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外来商品焦虑：《狐狸》的经济病理学

Original 陶久胜外国文学研究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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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英国 16、17 世纪是瘟疫频发和国际贸易额迅猛增长的时期，经济学与病理学话语互为构建，疾病被想象为一种在个人身体之间或国家政治身体之间迁移的类似外来商品的实体。从国际贸易引发财政危机的语境出发，可发现本 • 琼森戏剧《狐狸》使用了灵魂转世的幕间剧暗指商品流通，并借助外来药品药性与毒性共存的含混叙事呈现商品入侵身体的经济伦理意义。本剧与当时经济学文献互动，让各种进口药品与个人身体和政治身体疾病发生联系，暗示海关唯有通过有效监管商品在外港的流通才能确保王国健康，表达了英国前商业时代的外来商品焦虑。

作者简介

陶久胜，博士，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研究。

Title

Anxiety Toward Foreign Commodities in the Plague Era: Economic Pathology in Volpone, or The Fox

Abstract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Britain witnessed the frequent outbreaks of plague and the rapid increas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athology and economics became “interconstitutive domains of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disease was imagined as something originating externally like foreign commodities and circulating between individual bodies and the political bodies of the nation. Judging from the discourse, which claimed that financial crises were triggered by international trade, one may discover that in Volpone, or The Fox, Ben Johnson employs the interlude of Transmigration to hint at the circulation of merchandise and presen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economic ethics with a murky narrative of the foreign drugs’ curing but poisoning effects on human bodies. In response to the statements on economics at that time, this play connects various imported medicines with the diseases of individual bodies and political bodies. And it implies that only by monitoring the circulation of merchandise before its entry through the harbor effectively can the custom ensure the health of the kingdom. All this shows the anxiety toward the imported merchandise in England during the pre-business era.

Author

Tao Jiusheng, PhD in literature,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He specializes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Email: taojiush@163.com

本·琼森的戏剧《狐狸》（1606）中头号骗子福尔蓬奈（Volpone）假装病危而卧床不起，一大群人相信他生命垂危而希望被列为他巨额财产的继承人，相继送给他无数从海外进口的外来商品。为逼真表演重病，他向受骗者福尔托勒（Voltore）展现临近死亡的症状，躺在床上恸哭：“我正航行到港口”（I. iii. 29）①。福尔蓬奈使用货船入港之意象描绘重病，把疾病与国际贸易中的商船事件相联系。他向赛丽亚叙述外来药品神油的起源和跨国间迁移轨迹（II. ii. 282-293），服务于他淫乐、骗财之目的，让外来商品与疾病发生关联。理政女士好管闲事，为福尔蓬奈开药治病，她开出的不同药品都是通过跨国贸易从英格兰、地中海、加那利群岛和东方国家等进口而来。在热情推荐国际药品时，她自己也消费来自意大利的衣服、化妆品和书籍。理政先生把她对全球商品的好奇心解读为“我妻子的一种疾病”（II. i. 11）。此外，赛丽亚喜欢任何“意大利药品”纳诺提及从印度、丹麦进口的“烟草”、香料“檫树根”等商品（II. ii. 150-155）。在理政先生看来，对外来药品的狂热痴迷是一种个人身体疾病，而入境商品需要接受海关检测，细查来自“可疑区域”的货船是否携带“瘟疫”（IV. ii. 103-104），以使王国政治身体远离疾病。学界注意到了该剧涉及外来商品的情节片段。琳达·莱维·朋克在 17 世纪消费主义语境中研究剧中英格兰女性、绅士和中产阶级对来自美洲、欧洲大陆和东方世界奢侈品的偏爱，认为女性在自由购物中实现自我，贵族政客把消费外来商品时的罪恶意识转变成一种自豪感（Peck 1-16），却忽视了从外来商品与疾病的关系解析罪恶意识的内涵。实际上，16、17 世纪英格兰瘟疫频发，古典医学知识进入日常生活和文学领域，由专业术语转变为普通语言（Womack 75-78）。同时，英格兰国际贸易迅猛发展，过量外来商品进入英格兰并引发经济危机，商品和商人因而被类比为以实体（entity）形式存在的瘟疫和疾病（Harris 108）。此种疾病实体论以瘟疫的传染性为事实基础而开始发展起来，对把疾病视为一种身体状态的古典体液理论形成挑战（Hillman 41-43）。鉴于此，笔者把《狐狸》置于英格兰瘟疫频发和前商业时代的语境中，研究剧中经济学与病理学话语如何互为构建，剖析外来商品的病理化内涵以揭示早期现代英格兰的外来商品焦虑。

