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鄭永君 || 閔宣化與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

作者簡介：鄭永君，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Simon Yongjun Zheng is currently an academic researcher at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Belgium】

在數世紀的中西交流史中，西方傳教士是重要的媒介。以明清耶穌會士為代表的有識之士，為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世紀以降，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生產技術的革新，推動了西歐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技術的提昇和殖民主義思想的擴張，不但讓西方列強把尋求利益的目光放眼到海外，也為新一代的“福音使者”拓寬了通往異國的道路。與此同時，剛剛經過法國大革命和獨立運動雙重洗禮的比利時，民族意識高度覺醒，天主教信仰在國內也因此全面復興。時任布魯塞爾軍事學校校牧的南懷義（Theofiel Verbist）及鋒而試、白手起家，經過數年的努力在1862年創立起該國第一個專門向中國輸送傳教士的團體——聖母聖心會。從1865年第一批四名傳教士入華到1955年全部離境，近百年中共有679位成員涉足中國。作為在華最大的比利時傳教群體，他們的足跡分佈在內蒙古、熱河、陝北、寧夏、甘肅、新疆、青海等地。直到1948年，仍有二百餘位會士在長城周邊生活與傳教。這個被譽為“中國苗圃”的天主教修會成為比利時有史以來最大、也是獨一無二的赴華傳教團體。

與明清之際在中國大地獨領風騷的耶穌會不同，鴉片戰爭之後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大多源自不同的修會。這些團體雖皆由羅馬教廷統一部署領導，但因每個修會的來源國、創會目的及創會者自身背景不盡相同，導致它們在國別特色、傳教策略以及學術研究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獨特性”。以聖母聖心會的學術研究為例，該修會以說荷蘭語的弗拉芒籍傳教士為絕大多數，因此以本民族語言撰寫的學術著作頗為豐富，讓其它在華修會望塵莫及。又因他們的傳教區域地處中國西北以及塞外邊疆，因此對於蒙漢學術的推廣和研究也同樣有著卓越的貢獻。然而漢語語言作為傳教士進行在華傳教的必要工具，毫無疑問是首先需要攻破的難題。首批入華的四名聖母聖心會傳教士之一韓默理（Ferdinand Hamer）在其傳教生涯的第一年中就曾向南懷義呼籲過掌握漢語的必要性。

然而事與願違的是，在聖母聖心會剛剛起步的19世紀中期，他們並沒有足夠的條件，更沒有任何實際經驗為新加入的傳教士們提供漢語教育，甚至連最基礎的哲學和神學培育也只能依託於羅馬的傳信大學（Pontificia Universitas Urbaniana）或魯汶（Leuven）的耶穌會神學院。再加上當時漢語教材，尤其是口語教材的短缺，更讓這些初入中國的傳教士對漢語無從下手。另外，缺乏掌握專業漢語語言學知識的師資，也成為當時面臨的棘手難題。但這種捉襟見肘的情形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聖母聖心會在人力、物力以及管理經驗上的不斷發展，其在漢語教育方面也發生了積極地轉變。數十年的知識積累和經驗摸索，讓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體系逐漸走向正軌。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的領軍人物，毋庸置疑當屬來華傳教有22年之久的弗拉芒籍傳教士閔宣化（Jozef Mullie, 1886-1976）。而在中國學界，如果我們提及此人，想必首先會想到他的考古學著作《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這本著作曾被譯成中文單行本並多次再版，使閔宣化在考古學方面讓國內學者印象深刻。然而，自幼熱愛語言學的他，其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則側重於漢語語言。他的第一篇涉及此領域的研究性文章《對北京以北方言語音的調查》（Phone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nordpekinesischen Sprachlaute）早在1913年就以德文在《人類學雜誌》（Anthropos）上發表。閔宣化在聖母聖心會內近70年的學術生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見證並推動了該修會在漢語教育歷程上的演變和發展。

