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时叫陶知行，一九三四年七月改名行知）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我当时任《申报》经理，我们每星期都要在史量才先生的寓所见面一二次，陶先生坚定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立场和平易近人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九二七年以后，史量才的思想发生变化，他不满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内战政策，极力反对新闻检查，反对干涉民办报纸，主张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具体还体现在革新《申报》的计划中，他希望和进步人士，共同革新《申报》。陶行知的政治思想也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发生急剧变化。由于陶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得到冯玉祥的赞赏和支持，因此蒋介石一直对晓庄师范抱有戒心。中原大战爆发后，一九三〇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借口晓庄师范学生参加反帝反蒋示威游行，查封了学校，不久又捕杀晓庄师范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陶本人也遭通缉，逃亡日本。一九三一年初，陶由日本秘密返回上海，他主张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立场愈加坚定。史、陶两人一九一九年就相识，而现在由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主张促使他们结为事业上的挚友。陶行知回国后，经黄炎培秘密约定，即和史作多次长谈，有时竟通宵达旦。一九三一年一月，史量才接纳一批进步人士，实行革新《申报》的计划。他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聘陶行知为总管理处顾问。因为陶仍在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中，所以陶任顾问是秘密的，从未公开过，也未列入《申报》职工名册，外界很少有人知道。陶行知本人从未到过《申报》馆，平时总是派丁柱中到《申报》馆与我联系，有时也派戴伯韬来联系。史量才除资助自然学园开办费和基金外，每月给陶先生办自然学园的经费和生活费，这笔钱由丁柱中每月来《申报》馆向我领取。丁柱中告诉我，陶先生严格分清公私，自己只取极少生活费。陶行知与史量才见面均在哈同路（现铜仁路）的史量才寓所。史量才特别关照我要注意陶先生的安全。史要见陶，大都由我开车去接，有时用史量才的自备车，有时用我的自备车。陶要见史，则通过丁柱中在晚上七八点钟打电话通知我，我再开车去接。陶先生当时在上海有三个住处，一是在陕西北路的自然学园，与高士其同住，另一处是在自然学园的北面，还有一住处在南京西路常德路口。陶先生有时还自己乘电车去史家。他习惯穿一件三个口袋的学生装，外表极为朴素，他一般总是乘坐三等电车厢。我有时乘坐一等电车厢去史家，恰巧与他隔一层车窗，能互相望见，彼此装作不认识。下车后，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彼此不谈话，一直到史家大门，我替陶先生敲门，才互相点头致意。陶先生从日本回上海后，经常去史家，几乎每星期都要去一二次，两人有时从下午谈到晚上。我因为每晚要去史家汇报《申报》工作，所以每星期都与陶见面，他们的谈话我也参加。他们谈得最热烈的是反封建、反独裁专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民主，主张抗日，主张国内统一团结。特别是在反对独裁专制方面，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陶先生虽然是《申报》的顾问，但他对《申报》的影响极大。史量才对陶先生提出的意见，十分重视，几乎无不采纳。陶曾向史提出革新《申报》的三项建议：（1）《申报》言论，态度必须鲜明；（2）增辟《读者通讯》，使《申报》真正成为人民喉舌；（3）《申报》副刊应和《申报》整体密切配合。史均接受。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特别是一九三二年），《申报》的时评大都由陶先生出点子、命题、列纲，或由陶修改写成。可以说《申报》的政治态度与陶先生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申报》支持进步势力和救亡运动，是由陶先生掌舵的。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申报》宣布开展本报六十周岁纪念年的活动，表现出革新姿态。陶先生即于九月二日起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不除庭草斋夫谈荟》，支持《申报》革新。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底，陶为《申报·自由谈》撰写了一百多篇杂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行民主政治。“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陶先生连续为《申报》撰写时评《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进步人士分头作长时期的商谈，一致认为《申报》在此紧要关头应当表示鲜明的反内战主张。最后，史与陶作了一次深夜长谈，当场拟定文章的若干要点，派人写成文章，再由陶修改，写成时评。修改时，宋庆龄也在场，并提出修改意见。这就是《申报》于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和七月四日发表的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文章斥责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的政治统治，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恐。蒋介石亲自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为此，《申报》被禁邮三十五天。事发后，蒋介石派杨永泰与《申报》谈判，迫令陶行知等人脱离《申报》，《申报》馆表面同意，并未真正实行。