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丰安、段光鹏|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与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与实践经验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4期
简介：文丰安，重庆社会科学院改革杂志社执行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重庆，400020；段光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作者：文丰安、段光鹏
内容提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理论，历经挑战与回应、准备与探索、创建与起步、继续推进与快速发展、转型升级与日益科学、全面深化与体系构建六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探索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契合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自立自强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使中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国到工业经济大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实现高质量发展、从技术赶超到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从经济发展到人的全面发展、从公平优先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转折和跨越式飞跃，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包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始终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始终强调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性，始终走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之路。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发展理论 社会主义 现代化
一、研究意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型政党的产生方式，而是正值国家最黑暗、人民最无望的时候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不断推动发展以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永恒主题，一般是指发生质变向前延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对中国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诸多设想，对西方发展经验的引进有着较强大的内在动力，力图向着“西方化”的方向推进，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结果却证明“此路不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希望走向体现集体理性的计划经济道路，即意图通过“大一统”的体制机制，以国家集中计划和行政性指令的方式掌握和支配资源配置，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经济现代化。然而，结果事倍功半，付出了极大代价，却未能达到期望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实行了分区域推进的“渐进式”改革开放路径，从探索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入手，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大势、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现代化道路，为国家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发展问题是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同样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对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规律进行系统把握，“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用发展来解决现实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靠高质量发展开启新征程、闯出新天地。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历史性时刻，从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困难挑战出发，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与实践经验，从中总结经验、探寻长久发展密码，对于寻求指引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明灯，夯实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把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高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问题的总结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发展需要有守正创新的理论指导和求真务实的实践探索。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经验，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学界以发展理论为中心，放眼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逻辑，聚焦于发展的历史演进、经验及启示、未来展望等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诸多的总结，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徐成芳等（2011）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政权转变”“社会改造”“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等有关中国发展的理论序列和实践序列，实现了从政权变迁、制度变迁到模式变迁、文明形态变迁。王静（2017）聚焦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认为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再到新发展理念的演进，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内涵的理解、发展目标的定位、发展方式的选择以及发展评价的建立等方面建构了一套新的发展话语体系。刘从德和郭彩星（2016）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道路方向的坚持与发展、对发展阶段的新判断、对发展目标和战略步骤的新规划、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思维、确立新发展理念、对发展路径和保障条件作了新阐释，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的经验集成和理论结晶。李建群和魏靖宇（2020）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一整套关于发展的新观念和新理论，以重大发展问题为导向，以人类利益为视野，以人民为中心，以人、自然、社会相协调为理论目标，以正确处理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复杂关系为理论旨趣，是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指南，也是解决世界性发展问题的重要参照。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实践探索，金碚（2019）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主题和历史主线，即前赴后继谋复兴，强国富民为宗旨，苦斗创新求发展。其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党领政”和“以党导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赵凌云和管志鹏（2014）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启示，认为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王晓光和方凤玲（2020）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理论的基本经验，包括任何时候都要走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之路，走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之路，走符合历史时代发展要求之路，走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之路。洪银兴（2019）认为，发展从邓小平提出是“硬道理”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意味着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综上所述，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志趣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薄弱和不足之处。比如，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回顾不够具体，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实践经验与成效探究缺乏纵向研究，较少从整体发展的角度进行系统梳理。从理论上深入总结和概括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过程，从实践上系统梳理和探讨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逻辑，从中国发展的故事中总结提炼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理论，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历史任务。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相应地会发生变化，但是发展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更好地迎接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挑战，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与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三、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历程
发展需要理论，同时催生理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积极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要理论，在实践中推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回顾和梳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既有利于在历史脉络中把握发展的规律以增强发展能力，又有利于以自觉自信的理论研究推动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化。
发展不仅仅是处于“和平与发展”时期的发展，“战争与革命”时期同样有发展。革命是历史的突变，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发生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之后的情况非常普遍。了解中国的发展，同样要回看“战争与革命”时期。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发展理论的闸门由此而打开。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将中国的大同主义与西方的社会主义相联结，撼动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既强调实业建国，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大致理论框架。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石。1919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先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则是关于“中国发展之争”。在旧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的复杂背景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终于找到了其特有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敏锐地把握住中国的发展困境、发展要求、发展方向，主张建立起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重心和实践重心，是推翻三座大山以改变社会性质，其中蕴含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过程、方法等的理论分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灭亡和新中国的建立，即旧制度的断裂和新制度的诞生，是中国在“战争与革命”时期实现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掌国家政权，其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主体。