16、17 世纪医学、经济学与哲学语境中的疾病实体论

自由市场的疯狂蔓延是 16、17 世纪伦敦社会重要的语境之一，商业剧场与商贸活动相当活跃，“为谋取利润，商人正如剧院演员一样，不断变换角色”（McEvoy 55）。《狐狸》完美地展现了早期现代英格兰商人为获取财富不惜扮演重危病人，显示“琼森对投机取巧、残忍无比的享乐主义商人的批评态度”（Gibbons 153）。考虑到瘟疫盛行的医学语境，《狐狸》与当时经济、医学等历史文本之间的动态关系需从早期现代英格兰社会瘟疫频发而促使病因学理论经历革命性转变这一现实谈起（Cohen 1-19）。此时伦敦人口密集、污水横流，鼠类大批出没于地下水沟中，未处理的生活和加工业的污水流入泰晤士河。这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提供了便利，瘟疫成为当时最让人恐惧的疾病，它由跳蚤所传播并数次横扫伦敦直至整个英格兰，于 1563 年、1578—1579 年、1582 年、1592—1594 年和 1603 年等较大规模爆发，消灭了伦敦近四分之一的人口（Singman 52）。人们运用古希腊医生伽林提出的体液理论医治疾病，把疾病理解为体内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粘液汁等四种体液的不平衡状态，试图通过放血、饮食、出汗、吃药或拔罐等疗法恢复健康，但疗效甚微（Womack 76）。瘟疫高频爆发时，疾病为一种身体状态的内因性理论逐渐受到质疑。人们开始相信，疾病是一种可迁移的实体，从他人传染到自己，或通过港口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由外国传入英格兰，疾病外因论呈现出来（Harris 110）。然而，从疾病外因论发展成实体论离不开早期现代宗教、医学、量子哲学和国际贸易语境。

《圣经·诗篇》第 38 章第 2 节把瘟疫刻画为“上帝之剑”。16 世纪意大利人提出激进的疾病种子理论，认为瘟疫是由空气所传播的微型颗粒（Fracastoro 33-34）。瘟疫（plague）的拉丁语词根 plaga 意为“袭击”或“打击”，这有助于 16、17 世纪英格兰人从外因上思考疾病：“瘟疫之炮弹没有发射，但小弹丸日夜不停地扫射郊区，瘟疫已发送 7 颗子弹，呼啸直入城区。这些剑飞越头顶，击中一些目标，尽管也会错过我们”（Dekker 187）。但这些可视“子弹”不是微生物学而是神学上的疾病概念。它们还不是物质上的运动“实物”，而只是上帝意愿的标志。许多医生拒绝接受瘟疫是传染性的，仍选择在伽林医学框架中解释瘟疫的起因。例如，托马斯·洛奇于 1603 的瘟疫之年指出，瘟疫由“体液匮乏”所致（Lodge B4）。也有人把瘟疫解释为源于对该疾病缺乏先天的抵抗力 , 或理解为体液失调，把起因归于气候变化与个体传染性体质（Rosen 80-81）。而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的瘴气理论被 16、17 世纪医生用来解释瘟疫，把病因从内转向外部要素，由死尸感染的有毒空气成为疾病主因，但传播疾病的漂流空气仍不允许人们把瘟疫视为一种实物。当时一位作家指出，瘟疫由“一种拥有潜在和秘密属性的腐烂空气”产生（Hobbes A2）。1594 年，约翰·金把瘟疫感染归于“必定腐败的空气”，澄清了神学起源论，“让人痛苦不堪的瘟疫之剑投射在王国四方，甚至清空和消灭一些地方的人口”（Strype 294）。

