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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济慈常被误认为一位对社会现实漠不关心的浪漫主义诗人。本文从修辞伦理视角阐释济慈的长篇叙事诗《圣亚尼节前夜》，援引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说明诗人将新教伦理融入诗歌，试图赋予社会生活以新教伦理，以此积极介入社会。通过考察诗歌中的修辞伦理，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济慈倡导的新教伦理观：以苦修作为职业的苦行僧象征新教的职业伦理观，普菲洛与玛德琳的爱情故事寓意新教调和平衡的情爱伦理观，对奢侈品消费的克制意旨新教的消费伦理观。济慈标举新教伦理的目的在于摧毁冲动性享乐，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有秩序。诗歌中的人物、事件、意象等元素呈现了一幅新教伦理景观图，彰显了诗人以文学影响读者伦理观的书写策略。

作者简介

陈军，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英语诗歌和修辞学。

 The Landscape of Protestant Ethic: A Critique of Rhetorical Ethic in John Keats’s The Eve of St. Agnes

Though often misunderstood as showing little concern for social reality, John Keats demonstrates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eng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hetorical ethic, and Max Weber’s theory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offers a new reading of Keats’s narrative poem “The Eve of St. Agnes,” illuminating how Keats attemps to impose the Protestant order upon the world depicted. The article elaborates the Protestant ethic proposed by the poe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rotestant ethic of occupation, the Protestant ethic of love,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 of consumption. For Keats, the purpose of proposing such an ethic is to destroy the irrational impulse for pleasure and to make the social life more orderly. The characters, events, and images in the poem shape the landscape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displaying the poet’s strategy of writing that influences the reader.

Chen Jun, Ph.D., is research fellow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poetry and rhetoric. 

Email: chenjun26@mail.sysu.edu.cn

由于济慈毕生追求诗歌艺术的美与真，似乎对社会政治生活漠然置之，导致他常被误解为一位不问尘世的隐逸者。例如，新历史主义者麦克干认为，包括《秋颂》在内的济慈诗歌，美到极致而显得虚幻，甚至称其为“逃避主义诗歌”(McGann 61)。不过，随着济慈研究的逐渐深入，那些表面上没有深刻含义的“唯美”作品正逐步敞露出诗人介入社会的独特路径。在《夜莺颂》、《秋颂》等作品中，诗人将个人的不幸与苦难“上升到对青春/白发、丰饶/肃杀、美丽/颓败等一系列人生的终极悖论的思考”（张旭春 135）。对人生终极悖论的思考即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济慈的诗歌言说者常常通过自我的不幸，理解并同情他者的苦难。这既是一种入世的姿态，也是伦理意识的流露。济慈的长篇叙事诗《圣亚尼节前夜》（以下简称《前夜》），不仅在审美上摒弃了新古典主义者奉为涅槃的英雄偶句，而且在伦理上试图摆脱天主教道德标准的约束，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以文学影响读者的伦理观，是济慈介入社会的独特方式。或可说，即使济慈没有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他也在用诗歌“维护着文学思维和美学思维的重要作用”(丁宏为 208)。

修辞伦理为理解济慈的社会介入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修辞伦理的要旨在于通过考察诗歌中构成审美的修辞，对作品进行伦理阅读，还原隐含于人物、事件、意象中的伦理原则。本文所涉的相关理论主要来自于修辞学与叙述伦理学。修辞是作者劝服读者接受其世界观和伦理观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说：“修辞可定义为一种才能，以便在特定的情况下寻求有效的说服方法”(Aristotle 37)，其目的是对听众或读者施加知性和情感影响，从而同意言说者的观点。艾布拉姆斯认为修辞学的目的是“探求语言的说服等效果，及其施加影响的方式”(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311)。事实上，修辞不仅是一种说服的技巧，它与伦理密不可分。叙述伦理学认为伦理批评应该解决“说故事者与读者间伦理气质（ethos）的冲突”，从而揭示阅读进程中的伦理判断(Booth 8—9)。为了有效说服读者，叙述中自然包含措辞、节奏、言说模式等修辞手段。修辞与伦理实难分割，可以说“叙事活动本身即具有伦理性质”(王鸿生 17)。但是，修辞伦理批评不等于简单的道德判断，更不是将道德标准强加给作品，而是发现文学赋予社会生活以某种秩序的途径。因此，“修辞理论家不应将先在的伦理系统应用于具体的叙述来进行伦理批评〔……〕；相反，他们尝试对形成具体叙述基础的伦理原则进行重构”(Phelan 10)。国内学者也指出伦理批评应该“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聂珍钊 14)。将《前夜》放入历史的伦理现场考察，有利于还原作品中的伦理原则，从而发掘出作品中的深刻涵义。

