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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农场生存论坛实录(上)【食通社CSA大会现场直击(三)】

食通君 食通社KnowYourFood 2019-04-11

- 食通社说 -

CSA农场模式在中国发展了十多年,据说过半尝试者都以失败告终。在12月31日的第九届CSA大会上,几位农友共同攒了一个“CSA生存论坛”,请几位“生存期”超过5年的CSA实践者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活法”,现场金句不断。食通君连夜整理录音,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从业者和消费者有所启发。

现场互动环节明天发送,欢迎关注。

点击直达CSA大会现场直击(一)农民、消费者、市集、学校,一个都不能少以及CSA大会现场直击(二):生态小农的销售与认证


祝各位CSA农夫,2018,活得更加精彩!

-   这是食通社第029篇推送   -


CSA农场“存活指南” —— CSA大会直击(三)


主持人


王向党:80后。河南邓州人。2010年8月入职广西爱农会。2016-2017年gap year一年半,先后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山西永济蒲韩社区、昆明土生食馆交流学习。现任职广东绿耕城乡互助社。

河南出生,在贵阳念书,从广东到广西做不同类型的CSA,又辗转全国学习、体验,王向党过去8年一直在CSA领域摸索、实践。


贾瑞明:70后。到今年正好务农满十年。对农业和社会贫困、公平问题比较关心。从小农到普通农,又回到小农的状态,也反映了我心态的变化。


嘉宾阵容


邹子龙:80后。珠海绿手指CSA农场,300亩左右,务农第八年。

唐亮:80后。四川成都,经营30多亩家庭农场,从业差不多7年,返乡近5年。

石嫣:80后。北京分享收获农场的掌柜。08年开始做农业。

朱艺:60后。重庆“合初人”,9年前下乡,8年前开始种地。正职在社科院做研究,明年退休后打算彻底做小农,同时继续做公益。

朱耕久:80后。重庆合初人耕读之家,在乡下做CSA配菜生态小农马上4年了。

高一程:70后。成都郫县安龙村。2005年开始和几个农户家庭从事生态种植和CSA实践。

从左到右:贾瑞明、高一程、朱耕久、朱艺、石嫣、唐亮、邹子龙、王向党。


1

从事CSA的“初心”是什么?


贾瑞明:在我自己务农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做CSA失败的例子。至少有一半人最后都退出了,成了“烈士”。坐在台上这些,是已经生存下来的胜者。我们想让大家看到,活下来的这些农场真的这么顺利吗?有哪些问题?他们遇到的问题,新农人会不会遇到?


王向党: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请问嘉宾,你们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初心是什么?每个问题1-2分钟。


邹子龙:我还真是因为喜欢这个事儿。我上学报的就是农经专业,也一直想找一个具体的方式,来从事这个行业。后来在学校接触到有机的概念,我觉得这是农业里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慢慢这样一步步(发展到现在)。我实际上不太爱跟人交流,做农业最大的好处就是舒服,不用说话(全场大笑)。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生存嘛,经常也是我一个种菜的也要经常出来,抛头露脸,出卖色相(全场再次大笑)。如果我的菜能卖出去,我也不用总在媒体上“叫嚣”了。


2017年12月,邹子龙(左一)在珠海绿手指农园接待来自沃土返乡青年大会的农友们。


唐亮:我从事生态农业其实是偶然。当时我的愿望只是希望家庭团聚。但偶尔看到朱艺老师的例子,后面又接触到CSA、小毛驴,于是决定再回家之前在北京呆一呆。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生态农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从事过程中也是很舒服的状态。可以说做CSA的最初动机就是希望家庭重聚吧。


石嫣:带我入门的人是温铁军老师。当时我跟他读书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散养”——别的老师是每周带着学生开读书会,他把我们直接扔到村里去。那时候我就产生很多困惑,在村子里看到很多问题,但回到学校和大城市又是另外一个场景。2008年我去美国种地,那一年让我有所思考,解决了很多困惑。要说最打动我的,应该做农民和农业是从自己开始改变世界的一个入口。