当时，国际上的不稳定因素还有很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十分激烈。由于中国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处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根据中国当时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和实际困难，毛泽东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重心和实践重心是巩固政权、不断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改造与建设并举。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使新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避免了经济衰退与社会震动，促进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实践中，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设想。首先，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建设理清思路、扫清道路。其中，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明确认识，强调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走别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其次，毛泽东通过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统筹兼顾的发展战略，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全面、协调的整体发展，主张通过统筹各种因素实现整体最优效应。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从指导思想上解决了中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三者之间的本质联系，着眼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发展方针，力求实现建设强大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此外，毛泽东根据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基本国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组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明确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三大历史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成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最初萌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历史、尊重社会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围绕着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实施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方针，突破了资本积累短缺、经济结构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影响工业化的结构性约束，使人民生活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尽管毛泽东对中国的发展有着诸多探索，但是囿于多种局限，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这一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中国亟待做出改变。恰恰是此种压力，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为消除长期以来国际国内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错误理解，廓清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理论进行了新阐释和新建构。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邓小平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重点，认为发展经济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前提。邓小平提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关键是要抓好经济建设，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方向。邓小平认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特征上，而应从其本质出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成为探索发展道路上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在讲发展的时候，立足现实生活世界的理想追求，从生产力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提出共同富裕应该是发展的落脚点。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共同富裕标志着社会整体发展，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点。此外，解决中国发展起点和任务的基础是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本身就凝结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发点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目的是充分认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而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厘定发展手段。邓小平认为，要更好地发展中国经济，就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纠正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优越性的错误认识。邓小平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通过不断破旧立新、革故鼎新的反思，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把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从而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执不休、阻碍中国经济改革前进的重大问题有了更加明确、透彻的答案。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发展目标的执行手段从行政性、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向更多采取间接规划和引导的方式。最后，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是处理发展问题的指导。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齐头并进发展不现实，而是应当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是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协调发展、综合平衡，要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发展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系、经济增长与质量和效益的关系。邓小平尤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要走以科技进步为依托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新路，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
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对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探索，为构建既能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又能抵制全球化发展风险的发展机制，同时为保证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更加具有活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聚焦发展、制度创新与党的建设，与时俱进地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首先，江泽民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和党的执政兴国联系起来，充分表明发展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将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同时表明兴国富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将发展放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中的“第一要务”，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契合了时代发展的主题，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始终着眼于发展，根据发展来制定执政的措施，用发展的成果来检验执政的成败。其次，江泽民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首次将创新问题提到了社会发展动力层面，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强调创新，尤其是理论、体制和科技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发展的先导。再次，江泽民针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重大矛盾，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强调既要考虑当代人的发展，又不能牺牲后代人的幸福。最后，江泽民认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根本属性和本质要求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相统一的。江泽民提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终极目标，社会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才是发展的目的。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发展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有了很大不同，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并存，实践中出现了诸多困难、矛盾和问题。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化成“唯经济建设论”、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对发展机遇与发展不平衡、“见物不见人”等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首先，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不仅是第一要义，而且是“统筹兼顾发展”，要注重从整体出发，兼顾各方，善于抓关键、抓重点，着眼于社会整体进步的要求，摒弃社会失调发展，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通过统筹协调的方法使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之间利益得到有效协调。其次，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全面发展是协调发展存在的必要前提，协调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协调发展的基础，三者构成了一个严密又完整的理论体系。再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在于强调，发展的目标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其中，科学发展将“科学”作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重点回应的是“见物不见人”、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问题；和谐发展重点回应的是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因发展矛盾凸显而带来的各种失调，特别是日益增大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区域差距等贫富差距问题；和平发展则是把着力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上，向世界表明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最后，科学发展观明确“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核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明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究竟“为了谁”的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发展的成果被人民群众所享有，绝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幸福为代价来谈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了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深刻变革，为解决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以及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社会经济发展失调等相互交织的难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化解经济社会结构性变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思想指南。