二、聖母聖心會漢語教學的起步

聖母聖心會在1862年11月28日正式創立之後，由於經費和人力的短缺，直到1877年10月才建立起第一所隸屬於自己修會的神學院，供會士們集中學習哲學和神學課程。而漢語教育的最初起點，則是在十年之後。1885年9月26日，聖母聖心會首次任命從中國返比的傳教士李崇耀（Albert Gueluy）在神學院裡開設漢語課。這所位於司各特（Scheut）的神學院雖然在1888年遷到了魯汶的弗拉芒街（Vlamingenstraat），但其漢語課程並沒有因此而中斷，曾在甘肅傳教的丙存德（Adolf Van Hecke）後來接替了李崇耀的工作，繼續在魯汶教授了多年的漢語。

位於司各特的聖母聖心會雖然為當時比利時的漢語教育打開第一道序幕，但其在教學內容上的局限性以及教學方法上的單一性是不可否認的。據閔宣化回憶，當時的傳教士首先以漢字學習為起點，以熟練掌握明代梅膺祚《字彙》中的214個漢字偏旁為基礎，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學會查閱《康熙字典》等工具書來輔助自學。其次是以中文要理書、祈禱經文和白話聖經作為教材學習口語，早期使用的書籍有《一目了然》和《古經略說》，這些淺顯易懂的語文體書籍既是重要的傳教素材，也是易於理解的中文文本。當初對傳教士漢語上的要求也僅以口語交流為主，能夠向本地慕道群眾解釋要理，或對信教群眾公開證道為標準。而以語言學為指導系統地進行教學，當時還沒有出現。閔宣化這樣寫道：

但隨著聖母聖心會在中國傳教的規模越來越成熟，男女公學、大小修院，培育本地傳教員和司鐸等工作又相繼提上日程，簡單的漢語口語顯然已經不能勝任於這些事務了。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後，新式的現代學堂紛紛建立，白話文一躍取代了舊式“八股”，其“國文”地位隨之明顯提昇。聖母聖心會在這一“新舊文體交替時期”的中文老師是桑貴仁（Karel Van Sante），他也是閔宣化在魯汶神學院學習時期的中文老師。據閔宣化回憶，雖然自1904年至1906年期間桑貴仁仍沿襲前輩的方法，讓年輕的傳教士以研讀《一目了然》和《真道自證》來學習中文，但他後來卻革命性地使用了《官話指南》作為教材，這或許是聖母聖心會在漢語課程中所使用過的第一本正式的教科書。1920年，為與時俱進，聖母聖心會決定從中國“引進”上海土山灣出版的《新式國文新課本》來教授漢語，這部“文白相間”的漢語教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司各特傳教士來華之前學習漢語的主要教材。然而，這一局面到1931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熱河傳教的閔宣化被總會召回比利時，專職負責修會在司各特初學院、魯汶神學院以及荷蘭奈梅亨（Nijmegen）神學院三地的漢語教學工作，聖母聖心會內部專業和系統的漢語教學時期自此開始。

三、閔宣化執掌漢語教學時期

閔宣化主導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任務，成為該修會在漢語教學歷程上的一個突破性轉折點。他不僅系統地安排課程，循序漸進地加以引導，並且在教學上也更強調遵循語言學的科學方法。他的學生賀登崧（Willem A. Grootaers）曾說，閔宣化在1931年至1949年執掌魯汶學習院的漢語教學期間，那裡可謂是弗拉芒地區的第一所“漢學學校”。閔宣化所培養的聖母聖心會傳教士多達三百餘位。在他的這些學生中間，有的成為北平輔仁大學的漢學教授，也有在萊頓、倫敦、紐約獲得博士學位的漢學專家。當時在歐洲沒有任何一個修會可以與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規模相媲美，其教學方法和投入的精力也走在同行前列。閔宣化曾坦言：“聖母聖心會對漢語極其重視，並且漢語教學在傳教士的培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我們曾是歐洲第一個能夠如此長期而系統地教授漢語的修會，到目前為止，很少有幾個修會能夠跟上我們的步伐”。