部分英格兰医生转向古代“原子”哲学和新出现的机械哲学解释瘟疫起源。洛奇指出，瘟疫的直接原因是体液不平衡，但他同时辩论道，它源于“我们吸入的空气，那是本已腐败和有毒的种子”（Lodge B3）。这映射出早期现代医学从古典体液理论向疾病病毒论演变的轨迹。在此过程中，早期现代英格兰人复兴古代“原子”哲学，从古罗马哲学家、诗人卢克莱修作品中发现唯物主义宇宙观，认为宇宙由永恒运动中的极小微粒组成。譬如，1666 年发表的一篇准科学故事中，玛格利特·卡温迪斯自问，到底瘟疫是对其他被感染身体体液的“模仿”还是由“像原子一样的小苍蝇身体”渗透所致 (Cavendish 158-159) 。非常明显，借助“原子”术语，卡温迪斯使用运动中的“实体”意在构想病理学而非探讨物理学。事实是，16、17 世纪机械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变，以抽象性质定义物质的理论逐渐被量子哲学所取代，与医学认识论转变同步进行，疾病自然被接受为一种来自外部身体的“原子”（Wear, “Medicin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339-340）。

国际贸易实践中，瘟疫被解读为随商品、商人和商船由他国迁移入英格兰港口且类似他们的威胁性实体：“瘟疫跨越国界，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说，瘟疫借助南风从埃塞俄比亚越洋传播到希腊”（Bradwell B2v）。携带商品驶入港口的货船是瘟疫传播的载体，成为当时英格兰高度焦虑与关注的对象。16、17 世纪经济学文献中出现了梅毒的跨国传播叙事，梅毒威胁个人身体与国家经济身体，成为驱使个人与国家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欲望隐喻。② 如果说梅毒叙事斥责本国商人的商品欲望以便使国际贸易病理化，那瘟疫叙事则把伦理责任放在外国与外来商品上，呵斥伴随商品交换而迁移入境的瘟疫。一位作家把 1630 年瘟疫归于“来自土耳其的一捆地毯”，或源于一艘荷兰货船上的一只流浪狗（Wilson 86）。1636 年皇家医学院进谏：“任何来自海外或陆地的可疑人物或商品，没有健康证书，禁止入境”（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Certain Necessary Direction B3v）。早在 1580 年，葡萄牙大帆船在泰晤士河受到逮捕，船上商品被销毁，理由是怀疑其携带瘟疫；1602 年夏天，当瘟疫在荷兰爆发时，科巴姆勋爵下令禁止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船只进入伦敦港（Slack 221）。因此，枢密院命令“我们应该使用各种可能方式预防其蔓延”，要求议会即刻行动以遏制“它最可能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蔓延”（Dasent 347-472）。英格兰政府通过法令控制国外商船，但逃避一个事实 —— 疾病是双向传播而非单向传播。正是在 16、17 世纪前商业主义时代，琼森借助《狐狸》书写了跨国贸易中商船携带疾病与商品迁移到英格兰这一经济现象，使用经济学话语构建疾病实体论，瘟疫被想象为一种在身体之间迁移的类似外来商品的实体。

对商品流通的暗指与外来商品入侵身体的经济伦理

琼森借用病理学话语书写国际贸易源于当时英格兰国际商贸公司挑战关税制度并引发财政危机这一语境。戏剧初始，福尔蓬奈向受骗者福尔托勒逼真表演重病时恸哭，“我正航行到港口”（I. iii. 29）。他使用货船航行到港口之意象描绘重病，让疾病与国际贸易中的商船事件相联系。其实，早在 1203 年，约翰国王就颁布《温彻斯特大海关法》规范外贸；从 1275 年到 1350 年，英王制定了一整套相对成熟并沿用至 16、17世纪的国家海关制度。③ 该制度依赖国内主要外港城市，零售国内商品给国外商人。商贸活动给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额外关税和补贴也增长了国王财库金额，英格兰海关制度的贡献显现出来。然而，当贸易公司实力增强时，它们开始危害和破坏海关制度，如商人冒险公司就因垄断贸易、税收、汇率和物价等而损害国家经济。正是在国际贸易引发经济危机的语境中，《狐狸》清晰凸显了外来商品侵入〔福尔蓬奈〕自然身体和〔英格兰〕政治身体的经济伦理。