石嫣,中国CSA的标志性人物。


朱艺:热爱是我的第一驱动力。我父母祖辈不是农村人,而是在上海这种大城市。但是我父母当时因为下放到(重庆)农村,所以我8岁起开始在那个环境成长。我从小就喜欢种地,得到很多满足感和欢乐。文革期间有两年,我们连房子都被占了,没得住,只好住进村里面,村民对我们也很好。我对农业的耕作、对农民、对大自然的感情从小都有,一直有这个情结。后来接触到CSA,我终于找到和农村重新链接的方式。我可是做梦都想着回去的!另外我在社科院社会研究所,非常关注食品安全、环境问题这些议题。所以我认为,农耕将社会问题和我个人内心需求结合在了一起。


朱耕久:我的初心应该是跟传统文化和农村有关。我爷爷是类似乡绅一样的人物,我跟他连接很深,深受他影响。生态农耕对我来说,有助于品格和精神世界的养成。


高一程:我自己从事CSA,是因为在城市里打工压力太大,身体也渐渐不好,所以想选择另一个环境,想回家。我家里本来从2005年开始,也正好是在做生态农业这个事情,对我触动也很大。2008年回家以后,开始做CSA农场至今,感觉很好。


贾瑞明:那么有了初心,现在你们认为达成初心的,请举手(第一次,多数人举手;后来又举了一次,多数人经过考虑觉得自己算是部分达成了初心,后面仍需努力


2

用一次词形容你心目中的CSA


王向党:第二个环节,请嘉宾就你们理解的CSA,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


朱耕久:“连接”。CSA和人与自然的连接,人与人的连接,人和自己内心的连接相关,这也符合中国的儒释道精神。


一篇《合初人“毁”了我》自述,让CSA圈子认识了朱耕久。


邹子龙:“生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方面的生态,另一方面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生态。


唐亮:“HE”。有几个层面。一个是家和万事兴;一个是自己的身心合一;再有就是自己跟土地联系的过程中,耕种过程中跟这个环境有没有合一的状态;另外就是跟其他人/机构是竞争还是和的状态。


朱艺:“信任”。其实要用一个词真的很难,CSA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多元价值。最终是小农+CSA才会达成一种我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现在整个社会都存在信任危机。人和家庭的关系,人和家庭之外的关系,最基本的体现就是食物的交换,这个层面上都没有信任的话,如何增进整个社会的信任?


高一程:“共生”。我们和我们的会员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是通过共同参与来达成可持续的目的。


石嫣:很难找到一个词。我给出的大概就是“CSA”吧。


贾瑞明:我也说一下自己的关键词,是“在一起”。因为健康生产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跟所有人有关的。这个事不是我在做,要跟“你”一起做。我们需要一起成长。


2017年9月,贾瑞明(左二)在农场接待日本食通信团队。


3

如何理解CSA中的“风险共担”精神?



王向党:CSA本来很强调“风险共担”。但现在国内很少提这个部分。那么对这个问题,各个嘉宾如何理解?


邹子龙:绿手指的经营和初心差得不太远。现在还是不点菜的制度,要求(消费者)理念认同。按合同约定,我们的菜是风险共担,但在执行过程中会对损失有一些后期的补偿。因为要考虑到,在红利期出来之后,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理念未必一致的消费者,大多数人没有经过长时间高强度的沟通交流,那么如何跟这些人打交道,是新课题。


头几年我经常跟他们吵架,后来平和、有效了很多,也是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其实人家也没有错,大家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都有原因,由自身的际遇决定。


风险共担对我们这样的农场来说,一个是产量上的,一个是品种上的:应季种植总会不太容易匹配一般的消费观。离我期望的真正的风险共担,是一年比一年接近。积极沟通非常重要。顾客其实都挺好的,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而已。


