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画风景与历史空间的垦殖：19 世纪爱尔兰历史小说研究

Original 王洋外国文学研究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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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19 世纪爱尔兰历史小说中，如画风景以历史场景的空间架构为基础，形成了新古典主义主导的风格流变。这种风格流变在赋予如画美爱尔兰性的同时，也开启了对历史空间的自反性探索。关于风景叙述，爱尔兰如画美采用地志研究的话语形态。这使土地的培育、生产关系、制度沿革成为核心议题，从而有效揭示了爱尔兰历史动荡不安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建制的浪潮席卷下，怪诞的城镇景观兴起于爱尔兰历史小说。通过创造性地移用“和谐的不和谐”这一美学原则，爱尔兰如画美与怪诞进行了双向地吸收和同化，共同垦殖出统摄城乡的历史空间。

作者简介

王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与文化。

Title

Picturesque Landscape and Cultivation of Historical Space: A Study on the Irish Historical Novel Writing in the 19th Century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Irish historical novel, writers used picturesque landscape based on the spatial fabric of historical scenes and developed a changing style that was dominated by Neoclassicism as its primary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such a style not only endowed the Picturesque with Irishness, but also opened the way to assessing historical space selfreflexively. Irish Picturesque adopted some patterns of topographical discourse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This made core issues of land cultivation, production re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thus effectively revealing the root cause for the turbulent Irish history. Also, under the sweeping influenc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grotesque urban landscape started to appear in the Irish historical novel. By adopting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f “concordia discors” creatively, writers managed to facilitate a reciprocal assimilation between Picturesque and Grotesque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unified historical space for the country and city as well in Irish historical novel.

Author

Wang Yang is a PhD candida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 is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Email: wyscu2014@163.com

19 世纪爱尔兰历史小说长期掩映在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的光辉之下。这种文学观念的动摇大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此后，欧美学界开始溯源爱尔兰文学演变的内在动力，重新梳理、厘定爱尔兰民族故事（Irish National Tale）传统与历史小说之间的文化谱系。①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 1768—1849）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 1800）这部以1782 年爱尔兰历史为背景的民族故事开创了历史风景的叙述“新风”，奠定了“如画风景”的母题。司各特则以《威弗莱》（Waverley or ’Tis Sixty Years Since, 1814）等历史小说的创作进一步发掘如画风景对地方感的培育。就19 世纪爱尔兰历史小说而论，如画风景的视觉化与叙述化同属对民族国家进行空间测绘的认知坐标。②

在漫长的殖民史中，英国极为注重对爱尔兰的文化训诫。这类历史事实易将英爱关系导入二元对立的观念框架。具体到风景研究，其凸显的困境在于：如果仅以圣神的起源、美学的独创性、同一时间序列中文化政治的优越性评价爱尔兰如画美，风景研究将陷入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帝国话语窠臼；如果仅在国别/ 民族文学的视野中片面构建爱尔兰如画美的独立品格，风景研究同样可能丧失批判的力度，沦为文化民族主义与后殖民研究程式化的衍生品。

为此，本文借鉴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提出的重复机制③，以期透过爱尔兰如画美重新审视英爱关系的历史构型。本文认为：英国如画美是重复的第一种形式，它合乎逻辑地再现了帝国总体性的历史；爱尔兰如画美属于重复的第二种形式，它寄生在非同一的不透明关系中，其内在必然性根植于英爱殖民历史所演绎的混杂的文化实践。概言之，在文体学的意义上讲，正是如画风景的重复特质赋予了19 世纪爱尔兰历史小说编纂历史的诗学可能。

爱尔兰如画美的风格流变

1824 年④，爱尔兰第一部历史小说《奥哈洛伦，或起义领袖》（O’ Halloran; or, the Insurgent Chief, 1824）在费城出版，其开篇的风景叙述令人印象深刻。“或许，对于自然风景中宏伟与崇高的歆慕者来说，他们不可能在大不列颠群岛的任何地方体验到比安特里姆郡北部海岸一带所能带来的更多愉悦”(McHenry 17)。1797 年5 月是小说首次交代的故事时间，此时距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诞生尚有2 年零6 个月。用马克思的话说：“1800 年以前，爱尔兰虽然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但仍然是一个联邦内的单独的王国”（马克思恩格斯 10）。而引文中风景叙述的离奇之处在于：叙述者以“大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 Islands）这一称谓的含混性，回避了英爱之间的客观历史联系。读者既可以把安特里姆郡的海岸风光解读为英国政治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可以将爱尔兰风景视为松散联邦中的一枝独秀。作者与读者能否达成共识，基本点取决于对1800 年英爱合并这一历史事件的审视。差异化的时间视角、历史观念、政治立场、社会阶层、文化地理态度等促使风景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它造成的叙述效果显而易见——在如画风景中，爱尔兰历史开始进入在场状态。