戏剧伊始，福尔蓬奈家庭的数位怪人上演了由仆人莫斯卡执笔的有关灵魂转世（transmigration）的幕间剧，以侏儒纳诺的一段话开场：

因为知道（指向安卓奇诺），这里附有毕达哥拉斯的灵魂，

那位神圣的魔法师，正如下文所述：

这个灵魂，快速又散漫不拘，先生，首先来自阿波罗，

然后经呼吸进入亚迪兰蒂斯身体，墨丘利是其儿子，

在那儿它有记住过去所做事情的天赋。

从那，继续向前飞，很快转世，

入驻欧福耳玻斯身体，他以一种美好的方式战死，

围攻特洛伊时，死于斯巴达的阿伽门农之手。

赫尔摩底谟是下一位，

他接纳了它，不久它从那儿消失，

但与提洛岛的皮拉斯在一起，它学会了垂钓，

这样，它进入希腊哲学家的身体。（I. ii. 6-17）

纳诺追溯了毕达哥拉斯灵魂的转世过程，途径诸多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它的迁移不仅通过哲学家、修士、律师和清教徒的身体，而且跨越希腊、特洛伊和南意大利，最后在威尼斯的安卓奇诺（Androgyno）身体中停留，而安卓奇诺是福尔蓬奈的雌雄同体之弄臣。现在问题是，为何琼森安排纳诺叙述一个看似与福尔蓬奈装病骗财毫不相关的毕达哥拉斯灵魂转世之题材？实际上，置“transmigration”于 16、17 世纪微观历史事件中，琼森的灵魂转世叙事再现出经济和病理现象的重叠：人员、商品和疾病在国家政治身体边界之间的跨境流动。

正因为“transmigration”在 17 世纪早期的多义性，《狐狸》幕间剧的地理政治学含义自然流露出来。自 13 世纪以来，“transmigration”一直被神学作家用来指称“强行把犹太人迁移并囚禁于巴比伦”之意，它就此获得了从一个地方移动或运输到另一个地方的普遍意义，特别是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17 世纪中期，托马斯·维斯科特叙述道，“以旅行与迁移的方式，绅士们的年轻孩子们非常具备资格、有能力且适合于经营共和国（1653—1660）境内重要的高级机构”（Westcote 51）。怪人们表演的幕间剧负载着跨越边境之意，毕达哥拉斯转世的身体被不断地认同为国家。当没有特指某个民族国家时，它更倾向清教徒的“渎神国家”（I. ii. 47）和最值得赞扬的弄臣们的“国家”（I. ii. 66）。或者说，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被再现为以多民族身份旅行的持续运动。当然，灵魂转世祛除了它更为严格的精神层面意义。琼森描述毕达哥拉斯灵魂的快速而漫长的旅程，指向早期现代的一种诈骗游戏：魔法师“快速又散漫不拘”地从钱币中变出数只海鸥，指挥这些海鸥穿过一种貌似坚固而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刺破的皮带。④灵魂转世运动与诈骗游戏发生转喻关联，它因此通过纳诺的话语获得了某种“流动的”“商业化”意义，表现在《狐狸》最重要的人物身上，如英格兰旅行家理政先生、理政女士和佩里格林（Peregrine，意为“侨民”）。而佩里格林就是当时有“旅行与迁移”经历的维斯科特的典型代表。更重要的是，该意义还体现在剧中许多从原初的、异国他乡迁移、进口而来的高价商品上。追逐利润、跨越国界的漫长旅程正是《狐狸》的主题，而整个旅程中，类似“原子”、“量子”的瘟疫随“实体”商品在不同政治身体之间流通。

《狐狸》其他地方对“灵魂转世”的指称也支持对这一主题的跨国贸易之解读。当福尔蓬奈试图引诱遗产猎取者柯伟诺之妻赛丽亚时，他使她幻想各种让人神魂颠倒的娱乐图景。福尔蓬奈说，赛丽亚将以“各种形态”扮演各种角色：