通过还原《前夜》中的伦理原则，可以发现济慈在诗歌修辞中融入了伦理，将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私人诗语提升为崇高的公共话语，以塑造目标读者的伦理价值观念。可以说，“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有其不容忽视的伦理层面”(汪建峰 66)。为了清晰地展示诗歌的伦理特征，此处有必要对故事的主要情节进行概述。圣亚尼节前夜的城堡外，年迈的苦行僧独自在冰冷的教堂中祈祷。当城堡内的众人在狂欢作乐时，少女玛德琳举行了圣亚尼的仪式，服药入梦以此慰籍对普菲洛的相思之苦。由于家族恩怨，她的情人普菲洛不得不冒险潜入城堡，在老保姆安其拉的帮助下，藏进玛德琳的衣橱内，伺机将她从梦中唤醒。之后两人一起逃离了城堡，消失在暴风雨中。故事以城堡主人与宾客的噩梦结束，苦行僧在祈祷中沉睡不醒。作品以斯宾塞体写成，节奏与押韵充满和谐之美；诗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独特，爱情事件惊心动魄，精美的意象层层叠叠。音韵美、故事美、意象美等将作品笼罩上了一层“唯美”的面纱。

其实，《前夜》的伦理意义远超其审美层面，并显露出诗人介入社会的独特方式。通过考察作品中的修辞伦理，本文试图说明诗人如何将人物、事件、意象等文学元素组织为一幅新教的伦理景观图，如何以新教的职业伦理、情爱伦理、消费伦理赋予世界以新教秩序的过程。如布鲁姆所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具有“新教血统的宗教诗”，反抗了“天主教的、保守的且自称是古典的传统”（《普罗米修斯的复兴》160—161)。诗人将新教伦理融入诗歌，尝试赋予社会生活以新教伦理，表现出积极介入社会的姿态。他的社会责任感使作品远远超出了“唯美主义狭隘的视野范围”(郭伟锋 21)。 

关于济慈的社会介入问题，有学者提出社会功利主义，即“实现对现存制度的怀疑和批判”(罗义华 53)。这样可能将问题简单化了。在有关《前夜》的59种解读方式①中，三位英美学者的批评值得一提，分别是瓦瑟曼的审美阅读（将作品看作美与想象力的互动）(Wasserman 102)，斯狄林格的道德阅读（认为作品是有关偷窥欲和性犯罪的叙述）(Stillinger 39—78)，以及斯佩里的主题释义阅读（认为这是一部以许愿-满足为主题的罗曼司）(Sperry 27)。斯狄林格的道德阅读将作品简化为某种谴责文本，而另外两者则回避了诗歌中的伦理问题。其实，释义、审美、伦理是三个不同的阅读进程，对应不同的阅读期待。伦理阅读和释义阅读、审美阅读互相缠绕，并制约后两者。例如，“如果我们判断言说者的视角在伦理上不可取，我们就会完全认为这首诗在审美上有缺陷，尽管我们在进行初步的审美判断时，可能会赞赏诗人对诸如节奏、韵律、措辞等形式要素的处理”(Phelan 153)。此外，伦理阅读有助于发现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01

《前夜》的奇特之处在于以苦行僧形象作为序幕，引出爱情故事的叙述。然而诗歌的内核是浪漫的爱情故事，为何在其之外镶套上颇有禁欲意味的外壳？这绝不是将“爱情故事置放在一个充满了冷酷、仇恨和死亡的氛围中描述”(刘新民 118)那么简单，因为苦行僧以自我惩罚者的形象登场，又以沉睡不醒的意象将诗歌收尾，分明是为整部作品定下了禁欲的基调。苦行僧的原文为“Beadsman”，即以替代他人祈祷作为职业。根据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Beadsman与以-man结尾的单词形成纵聚合关系。由于“纵聚合之间的关系是相似性”(赵毅衡 53)，Beadsman引发对同词缀词语的自然联想，如tradesman, woodsman, milkman, postman, footman等（都指某种职业）。那么这里的Beadsman无疑意指“职业”的概念。这位苦行僧并不是为了避世而禁欲，而是以苦修作为职业，以此完成新教伦理中的“天职（der Beruf）”(韦伯 58)。这恰恰是新教“重视尘世，承认今生就是工作的思想”(韦伯 65)，是新教的职业伦理观。