陶任《申报》顾问本不公开，平时与史来往极为秘密，以后则更秘密进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陶行知介绍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同时筹备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并积极支持黎烈文参加《自由谈》编辑工作，鲁迅、茅盾先生等为《自由谈》撰写的大量杂文就是由黎主编的。陶还参与筹备出版《申报》丛书，约请学术界进步人士写稿。他写的长篇连载《古庙敲钟录》，主张教育改革，在《申报》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这一时期，史量才也极力帮助陶行知建设自然学园和编写儿童科学丛书。这时，《申报》每逢有重大问题，史量才总是和陶先生相商。其中“伍豪事件”是最突出的一例。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值上海“一·二八”对日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伍豪（注：周恩来笔名）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广告，对中共造谣诬蔑，企图破坏组织。这则广告先刊登于《时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申报》在国民党上海市新闻检查处派员前来交涉后刊出，已推迟三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研究对策，请《申报》刊登《伍豪声明》广告。但根据《申报》广告刊例，必须核实铺保，《伍豪声明》广告，手续不合，未能刊登，由广告处函复。地下党决定，请《申报》用广告处名义，将复函作为广告刊出，由地下党支付刊费。我和戈公振相商后，请示史量才，三小时后即得电话，同意刊登，并不收取广告费。当夜，我照常到史量才寓所汇报每日工作后，史对我说，陶先生已来过，陶说，关于“脱党”一类的启事广告和新闻报导，都要郑重处理，要我将此意转告广告处主任和编辑部总编辑。《申报》广告处的启事如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种由报馆广告处出面刊登的广告，从无先例，读者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脱党启事中的伍豪，并非伍豪本人。同时三月三日，地下党又请法国律师巴和拟《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注：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急要启事》。《申报》即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至此，国民党反动阴谋遭到全部破产（《伍豪声明》以后刊登于党中央机关报《斗争》）。陶先生在这一事件中怎样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我不得而知，但是他和史量才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令人敬佩，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陶行知因为尚在通缉之中，没有公开参加同盟活动，史量才一向以无党派自居，也未参加。但是，同盟的活动宋庆龄、杨杏佛和陶、史都曾长谈研究。史还派了《申报》的两名记者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在酝酿成立同盟时期，陶先生经常与宋庆龄在史家会面，讨论时局、政治，有时我也在场。早在邓演达遇害时，史量才态度坚定地率领上海各日报刊登宋庆龄宣言（国民党机关报不登）。陶先生也痛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记得一九三二年九月有一次在史家聚会讨论政治，在场的有宋庆龄、杨杏佛、史量才、陶行知和我，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十二点。宋、陶的政治态度坚决、明朗地主张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陶先生在《申报》工作期间，我对他的印象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办事严肃认真，学贯中外古今而平易近人。他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内战，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碰见过陶先生二次，一次是在爱棠新村友人欧伟国住处；另一次是在北站欢送上海人民代表团赴南京请愿时，陶先生在讲演前遇见我，他对我说：“我们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还有许多事要做”。意即五四运动以来，民主、科学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加倍努力，才能完成。这些话就成为陶先生留给我的最后遗教。
不料时隔一月，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陶先生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患脑溢血不幸逝世。他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啊。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着丰富的党史史料资源。然而战乱年代档案文献保存有限，此时亲历者的个人回忆就成为史料缺失部分的重要补充。但因时代所限，许多回忆文章或内部出版发行，或成为留存资料，给当下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将自二十世纪新时期开始至九十年代后期，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调查委员会等部门征集、组稿、编纂、发表在《党史资料丛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等期刊上，及总计近六百篇出自作者亲历亲见亲闻追记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上海的活动资料，依照政治正确、内容详实、必须是“三亲”资料、已经接受了至少二十年以上时间的检验等入选标准，重新遴选审读，并尽可能为所编文稿配发作者小传和照片。上海书店出版社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汇编成《上海党史资料汇编（全九册）》。
《上海党史资料汇编（全九册）》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微信公众号ID ：sbph_shsdsj点击在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