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某种效果。但人格解体对于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视角。它告诉人们，不能像完全看待一个正常人那样看待波德莱尔、马拉美和兰波这三位象征主义诗人，他们的主体特征已经发生重要变化，神秘性在他们那里并不仅仅是一种诗性的创造，很多时候是可以亲证的经验。换句话说，他们诗作的超自然特征具有写实性，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原本可能就有感受的基础。

首先看诗作中神秘的形象。在《双重的房间》（“La Chambre double”）一诗中，波德莱尔描述了一个房间中各种奇异的形象，那里家具们显得非常疲惫，好像有了“虚脱的、无精打采的形式”，“有梦游症者的生命”，而纺织品在交谈，“说着无声的语言”，墙上还挂有许多画作，或明或暗，有着微妙的“和谐”（Baudelaire, “La Chambre” 15）。这个房间明显不是现实空间，就像诗人在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它是“有灵性的房间”。它明显是虚幻的，是诗人通过拟人的手法或者根据梦幻的材料创造的。实际上这首诗也是波德莱尔服用印度大麻带来人格解体后的真实感受。波德莱尔加入戈蒂耶（T. Gautier）组织的“印度大麻俱乐部”的时间，是在 1843 年。当波德莱尔尝试了印度大麻后，他曾这样描述环境发生的具体变化，“屋顶上的壁画，尽管平庸、粗劣，现在也具有了惊人的生命。清澈的、悦耳的水流在颤抖的草地上流淌。皮肤鲜亮的仙子们用比水和天空还要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你”（Baudelaire, “Du Vin”500）。波德莱尔《双重的房间》一诗中的画作也好，家具也罢，它们最重要的变化在于似乎拥有了生命，而人格解体正有这个作用，它们并不全是波德莱尔的想象，而应具有写实性。

波德莱尔的神秘形象，往往与他发生情感的交流，但在马拉美的诗中，这种交流是不存在的，马拉美的形象，好像是情感的黑洞。在马拉美的《青天》（“L’Azur”）一诗中，诗人写道：“雾，升起来吧！将你们的骨骼 / 连同单调的骨灰，倾倒在空中”（Mallarmé, Œuvres complètes 37）。这里将雾写成巨大的尸体，不但有拟人的成份，更是写出了天地消融在永恒的虚无中的感受。这是诗性化的感应的世界。诗中的形象不像波德莱尔，直接来自环境中的事物，而是一种新的形象。这种形象虽然也可能是在诗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的，但是它先经过感受，有内在的生成过程。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有飞鸟在空中飞翔，破坏了天空浑一的虚无感，马拉美发现，这产生了“被钻破的蓝色的洞”（Mallarmé, Œuvres complètes 37）。这种形象，同样来自马拉美对虚无的感受。诗人曾告诉他的朋友，他很难把注意力从这种虚无感中挪走，而且这种虚无感是他对世界本质的把握：“你如果知道我只是通过感觉抵达世界的理念，你就会吓到的”（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66-367）。

马拉美诗中的形象，往往是虚弱无力的。这也体现了马拉美本人的精神状况。兰波诗中的形象正好相反，往往强健有力，不过又带有歇斯底里的特征。在《断章》（“Phrases”）一诗中，兰波写下这样的诗句：“我抓住钟楼与钟楼间的绳子；窗户与窗户间的边饰；星星与星星间的金链，于是我跳起舞”（Rimbaud 132）。诗中表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变动。主观主义的解释，同样会称赞这首诗中想象力的飞翔，但是它其实也涉及到兰波的切身感受。1871 年 11 月，当时兰波已经与魏尔伦在一起生活。德拉艾曾经拜访过兰波。据他记载，当德拉艾进门时，兰波刚醒来，告诉来者他服用了大麻。兰波曾经给魏尔伦讲过他迷醉中的感觉：“白色的月亮、黑色的月亮，它们互相追逐”（Delahaye 163）。这种记载表明，《断章》一诗中自我的极大膨胀 , 背后有人格解体的基础。如果说马拉美的人格解体，是典型的人格解体，它表现为自我感的丧失，兰波的人格解体则表现为自我感的加强。虽然后者同样带来自我的陌生化，但它往往不是寻求世界与自我的同化，而是以新的自我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李建英认为“兰波的世界始终不是虚幻的”（211—212），不过，对于这种真实性人们可能有多种理解，来自新的自我的真实体验是理解这种真实性最好的钥匙。