當閔宣化還在熱河傳教時，他已經對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情況抱有極大關注並進行了深入反思。在1930年3月的一封長信中，閔宣化把自己擬定的漢語教學改革意見提交給中國傳教區的省會長作為參考。他認為，學好漢語的根本目的是讓傳教士更能勝任在中國的傳教工作。這包括掌握熟練的口語能夠與當地人交談傳道；掌握足夠的文言知識以便主持當地的教會事務和教學；掌握簡單的中文書寫能力用來從事文字傳教工作。如果傳教士想在中國人中間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不具備以上的能力是很難達成的。而學好漢語的先決條件是應該有優秀的老師；其次是在不妨礙哲學和神學學習的前提下，增加學生們的漢語學習時間；再有就是教科書的選擇問題，能夠進入系統地語法學習是掌握漢語的最佳捷徑。因此，閔宣化極力爭取漢語教學在神學院中應有的重要地位，並且以建立一門專業漢學學科為最理想的目標，而廣泛地引進師資和合理地安排教學任務是建立一個完善學科的首要前提。

閔宣化的這封信或許是導致其返回比利時執掌中文課程的原因之一。但無論如何，他的到來確實為比利時母院的漢語教學帶來了極大的改觀。在聖母聖心會的檔案中，筆者發現一份閔宣化在1947年提交給總會長的漢語教學報告，其中記錄了1935年至1947年之間學生所學的內容和考試成績。從其內容上大致可見，傳教士所接受的漢語訓練在口語和文言文上的學習比重基本持平。在教學上以白話口語為起步，但隨著年級的增長，文言文的比例也逐年增加。

在白話口語教材的選用上，從始至終重點使用的是“天主教國文”（Katholieken Kwo-wen），即上文提到的《新式國文新課本》。這套在1912年9月民國政府教育部頒布“壬子癸丑學制”後誕生的教材，由上海聖教雜誌社編寫，內容多與教會生活密切相關。其前言中有如下介紹：

據閔宣化所述，“天主教國文”課本的第一、二冊用在聖母聖心會傳教士第一年的初學時期學習，第三、四、五冊在其後兩年的哲學時期學習，而程度較深的六、七、八冊則是在他們讀神學的四年中學習，這與原書所規定的半年一冊的學習進度相比有所放緩。

掌握漢語語音的重要性是閔宣化在漢語口語學習過程中一直重點強調的內容。“語音學”在學生第一年進入初學院起就要開始學習。閔宣化對中文發音的練習也力求遵循科學和系統的原則，避免“鸚鵡學舌”式的教育方式。“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教學理念一直是他堅持貫徹的方針。閔宣化始終認為，能夠快速地領悟漢語發音特點並且有效地掌握其發音規律，在學習方法上是很重要的。學生在漢語發音上遇到的困難完全可以通過語音學的知識加以改善。首先學生要了解自己母語語音的“調音”（articulatie）特點，然後再以一種“求同存異”的方法，把漢語中存在而荷蘭語中不存在的發音方式集中地加以學習和訓練。為此，閔宣化在1922年出版了一部法文的專題著作《音學撮要》（Notions élémentaires de phonétique et alphabet général），自創一套近似於“萊普修斯標準字母”（Standard Alphabet by Lepsius）的語音書寫系統來輔助學習和記錄漢語語音。其後，他又為荷語母語者“量身制定”了一套荷語化漢語拼寫系統，在1946年出版的《漢學指南》（Drie sinologische bijdragen）一書中，首次對該方案做了具體介紹。以上這兩本出版物成為當時司各特傳教士學習漢語語音的主要教材。此外，閔宣化或許是受到了早期聖母聖心會漢語教育的影響，他堅持認為學生在第一年掌握214個漢字偏旁是非常必要的，這是他們能夠獨立使用中文字典的首要技能。為此，閔宣化在魯汶撰寫了一本面對荷語母語者學習漢字偏旁的書籍《漢字的214個部首》（De 214 sleutels van de Chinese karakters）。

在文言文的學習上，初學階段的學生以研讀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的著作《教要序論》（1670）為起步。到了哲學和神學的學習期間，則開始陸續研讀儒家典籍《四書》以及耶穌會士顧賽芬（Sépaphin Couvreur）撰寫的《公文文選》（Choix de documents）。閔宣化在講授古代漢語時，力求對其語法加以細緻地解析。此外，他又深信古代先賢的經典著作是中國思想文化形成的基石。因而除了學習《四書》之外，他又選取一些能夠代表中國主要哲學流派的其它著作，如朱熹、孟子和列子的作品。其目的是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還可以循序漸進地幫助學生了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和文化淵源，這將有助於年輕的傳教士在思想上儘快地做到因地制宜，在短時間內跨越東西思想之間的鴻溝。