同时，教堂内的禁欲祷告与城堡内的狂欢形成了鲜明对照：圣亚尼节的前夜，城堡主人与众宾客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狂欢宴会，唯有苦行僧孑然一身在冰冷的教堂内诵经②：

       老僧冻僵的手指还在数着念珠，

       他口中呼出的白汽，凝为寒霜，

       似古旧香炉的烟雾，袅袅升起，

       好像正在飞往天堂，一刻不息，

      在祷告声中，飘过圣母的画像。（5—9）

不仅教堂外的猫头鹰、野兔、牛羊群及一切活物都在忍受饥寒的考验，连教堂内没有生命的石像也要在这严寒中做禁欲式的祷告：

       两旁亡者的雕塑，受冻而凝固，

       囚禁在黑色、炼狱般的围栏内：

       众骑士与淑女，在沉寂中祷告，

       他走过去，疲敝中又怎会想到，

       他们在结冰的衣胄中如何忍受。（14—18）

如果说教堂外的动物与教堂内的雕塑只是严寒的牺牲品，苦行僧的祷告则体现了一种自我约束。他结束祷告后，急切地想倾听城堡内的欢宴情景，然而听到的不是金石之音，而是谴责之声：“清脆刺耳的号声向他发出责难”（31）。他此生都在为他者的幸福诉说、歌唱，自己只能苦修忏悔，连偷偷享用一下音乐都不被允许。可见这里的禁欲色彩是多么的浓厚。那么，叙述苦行僧的禁欲生活用意何在？

济慈是一位新教教徒，死后葬于罗马的新教公墓。诗人的宗教身份无疑会影响他的创作，他的伦理立场也会在诗歌中显露。在创作《前夜》期间，济慈给他的妹妹范尼回信解答宗教问题时说：“新教只有2个圣礼：施洗与圣餐礼（the Lord’s Supper）。天主教却有7个圣礼（我都忘了是哪些），还掌管着婚姻这项民权。我觉得坚信礼③也算一个吧，还有过分的涂油礼，还有给将死之人的手脚涂抹圣水的仪式。我们只有2个圣礼，因为新教改革家业已证明《圣经》中只有2个是上帝要求的，天主教选定的那几个不过是人为的教条罢了”(Keats, 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 247)。新教的仪式与天主教相比已经大大简化了。这种仪式的简化不仅是教派形式上的差别，更表明了两者对宗教生活的不同伦理立场。具体来说，天主教将禁欲苦修作为消极度日的方式，而新教将禁欲苦修当作克服非理性冲动的工具。

韦伯指出，新教倡导的禁欲伦理使人们在工作上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厉行节俭，以理性之光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32—56)。济慈作为一名新教教徒，在诗歌中提倡新教伦理，实际上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而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因为新教的苦修不但保证了灵魂得到救赎，而且将修习者“训练成为上帝的天国而服务的工人”（韦伯 91）。这样来看，苦行僧形象暗示了一种理性精神。对理性精神的追求在济慈的颂诗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夜莺颂》④中，言说者的神往之处并非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而是阿波罗式的理性：“飞吧！飞吧！我要向你飞去，/不要乘坐巴克斯的飞豹战车，/而是要借助诗神的隐形双翼”(31—33) 。在古罗马神话中，巴克斯是酒神（又名狄奥尼索斯），象征狂欢与享乐；而诗神是腓比斯（或称阿波罗），象征光明与理性。夜莺飞翔的地方不是纵欲享乐之所，而是禁欲的理性空间。

济慈提倡的新教禁欲思想与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有很大不同。天主教消极禁欲，认为拥有财富将使人懒惰，放弃人生的正当追求。新教禁欲思想是“一套合乎理性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韦伯 91)。不仅如此，新教还将禁欲与天职（职业）的概念联系起来，并认为“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韦伯 127）。这样来看，苦行僧象征的禁欲思想与资本主义生产并不矛盾，并合乎新教伦理。财富在天主教看来是罪恶之源，而在新教教徒那里却成为获得终极救赎的门票。此外，新教的禁欲思想反对的不是财富，而是无节制地享用财富，归根究底还是一种理性思想。