如果说感应是洞察可见世界与未知世界的神秘联系，那么通感（synesthesia）就是可见世界内部不同部分建立起来的联系。佩尔曾经提出过“垂直的感应”和“平行的感应”的理论，按照佩尔的术语，通感就是平行的感应（Peyre 9）。通感指不同感觉领域的互相联系。但是学界今天普遍将象征主义的通感，理解为一种通感隐喻：一种文学和语言上普遍存在的思考方式。而真正的通感是通感者可以体验到的，它是“感受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思考的一种方式”（Campen 91）。最新的医学证据也表明，世界中真正可以感受到通感的人并不常见，只占人数的百分之四（Marks 13）。绝大多数人要么仅有一点通感的倾向，要么只是在理性上认识它。波德莱尔和兰波人格解体的精神状态，给这种认识带来了挑战。它表明这两位诗人的通感不仅是思考性的、想象性的，而且也具有实证性。

波德莱尔曾这样形容他人格解体时的通感：“声音具有了色彩，色彩具有了音乐”（Baudelaire, “Du Vin”499）。在这种通感下，事物不同的特征统一在一起，斯威登堡所说的感应形成了。波德莱尔还发现，色彩、声音不但相互结合，它们还融入新的统一体之中，这时他感到音乐“与你眼前的事物结合在一起”（Baudelaire, “Du Vin” 500）。无独有偶，波德莱尔的好友戈蒂耶，也记载过这种人格解体时发生的通感。当时有人在弹奏钢琴，奇妙的音符像“发光的箭”一样射进了戈蒂耶的胸中，琴音响起时，有电光一样的东西“从键盘上迸出蓝色和红色”（Gautier 530）。兰波也渴望捕捉新的感觉。在《都市》（“Métropolitain”）这首情感狂热、思路纷乱的诗中，兰波带来怪异的通感：在雪的光亮中有“绿色的嘴唇，玻璃、黑色的旗帜和蓝色的光线，还有极地太阳紫色的芬芳”（Rimbaud 144）。这句诗很晦涩，它不是写给理智的，而是写给感觉的。兰波的这种语言其实就是通感的语言。

正常与病态

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只要他们达到人格解体，他们的主体性必然会呈现病态特征。这种特征反映到作品中，就造成病态的风格。这种病态的风格也是他们神秘主义美学的构成部分。早在 1919 年，普瓦扎（Alfred Poizat）就指出象征主义“概括了我们这精致和病态的一代”（Poizat 5）。这里的“病态”，从语境上看，指的是美学上的反常。但是人格解体带来的病态，并不仅仅是美学品味上的变革，它涉及到特定的精神状态。

在波德莱尔的诗作中，经常可以发现他正常与病态兼备的美学风格。在《闲话》（“Causerie”）一诗中，诗人将自己的心想象成“被暴徒们破坏的宫殿”，这些暴徒们杀人、酗酒，毁掉一切秩序。在《血泉》（“La Fontaine de sang”）一诗中，身体被想象成了向外流的血河，虽然浑身摸不到伤口，但是能清楚地听到血河流动时的低语。这些诗具有自我异化的倾向，但是不一定就是在人格解体状态下创作的，因而主要源于正常的想象力。但在《深渊》一诗中，波德莱尔体验到一种真正的病态感受，他感到四周“一切都是深渊”，这种深渊不是物理上的，它存在于欲望中，存在于梦想和语言中（Baudelaire, “Le Gouffre” 997）。在这首诗中，诗人还感觉在皮肤的寒毛上有“恐惧的风在打转”，自己的精神“一直有撇之不去的眩晕”（Baudelaire, “Le Gouffre” 997）。在 1862 年，波德莱尔身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异常的体验。他在日记中曾记载道：“我用快乐和恐惧培养我的歇斯底里。现在，我一直是眩晕的，在 1862 年1 月 23 日的今天，我收到了一种奇怪的警告，我感觉到愚蠢的翅膀的风从我身上经过”（Baudelaire, “Mon Coeur”1353）。精神病的人格解体发作时，病人也常常“伴有昏厥感和面临灾难的惶恐紧张感”（李从培侯沂 176），这与波德莱尔的描述有惊人的相似性。简言之，诗中的“风”也好，“深渊”也好，它们都是病态的感觉。