唐亮:我是家庭农场,不做蔬菜宅配,所以在风险共担这块跟别人不太一样,不用太操心。但我尽量让风险在可控范围内。那么家庭农场抗压能力还比较强的。哪怕今年绝收了也能把自己肚子填满。这个就是最基础的风险。其他的比如自然风险、相关家庭支出,这些也有,但不是我太担心的地方。


和家人在一起,是唐亮返乡最大的收获。


贾瑞明:听出来了,唐亮和家人在一起,这就是最大的抗风险机制。小型家庭农业风险比很多人低的多。


石嫣:按照国外原始的做法和理念,消费者是要支付农民的工资的。先计算一个农民一年挣多少钱是合理的。算出来之后,再进行定价。后来很多CSA农场渐渐弱化农民工资制,变成例如今年某个蔬菜遭灾就不给配送这样的风险共担。我的理解是,这种风险共担更多是你和消费者之间的同理心。其实北京城市居民的压力和风险也很大,所以不能只说消费者应该来帮助我们。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怎么建立同理心。比如面对投诉等问题,我现在很注意回复的时机。


贾瑞明:我想多问石嫣一句,你理想中的CSA的模式是什么?


石嫣:我觉得应该是相互支持帮助,互相有同理心。去年我们农场组建了消费者核心小组后,我发现消费者的同理心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我们也是学习邹子龙他们建立的核心消费小组,根据核心成员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建立一些工作项目,比如食育方面的教育,比如答疑和回复,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在管理和财务上也会对核心小组尽量透明。我相信这种模式以后会越来越有助于同理心的建立。比如今年核心小组成员就对我们说,你们的利润和收入远比我们想象中少。


朱艺:想问石嫣,你们对核心小组有激励机制吗?比如鼓励或回馈?


石嫣:会每周送些菜。


邹子龙:我们的核心小组,是七折优惠。其实核心小组在我这里就是“吃饭小组”。不能要求他们做太具体的事情,因为他们太忙了。有节奏的参与是一般家庭没办法做到的。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帮我们解决了日常沟通。此外让核心小组参与的事务还包括一部分财务工作、每个月的劳动时间管理、消费者活动等等。


石嫣:第一年我们的核心小组工作安排有点泛,今年安排得更加细化了。比如我们核心小组里好多全职主妇,我们会为她们考虑,做一些工作的安排,比如当大地之子的讲师,也有助她们找到自身价值。


王向党:请问你们这个打折之类激励,怎么考虑量的问题?


邹子龙:我们还在探索。一开始是考虑根据工作量折算成工资,在产品上减免。


石嫣:我们也是根据每周贡献的小时数来算。但我也觉得有点问题,因为比如消费者每周大概也就贡献2个多小时,我们要送五斤菜,也得一百多块钱,而农民干一天也得一百块钱。所以也有点困惑。


朱艺:关于风险共担,我们在这块最初都没有很好地实施,很多风险都是自己搭上的。现在要求,定一年的菜不能停。以前一到暑假寒假,就没人了,正是我们菜长得最好的时候,所有损失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现在要改进。


高一程:我们在风险共担方面,是需要会员支付半年菜钱,然后我们进行配送。另外,假设受到灾害造成损失,对我们来说,没有具体的对应策略。但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和共鸣最重要。比如,2012年发大水,我就给会员发了信息,说可能有两个月配不了菜,因为田地被淹了。结果他们纷纷往我账户上打钱,说菜钱照付,不要求配送,算是我们一点心意。所以这就是我提到,共生共存最重要。有感情,就会产生连接。


来自四川郫县安龙村的高一程(左一)和他的家人、邻居,也是中国农民CSA的代表人物。


4


你的CSA农场,真的“生态”吗?



王向党:下一个环节是,在CSA模式里,我跟我的员工、土地、周围邻居、村庄的关系是什么?


贾瑞明:其实很多农场在做生态农业时,都会面临这类问题:我的生产方式真的生态吗?对环境生态吗?对员工生态吗?对周围村民生态吗?有无争夺资源的矛盾?跟政府的关系好吗?政府对自己过度支持是对的吗?对自己足够生态吗?生活方式健康吗?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所有这些不就是一个商业模式吗?这符合自己当初做农业的初衷吗?