中國悠久的文化底蘊是建立在其浩瀚的歷史基礎上，閔宣化對此也高度認同。他通過講授既有文學價值又有史學意義的《史記》，來向學生介紹中國從上古到漢武帝時代數千年來的人和事。他在課堂上還協助學生一起翻譯《漢書》（Annalen der Vorstenhuizen），從中挖掘中國與西域之間早期交流的歷史痕跡，具有敘事特色的史學著作《左傳》也是閔宣化推薦學生學習的文本之一。除先秦兩漢史學著作外，閔宣化又把近代地方誌書《承德府志》（18261887）加入到課程當中，其目的是讓學生熟悉與他們傳教目的地息息相關的地理、歷史和風土人情。他又與學生一起研讀具有方言口語性質的《邪正理考》（1907），以“護教學”的視角來了解中國的民間信仰。可見，他在教學內容上的選材精良和豐富多彩。

在聖母聖心會母院學習漢語的最後一年裡，閔宣化要求傳教士們加強閱讀白話中文報紙的能力。他認為，20世紀初期出現的“新聞語”是一種介於口語與文言之間的現代語體，是在“白話文運動”影響下的一種重要文化現象，是書寫語言向大眾化轉型的表現形式。閱讀各種白話報刊不僅可以借助學生對中國時事的“好奇心”來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同時也能夠培養他們撰寫迎合新時代需要的中文文章和信件的能力。閔宣化一直堅信，雖然“白話文”在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階層中大行其道，但文言文對白話文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他要求傳教士們從第一年就要開始接觸文言文的原因，因為這會讓他們在日後閱讀中文報紙時有“輕車熟路”之感。在閔宣化的眼中，“新聞語”就是一種“簡化”（gereduceerd）後的文言文而已。

由此可見，閔宣化雖然名義上只負責傳教士的漢語語言課程，但他所講授的知識和安排的學習內容卻涵蓋了中國的口語、訓詁、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新聞傳播等諸多方面。他的這一教學宗旨不僅貫徹在聖母聖心會比利時的會院中，在荷蘭奈梅亨的會院中也同樣遵循。閔宣化的荷籍學生魏達恒（P. Verdagem）在1940年曾寫道：“得知您被烏特勒支大學授予漢語教席的消息後，我從心底裡為您作為我們的漢語老教授和修會東方學的領路人感到驕傲。您的漢語教學將要跨出我們修會這所‘全歐洲最大的漢語學校’而向外伸展。……毋庸置疑，我們知道您要求我們學生的不僅只是在中國的語言上下功夫，而且要一併掌握中國的歷史、民族學、地理、宗教和哲學。”

反觀前文賀登崧所言，稱閔宣化為弗拉芒地區開闢了第一所“漢學學校”的說法不無道理。每位聖母聖心會傳教士在赴華前的7年漢語學習經歷（初學期1年、哲學期2年、神學期4年），不僅讓這些年輕的傳教士們能夠很快地融入到中國本土的生活當中，並且為他們日後的漢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難想像，為何在閔宣化的學生中會出現不少如賀登崧一樣的傑出漢學家，並且對他們的這位老師始終深懷感激。

四、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與閔宣化的漢語語言學著作

在閔宣化執掌聖母聖心會漢語教學的整個過程中，除大力推進修會內部的漢語教育發展外，另一更為顯著的成就則是他用荷蘭語編撰的漢語語言學著作。它們分別是在北京出版的《熱河方言文法》（Het Chineesch Taaleigen, 1930-1933，共三冊）、後期在魯汶出版的《古文原則》（Grondbeginselen van de chinese letterkundige taal, 1947-1950，共三冊）以及在荷蘭烏特勒支大學任教期間出版的《中國語初範》（Korte Chinese spraakkunst van de gesproken taal, 1947）。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語初範》是在《熱河方言文法》基礎上改編而成的一個縮略版本，同時也是對《熱河方言文法》做出的一個補充和修訂。