科学发展观推动了发展实践的转型和优化，但是由于科学发展观在某些发展理念和要求方面具有抽象性和重复性，使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对其内涵的理解不够或是存在观念上的误解，导致发展理论面临着空谈、泛论的问题。如果不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阐释，势必会损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既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又有与时俱进的开拓性。首先，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客观世界发展是一个量变和质变辩证统一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是一个量变中有部分质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若干具体阶段。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认识达到的一个新高度。基于2020年中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胜利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判断。其次，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就是在客观总结中国国内外经济发展、现实情况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系统化的发展学说，是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理论指南。其中，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是新发展理念的首要观念，要求通过创新的技术及其知识，坚持全面的创新发展，以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协调发展是要求，具有整体性、全局性意义，是针对前期发展中暴露出来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在某种程度阻碍了整体的发展而提出的，要求解决发展的短板和方向上的偏离，将经济、社会、自然联系起来，实现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等整体的、全面的、均衡的发展。绿色发展是性质，体现出人与环境的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是针对前期发展中为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自然资源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开放发展是姿态，针对的是目前中国对国际经济参与程度不够深、掌握的主动权不够多的问题，要求解决内外联动问题，提高开放型经济的层次和水平。共享是目标，是要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富裕人群与贫穷人群两极分化问题，注重发展成果共享。最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在深刻认识和理性判断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作出的重大政策选择，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和主线，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需求侧扩容提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畅通市场循环，激发市场活力。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畅通产业循环，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核心能力、集成创新能力的领军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产生新供给、培育新需求，形成新业态与新经济增长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规模正在空前扩大，各经济体互相依赖、相互联系，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的速度和规模也持续发展。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中国发展，“要看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更要看中国为世界作出了什么贡献。这才是全面的看法。”
总之，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进行了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理论探索，积极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系统协调发展转变，积极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发展理念转变。这些探索是对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分析总结，一方面指导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突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束缚，为实现新发展探索提供一定参考。尽管目前西方社会出现了诸如零增长、绿色主义、环境主义等新发展理论，但是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发展理念缺乏理论彻底性和实践现实性的反省与批判，不能提出具有内在逻辑和实践指向的新发展理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发展实际的角度，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以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参照，重新总结和审视发展价值、发展方式、发展目的，深度思考西方发展理论的诸种缺失，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发展规律的认知，探寻契合时代要求的发展样式。四、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探索中取得的发展成就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探索中取得的发展成就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历史，中国曾经以世界上头号的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千年之久，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直到18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以农立国、以田为业，农耕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使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中国被强行拽入世界历史潮流中，开始遭受近百年的屈辱历史。到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71公斤，工业发展更是一穷二白，基础十分薄弱、生产极端落后、设备特别简陋、产品种类非常稀少。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工业强则经济强，没有坚实的工业化基础，就不会有经济社会的繁荣。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之路，推动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少到多，使中国从一个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大国，经过努力逐渐成为工业大国。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探索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受苏联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大规模开展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使工业生产规模突飞猛进、工业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然而，因为实践的局限以及“左”倾思想干扰等种种因素，工业化探索过程可以说是成功与挫折交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进入新阶段，通过对工业经济内部结构进行多次重大调整，逐步建立起了完备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19.8%，首次超过美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新时代的中国工业化，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发挥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的双重优势，积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工业生产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力图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领域内有所突破，构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促使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同时将绿色发展与绿色制造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新理念，找到一条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近年来，嫦娥五号成功登月，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等一批重大成果相继问世，表明中国正在加快工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生产结构的持续优化，开启了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跨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在实践探索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就就是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实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创造性地解决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论兼容性问题。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表现，然而西方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方式经历若干阶段，在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压迫下，形成了经济的“西教条”。苏联则教条化地用计划经济配置资源，成为“东教条”。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经济基础薄弱、经济严重缺乏独立性、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周边环境不稳等诸多问题，为在短期内消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恶性波动以及实现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从而在建设资金严重短缺之时，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对于恢复经济、建立起工业及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体制认知有限，因而采取的是一种边实践边总结、在干中学的思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论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经济体制改革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思想的再次统一有力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结束了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激烈争论，是理论上的创新突破。社会主义一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展示出了强大的制度优势及发展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市场经济由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形式，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运转的动力和效率，实现经济社会稳定、高效的发展。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实践反复证明，政府和市场之间始终是相伴而生、不可分离的，只是二者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经济系统的良好运行取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耦合。