无独有偶，波德莱尔提到的深渊，同样也发生在马拉美身上。马拉美在 1866 年的信中，曾经指出自己身上有两大深渊，一个是上文提到的虚无感，另一个在身体内部。“我发现了另一个空洞，这是我的胸部。我知道我不健康，我无法深呼吸”（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298）。虽然马拉美指出这是肺部的疾病，但实际上疾病已经影响了他的精神。因为马拉美随后透露他出现了“神经上的疲惫，一种难受的、十足的头疼”（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67）。马拉美的诗中也具有这种病态的元素，在《海洛狄亚德》（“Hérodiade”）一诗中，人们虽然能看到正常的想象力，比如将曙光比作张开“可怕的翅膀”掠飞的鸟儿，但是在第二幕中，主人公海洛狄亚德表示她渴望永恒的、超越的生活，不想活在人间。在对话中，出现了“紫水晶的花园”，它一直被埋在“深奥而眩目的深渊中”（Mallarmé, Œuvres complètes 47）。这里的“深渊”就不是超越世界的隐喻，而来自马拉美病态的体验。甚至马拉美陷入人格解体状态时偶尔观望的镜子，也成为海洛狄亚德进入虚无的见证。在诗中，镜子具有一种“深邃的冰洞”（Mallarmé, Œuvres complètes 45），女主人公一到晚上，就在镜子“汹涌的泉水中”做着梦（Mallarmé, Œuvres complètes 45）。

在马拉美那里，身体的无力状态和神经的病痛造成了一种苍白的诗风，不同于兰波的躁动不安。兰波并不像马拉美一样被动地等待人格解体的发生，相反，他主动地寻找它，怀着极大的兴奋度。在他的诗中，抒情者往往是非理智的，他跌跌撞撞，无视一切时间和空间的存在。翻看一下《地狱一季》中出现的主语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称呼自己为“被诅咒的人”“凶猛的野兽”“凶恶的残废”。兰波的言说方式颇具一个疯子的特征，他叫喊着，说出破碎不堪的话，好像在与句法赛跑。兰波《迷醉的上午》（“Matinée d’ivresse”）这首诗具有狂野的病态美，写的是诗人吸食印度大麻的体验，诗中认为印度大麻是“诱人的刑具”，它将留在“我们全部的血管中”，而在药力的作用下，诗人将会得到“创造的肉体和心灵”（Rimbaud 131）。诗人似乎感觉到有“火和冰的天使”存在着。当然，兰波也利用正常的想象力来营造形象，不过这些形象往往也不乏热情。

就诗学来看，兰波的通灵人诗学也具有病态的特征。为了成为通灵人，兰波不惜采用非常手段。在通灵人书信中，兰波曾表明通灵人要在自己身上用掉所有的毒药。兰波还指出，这种通灵人的一个标志是“神魂颠倒”，是成为“严重的病人”（Rimbaud 251）。这种通灵人诗学的病态性，具体来看，表现为下面三个方面。第一，在主体上，要求诗人具有亢奋、迷乱的心灵。通灵人书信中明确提出，诗人要经历“所有形式的爱、痛苦和疯狂”（Rimbaud 251）。他不是一个置身世界之外的静观者，他本身就是疯狂世界的一部分。上面兰波的诗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诗人的精神状态。第二，在感受上，要获得错乱的感受。他指出要成为通灵人，就要长期地、合理地打乱感官。德国哲学家诺瓦利斯早在 18 世纪末期就曾预言要打通感觉，他相信人有一种“超越感觉”，如果获得这种能力，那么人们的感觉就“不是看、听、触觉”，它是所有感觉的综合，甚至超越一切感觉，“是一种直接的明澈的感觉，一种最真的、最实在的生命的视野”（Novalis 26）。兰波的通灵人诗学实际上实践了诺瓦利斯的预言。不过，兰波使用的方法是破坏感官的自主性，从而让感觉获得一种病态的关系。第三，在语言上要获得新的语言。这种新的语言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摆脱陈词滥调，它具有扭曲能指与所指的野心。换句话说，兰波渴望反常的意义和语法。他将这种语言称作“世界的语言”，渴望超越符号，直逼感觉。兰波的世界语言是对摆脱现有法语所指的一种新的试验。能指保留下来，但所指在诗人那里具有了新的对应关系。其实，这种新的语言是病态的感觉赋予的，拥有了病态的感觉，那么事物和意义的关系就有了新的联系。兰波为此不无自豪地说，“我自信能创造一种诗歌的语言，它总有一天会通向所有的感觉”（Rimbaud 106）。需要指出，兰波的通灵人诗学本身比较复杂。兰波早年接触过“咒语类的禁书”（Steinmetz 115），后来也表现出对炼金术的兴趣，他的病态体验与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相比，在理念的揭示上要弱一些，但是在奇幻联系的探索上则强很多。