19 世纪20 年代是爱尔兰历史小说的发轫期，自这一时期始，新古典主义成为主导如画风景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具有特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形成根源于殖民的历史文化。虽然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使爱尔兰成为大西洋航线的枢纽之一，在18 世纪，爱尔兰的官方对外贸易已经北达挪威、瑞典、沙皇俄国，南抵非洲好望角，西至美洲，东迄塔斯马尼亚岛与新南威尔士⑤；但是，在由大西洋航线辐射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中，爱尔兰却屡遭帝国《航海法令》的排挤、打压，始终处在边缘地位。这导致产品倾销与资本积累严重受阻，在获利有限的情况下，爱尔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可与英国同日而语。基于此，相对中性的如画风景构图呈现出由殖民体系引发的“文化滞后”现象，其视点、线条、色彩、景深、引导物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杂糅了18 世纪中叶以来包括新古典主义在内的英国如画美趣味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帝国殖民政策的垄断和排他也促使爱尔兰迫切寻求自身的文化定位。这种文化定位的需求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形成一股合力，并在英裔爱尔兰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对此，艾娜·费里斯曾专门解读19 世纪二十年代爱尔兰历史小说中的相关文本现象（Ferris 150-153）。受其影响，在如画美的表现形式方面，风景叙述致力于追求对古典文学、艺术的模仿。这种模仿以空间架构为基础，通过对历史事件、场景、地理环境等的挪用与置换，爱尔兰精英阶层在谙熟的典范美中汲取出亲切的地方感，从而实现了如画风景文化谱系的合法化。

在威廉·汉密尔顿·马克斯韦尔（William Hamilton Maxwell, 1792—1850）创作的《奥哈拉，或1798》（O’ Hara; or, 1798, 1825）中，叙述者透过起义领袖亨利·奥哈拉的视角，展示了一座布置精心的仿古典主义木屋（Maxwell 1：227-233）。埃米莉以爱情和局势危急的名义将男主人公“软禁”其中。而起义失败、逃亡至此的奥哈拉如惊弓之鸟，亦不敢擅自出行。两人之间的爱欲、怜悯、反抗、茫然等一系列情感萦绕于木屋，狭小的室内空间顿时成为人性博弈的牢笼。爱尔兰民族故事的研究传统倾向于对爱情作隐喻的文化政治阐释，把两性关系解读为英爱之间的宗教与殖民纠葛（Kelleher and O’Leary 1：411-417）。但问题在于，这种解读方式相对简化了爱尔兰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进而忽视了历史小说回归古典的文化冲动。

《奥哈拉，或1798》与《荷马史诗》在风景形塑的空间方面存在多重相似：小木屋的室内外环境与基耳凯的家院一脉相承；两性之间的威逼利诱、爱欲缠斗更是如出一辙；俄底修斯坚定返乡与奥哈拉艰难离乡形成反讽性对照；俄底修斯在宙斯之子赫耳墨斯指点下渡过难关，而亨利·奥哈拉成功逃往美国，则是依靠艾丽斯·莫尔的帮助——一位通灵于爱尔兰本土神祇的疯癫女性。究竟如何取舍如画美的文化谱系，爱尔兰历史小说态度暧昧。这种暧昧折射出爱尔兰文化在殖民历史中天然具有的混杂性。最晚至18 世纪末，英国如画美就已经对新古典主义嗤之以鼻。但在19 世纪爱尔兰文坛，“落后”的美学风格却依旧散发出不可小觑的艺术活力。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混杂古典文化，爱尔兰如画美唤醒了过往时代的幽魂，它以“篡改”经典的方式跻身于帝国历史的宏大叙事。这既是对英国如画美文化策略的遵循，同时也是对其文化霸权的内在颠覆。由此，历史小说中的如画风景取得了爱尔兰性，一种可与英国并驾齐驱的地方自豪感成熟起来。

进入19 世纪中期，新古典主义如画美仍主导着历史小说的风景叙述。但面对这种风景美学的渐成陈规，个别历史小说开始有意识地寻求突破。1862 年，威廉·卡尔顿（William Carleton, 1794—1869）创作的《爱尔兰土匪——雷德蒙伯爵奥汉隆，一部历史小说》（Redmond Count O’ Hanlon, The Irish Rapparee, An Historical Tale, 1862）问世。在叙述风景的过程中，作者充分尊重爱尔兰农民和社会边缘人的空间体验。自然不再是对象化的客体，而是作为有机整体之一部分与日常实践密不可分；与之相应，自然中也并不天然地存在如画风景，而只存在蜿蜒多变的乡间小路、茂密的树林以及杂乱无章的草丛、悬钩子属植物。小说中的一句话或许最为贴切地传达出作者对风景美学的思考。在描述土匪汇合的洞穴时，他写道：“然而，如果自然令其〔洞穴〕朴实无华，那么艺术则已粉饰了这一缺陷”（Carleton 89）。风景不再受特定美学的指导和约束，转而以如其所是的观感呈现出来，与这种风景叙述相映成趣的是作家对爱尔兰历史的大胆编纂。