一方面，针对市场经济固有的宏观经济存在失衡等缺陷，政府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动作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以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通过加强对市场主体及其所从事的交易、竞争等行为的监督和管理，规范市场行为和运行秩序。另一方面，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为基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作用于市场，要通过健全市场要素体系和组织体系、健全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基础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成政府规范与市场激励在功能上的良性互动。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更要通过政府和市场的相互配合和协同，实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持续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拉动中国经济逆势增长和全球经济提振复苏。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伴随着一轮翻天覆地的质量革命，如德国、日本和美国都在工业化中后期把质量摆在核心位置，进而将质量优势延续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突出的是发展的质量，与高增长突出的是发展的速度形成鲜明对照。追求高增长是在短缺和普遍的供不应求的背景下提出的，由此形成了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面对的首要任务是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尽快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计划经济集中配置资源的能力，中国迅速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然而，三大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很高而服务业比重很低，城乡结构中的城镇化水平很低，工业内部的重工业比重很高而轻工业比重很低。改革开放以来，当经济发展目标开始转向改善民生且引入市场机制以后，之前的经济结构必然改变，从此开启了一个由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而带动工业、服务业，城市建设等投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快速扩张的市场需求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增长。可是，以增量扩能为主的发展战略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粗放浪费，引发了产能过剩、债务扩张等问题，从而使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新时代，经济现代化步入改革深化期。经济发展问题更加复杂，要更加关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非高速度发展，才能突破新阶段的经济发展瓶颈，推动经济建设和深化改革。高增长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激励机制有力，而责任约束不足；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激励与责任约束并重。高质量发展不追求经济增速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的约束，而是需要根据需求条件、要素条件和潜在增长率发生的重要变化进行适时调整，以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导向，把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经济体系作为当务之急，让市场和政府的有效结合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加强国内人才的培养以及建立国外高端人才的引进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建立应急管理体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支撑，从而更好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技术后发国来说，技术赶超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追赶的关键，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战略选择。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必须突破所谓“产业梯进规律”主张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发展教条，要抢抓信息化、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的重大机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仅有30多个相应的专门研究机构，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足500人，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作为一个技术后发国家，中国抓住发展时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实现创新模式从模仿跟随到引领的战略转型，不仅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而且有效地提升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已经成为世界新兴创新大国之一。创新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处于核心位置。其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要通过提升科技创新驱动的能力，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研发中心、制造中心和设计中心，使中国能够由制造大国逐步升级为“智造强国”。尽管中国很多产值和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但是距离创造大国、科技强国还有一段距离。进入新发展阶段，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破除一切阻碍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尤其是加快核心技术创新，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加大创新人才培养与激励，提高创新资金支持力度与投资效率，超前部署前沿研究领域，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加快形成多中心区域创新布局，抓住机遇走出一条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新路，向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百年演进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要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在发展过程中坚持把路径选择与价值取向统一起来，不能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要防止价值取向的迷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也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定的基本发展战略，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而言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次重要的发展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面发展不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损害与背离，其实质就是解放和发展人本身。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而生、更是因人民而兴，这就决定了发展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人本身，聚焦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经济全面发展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努力通过经济的全面发展来激发广大人民的潜能，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没有人的需要的发展和以能力为本位的整体素质等的提高，就解决不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不能积极回应人民普遍的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需求，就不能让全体人民感受经济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普惠成果。创造美好生活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换言之，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表现和具体步骤。创造美好生活一方面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方面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又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精神文化、安全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井喷式增长，发展却仍不平衡不充分，而人的全面发展是化解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制胜要诀”。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的多维度需求，才是实现了更持续、更公平、更高质量的发展。在现代西方社会，“资本逻辑”是市场经济内在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与西方国家单向度的“资本逻辑”至上不同，中国现代化发展所具有的共同富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和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其特质性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不是以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不是为工业发展而发展工业，而是服务于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致力于满足人民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百年来，从倡导公平优先到先富带动后富，再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理念转变，表征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围绕着富裕人民，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人民共享发展红利，打造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路径，在民生得到改善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推进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的协调增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加快构建一个公平优先、均中求富的现代化模式，国家将分配公平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使公有制占据着支配地位。虽然新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蛋糕分得比较公平，但是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基础薄弱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深入思考，通过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通过多种政策和措施，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和活力。积极让部分群体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就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在发展“高速路”上40多年的驰骋，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在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常态下仍处于世界前列，已经解决了基本产品的供应短缺问题，为各行业劳动者创造了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客观上形成了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2020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 189元，比上一年名义增长4.7%，若扣除价格等方面的因素，实际增长2.1%，基本与经济的增长同步。然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大问题。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涉及“切蛋糕”，而且关系到“做蛋糕”，既是终极性的理想价值，又是过程性的价值，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两者的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新的庄严承诺。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既要继续巩固全面小康成果，切实提高全面小康的水平和质量，又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高品质生活为目标，以高效能治理为手段，以全方位创新为动力，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基础、筑牢根基。