着装如一些轻盈活跃的法国夫人，

勇敢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女士，或自豪的西班牙美女；

有时，变成波斯苏菲地区的妻子；

或〔瑞典〕大西格诺尔的情人；并且作为交换，

变为最有艺术才华的政妓之一，

或某个快速的黑人，或冰冷的俄国佬；

且我将遇见你，以尽可能多的各种形态：

在可能的地方，传递我们漫步的灵魂，

从我们嘴唇处出发，让我们的欢乐之金额入账。（III. iv. 219-235）

福尔蓬奈用“漫步的灵魂”暗指“灵魂转世”，让人想起戏剧世界和演员们角色转换之力量。然而，福尔蓬奈“漫步的灵魂”之娱乐幻想最显著的特征仍然是它隐含的跨国贸易的意义维度：它被琼森再现为一场享乐主义的假面舞会，它“快速而散漫不拘”地变换角色，从“托斯卡纳女士”到“波斯苏菲地区的妻子”，或从“黑人”到“俄国佬”。此处，舞台装扮模糊合成地理政治学意义上的“迁移”。引文使用“金额”、“入账”等商业术语则表达这些跨越民族边界的“效果”，因为根据福尔蓬奈的说法，戏剧性地从一个民族漫步迈向另一个民族之角色转换目的在于“让欢乐之金额入账”（Harris 118）。这个短语暗示，通过民族间的无休止 “ 迁移 ” 运动，欲望的财富账单得以生成。

为吸引赛丽亚的注意力，福尔蓬奈扮演成有名的江湖郎中，一位来自意大利曼图亚的斯科托医生。追溯斯科托药品神油的起源和发展轨迹，他刻画了该神油与毕达哥拉斯灵魂极其类似的“迁移”路径，与毕达哥拉斯灵魂的阿波罗起源相似：“这种神油使维纳斯变成一位女神，/ 此神油由阿波罗给予她，让她青春永驻，/ 清除她脸上的皱纹，坚固她的牙龈，润滑她的肌肤，/ 美化她的头发。由她，传递到海伦手中，/ 在洗劫特洛伊时，却不幸遗失。/ 直至今日，在我们的时代，它让人高兴地从亚洲的一些废墟中失而复得，/ 经一位古文物研究人员的刻苦钻研。/ 他派人送该神油的一半剂量到法国宫廷，/ 那里的贵族女士此时用之美化头发。/ 剩余部分此刻被送往我处，/ 提取至精华”（II. ii. 282-293）。剧中的神油迁移轨迹塑造了商品依赖的外港贸易语境，正如疾病的跨国传播生成了英格兰瘟疫频发之现状。福尔蓬奈的神油从古希腊途经小亚细亚和法国才迁移至威尼斯，但琼森把神油与福尔蓬奈的淫乐、骗财主题联系起来，似乎暗示神油的毒性危害。这让人想起剧中另一细节：“毒药”由国外“江湖骗子”运输和零售到威尼斯（II. ii. 16, 5）。如果剧中威尼斯隐喻英格兰，那江湖郎中有“毒性”药品在跨越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边界的迁移过程中，不仅伤害了个人也损害了国家。琼森将迁移商品消极的转换性力量普遍化。不管是良性疗法还是毒性危害，医药决定了现有的“人际与社会语境”（Appadurai 5）：它生产“坚固〔……〕的牙龈”（II. ii. 238）与“尸体”（II. ii. 61）、“相貌年轻的宫廷女子”（II. ii. 243-244）和“萎缩的劳工”（II. ii. 65）。在此过程中，琼森含混地介入到关于外来商品的争论中，以戏剧形式辩论外来药品的疗效，讨论它对个人身体和国家政治身体的益处和潜在危险。