苦行僧象征了新教的职业伦理，表明诗人将宗教改革的思想融入文学作品，进而对社会习俗、舆论产生影响。这是诗人积极介入社会的明证。当然，这种介入方式并不完全是个案。如罗素所论，浪漫主义诗人在“个人主义方面，总有一种什么牢固不拔的新教成分，而且在塑造风俗、舆论和制度方面，他们取得的永久性成功几乎完全限于新教国家”(218)。虽然罗素对卢梭式的浪漫主义者偶有微词，但他承认浪漫主义诗人对社会生活施加的积极影响。

02

爱情与婚姻是世俗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济慈诗歌的重要题材。在上文提到的信中，诗人明确表达了对天主教掌管婚姻大权的愤激，主张自由的爱情。不过，此处应指出诗人既反对爱欲的放纵，也不完全同意清教徒式的情欲观。韦伯指出：“清教徒弃绝性欲的禁欲主义与修道院的禁欲生活只是在程度上而非原则上有所区别；而且由于它的婚姻观念，其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远远超过了后者。因为，即使在婚姻生活里，性交也不过是遵照孳生繁育的训令而充当为上帝增益荣耀的手段，上帝正是为此目的才恩准它的”(124)。诗人提倡的情爱伦理可在他的诗学思想中得到佐证。他的消极感受力一方面注重“发挥移情作用形成审美意象”，另一方面强调了“对情感不是一味地放纵，而是加以合理地节制与控制”(黄擎 许诚 97)。这种诗学思想内化在《前夜》之中，表现出一种调和的情爱伦理观。

为了对清教徒式的情欲观进行矫正，济慈笔下的爱情故事不仅不保守，有时还显得过于惊险刺激。《拉米亚》中利西乌斯爱慕的美女是蛇的化身；《伊莎贝拉》中的洛伦佐被害后，情人伊莎贝拉将他的头颅种在花盆里；《前夜》中的一对情人被恶狗、矮人、剑士、骑兵、女巫、火龙层层包围，处处是惊险。更重要的是，《前夜》中的情爱分歧构成了潜在的伦理冲突，诗人不得不对此进行某种调和。普菲洛追求纯粹的爱欲满足，而玛德琳只要纯粹的精神愉悦。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普菲洛的内心燃烧着爱欲的火焰，冒着生命危险勇闯暗藏杀机的城堡，并向圣人祈祷说：“为了那一刻熬几个时辰算什么，/只要能悄悄地注视着，崇拜她；/或许交谈，跪下，抚摸，亲吻——像人们说得那样”（79—81）。

然而，普菲洛并非拥有盖世武功的骑士，他敢于独闯龙潭不过是被爱欲冲昏了头脑。如果城堡里的男爵和那些野蛮的宾客发现他，他就会立刻被：“万剑穿心，攻打爱情狂热的堡垒：/对于他，到处都藏着恶汉蛮族，/鬣狗般的敌人，和暴躁的领主，/还有恶狗向他的族人龇牙狂吠”（84—87）。此外，普菲洛家族与城堡主人之间的宿怨，不仅是教派冲突的隐喻，还指涉了19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矛盾，即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法奈尔认为济慈在意识形态上，有意疏离“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品味与信仰”(Farnell 411)。当时的保守主义主要指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以及清教徒对情欲的彻底抹煞。在诗歌中，这种保守的情爱伦理表征为婚礼与救赎的强制结合：不遵从天主教的婚姻仪式，死后就不能升入天堂。普菲洛躲入城堡的暗处后，老保姆安其拉反复告诫他说：“年轻人耐心等一等；跪下祈祷，/唉，你可一定要和小姐办婚礼，/要不然我死后，绝进不了天堂”（178—180）。

城堡大厅上，武装的剑士与堡主正在饮酒作乐，在此情况下，普菲洛如何举办声势浩大的婚礼呢？于是他借用玛德琳房间内的奢侈物品作为聘礼，并低声演奏一曲普罗旺斯情歌《无情的美人》。普罗旺斯抒情诗的主题强化了“爱情永远得不到满足这一点，它的最高境界是禁欲〔……〕。因为欲望一旦满足爱情就变得淡而无味了”（李耀宗 12)。不难看出，《前夜》中提到普罗旺斯的抒情诗，颇有中和情欲过旺的意味。

这种对情爱的调和，更加明显地出现在玛德琳的梦中。在城堡内的狂欢活动中，玛德琳拒绝了众多求爱者，对人群中忿恨的窃窃私语与幸灾乐祸都不放在心上，因为她只想着能在梦中与普菲洛相会。她只求午夜快快降临，然后举行圣亚尼的仪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梦中看到她的心上人。玛德琳节食并向圣女祈祷，企图以当下的痛苦换得未来的愉悦，实际上是一种对情欲的抑制。仪式之后玛德琳不仅没有获得期待中的愉悦，反而变成了一本弥撒书：