邹子龙:老贾其实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生态”的概念。这方面,我们自己也在做各种思考和反复,慢慢在形成制度。比如员工一开始自己食堂吃的东西也不是自己产品,后来觉得不对,所以现在每个月食堂伙食开销两万多块,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另外我们有员工取菜点,可以让(在农场工作的)叔叔阿姨下班,来取卖不完的菜,自己回去不用再用化肥用药自己种地。此外,我们农场有一定规模,不是小农形式。所以,如何与员工共享收益?收入能不能比周围稍微高一点?这些都会考虑。另外我们投入高成本的设备,比如冷库等,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想让这些叔叔阿姨可以在正常时间点工作。现在他们早上6点上班就够了,不用凌晨起来摘菜等等。我们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是可持续的。


唐亮:我们在成都平原,属于半干旱气候,因此我会根据气候有策略地选择品种,力求比较轻松地适应自然。我基本没有“员工”,因为主要是家庭劳动。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很多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大家聚在一起,会有各种交集、碰撞。这个过程中,如果从纯粹商业经营角度来讲,很多情况我可能就要开除对方了……但家人不可能开除啊,所以我的心态和处理方式都会调整。尽量让大家在这个环境下,过得是一种舒心、心安的状态。


石嫣:对我们农场内部而言,也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员工伙食的话,一开始就都能做到菜肉蛋都是农场的。当然素食居多。另外员工待遇,相对理想的是在头三年从业过程中,能达到北京市平均收入,以及社保五险一金及免费食宿,吃我们自己的有机菜。对外的话,对村里的关系,我毕竟不是本村的,所以在这个关系上,包括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但凡在农村工作过就知道,比如在乡镇,一定要处理好“三长”的关系——村长、乡长、派出所所长。我觉得我们农场处理得还行。好像还没真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


朱艺:我对我自己还是有点“残酷剥削”的。但不是因为CSA,是因为毕竟我还在做公益,那部分花费精力更多一些。跟村里的关系呢,我们耕种八年,目前带动了4家农户,包括留守老人。如今对自己不满意的部分,是希望将来自己有更多时间去种地,未来可以做至少半个小农吧。


在社科院做研究的朱艺(右一)带着公益的心做小农。朱耕久(左一)在“合初人”的成长也让她特别高兴。


5

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是?

贾瑞明:我自己也是农民。看到很多人从生态农业中退出去,(他们)往往是内心承受不了,而不是其他现实的经济的原因。所以具体困难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希望别人可以看到这些农场是如何处理这些困难点的。


朱耕久:如果说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做得太多,停下来的时间太少。如果有人帮忙,我会轻松很多。


高一程:我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是我性格不够好,所以家庭关系处理得不好,导致很多事情做起来烦恼很多。


唐亮:也不叫不满意吧,算是还有提升的地方。有时候有些家事,以我的能量层还处理不好。还需要某一个契机……另外有些朋友有时会有求于我,有些疑惑还需要我疏导,我也觉得有时候做的不够。


邹子龙:我的不满意,大概是绿手指跟当地政府及媒体沟通、推广有机农业过程中,一直没找到正确语境。要说起我们绿手指,在广东也算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但这个影响力并不是真正关于有机生态农业、产消关系的,在政策层面上没发挥出来;还是处于青年返乡、大学生创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等主流官方话语体系下。


石嫣:不满意,还是对自己。十年了,虽然感觉做了很多工作,但有的东西没做细。比如我一直想做农场生产手册,一直没实现。2018年我给自己定了目标,要把这个做出来。


朱艺:对村民这块,我将来想把公益重心倾斜于我们本村。尤其留守老人这块,今后想多做点工作。


对以上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CSA生存论坛之后的互动环节更精彩。敬请期待食通社明天的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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