小说副标题将卡尔顿的绝笔之作界定为历史小说。但蹊跷的是，小说情节却未引入任何标志性历史事件。这一文本现象的出现必然将研究目光引至历史小说的文体及其历史编纂。在小说中，社会底层的“观景者”不再是散兵游勇的“中间英雄”。他们相互结识，定期聚会、交换意见、谋划行动。在传记的历史编纂模式⑥中，这群匪盗之士甚至结成具有谱系性的文化群像：

鲍尔队长，一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土匪。

保罗·利迪，一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土匪。

威廉·彼得斯，化名为德拉尼。

查尔斯·登普西，化名为卡赫·纳·卡普尔，声名在外的盗马贼，约翰·巴尼姆创作的《博伊奈河》曾介绍此人。

寻金者马努斯·M. 奥尼尔，杰拉尔德· 格里芬创作《休尔·达夫》曾介绍此人。

斯特朗·约翰·麦克弗森，

沙恩·比尔纳

詹姆斯·巴特勒，

以上三人，目前已和他们的头领外出。

约翰·马尔霍恩〔……〕（Carleton 92）

19 世纪初期的历史小说虽也再现了底层人的历史活动，但在以如画美观景者为代表的贵族政治理念遮蔽下，他们终究难逃被湮没和遗忘的历史命运。而上述诸种迹象表明，卡尔顿已经触及爱尔兰历史小说的核心问题，即在转喻性的历史话语中，主体、行为与事件三者共同决定着爱尔兰历史的性质与意义。为此，作者以讲述底层人空间意识和遭遇的方式独创地置换了历史主体的范畴，继而将一件“微不足道”的农村少女绑架事件编纂为“历史”，这无疑构成了对爱尔兰既有历史叙事的明确挑战。稍显遗憾的是，卡尔顿的先锋性终归过于强烈，远远超越19 世纪对历史小说的共识；甚至以当代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它也确实难承“历史小说”的文体界定。

《爱尔兰短发汉的倒下》（Croppies Lie Down: A Tale of Ireland in ’98, 1903）是一部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 ?—?）创作于世纪之交的历史小说杰作。在风景叙述层面，它标志着爱尔兰如画美从传奇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转向反讽的现实主义风格。与一幅介绍恩尼斯科西如画风景的插图（Savage 501）相互比对，风景叙述对于如画美空间构图的取法将得到相对直观地呈现——“因为恩尼斯科西由数条道路连接，所以，其地理位置确实可被描述为建立在一条从韦克斯福德通往都柏林的重要道路的斜角附近。这条道路架起了一座横跨斯莱尼河的石桥，它连接着恩尼斯科西镇与对岸的香浓礼拜堂〔……〕周边环境给希思科特留下了深刻印象〔……〕”（Buckley 197）但实际上，由于肩负的帝国使命与殖民的征战经历，希思科特对乡村贱民的悲惨境遇置若罔闻。所以，新古典主义如画美形塑的乡村空间出现了裂痕：在篱笆围筑的风景内，支离破碎的记忆引导他尝试融入暂时平衡、和谐的乡村秩序；而在篱笆区隔的风景外，殖民印记却成为不和谐的美学矢量，它如影随形地提醒希思科特专注于冷静的旁观者视角，从而阻碍着他对田园主义传统的进一步追认。

与这种现实主义的视觉体验相契合，爱尔兰历史小说形成了反讽的历史编纂模式。一方面，记忆成为理解整部小说的密钥。希思科特对地点、地形和景物的视觉感知，始终与自身的记忆片段若即若离地缠绕在一起。这种叙述方式模糊了小说情节的真实性，并导致1798 年起义不再是标定时空中的客观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希思科特拥有清醒、超脱的自我反思意识，即便在事关生死的起义场景，他仍冷漠而略带戏谑地注视着整个历史事件的进展。由此，编年史与传记的历史编纂模式部分受到抵制，一种内倾化的反讽历史开始出场。其中，不可复原的记忆具有非比寻常的历史穿透力，它在拉近过去的同时又刺破了过去遮掩的面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爱尔兰历史的合法性溯源并非全无可能，至少也使其成为有待质疑与探究的对象。在凯尔特文化复兴运动高涨的时期，上述编纂模式的出现独树一帜，它历史地反讽了民族主义的文化寻根。