       愉快与痛苦不能侵，紧紧闭合，

       如弥撒书，落在异教徒的手中，

       看不见阳光，也不被雨水浸染，

     如盛开的玫瑰逆生，变回花蕾。（240—243）

玛德琳的身体被喻指为弥撒书，显得十分离奇。这本基督教的弥撒书却由异教徒掌控，因而时刻处于被毁灭的边缘。即使在梦中，爱欲也预示了某种危机，表现出玛德琳对爱欲的过度抑制。

由此可见，玛德琳与普菲洛的情爱伦理观截然不同，体现在行动层面则为普菲洛的爱欲诉求和玛德琳的纯粹精神愉悦诉求。在逃离城堡前，普菲洛向玛德琳许诺说“我在南方的荒原为你安置了家园”（351）。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而不是一味追求炽热的情欲，这是普菲洛的妥协。至此，普菲洛的情欲和玛德琳的爱情完成了某种调和。《前夜》中的爱情故事表明了诗人的新教情爱伦理：他既反对情欲的完全弃绝，也不赞成纵欲狂欢，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03

尽管《前夜》的核心是爱情故事，诗人对男女主角的身体描写却几乎不着一字，显得异乎寻常。一方面，诗歌对爱欲场景进行了刻意压制；另一方面，城堡大厅上和玛德琳的房间内堆砌了各种各样的奢侈物品。例如，狂欢的大厅上到处是精美的“羽饰、冠冕，富丽堂皇”（38），玛德琳的闺房窗户装饰着“镂刻的花纹与浮雕”（209），钻石形的窗玻璃上镶满“奇异的图案，/数不清的五彩水晶”(211—212),玛德琳胸前佩戴着“银质的十字架和紫水晶”（221），她头上的发卡“嵌满珍珠”和“温润的宝石”（227—278），她的房间里堆满了“从斐兹运来的仙果”（269），以及“从萨曼坎和黎巴嫩进口的香料与珍馔”（270）。虽然某些物品在今日看来稀松平常，但对于当时物资匮乏的英国人来说，这些无疑是奢侈品。奢侈品堆砌与物资匮乏的史实形成了强烈反差，19世纪的英国甚至一度产生了“短缺科学（science of scarcity）”(Gagnier i)。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对爱欲场景的阅读期待被悄悄置换为对奢侈物品的观看了。男女主人公都没有享用房间里的珍馐佳肴，奢侈物品只是摆在那里以供观看而已。这种“只看不用”的态度，突显了新教的消费伦理观，因为新教认为奢侈品消费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必须加以克制。

对待奢侈品的态度似乎显示出新教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禁欲与享受财富冲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新教伦理又把获取财富看作上帝的青睐，使得获利冲动合法化。韦伯对这个矛盾之处作出了解释：“这场拒斥肉体诱惑，反对依赖身外之物的运动〔……〕并不是一场反对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产的斗争”（134）。此处“非理性的使用财产”即奢侈品消费，而奢侈品在新教看来是一种必须拒斥的肉体崇拜。在诗人看来，肉体崇拜与奢侈品消费都会刺激非理性冲动，因此他回避了对主人公身体的描述，并描绘了只能看而不能享用的奢侈品。

《前夜》中的人物将奢侈品消费不断推延，显示出新教反对肉体崇拜的态度。进一步说，奢侈品与爱欲一起被推延，两者都“允诺一种精致的享乐，即一种被不断推延的愉悦”(Garofalo 354)。普菲洛费尽千辛万苦进入玛德琳的闺房，只能通过躲入衣橱窥视来接近玛德琳，根本无法实现爱欲的满足。苦行僧没有从美妙的音乐中得到满足，只能继续苦修：“〔……〕念了千遍万福，/却在冷灰中沉眠无人问津”（377—378）。愉悦的不可满足还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铺满奢侈品的道路，并没有通往快乐，反而是匮乏和死亡。

