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尚业的信心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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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3年冬，尹女士在长沙三角花园的服装店里买了一件棕色羊毛大衣，宽松的A字版型，领子与围巾合二为一，可以搭到身后，设计比较独特，价格是惊人的600多元。
彼时的三角花园有一个拥挤的服装市场，搭的简易棚子连城一片，有点像今天的夜市，留给行人的通道比较窄，每到周末人挤人，吆喝喧天。
棚子区旁还有一排正规服装店，其中不乏卖“香港货”、“广州货”的个体户，600多块的大衣便出自这类店铺。店内没有装修可言，衣服大多挂着，或者穿在简单的塑料模特身上，老板各个大嗓门，态度比国营店的营业员强点，擅长看人“下菜”，还很会跟爱还价的顾客打“太极”。就是这种没有时尚氛围、没有服务意识的店铺，能卖得动几百一件的衣服。那可是1993年，4年后王一博才出生，易烊千玺得往后7年。
可能有人不信，1993年怎么会有人买600块的大衣。
1978年确定改革开放，到90年代已经自上而下的摸索着搞了好长时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进一步推动了下海潮，胆子大又跟上国家政策的，到90年代初已经有点小钱，本文开头说的那件600多的大衣就卖给先富的一波人，小富。
那时候，卖衣服，好卖。纺织工人在家用缝纫机踩全棉三角裤去街边卖也能卖些钱，去批发市场进点“簸箩”货，乱糟糟的摊在纸箱里叫卖也是路子。搞活经济的初期，就是争当个体户，基本上小投入肯干的，都能赚点。
再往前些年，一个家庭怎么置办新衣服？
在物资匮乏的时候，老百姓攒着单位发的布票，攒够了就请裁缝来家里做衣服，一次做完一家人的，按天算工钱，包吃不包住，一般来说，大家挤在年前做衣服。所以，街上最多的都是布店，服装店几乎没有。现在去看70年代的照片，人人都穿得一样，一个颜色。但是，也有个别不一样的，多半是华侨，60年代中后期，印尼发生非常严重的排华事件，不少华侨陆续回国生活，尹女士少女时期隔壁就住了华侨，穿喇叭裤的华侨，大家看不惯，说要给他把裤子剪了。后来改革开放，外面的时尚资讯随着引进的海外影视剧给全国老百姓上了时尚普及课。
80年代，日子逐渐好起来，布也没那么难买了，就可以更随意的上裁缝家做衣服，兴许在街上或者电视里见到好看的款式就可以去做一件。再往后，蓬勃发展的个体户是最时髦的KOL。
像湖南长沙这样的南部城市，离广东不远，崇尚广州货，广州货又常常来自深圳，深圳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特区，毗邻香港，从1986年开始去深圳就要边防证了，边防证不容易搞，相对来说，广州人更容易搞到手，他们去深圳进服装，深圳又可以从香港甚至更远的海外进货，一开始倒腾到内陆的有大量二手服装，1993年能卖600块羊毛大衣的长沙三角花园，起初就是卖海外二手衣出名的，那些衣服样子时兴，跟电视里外国人的着装能接上些轨，价格也没有太贵，这是一部分追求时髦的国人最初拥有时髦衣裳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中国大搞基础建设，流通是大多数生意得以发展的前提，信息流通和交通运输流通，冲击着时代的洪流四处乱撞，80年还蓝色系的人们，到80年代末，已经穿着紧身健美裤、嚼着泡泡糖上街了。
2.
如果你在80年代末已经获得了看电视的机会，那么，很可能看过露点的李师师，那几年里，《黑太阳731》是小朋友最怕碰上的片子，看完需要看好几部周星驰才能缓过来。很快，人们可以看到施瓦辛格演的《终结者》，对，光着屁股那版，没有删减，1995年电影院上映《兰陵王》，背过身子、全裸的宁静美得让人睁不开眼。
1991年，小学三年级的刘露看了一部澳大利亚电视剧《重返伊甸园》，从而转动了她命运的齿轮：她放弃了幼儿园时期立下的要当画家的志向，决定成为中国最好的服装设计师，做最好的中国品牌。
她在创意方面的开蒙比其他孩子更早些，80年代末90年代初，爸爸去广告公司工作后，曾带着上小学的她去办公室玩，没啥可玩的，就看录像带，全是国外的广告，她从来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好看的东西，一条一条广告，每一条都那么奇怪和有意思，里面甚至有不穿衣服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则饼干广告，主角坐在屋子中央的椅子上吃饼干，然后四周的东西逐渐掉落，似乎房屋要倒塌，但是这人还在心无旁骛地吃饼干。哇，这饼干得多好吃。她一边想着，一边觉得这广告好厉害，却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去形容，她在那时候还不知道“创意”这个词。