土地与历史的在场诉求

1795 年，邓唐纳德的阿奇博尔德伯爵（the Earl of Dundonald, Archibald Cochrane,1748—1831）发表了一部详细指导化学施耕的农学专著。有趣的是，这本专著在序言中言辞恳切地提醒读者重视农业的社会学意义。在伯爵看来，土地耕作及农业发展不仅能满足贵族阶级对社会分层的制度性需求，还具有维持稳定的社会效果。通过比较农业与商业、贸易、制造业，他进一步分析，政策、战争、市场等外界因素易造成其他行业的波动，而这些波动从业者无力避免；一旦他们为改善境遇而倾向政治变革，这将造成危害甚广的社会动荡。故此，伯爵总结：“对于这样的政治恶果，唯有一种补救措施：农业工作是无出其右的最佳选择”（Cochrane 5）。

土地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关于劳动的再现方式却是有差别的，这造就了不同历史文化对土地“魔力”的特定信仰。司各特就曾对苏格兰的土地“魔力”做过一番别有趣味的描述。在为威弗莱接风洗尘的晚宴上，布雷德沃丁男爵把玩着祖传的熊状酒杯。他滔滔不绝地向客人历述金制高脚杯的渊源——熊的造型代表纹章，而纹章则象征荣耀的家族历史（司各特 68—70）。男爵对家族纹章的重视绝非信笔，英国“先缴再赐”的土地政策促成了纹章学的长盛不衰；这是《威弗莱》传达的有关土地的历史逻辑之一。司各特的文风明快、幽默，高超之处在于把全部历史情境浓缩为符号——熊。这种艺术手法的形成实际与18 世纪苏格兰成就斐然的启蒙运动不无关联。进入19 世纪，苏格兰作家已与土地拉开距离，轻松、闲适地再现悲剧性的土地殖民史。

在爱尔兰历史小说中，如画美的展开包含对土地实用性内涵的关注。这种关注首要以地志研究的话语形态呈现出来。作为一种流行于18、19 世纪的知识话语，地志研究以旅行见闻为主要形式，又因其内容涉及目标地的人口统计、行业现状、风俗、地质勘测等，实际兼具军事侦查的功能。关于如画风景的再现，地志研究的评述者惯从农业入手，以“客观、中立”的集体目光取代意向性的个人凝视，并于时空的反复穿梭娓娓道来爱尔兰土地的剧烈变迁。与此同时，爱尔兰如画美还双关地运用“垦殖”（cultivation）一词。就词源学角度看，“cultivation”具有从土地耕作、农业栽培到文化培育、教养等含义的迁移过程。⑦在20 年代，风景叙述认为，爱尔兰借助对土地的理性垦殖可以摆脱无常的历史命运。因此，如画风景从土地的器物层面升华出启蒙历史的进步观念，这实质也是爱尔兰如画美对新古典主义理性与实用倾向的进一步继承。

约翰·巴尼姆（John Banim, 1798—1842）创作的《克拉那的最后一位男爵》（The Last Baron of Crana, 1830）讲述了彭德格斯特上尉与仆人前往蒂珀雷里郡寻找遗孤的旅程。初步交代旅行的情节要素后，叙述者转为穿插了地志研究的相关评述：“两位旅行者沿着东南方向穿越利默里克郡，其足迹踏至的大片土地极为富饶。在那时，这片土地多作牧羊场使用。即使在今天，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于同样的目的”（Banim,The Denounced 1 ：32）。两人进入蒂珀雷里郡后，叙述者同样介绍了该郡的地志状况：“黄昏时分，他们已经进入蒂珀雷里郡，尽管土地的肥沃程度难与利默里克相提并论，但至少该郡的草皮同样繁茂，这也为农学家提供了富裕的希望”（Banim, The Denounced 1：32）。至此，叙述经历了从当时、现在到过去完成、过去将来的时态演变，并最终定格于1691 年的威廉战争。通过时空的不断切换和对比，叙述者以知识话语论证战争对土地及文明的破坏。这就有效强化了爱尔兰土地史叙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唤起了潜藏于爱尔兰历史的创伤记忆。