进口药品（商品）的身体疾病关联与

政府海关的监管职责

《狐狸》中的若干处指向用于治病的外来药品，呼应了 16、17 世纪外来药品（商品）数量猛增的历史现实。福尔蓬奈试图遏制有关说他使用“商品”毒害人的谣言（II. ii. 41）。理政女士快乐地为福尔蓬奈开出治疗他所伪装的重病的多种药方，如“种珠”、“香橼”和“土木香”等（III. iv. 51-56）。这一药方最显著的特点是药品品种的跨国来源,有些来自理政女士的家乡英格兰，有些则来自地中海、加那利群岛或东方国家，讽刺性地暗示她作为国际大都会消费者的身份，因为她对意大利的衣服、化妆品和书籍的消费被她丈夫定义为一种疾病，由她“某种特殊体液”所驱使（II. i. 11）。有趣的是，剧中其他人物赛丽亚和纳诺也表现出对斯科托神油和来自印度、美洲等地药品的痴迷（II. ii. 150-155）。实际上，这些异国情调的药品喻指从东方和新世界进口的所有商品，甚至作为外来商品的药品与生活用品无需做任何区分。1587 年，威廉·哈里森在《英格兰描写》中斥责国人“持续不断地贪欲外来药品”，哀叹“我们与那些从阿拉伯世界进口来的日常生活品有何相干？”（Harrison 327）此时远东被称为香料岛，该地名让来自该地的商品与药品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香料既是一种日用品又是一种药品。当时运价总簿显示，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初，特别在 1587—1588 年间，外来药品、香料和甜点等进口量剧增数倍（Roberts 175, 178），与《狐狸》中理政夫人列举的消费清单和疾病药方高度吻合。可以察觉，让剧中的外来药品与迁移、消费、健康和疾病等联系起来，琼森旨在把国家经济置于身体与病理学话语的框架之中。

英格兰对进口药品的敌对态度在政治、宗教、医学和经济层面表现出来，而全面阐释怀疑立场的是医生兼经济学家提摩西·布莱特的“医药保护主义”（Harris 123）。在论说文《英格兰医药足够治愈各种疾病》（1580）中，布莱特强调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的重叠，“根据各自的地位和能力，你我必须最勤快地寻找药品治疗咱们的国家”（Bright A4v）。他从宗教视角阐释民族主义立场，“我们的药剂从最卑劣、最野蛮的外族进口，几乎都来自上帝之子的敌人，难道说上帝对他们会比对上帝子民有更多关照和给予他们更多医药贮备？”（Bright C4v）言外之意，上帝已为他的英格兰子民供应了丰富有效的本地医药。此类仇外意识隐含一套复杂的基于体液理论的饮食思想。在布莱特看来，各民族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以不同的食物为生导致身体差异，“因此体液结构千差万别”，“因破坏饮食而生发疾病的原因必定不同”（Bright B4v）。他继续说道，“对同一疾病，每个民族都有特殊表征，对应的药品也非常独特〔……〕药品因国家而不同〔……〕就算某种药能治好穆尔人、印第安人或西班牙人，但对我们绝对无效”（Bright F4v），故而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需要谨慎保护起来。然而，该立场也促使他肯定外来药品的能效，对外来疾病的疗法做出新颖解释。对于梅毒，布莱特指出，用疾病起源地植物制作的外来疗法显得很有必要：“大自然在美洲供应了对付这种怪异的印第安疾病的药方”（Bright D4v）。因此，《狐狸》中的福尔蓬奈提到出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各种流行疗法可治疗梅毒（II. ii. 127-128），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外来药品的神性与毒性之争中，琼森认可进口麻药治疗疾病之功效，却对其危害人体之属性深感不安。《狐狸》剧中人物消费从印度入境的“烟草”（II. ii. 151）.老绅士柯巴西奥带着自己医生用源于世界各地的“所有原料”制成的鸦片探望福尔蓬奈，“知道它最为温和有效”（I. iii. 16）。莫斯卡回应道，福尔蓬奈“对这药没有信心”且视之为“一种比疾病更大的危险”（I. iii. 20-22）。理政夫人坚持推荐自己从海外带回的神奇药物，“种珠能行，由苹果糖浆煮制，/ 金黄色泽，橘红色香橼丸子，/您的土木香根茎，樱桃李”（III. iv. 51-53）。有趣的是，与鸦片的原料罂粟一样，这些植物药材大多产于亚热带地区，从西班牙、印度、东南亚和美洲等地进口到英国。而自 6000 多年前在地中海东部被发现后，“罂粟成为伽林医生首推的植物药剂”，在古典体液理论中居权威地位，“一直到 17 世纪，它主要用于治疗痢疾和肝毒”（Harding 2）。再且，尽管当时人们相信，上帝赋予不同植物不同药理功能，如“种珠”用于治疗胃灼热，“土木香”可专攻心脏衰竭，但文中“植物药剂都是专攻福尔蓬奈忧郁症的良方”，均有镇定身心之功效（Brooke and Paradise 501）；与柯巴西奥带给福尔蓬奈的鸦片一样，“一定让他安神入睡”（I. iii. 17）。琼森让剧中列举的大部分药材与鸦片制剂发生联系。福尔蓬奈拒绝接受这些药方暗含琼森对外来药品的矛盾态度，映照出当时社会对麻药的复杂看法：鸦片制剂被视为治疗瘟疫以及感冒、腹泻等病的神药，但医生通过临床医学试验发现鸦片制剂危害神经中枢而称之为毒药，“这些草本药物的疗效悖论性地依靠它们对身体的潜在伤害”（Wear,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English Medicine 49）。