马拉美也发展出一种神秘主义的诗学，他曾给诗下过这样的定义：“诗是通过化约为基本的节奏的人类语言，对存在的表象具有的神秘意义的表达”（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572）。在《海洛狄亚德》的作者看来，现实只是一种表象，它背后的神秘意义才是最真实的。其实在中世纪神学中，或者在波德莱尔的诗学中，都有过类似的表达。马拉美的特色在于他的这种神秘意义从外部看属于世界的理念，从内部看又属于情感。诗人的情感与这种神秘意义是感应的。词语的音乐渐渐暗示出诗人的情感，同时也呈现出这种神秘的意义。由于诗人存在着人格解体的状态，因而诗人的情感也好，神秘的意义也罢，就都具有病态的色彩。具体来说，马拉美的情感往往是一种死亡感，他将自己称作“我的尸体”（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67），当他 1867 年听到波德莱尔的死讯时，他自己身上好像继续着《恶之花》的作者死后的故事。他还这样宣称：“我完全死了，我的精神可以冒险出入的最不纯粹的领域，是永恒”（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342）。这种死亡的体验，让马拉美的神秘主义诗学没有情感的热度，具有厌世的情绪，他所说的神秘意义的尽头，并没有闪耀着神性的光辉，而是堆积着病态的虚无的雪堆。

结语

人格解体并不限于上面讨论的三位有代表性的象征主义诗人。拉弗格是英年早逝的象征主义诗人，也像马拉美一样是位悲观厌世者。他曾主张通过苦行、通过哲学的沉思来摆脱自我，做到这一点，“人就弃绝了他个性的意识，人上升、达到伟大的自由”，最终“我什么也不是”（Laforgue 18）。拉弗格本人将自我的自由，理解为“无意识”，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人格解体的状态。

总的来看，人格解体是象征主义诗人主体发生的重要变化，使他们的神秘主义美学具有了真实与虚幻、正常与病态的综合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表明象征主义美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对现实主义的概念提出了新挑战。象征主义一直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反动，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唯心主义的内容很多时候同样是写实性的。柄谷行人认为现实主义“并不只是描写风景，常常还需要创造风景”（柄谷行人 35）。这里的“创造风景”可以指根据内在体验创造自然中没有的风景的意思。象征主义诗人的幻觉写作，是一种内在的现实性，符合柄谷行人的现实主义者的定义。可能唯心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相互交融、彼此包含的美学尺度。另外，对内在的现实性的挖掘，正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价值所在。自然主义作家刻画外在的现实性，象征主义虽然关注的方向与它不同，但是不同之中又有相同的原理存在着。

人格解体也给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美学带来了新的理解。笔者曾指出象征主义者的超自然世界，“并不是上帝主宰的宗教世界”，而是“身体可以直接感受的境界”（李国辉 44）。象征主义诗人体验到的神秘世界的感应，实际上主要是人格解体时的幻觉，究其本源，还在现实，只不过是对现实扭曲的感受。另外，象征主义诗人的人格解体并不是频繁发生的现象，在诗人的写作生涯中，没有证据表明人格解体是持续伴随着的。通过对这几位典型的象征主义诗人的分析，可以判断人格解体是阶段性地、不定期地发生的。因而对于象征主义美学来说，人格解体只是影响诗人创作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具有强大的效果，但它并不是象征主义诗人始终可以运用的力量。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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