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创刊150周年专刊｜苏智良：《申报》与近代中国

《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至1949年5月27日终刊，是我国出版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它历时78年，全面记录了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其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为同时期其他报纸难以企及，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为了保存和便于学界开发、利用这座资料宝库，经过长期准备和不懈努力，上海书店于1987年正式出版全套400册的《申报》影印本。随后又经相关单位和个人共同努力，历时二十年，于2008年将全套30册的《申报索引》（1919—1949）编成付印，与新版《申报》影印本同步出版，成为近现代文献出版的一大盛事。

今年正值《申报》创办150周年，为纪念这份我国新闻史上出版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报纸，我社现推出“《申报》创刊150周年专刊”，经作者授权，将陆续刊发部分专家、学者在4月30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申报》创刊150周年纪念座谈上的发言（个别文字作者有修改和补充），以飨读者。

《申报》自1872年创刊，出版78年，25599期，是中国近代公认的第一大报，也是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江南士人百年来将所有新闻纸都叫作“申报纸”。出生于浙江浦江县的民国文人曹聚仁回忆说：“我们乡间，凡是报纸，都叫做‘申报纸’。一个专有名词当作普通名词用，可见这家报纸的权威。”不仅如此，即使是信息闭塞地区、妇孺及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对任何报纸都称为“申报纸”，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申报》在中国内地几乎成为“新闻纸”的总称和代称。同样，在晚清，北京的官员问候语中，多了一句：“今天的《申报》你看了吗？”不仅如此，20世纪初朝鲜创办的新报叫《大韩每日申报》，由此可见，《申报》的影响力超越了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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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创刊号影印页

《申报》的创办方针即为“此报乃与华人阅看”。报馆地处租界，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势力很难伸进租界，这对《申报》秉持较为独立的立场办报非常有利。租界内的新闻管理远比中国政府宽松，这是《申报》得以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国时期，史量才锐意改革，启用进步的有思想的文化人士，改变《申报》言论温吞水的状态，成为报界一面鲜明的旗帜。

《申报》与上海

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英美租界的山东路创刊。那时的上海，已超越广州而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口城市，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商业贸易的繁荣，到开埠80年时，上海又成长为远东的国际大都市。《申报》亦随着上海的发展而壮大起来。

近代上海城市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古代上海的政治级别较低，历来不是江南的政治中心，因此，受传统的束缚比较小。第二，上海是个港口城市，襟江带海的优势地理环境，航运业和商业相当发达，可以说四通八达。所以上海的经济流通性很强，从而少有封闭性。第三，上海也是个移民城市，外地经商者比例颇高。明清以来，各地商帮云集上海，设立众多的会馆公所，客居沪上的人们需要了解各类信息。近代以后，这些特征继续增强。

▲晚清时期上海南京路街景

这就为报刊在上海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基础。

1850年上海开埠7年后，一份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面世，这份仅4页的英文报纸，尽管仅在每周六出版，但却是在上海这个亚洲第四大港口城市的外侨们的精神家园。当时，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香港，舆论管制严厉，于是像The Friend of China（《中国之友》）等迁至环境宽松的上海，到1864年，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诞生后，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的新闻中心。

《申报》开办地点为山东路197号，1882年迁至三马路大礼拜堂南侧汉口路18号。到1907年，《申报》馆再度迁回望平街158—159号翻造新屋，1910年它在望平街163号。这时的望平街还有了《新闻报》和《中外日报》，《申报》馆老屋为《神州日报》所用，以《申报》为核心，望平街逐渐成为上海报业的集中地，也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报馆街。这是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生事物。

▲1918年建成的申报馆大楼

自创办以来，《申报》就采用商业性的公司经营机制，强调竞争，这十分有利于其在上海这个商业城市中成长。

《申报》之影响中国，最重要时期是史量才时代。1912年史量才购下《申报》，他采取新法，引用新人，逐渐成为望平街上的报业巨子，直到1934年被军统特务暗杀，这22年《申报》的黄金时代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社会之新陈代谢，产生了重大作用。