当英国如画美的审美趣味发生转变时，土地测量员詹姆斯·克拉克曾指责《如画美三论》（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 1792）的作者威廉·吉尔平：“不管谁观察那些被吉尔平称为风景、实际上却只是‘一场空’（abortive nothings）的地方，他都几乎无法从中找到一处美景，无论他对这里有多么熟悉。就我而言，它们只会让我想起男孩们幻想在落日的空中，或者霜冻夜晚的炉火中看到的景象”（转引自米切尔 95）。这段评论敏锐抓住英国如画美的要害，像其他游记插图表现的那样，吉尔平对经验主义的描摹兴味索然，风景再现主要取法先在的美学观念。所以，主观性过强成为如画美的双刃剑。爱尔兰历史小说对风景与非风景的区分也显著地受其困扰。如果说把利默里克郡的平原归为非风景是因其线条与追求参差多态的如画美不相吻合；那么在蒂珀雷里郡的第二天傍晚，爱尔兰山区（Galteigh mountains）崎岖多变的地貌则理应呈现为典型的如画风景。但问题在于，主观的如画美此时却变得“客观”，人物的旅途笼罩在贫瘠的、块状的群山阴影中，山峦全无丝毫如画美的线条特点（Banim, The Denounced 1:33）。到底是呈现为块状的山峦还是绵延起伏的山脉，非风景与如画风景的差异暗示：除“参差多态”外，爱尔兰历史小说另有一把评判如画美的标尺。毕竟，同样是这片山区，同样出自巴尼姆手笔，《博伊奈河》（The Boyne Water, 1826）将其描绘为如画风景（Banim, The Boyne Water 3:340）。为了解开这一谜题，研究有必要回顾上述地志研究，因为在山区非风景的描写中，叙述者再次以插入语提醒道，以地志研究的观点看，在1691 年前后，这些山峦同样全无开垦和耕作的劳动迹象（Banim,The Denounced 1:33）。由此推之，叙述者之所以对山地富有的如画美潜质视若无睹，正是因为历史小说坚持把土地的实用性内涵作为爱尔兰如画美的必要条件。

都柏林皇家学会在创始之初便致力于推动农业的全方位发展。以荣誉会员约翰·温·贝克（John Wynn Baker, ?—1775）为例，他曾从孤儿院选拔合适的孤儿进入农业学校，并为其资助12 英镑的食宿年费。作为报偿，学会则规定在不超过200 英镑的前提下，贝克每年可获得10% 的农具销售利润（Berry 136-140）。为鼓励学会对各项农业产业的进一步扶持，爱尔兰议会曾专门为其拨款（Berry 144）。但令人刺目的事实是，直至19 世纪，爱尔兰农民依然生活在温饱线之下。仅仅用以裹腹的土豆，农民就要大致区分为三类。其中，品质较好的两类土豆（cups，apples）会作为地租交付给地主。而产量最多却更为粗劣的土豆（lumpers）则成为农民充饥的主要食物来源（McDowell 47-48）。显然，贫困的深层原因不在于土地的贫瘠与生产力的落后，而在于束缚着土地的生产关系。

为纪念约翰·巴尼姆，约瑟夫·谢里登·莱法纽（Joseph Sheridan Le Fanu, 1814—1873）于四十年代创作了历史小说《上校托洛格·奥布赖恩的命运》（The Fortunes of Colonel Torlogh O’ Brien, 1847）。在小说中，城堡（Glindarragh Castle）不但俯视着乡村土地的如画风景，而且是庄园经济的运转轴心。威洛比是这座城堡的所有者，蒂斯德尔为“忠心耿耿”的自由农。面对临战状态，两人之间的封建依附关系迫使蒂斯德尔舍弃苦心经营的自家房产，为守护庄园领主的城堡而战。小说中有一幅插图刻画了战后蒂斯德尔初见房屋废墟的惊恐时刻（Le Fanu 114）。为了求生，烧焦的身体从窗户的铁栏间竭力探出，烘托着哥特式的恐怖氛围。莱法纽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十分细腻，这在19 世纪的爱尔兰历史小说中实属难得。蒂斯德尔误以为这具狰狞的尸体是前来寻仇并勒索财产的德夫里尔。一时间，他百感交集，既为毕生辛劳的付之一炬感到惋惜，也为亦敌亦友的逝去感到解脱和惆怅。在爱尔兰如画美中，土地的实用性内涵成为空间粘合剂，承担着衔接与转换小说情节的叙述功能。只有对土地的生产关系进行充分解码，读者才可能领会爱尔兰历史空间的秘文。不仅如此，莱法纽日后转向哥特小说创作，实际也得益于爱尔兰土地的特定“魔力”。土地所有权的脆弱保障导致宅邸主人世代更替。不同的房产所有者在前代基础上修筑、改造和扩建，致使房屋的空间结构杂乱无序、阴暗神秘。

经过19 世纪下半叶的土地斗争，历史小说对爱尔兰土地问题的认识已经相当成熟。《蓄势待发的乌尔里克》（Ulrick The Ready, 1896）出版于1896 年，作者斯坦迪什·奥格雷迪（Standish O’ Grady, 1846—1928）选择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爱尔兰为故事背景。这一历史事件在爱尔兰土地变革史中意义深远。在远征失败后的1607 年，以蒂龙和蒂尔科纳尔伯爵为主的北方领袖集体出奔海外。爱尔兰贵族的逃亡造成厄尔斯特省出现权力真空的政治局面。詹姆斯一世趁虚而入，借势攫取该省50 万英亩良田。自此，爱尔兰全面确立以土地为根基的帝国封建制度（柯蒂斯 427—442）。所以，奥格雷迪本人也在序言中谈道：这一系列历史变故是对爱尔兰社会原有体系的致命一击（O’ Grady iii）。