閔宣化始終呼籲，如果以科學而系統的語言學知識來看待漢語的口語和文言文，並以一種縝密的學術態度來考察漢字的真正含義，歐洲語言和漢語語言之間的聯繫將會逐漸建立，漢學家們也會更清楚地看到和理解中西語言之間存在的差異。然而，作為傳教士的閔宣化在語言學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其初衷不外乎是服務於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工作，他在《熱河方言文法》的前言中開誠佈公地闡明了他以荷蘭語撰寫這本著作的首要目的：

關於《古文原則》一書的寫作目的，閔宣化在他的一篇手稿中這樣寫道：

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來對待漢語，是閔宣化一直秉持的原則，《熱河方言文法》是其在華22年來研究熱河口語的集成之作。他不僅自行設計符合荷語發音規律的漢語拼音，而且在語法闡釋上大量採用鮮活實用的例句做為輔助，成為當時在華聖母聖心會傳教士人手一冊的漢語指南。這些數量龐大、內容充實的生活語料更成為今日學者考察百年前熱河方言的一面鏡子。閔宣化同樣堅信，白話固然重要，但文言卻是中國人的靈魂。中國人對文人、先賢的推崇，讓古代經典成為中國哲學思想的核心。因此，他不為當時盛行一時的“白話運動”所動，堅持推動聖母聖心會內文言文的學習。1946年問世的《古文原則》，是閔宣化多年文言文教學的經驗總結。這本以拉丁語法體系闡釋文言文的著作，讓荷語漢學界對古代漢語有了全新的認識。

毫無疑問，《熱河方言文法》和《古文原則》兩部著作，是閔宣化經過數年的學術積累而凝結出的研究成果。它們的問世不但開啟了以荷語撰寫漢語語法的里程碑，而且較為全面地展現了閔宣化對漢語口語和文言兩方面的總體認識。然而，以小語種撰寫的漢語語言學著作，因使用者不多，流通渠道不廣，在浩瀚的西方漢學著作中很容易被掩蓋和遺忘，但這些鮮為人知的研究成果並不意味著其學術價值不堪與同類著作相媲美。閔宣化的《熱河方言文法》與《古文原則》是兩部學界應深入研究的荷語漢語著作，其學術影響力不僅在長時期內帶動了整個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方向，也成為20世紀比利時、荷蘭漢語語言學科得以發展的一塊基石。

五、結語

作為19世紀末與中國交往最為頻繁緊密的比利時傳教團體，聖母聖心會不僅把西方的信仰、文化和現代知識帶入東方，同時又作為一種“輸出”媒介，把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傳統帶回了地球另一端的比利時，成為歐洲社會和當地民眾認識這片遙遠東方國度的橋樑。聖母聖心會在漢語教育上的發展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利時社會對中國認識的進步。從早期的“隔山看海”到後期的“潛心研究”，這些演進並不是偶然的，閔宣化在其中的角色和發揮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他的出現，對整個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更新。在其三十餘年的教學生涯中，培養出了數百位來華傳教士。閔宣化一貫提倡的“文言是白話的根基”、“漢語語法的重要性”、“以真實語料為基礎”等觀點成為聖母聖心會——這所20世紀初期“歐洲最大漢語學校”的學習導向。自1939年起，閔宣化執掌烏特勒支大學漢學系，把荷蘭以往偏重於閩南方言的教學傳統向北方官話的方向推進，其漢語觀也隨之被帶入了荷蘭的漢語教學體系中。在他的培養下，其學生艾樂希爾斯（Daniel Ellegiers）在1959年10月23日被任命為根特大學（Universiteit Gent）漢語言和文學教授，比利時歷史上第一個漢學教席也隨之誕生。我們不妨可以說，閔宣化對漢語語言的研究，不但帶動了整個20世紀的聖母聖心會，而且他的學術成就也催生了比利時的漢學專業，使其成為該領域裡名副其實的“鼻祖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