虽然普菲洛的藏身之所堆砌了奢侈珍稀的美味佳肴，但只供观看而不能享用。金制的托盘里盛满了奶酪一样柔滑的果酱、肉桂味的果子露、摩洛哥产的红枣，甚至有圣经传说中的仙果。这些奢侈品无一不在刺激着人的味觉神经。食物名词引起通感，以味觉刺激诱使人将词语的声音置换为咀嚼的快感，造成一种感官满足的幻觉。从诗歌设定的中世纪背景来看，故事中的奢侈品还演变成一种古玩，因而显得更加稀有，变为“最有价值的现代流通商品”(Morton 104)。如同《秋颂》⑤中的丰收景象：“缠绕茅檐缀满葡萄的藤枝”（4），“将长满苔藓的老树压弯的颗颗苹果”（5），“膨胀的葫芦”，“圆鼓鼓的榛子”（7），以及“收割了一半的田埂”（16），这些都不过是可供“观看”（22）而不可享用的景观而已。但是，切不可认为像《秋颂》这样的诗歌，没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就是回避社会问题。新历史主义者麦克干认为《秋颂》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济慈的诗歌“并未服务于社会政治事业”，而是“用艺术与美的调和来化解社会政治冲突”(McGann 53)。实际上，即使“对社会政治议题的直接关注也尚不能充当作家与现实互动的全部”(丁宏为 208)。《前夜》中，仅供观看的丰饶物资恰恰表明了诗人的伦理立场，是另类的社会介入。由于可资使用的丰富物资并不存在，这就加深了物资短缺引起的焦虑心理。短缺意味奢侈品变得更加昂贵，奢侈品消费必将耗费更多的财富，这是新教伦理无法容忍的。所以在作品中，普菲洛与玛德琳享用奢侈品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

对普菲洛来说，玛德琳的身体和奢侈品一样，也是无法占有的。因此，普菲洛的爱欲被不断地向后推延。他演奏的《无情的丽人》是来自普罗旺斯的中世纪小曲，产生的效果是“梦间的景观”和“梦中的欢愉，纯碎又深沉”（298, 301）。他以无法享用的佳肴美食和音乐，试图交换另一件“奢侈品”——玛德琳，这当然不可能。最终，他放弃了对肉欲的诉求，乞求玛德琳要做她的保护者。在诗歌尾声处，两人逃离城堡并“躲进了暴风雨之中”（371）。人物命运的模糊不清强化了新教的消费伦理观，因为肉欲和奢侈品一样都是非理性的冲动，是新教教徒需要克服的对象。即使城堡内的音乐与抒情诗算作某种感官享乐，那么这种享乐也是在新教伦理的容忍限度之内的。如韦伯所称，“对文化产品的享受的容忍（尽管这些文化产品纯粹是为着审美的或体育的享受），必然总是与一种特有的限制相冲突”(133)，这彰显了新教的消费伦理。

《前夜》体现了济慈倡导的新教伦理，其目的是对生活加以理性管理，摧毁冲动性享乐，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有秩序。在论及英国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时，艾布拉姆斯认为“浪漫主义显然是一个被暴力革命与全面变革所困扰的时代。如果没有意识到诗歌内容与形式上所受的深刻影响，就无法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浪漫主义诗歌”(Abrams, “English Romanticism” 28—29)。浪漫主义诗人多为政治上激进的新教教徒，他们将变革的激情融入诗歌创作中，希望以文学对世界施加影响，而不是直接参加暴力革命。可以说，济慈“诗中的美并不是什么空泛之物，它包含了积极的思想内容”(傅修延 70)。他的叙事诗《前夜》不仅抒发了一种“启示录式的情感”(布鲁姆，《追寻罗曼司的内在化》171)，更显示出诗人积极介入社会的思想。他的新教伦理观相对于当时的保守主义来说是一种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济慈是一个为进步社会的理想所鼓舞的伟大诗人”(朱炯强 71)。即便诗人没有直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也在用文学的修辞伦理介入社会。

注解

【Notes】

①斯狄林格将59种解读方式归纳为9个大类，分别为：1.爱情、性、婚姻；2.魔法、童话、神话；3.想象力；4.许愿与梦圆；5.诗歌、艺术、创作力；6.宗教（以宗教怀疑、多神论为主）；7.人类经验；8.认识论、理想与现实等的含混；9.政治。See Stillinger 147-50.

②诗歌原题为The Eve of St. Agnes，选自Keats’s Poetry and Prose 445-56. 除标明出处外，引文为笔者自译，括号内数字为诗歌的起止行数。

③指正式成为天主教教徒的仪式。

④选自Keats，Keats’s Poetry and Prose 457-60. 括号内数字为诗歌的起止行数。 

⑤选自Keats，Keats’s Poetry and Prose 472-73. 括号内数字为诗歌的起止行数。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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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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