国民报纸：国民养成的课堂

近代多事的时代，尽管《申报》强调重新闻、轻言论，多报道、少评论，但作为媒体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联系。

史量才有句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人格、报格、国格”三格是史量才的独立自由精神的写照。

▲史量才先生

（1880.1—1934.11）

早期的《申报》以官绅为主要读者，比较保守。其总编纂黄协埙1884年入馆，1895年任总编纂，他厌恶新学，据说从不使用新名词。维新运动期间，黄对康梁谩骂文字常见报端。对沈荩案，当时中外报纸议论蜂起，对清政府痛加抨击，唯独《申报》竟然无报道，无评论。苏报案时，保守的《申报》取支持清政府、反对革命党之立场。指称章太炎、邹容等为“会党”，因私自成立会社、专讲排满革命、煽惑学生而被捕。此后，对革命党大加讨伐，痛斥其犯上作乱，丧心病狂，作了洋人的奴隶。并指责工部局庇护苏报案犯。这种保守路线使《申报》声誉受损，销路减少，这导致了1905年初的大改革，董事长埃皮诺脱任命金剑华为总经理，张默主管说论。此后《申报》言论才稍有变化。《申报》推出新宗旨，指出“世界进化，理想日新，无取袭故蹈常，不敢饰邪荧众。”于是观感一新，“昔之厌弃《申报》者，今皆争相购阅，销路亦顿改旧观”，当年发行量骤增到一万份以上。

辛亥革命后，史量才拥护革命，在《申报》上发表《十不可和》，反对南北和议，报名对清廷和袁世凯毫不妥协的态度。当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时，命人携15万大洋巨款来沪收买舆论，《申报》是袁世凯首选目标，史量才当时虽处于经济困境中，但不为所动。并在9月3日的《申报》上予以揭露，又发表多篇梁启超反袁称帝的文章，发起了旗帜鲜明的批判。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时有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称的《民国日报·觉悟》和《时事新报·学灯》均已转向，如《时事新报》成为孔祥熙控制的喉舌，自然不会再担当新文化的革命精神，而《申报》聘请留法回沪的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副刊，聘请鲁迅、茅盾、巴金、陶行知等写稿，立刻有了很大的影响力，遭到国民党打压，以至于鲁迅几乎每篇文章都要换一个笔名。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连发《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明确指出，“匪”之滋生，是因为政治不良和民众的贫困；政治如不清明，民众如不安生，则虽十次清剿，亦必无功；所以，真正的“剿匪”之道，在于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何谓“匪”？扰乱地方，鱼肉乡民才是匪。《自由谈》成为了《申报》的办报之本，它不仅是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传播载体，也在塑造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

▲《申报》副刊《自由谈》

蒋介石对于《申报》的禁邮令，史量才进行顽强抗争。为了对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史量才以开天窗对应，1930年2月到10月，《申报》9次开天窗，以示抗议。在那时，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申报》，史量才坚决拒绝，理由是本报从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贴，因此没有接受派员的必要。

蒋介石曾命令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勒令《申报》停刊，但地处租界的《申报》不受其直接管辖。社会局长吴醒亚也要求史量才撤换《自由谈》主编黎烈文，此举遭到了史量才的拒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建立后，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干事长杨杏佛被暗杀。《申报》对此进行严厉谴责，史量才先生也在1934年11月被蒋介石所暗杀。

民族主义启蒙的窗口

对待外来辱华文化，《申报》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不怕死”风波即其一例。

1930年2月21日，大光明影戏院放映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摄制、罗克主演的有声影片《不怕死》。罗克在片中饰演一位植物学家，受聘到旧金山唐人街稽查绑票贩毒团伙。影片中的华人尽为贩卖鸦片、偷窃、绑票之辈，行为野蛮，贪生怕死。次日，复旦大学教授洪深至大光明观看此片。当放映到罗克向华人买花，将钱投掷地上，华人争相抢钱一幕时，放映厅内的洋人们轰然大笑，洪深愤然离去。回到家后，片中侮辱华人的情节一直在洪深心中萦绕。他随即回到大光明戏院，发现门口聚集了许多年轻人，都在议论此片，表示要写信给报馆以劝告国人勿看此片，其中一人还拿出《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刊登的35人反对放映影片《不怕死》的署名信。深受感动的洪深冲进戏院，登台痛斥影片，数百个观众纷纷离座表示支持，并一同要求退票。此时大光明影戏院一个洋人经理将洪深拖入经理室并报警，后巡捕将洪深带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新闸捕房。洪深据理力争，约3个小时后才被释放。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不怕死”事件。