布莱特让经济学话语与病理学话语互为构建以呈现国外身体对英格兰国民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威胁。在论述外来身体时，他重复使用商业旅行者乘坐货船航海到欧洲之意象，他们从西印度群岛携带“痘痕”回国，或从东方承载让人怀疑的药品回来。言外之意，疾病（“痘痕”）如商品一样从国外迁移到国内，商业话语被用来构建病理学话语；反过来，外来商品如疾病一样危害个人身体与国家健康，病理学话语被用于构建商业话语。所以，国外药品不仅对个人体液平衡也对国家金融秩序造成威胁。布莱特反问，“从商人供应的商品中，你能得到什么希望？他们只是在买卖中获利，乃是一群无知的狂热之徒”（Bright B2v）。他指出，尽管国外药品对于国外传播过来的疾病有治疗效果，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能力购买这些药品，而他的这种不满在 16、17世纪社会中有着普遍表达（Harris 125）。在《给新兴朝臣的建议》中，罗伯特·格林发现，有教养但贫穷的“穿布料马裤”之人只能雇佣“厨房医生”，而富裕的“穿丝绒马裤”之人必定有自己的“鞑靼油（一种来自蒙古国的医药）、处女奶（一种化妆品）和樟脑”（Greene D3）。这符合当时经济学观点：过度进口昂贵而无用的外来商品，英格兰社会不再和谐，逐步丧失她的金融健康。亨利八世政治顾问托马斯·斯塔基指出，英格兰患病的原因之一在于“商人出口生活必需品到国外而从国外进口无用商品”（Starkey 82）。当医药保护主义与经济保护主义相吻合时，对国外“无用商品”的怀疑是否暗示外来奢侈药品和商品需受制于海关严格监控？

《狐狸》中的理政先生展现了从海关入境的疾病与外来商品最生动的意义交汇。作为一位英格兰骑士、旅行家，他试图从外贸中快速谋利，但他提到要检测瘟疫：“如何调查，下定决心，/ 按目前例证，是否一艘船，/ 最近从〔西班牙〕索里亚到达，或从 / 任何〔地中海〕黎凡特地区的可疑区域，/ 有瘟疫之罪”（IV. ii. 100-104）。理政先生把瘟疫想象为一种从东方迁移过来的商品。此种对疾病的商品化构建与当时神学、哲学与瘴气理论对疾病的“实体化”解释趋势相一致。考虑到瘟疫对政治身体的威胁，他建议对入港商品进行瘟疫检测。对他而言，不只是威尼斯易于受到侵蚀，伦敦港也可能受到西班牙货船的经济颠覆。当佩里格林刚从伦敦港回来，告诉他“泰晤士河中发现一艘商船”，理政先生答道，“那是来自西班牙的船只，或〔威尼斯〕大公爵的：/ 斯皮诺拉的商船，以我生命担保，我确信！ / 它们不会离开吗？”（II. i. 45-52）港口的文化意义与瘟疫的商品内涵连接起来。正如福柯所说，早期现代“港口〔……〕是——随商品流通，人们自愿或强行签约，水手登船或下船，疾病与瘟疫共存——一个遗弃、走私和感染的地方，一个危险混合物的会所，一个违禁品流通的会场”（Foucault 144）。港口是商品、疾病、违禁品相互交融的地方，是经济学和病理学术语最明显交汇的地方。理政先生用“它们不会离开吗？”指向对外来商品的管控。实际上，琼森创作本剧时，威尼斯与英格兰政府都发展了一套成熟的传染病人隔离体系，目标对准那些携带疾病入境的商业旅行者和商船（Rosen 44-45）。