小说目录中的两个章节被直接命名为“爱尔兰土地问题”。其中，第十二章叙述起义爆发的具体原因。领袖的动员演说雄辩有力：“〔……〕在这片尚未郡制化的土地上，奥沙利文是一位暴君，他麾下的每一名首领同样如此。〔……〕在女王的法治下，我们将安宁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动产”（O’ Grady 68-69）。人物的历史逻辑有其合理性，他恰当地理解了土地与经济、政治、法律、司法的制度性关联。为此，他寄托以土地的郡制化约束爱尔兰首领挥霍无度的权力，从而为社会成员赢得永久的自由、平等与财产保障。但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注意到爱尔兰土地制度转换的殖民性质，并以复调的小说形式不露声色地解构了起义领袖的土地观念。

在第二章，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注释为起义前景埋下伏笔。叙述者在谈及奥沙利文家族变故时指出，欧文·奥沙利文的爵位由女王在伦敦亲手册封，不公正的审判法令同样由女王亲手签署。废黜其爵位后，奥沙利文家族被驱至班特里附近的贫瘠领地。叙述者有意强调，城堡（Carriganass Castle）所属的这片土地是观赏如画美的著名景点（O’Grady 13）。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参与的细节暗示了帝国对爱尔兰的朝令夕改，它釜底抽薪地消解了殖民政策的正义性与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殖民势力抵抗社会内部非正义的努力无异于开门揖盗。由此，爱尔兰起义、土地的殖民性、所有权更迭都汇聚于如画美的乡村风景。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只要爱尔兰仍深踞殖民体系的漩涡，其任何形式的起义都将以惨淡的悲剧收场；而徒劳挣扎过后，留下的只能是一片城堡倾圮的如画风景。

亨利八世在爱尔兰推行“先缴再赐”的土地政策，以此笼络氏族首领和缺乏土地合法依据的诺曼及英国贵族。政策规定，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先将土地上缴，英王再以限嗣继承财产（estate-in-tail）的形式赐回。从表象上看，该过程似乎并未引发任何实质变化，作为财产的土地仍牢牢掌控在爱尔兰首领和贵族手中。但事实是，这项政策充斥着强烈的殖民意味：土地由英王册封，相关管理需遵循英国法律；一旦土地所有者“违逆作乱”，英王便有权褫夺其爵位、封号，将土地充公再赐。19 世纪的爱尔兰历史小说渐趋意识到土地的殖民性质是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一种文学书写，它为附着在土地之上的如画风景移置了实用性的美学内涵。这既拓深了历史编纂的空间意蕴，同时也传达出爱尔兰在地缘政治中的自身诉求。因此，如画风景成为历史小说的经典叙述，不得不说是爱尔兰历史自我选择的结果。

与怪诞城镇景观的同化和吸收

19 世纪爱尔兰历史小说对城镇景观的再现存在共性。首先，混乱的城镇景观往往带有狂欢化色彩。人物的社会身份、宗教信仰、经济状况等在公众活动中变得模糊、含混。既有秩序受到临时地亵渎与颠覆，从而促成叙述阻力的落实。其次，狂欢化的城镇景观以身体表征为核心。需要指出的是，爱尔兰历史小说编码身体的主要方式是相术学（physiognomy）。所以，上述创作方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巴赫金的狂欢化研究；但狂欢化的运用有其限度，它始终谨遵贵族社会的文化趣味，反讽对象难以逾越社会底层人的身体界限。最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城镇景观激荡出了恐惧、悲愤、厌恶、滑稽、惊悚等错综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与乡村风景提供的心理感受相距甚远。在爱尔兰乡村，如画风景虽也不时闪现恐怖、惊险与戏谑的画面，但它断然不会轻易造成放纵、失序的视觉冲击。因此，爱尔兰城镇景观具有怪诞的美学特质。

19 世纪四十年代，英格兰的交通、运输事业全面进入蒸汽动力阶段。在漂洋过海的工业革命影响下，爱尔兰也于1834 年建成一条从都柏林开往金斯敦的短途铁路。然而，爱尔兰铁路的建设速度极为缓慢，待到大饥荒后的五十、六十年代，蒸汽火车才慢慢普及起来。在19 世纪上半叶，真正流行于爱尔兰的交通方式是驿站马车。此时的皇家驿站马车主要由邮局承包商负责运营，其路线集中于都柏林和各省会中心城市。1815 年，成长在爱尔兰的意大利青年查尔斯·比安科尼（Charles Bianconi, 1786—1875）看准了其中的商机。他与合伙人把目光集中在富裕农民和商贩身上，开拓出了往来于市集间的廉价出行路线。比安科尼的公司发展得风生水起，原因之一是受益于拿破仑战争留下的大量优质马匹（McDowell 106-118）。但在饱受战乱之苦的18 世纪爱尔兰，刚刚兴起的公共交通事业则不容乐观。