▲洪深先生

（1894.12—1955.8）

“不怕死”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2月26日，南国社、复旦剧社、艺术剧社等联合发表《上海戏剧团体反对罗克＜不怕死＞影片事件宣言》。宣言激发起民众，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扩大了“不怕死”事件的影响。许多市民表示对洪深的支持和对《不怕死》事件的处理意见，对部分上海人“谄媚攀附外国人”的心理倾向提出批评，甚至提出发动“收回租界运动”以从根本上解决辱华事件的发生等政治性要求。

《申报》与《民国日报》等积极报道事件进展，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促进国民政府介入“不怕死”事件。“不怕死”事件发生当日，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立刻对大光明、光陆大戏院发出训令，令其停映此片，听候查办；同时函请《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在该案未决前，拒登两院影片广告；并于1930年3月18日召开临时会议，制定《电影检查委员会定期检查特别区电影片》，规定以后所有租界内影院所放映影片，均须经过电影检查委员会的许可，方可上映。在国民党党政部门的介入下，“不怕死”事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国民政府文官处于3月31日发出训令，由行政院转令全国各省市政府查禁该片。4月5日，行政院正式向全国各省市政府发出通告。内政部、教育部收到训令后，立即呈请外交部，向美国政府严重抗议，并向驻沪美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进行交涉，要求将所有在沪的《不怕死》影片收回，会同检查处理。政府禁令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响应，汉口、青岛、天津、苏州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影院都将已经上映或准备上映的《不怕死》影片拷贝退回发行商东方百代公司。全国范围的禁映，造成了影片发行商的重大损失。

▲辱华电影《不怕死》海报

事件发生后，洪深以“公然侮辱”罪将大光明影戏院告上法庭。《申报》也作了及时报道，最后中国外交部与驻美使馆经过交涉，决定不由法律解决。经过外交部的交涉，主演罗克致函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向中国观众正式道歉。道歉函由中央宣传部准外交部函送上海特别市宣传部。

抗日救亡的喉舌

近代日本不断蚕食与侵略中国，《申报》对此长期关注，以大量篇幅报道，因而留下浩瀚的史料。1927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直接干预北伐。上海各界发动抗议，6月12日，各界60万人分别举行反日出兵大会，决定成立反日出兵会，并要求对日经济绝交。鼓励市民检举奸商。26日，成立抵制日货运动领导机构——上海民众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为惩罚奸商，在新闸桥等地设置木笼，上书“召租洋奴”四字，并配俚词：“破坏抵日货，甘心做洋奴，此等兽面人，请他立木笼。”《申报》对此进行详细持续报道。1928年5月，上海成立反日会，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徵担任主席，从《申报》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党政工商及下层民众联合的对日运动。到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上海组成反日援侨会，虞洽卿任主席，他们主张由商界独立进行，因而与国民党发生分歧。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援侨委员会改组为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此后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政界与商界进一步合作。当时《申报》毅然停止刊登收入不菲的一切文艺广告，一日三刊，滚动报道战事动态、发布各种爱国捐助启事，呼吁抵制侵略者的暴行。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救亡的中心，与《申报》长期的抗日救亡主张和努力，不能分开。

在抗日战争时期，《申报》报道战争消息可谓浩如烟海，如战争、党派社团活动、后方救助、募捐、难民收容、外国难民避难、社会秩序、慈善事业、国际援助、文化音乐、暗杀、商业市容、物价涨跌、名人俗夫、敌伪活动、汉奸政权、烟馆妓院等，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如国际红十字会曾对华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申报》及时报道了该会的资金、医药、粮食援助，以及派遣医疗队、设立难民所和伤病医院等。这些援助改善了中国难民的生活，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传播新知的媒介