如果隔离只是应急手段，那海关监管便是预防有潜在威胁的外来商品与人员的有效措施，剧中的理政先生正如海关官员，流露出对于英格兰外来商品的焦虑。理政先生指控弄臣反叛，相信后者收集的情报如从“低地国家”商船中购买的外来商品，威胁到政体健康与国家安全。他注意弄臣“从一个商业旅行者（一位隐藏的政客）”“接受指令，/ 在一大浅盘肉中；/ 迅速地，肉还没吃完，/ 用牙签写出了答案”（II. i. 78-85）。理政先生把英格兰商人冒险公司作为投射对象，受到“有毒的”“雇佣他（弄臣）的国外政体”的渗透，海关监控变得必要。当时经济学著作普遍关注国外药品、商品对政治身体的威胁，而曾任职于海关部门的前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弥尔斯系统论述了海关官员职责。病理学图景是他论述港口交通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象。弥尔斯叙述道，交通“能康复疾病、缓解疼痛和补充营养，治愈特别成员身上的所有疾病，让共和国整个身体完美健康”（Milles, Customers Apology B2v）。英格兰外港是瘟疫和疾病区域，海关部门本应帮助国民逃离瘟疫，但“已受到感染〔……〕被抛弃或需要改革”（Milles, The Customers Reply A5v）。当瘟疫通常由货船携带入境时，没有货船入港却成了英格兰经济瘟疫。当商人冒险公司把国内商品卖到国外赚得外币、购买外来无用商品并直接运回伦敦时，危险的、装载异族商品的大商船队不仅掏空了英格兰国库而且逃脱了外港的海关官员检查。弥尔斯表示，“因国外商品，我们的交通无精打采、死气沉沉、几乎流血殆尽〔……〕东印度公司（已取代商人冒险公司）用胡椒壮大自己，或者把自己变成木乃伊”（Milles, The Mystery of Iniquity K1）。东方香料药品“胡椒”和“木乃伊”喻指外来商品，“用胡椒壮大自己”意指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把自己变成木乃伊”意味着外来商品对个人和国家政治身体的潜在威胁。

《狐狸》创作于早期现代疾病频发与国际商贸迅猛发展时期，新出现的疾病实体论挑战古典体液理论，财经危机使英格兰人在病理学框架内诠释外来商品。无论是布莱特提出医药保护主义以服务经济保护主义，抑或弥尔斯提出交通瘫痪以对商业公司加强海关监管，16、17 世纪经济学家们主要对外来商品持怀疑态度：外来商品有助政治身体健康故可被接受，但必须运输到英格兰外港接受海关检测并收缴关税，否则必定引发一场经济瘟疫（Harris 129）。剧中理政夫人和弄臣等人对外来商品异常狂热或与国外势力保持联系，理政先生对他们的批评或指控与当时经济学家对外来商品的病理化思考基本一致。经济学家使用病理学术语构建经济学话语，海关部门严格监查威胁政治身体健康的入境商品，这推动产生了重要的认知变革：一是国家经济与政治身体健康受到外来商品的潜在威胁，二是经济疾病与人体疾病都作为实体处在迁移状态中。《狐狸》展现了经济学与病理学话语的发展趋势与融合过程，透射出英格兰对外来商品的深度焦虑。然而，在伦敦甚至欧洲繁荣的商业剧院演出时，该剧也成了早期现代人追捧的奢侈商品（Ladegaard 67-71）。琼森也许没意识到，本剧表达外来商品焦虑时，它自身的商品属性却成为英格兰的焦虑对象。或许，这正是《狐狸》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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