这群马共有四匹，亦如“载重马”所表达的品种那样，它们的毛皮像熊一样粗糙，肋骨像因废弃已久而板条尽损的房梁一样清晰可见〔……〕它们疲惫不堪且麻木地小跑着，其时速不可能超过3 公里到4 公里。即便如此，坐在裸马背上的邮差和‘登基’于巨大箱座上的车夫，其脸上依旧挂着洋洋自得的笑意。他们的神情充分说明，自己对不同寻常的驾驶速度感到多么满意。毕竟，这要多亏了他们对这群可怜牲畜的不断鞭打以及鞭子噼啪声在马群耳边的不停响起。（Banim, The Denounced Vol. II：214-215）

雇佣童工、超载旅客、本地载重马取代战马、喂养环节偷工减料，对这些压缩成本、提高利润方式的文学再现，说明19 世纪初期的爱尔兰历史小说已经注意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地方性兴起。随着马车晚点的推移，相对稳定的空间秩序开始坍塌，临时搭建的车站也随之转化为怪诞的城镇景观。一方面，没落贵族需要以新兴事物标识自身的社会地位，为此，达西夫人强作镇静，竭力维持外表的高贵与优雅。但身为母亲，她盼子归家心切，故只能屈尊求助平日不与为伍的马车帮手。另一方面，城镇平民三两相聚，暗自奚落夫人的天主教信仰、家道衰落及次子的“玩物丧志”。“驿站马车的帮手”以驿站马车形成的产业链为生。他们散布于城镇底层，由马夫、马厩小厮、邮局童工、挑夫等组成。但在听到夫人的数番询问后，这类人群竟以复仇者的胜利姿态宣告驿站马车的准时“驾临”。可见，仰仗驿站马车释放的资本效应，城镇底层人打破了原有空间的矢量枷锁，取得与社会上层平起平坐的“权力”。这种“权力”必然是历史的，因为它根源于资本原始积累与社会规范性建制之间的张力——在车站等公共场所，空间区隔的制度远未完善。同时，城镇景观所培育的地方感也必然是临时的，因为人物的“偶然”相遇将随着供需曲线的波动时聚时散。每一次驿站马车的到来都是人际纽带的强化；而每一次驿站马车的出发都是城镇景观的灰飞烟灭。

商业资本主义初兴所衍生的一系列社会建制问题是开启爱尔兰城镇怪诞景观的重要动力之一；但若论“怪诞”手法真正成熟的时间，则大概要等到1847 年《上校托洛格·奥布赖恩的命运》的出版。谢里登·莱法纽通过风景叙述爱尔兰历史危机，不但确立了怪诞的风景美学范式，而且阐明了如画美与怪诞的美学关联——和谐的不和谐（concordia discors）。因此，在爱尔兰如画美的演变过程中，这部作品占有突出的文学史地位。

“和谐的不和谐”原是英国如画美的视觉法则，马尔科姆·安德鲁斯指出，它并非单一贯彻于如画美的风景画，而是被广泛应用于英国风景诗、文学批评、园林艺术乃至伦理研究、政治生活（安德鲁斯 24—32）。在爱尔兰，莱法纽创造性地将其实践于历史小说的空间叙述：“间或会出现一队长矛兵或火枪兵，他们穿过拥挤的街道，严肃地执行着巡逻任务〔……〕这些场景呈现出离奇而如画美的参差多态，并为无休止的人群混合物赋予了一种特性和色彩。在旁观者疲倦目光的注视下，这些人群混合物在无法解脱的混杂人流中转换、分解并重新结合”（Le Fanu 129）。观景者的视线不再单纯位移，他带着“克劳德镜”审视都柏林的混乱景象。此时，不和谐的人为因素无休止地转换、分解，继而又离奇地和谐于1689 年詹姆斯二世登陆爱尔兰的地缘政治事件。一方面，如画美的不和谐原则向怪诞的混杂特性持续开放；另一方面，怪诞独有的统摄力又吸纳了作为和谐整体的如画美。由此，乡村风景的“多变的和谐”在城镇空间发生变异，它催生出了怪诞与如画美相互同化的爱尔兰城镇景观。