开办之初，《申报》即高度重视市民性，在报刊上刊登市民们喜闻乐见的竹枝词，如《沪北竹枝词》《洋泾竹枝词》《烟馆竹枝词》等。也改善了上海的文化环境。同时，大量刊载各“茶园”的演出信息，发表近代最早的戏馆琐谈之类的戏评文章，报道新开菜馆、游乐场的消息，满足了市民们的生活及应酬社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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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上的各类商品广告

《申报》的本事是将政治性新闻也弄得很有市民性和情趣。如同治皇帝大婚，当时还没有电报，北京的消息传到上海至少十多天，尽管《申报》无法及时报道婚礼，但预发许多新闻，如“七月廿六日纳采，八月十七大徵，九月十五日举行大婚典礼”，“计用帑银一百万两，共用黄金一千两”，包括皇帝、皇后等的吃穿用，非常详细，还有上海衙门《大婚不理刑名》，会审公堂放假一天以示庆祝等社会新闻，开创了新闻的样式，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

《申报》副刊《常识》介绍科学和新知，吸引了无数了青年人，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年在上海虹口布店做学徒的沈鸿几乎每期必读，渐渐地对机器、对数理化产生了兴趣，后创办利用五金厂，抗战时他将该厂前往延安，他也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最高工程师，解放后担任一机部副部长、中科院院士。

《申报》作为市民喜闻乐见的报纸，主动承担教化国民的责任。如食品安全的理念、自来水的普及、公厕的出现与管理、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以及传染病的预防、接种牛痘、宰牲场的卫生等，大大增进了市民生活的文明程度。

移风易俗的阵地

《申报》是社会新气象的倡导者。初创时期，美查雇佣一些孩童在马路上叫卖零售《申报》，从此开辟一新职业：报童。《申报》主张读报关心国家兴亡、政治时局，号召市民关注城市发展，移风易俗。如丧礼的改革、女性走向社会、废除缠足、禁绝毒品等。

上海为时髦之都。晚清社会，妓女和女生为最早的公众女性群体，因此在上海这个教育兴旺、妓业繁荣的城市，出现了“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的现象。“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亦不问其式样太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中华民国新立，上海出现洋服热，《上海时事谣》唱道：“文明真文明，改之外国货，红庙里面拜观音。时髦真时髦，脚穿尖头靴，头上戴顶外围帽。”不仅是上海一地，《申报》报道，1912年春季天津一地进口的洋服洋帽“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两”。“两肩一幅白绫拖”曾是上海女子的流行时装，以至许多女子“颈拖白练接腰间，彳亍街头自往还”。大量更换洋装，使得都市青年感叹支出增加，“做上海人安得不穷”。

30年代上海率先兴起“集团婚礼”，《申报》对此推波助澜，曾刊文比较各国结婚费用，指出结婚费用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英、法为1，美国为2，苏联为8，日本为20—25，中国最高达25—30。作者感慨道：“咱们样样落后，事事闹穷，处处束手，惟在结婚费用的豪奢一点，几乎考了第一。这也许是因为咱们为礼教之邦，所以就把女嫁男婚当做‘终身大事’，平时吝啬促狭不要紧，惟在男婚女嫁的当儿倒十分慷慨，甚至于拉扯、借当、变卖都在所不惜。何苦如此？原因就只有一个：讲面子，讲漂亮。”《申报》刊登上海市社会局的《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及《参加新生活集团结婚须知》17条、《礼堂规则》10条、通知书式3种和《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申请书》等，倡议推行“在极度俭约之经济支配下举行极度庄严之结婚仪式”。1935年上海集团婚礼举办5次，有399对新人参加；次年举行8次，参加者达1500余人。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打破了旧的繁琐习俗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受到社会欢迎，并推广到各地。

▲上海解放前夕的《申报》头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解放军进军上海时，毛泽东手书的《解放日报》报头已木刻完成，《申报》社被接管并成为了《解放日报》社。具有78年历史的《申报》走入了历史。

当年如果《申报》能延续下来，会是怎样的一份报纸呢？

▲《申报》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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