五、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探索中积累的发展经验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时间里，借鉴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历史经验，聚焦中国发展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找准并解决思想观念短板，回答了关于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回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论秉持一脉相承的思想基因，在深自砥砺中不断演进，在笃定前行中不断创新，形成了深沉厚重的历史印记，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建党百年的发展轨迹充分证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中行稳致远的最根本经验，同样也是党的发展理论守正创新的最根本保证。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社会转型和急剧变革，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现代化运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坚定正确价值取向的强有力现代化政党。政党自身的政治使命和利益所在决定着政党的领导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还是阻碍力量。“中国政治的基本逻辑是政党领导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政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建党百年的发展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把政党具有的现代权威转化为发展现代经济的能力密不可分。在建党百年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之间，能够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遵循的重大政治原则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由于对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认知，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与走向，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方式与成效，因为其稳定的领导特质和强大的统筹、协调、动员能力，保证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而不受制于一时一地或者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愿望、要求或者压力，能够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分歧，激发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共同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风险和挑战。同时，中国共产党具有为担当使命而英勇奉献的主体责任意识，始终坚持自我革命，注重以自觉积极的态度、快速地自我进化、通过有效施政来不断提升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能够有效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和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常见失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动力来源，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性和连续性。新发展阶段，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调整和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社会，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描绘美好生活蓝图的同时，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优势，尤其是其对于现代化发展的强大认知与反思能力，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抵御发展过程中的波动和风险，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进。自鸦片战争以来，现代化便成为中国发展的主题。中国究竟选择何种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事关国家和民族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纵观建党百年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演进机理，其归根结底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着独特理解和鲜明态度，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从世界整体发展格局看，世界历史早期进程呈现出欧洲扩张之势和西化浪潮，然而资本主义却又是造成世界发展问题的根源。中国要在东弱西强、资强社弱的整体性态势中获得生存发展，就必须通过实践探索创建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避免成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附庸，推动世界历史进入充满多元化主体和道路的发展阶段。建党百年来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理论品质决定了中国要实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双重超越，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其核心要义，以人民为中心是其价值指针。只有不断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动力、开辟路径和创造条件，极大地解放和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才能发挥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只有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实践标尺和行动靶向，为人民利益谋发展，靠人民力量助发展，以人民共享促发展，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才能彰显出社会主义主旨。因此，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有目的地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问题，有效规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无法治愈的致命顽疾，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有的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要义开辟新发展道路的变革性和内蕴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性，积极推动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主宰、主导向着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不断加强的方向转化。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是农业技术的创新者，在现代工业社会时期却因内部启动现代化的动力不足而成为落伍者。中国的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都和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异，中国不断地为外界因素所刺激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变革和政治变革，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趋势开始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必然渗透着民族特色。因此，现代化既是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又是多元选择的民族进程。作为人口众多的东方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建成的现代化国家，尽管这是在一个极度不发达的起点上进行的。历史实践表明，从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被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理论演进中呈现出了延续性与创新性辩证统一的发展目标、长期性与阶段性辩证统一的时间特征。
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面对的困难和风险都是世所罕见的，从而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具有系统性、全局性、战略性、革命性的特点。目标决定方向，中国的发展始终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消弭了资本主义宰制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全面异化，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破除了“修昔底德陷阱”，探索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化解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现代化发展成果越来越丰富，彰显出了重要的世界意义。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依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并基于特定发展阶段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对当前及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战略部署，集中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努力填补发展空白、突破发展瓶颈制约、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建党百年发展理论的演进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既离不开对国情的认识，又少不了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合规律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发展规律是以一定的发展条件为基础的。只要发展条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发展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首先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根本规律的坚持与发展，表现在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坚持改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受到一些限制因素，如历史环境、技术水平以及经济体制等，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经济规律以及客观规律认识方面的不足而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内容和历史要求下及时地作出了相关调整，包括利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利用货币流通规律，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了解资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的一般规律，积极向社会主义过渡；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利用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及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运用经济周期规律，预防经济危机；认识平均利润率及其下降趋势的规律，实现公平分配，破除行业垄断等。中国发展的实践充分说明，无论是“战争与革命”年代还是“和平与发展”时期，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使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反之，任何违背客观规律按照主观愿望采取的行动，都会使得发展进程变得十分缓慢，甚至会引发许多问题，最终被历史所抛弃。进入新发展阶段，要促使发展符合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注重对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最新动态加以分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弊端，正确应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危险和挑战，沿着顶层设计完善落实各项具体举措，注重发挥中期评估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的作用，按照系统观念的指引去实现发展目标。（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4期第3—17页。）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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