叙述者以病理学方式剖析危机笼罩的都柏林——它不但丧失稳定的健康活力，而且超出发热和醉酒的常规亢奋状态（Le Fanu 129）。从表象上看，这使得重塑而成的风景叙述似乎具有了“激进”的政治批判意味。但实际上，它却源自一种保守的历史观念。19 世纪爱尔兰历史小说推崇骑士时代的贵族风尚，抵制市民社会的崛起进程。叙述者难以容忍标志性历史事件对旧有空间的革新与重组，倾向以危机化场景再现悲剧的时代精神。而怪诞美学虽能有力揭示城镇的人造属性，却无力展现特定社会空间源起与运转的历史连续性。有鉴于此，深度改变了乡村标准的如画美就成为怪诞景观的必要补充。在爱尔兰乡村，如画美视社会为有机体，主张社会模仿自然并与自然和谐一致。所以，当如画美成为城镇的视觉参照系时，历史小说就意在传达：爱尔兰城镇同样是社会有机体的延伸，只不过它尚存缺陷、亟待补救。历史小说开出的药方——自然是贵族社会的政治理念。因此，以历史编纂的角度看，如画美与怪诞的吸收和同化实质是把爱尔兰历史进程推向了渐行渐远的过去。

进入世纪之交，爱尔兰历史小说依然在延续“和谐的不和谐”这一风景叙述原则：“如此田园牧歌的风景似乎具有一种力量，它能够把最为不和谐的元素同化和吸收为自身的一部分。即便是一位正缓缓骑行下恩尼斯科西公路、身着金饰带深红色外衣的绅士，也在这片多变的色调中不再显得过于耀眼。如同其胯下战马的闲庭信步，整个风景在此时此地焕发着宜人的宁静精神”（Buckley 1）。然而，伴随小说情节对历史事件的渗透，如画美的乡村渐渐褪去宁静、质朴的传统空间意象。各式人物以三场贵族晚宴为契机分批粉墨登场，他们的社交举止矫揉造作，以避免触及有关起义的禁忌话题。借此，叙述者展现了如画风景中劳动与剥削的阴暗面，把一触即发的历史形势收敛入个人感知的文学形式中。与此同时，封建的农业劳作已难以维系庄园主人内维尔的奢华宴会。夜幕降临前，他所忧虑的是为了偿清债务，能否将地产变卖给持“合并”不同政见的都柏林权贵——卡斯尔雷。后者在掮客加什的游说下以政府建造码头为由提出土地收购。所以，在农业资本主义与殖民法律的双重胁迫下，如画的乡村风景只残存着最后一丝往昔的尊严。

怪诞从内部吞噬如画美的田园牧歌幻象，巴克利以此实现了对爱尔兰乡村的浸入式再现。它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隐退之所，而是织构在殖民文化与城镇文明间的危机环伺之地。在此基础上，如画风景的边界就构成对特定历史空间的表征，它隐喻着从封建秩序向农业资本主义秩序转型期间爱尔兰乡村盘根错节的社会藩篱。⑧起义的乡村贱民虽疾风骤雨地摧毁了风景内外的一切界限，但如画风景对习俗的自然化本质却预示：尚未妥善解决的危机仍潜伏于爱尔兰历史并将在未来周期性地爆发。因此，从根本上讲，爱尔兰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保守性就不仅在于推崇土地贵族的审美及历史活动；它还有意识地遮蔽风景内外的无名者，将其规约为历史进程的偶然因素。希思科特对此并非没有厌恶与抵制，但殖民文化的错位感、漂泊者（Wanderer）的疏离感以及由启蒙引发的个人虚无主义终究令他不可能在爱尔兰乡村寻觅到“永恒的”栖身之所。当然，也恰恰是这一自相矛盾的处境成就了作家向现实与本土的真正回归；因为透过如画美与怪诞的同化和吸收，爱尔兰历史小说开始洞察到帝国殖民体系蕴藏的不同取向的空间现代性。

至此，本文梳理了如画美的风格流变与生成于民族文学实践的爱尔兰性，辨析了以土地为核心的美学内涵及其对殖民历史的在场性编纂，探讨了落地化的美学原则以及它对资本主义建制相关议题的陈述。正如“认同”悖论地兼具“限定”的意指实践，风景叙述的如画美在凝聚爱尔兰共同体的同时，也暴露了历史空间的保守色彩——对于如画风景的迷恋和美化使那些起源于传统的等级体系下的日常等级差别变得朦胧、晦涩。因此，这一如画风景叙述演变的深层逻辑就内在地勾连出了英爱殖民历史的重复性质。作为一种历史构型，它要求在学理层面对爱尔兰风景叙述与地缘政治史、观景者与历史主体、观景与历史行为、风景中的性属与历史编纂、画境游与历史小说的出版等论题做进一步追踪和研究。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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