90年代的时尚资讯相对匮乏，不像今天，随便一个社交媒体都能轻松翻出成百上千的时尚信息，但这并不阻碍真正热爱的人去了解。大约从初一起（1994年），她开始陆续买《上海服饰》与《时装》，从零用和饭钱中抠搜出买书的钱。那会儿，不太大的肉包子四毛一个，女生一般一顿吃两，学校门口的盒饭三块一份，一碗肉丝粉一块八或者两块，房子多数靠单位分，房地产还没开始“抢钱”，但是，一本印着漂亮衣服的纯本土时尚刊物《时装》要卖10元，《上海服饰》是三块六毛。1994年的时尚，贵得这么离谱。
1998年的一个周末，16岁的刘露第一次走进湖南**纺织厂一位高管的办公室，她爸爸曾经是这里锅炉房的普通工人，后来通过类似今天的“国考”，进入与电视台同级别的广告公司，成为老单位所属整个居民区的谈资，放今天，这种励志戏码得在视频网站上火个几天。
刘露没事喜欢想些有的没的，比如，怎么让爸爸的老单位起死回生。那时候老企业改制，没效益的厂一大堆，资格老、规模大、占地多，卖地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常规手段。她一个小孩哪里懂走到这一步的老厂早就没有了折腾的精气神，能安置好工人就已经万幸了。但是她还是得到了一个机会，去跟厂里说得上话的人聊聊。
她爸爸跟经理寒暄几句就退出办公室门外等着，好让女儿没有忌惮地聊。小姑娘倒也不怕生，一张嘴就进入状态，她觉得应该设计一系列好看的睡衣，厂里之前生产的那些纯棉针织尤其带小碎花的就能用上，装饰上花边、蕾丝 ，有点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花仙子》那样的。衣服做好后就开服装发布会，T台上要堆满稻草、棉花这类植物，让模特光着脚踩过去，营造出很天然的感觉。
至少看起来领导听得开心，边点头边微笑，末了，拉着她爸爸说怎么着也要留下来吃饭。小包间里大人们各种夸奖，她一直在想，厂里会不会找她设计睡衣呀，那该多好，指不定就真成服装设计师了。
回学校后，她看同学时总有种“我跟你们不一样了”的错觉，这种错觉至少坚挺了一个礼拜，厂里失联，那种期待也就随着越来越紧张的学业飘散了。
她年纪不大，已畅想过无数次有一天举办自己的服装发布会，谢幕的时候，享受众人的赞叹。那年，《不是我是风——王新元、张肇达高级时装发布会》以巡演的方式开了十几场，对于大众而言，与其说是秀，更像是一种娱乐。不多的电视台，却能找到走秀的节目，更早的时候，服装秀还配了嘉宾解析，常常是一位名为李欣的面目慈祥的奶奶。这类专业信息在《时装》杂志上有刊登，而《不是我是风》就连日报也都报道，这类活动，够洋气，老百姓爱看。
刘露在那个时候就记住了王新元、张肇达的名字，这不是她第一次记住中国服装设计师的名字，更早知道的是马可，因为在第二届“兄弟杯”获得金奖，同样是在《时装》上看到的还有“兄弟杯”征稿启示，她曾经在初二那年试图参赛，最终因为画不出满意的效果图以大哭一场收尾。还好，吃了点校门口的炸串就不伤心了。
3.
这个时候的城市，呈现出两个极端的故事，一方面，全国范围内尤其东北地区的下岗潮刺激着人们的绝望情绪，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享受逐渐便捷化的时尚生活。这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南方的纺织厂，北方的重工业，下岗的重创却呈现出不太一样的结果，大量南方下岗工人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部分改制后的企业的确刺激了市场的活跃度，比如，早期国营布店，后来由个人承包卖服装，反而适应了老百姓的需求。1997、1998年，内忧（下岗）外患（经济危机），但也正是这两年，服装行业开始迅猛发展，街边都开始卖牌子货了。
刘露念的高中是美术类专业学校，搞艺术的孩子多少都更注重衣着搭配，但她没有闲钱买衣服，班里有同学穿真维斯、班尼路，甚至还有人穿一两百的Esprit，以及更贵的阿迪、耐克。她高中时期唯一买过一次休闲大牌，是在班尼路专卖店门口的“促销花车”里拽出来的25元T恤。谁能想到，20年后，这个价格依旧可以在网上买到“大牌”T恤，甚至于少数外贸店质量不很差的衣服能卖出五块、十块的价格，跟盒马的蔬菜差不多。
为了考上好学校，最后那几个月她真是没日没夜的画画，在书店淘到最后一本20世纪服装设计大师手绘的合集，书皮都破了，也买了回来。那种随意又很有艺术感的线条让她着迷，于是拼命临摹，说不清楚在画了多少张之后，她对着杂志速写的时装画，也显示出能唬人的娴熟感。
后来，她考去了完全不了解、坐火车要24小时并且不能直达的南京，开始了更为系统的专业学习。命运的齿轮咔嚓咔嚓地向前转啊转，中国服装行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20年。
4.
是的，她就是我。
我想跟你们说说自己亲历过的中国时尚业，原因后面再写。
去了那么远的城市，我才知道，原来这里的人们穿得素净、文艺不少，而在90年代初就拥有诸多夜总会、大搞娱乐业的家乡长沙，人们显得五颜六色、花枝招展。这种差别是互联网兴起前城市之间的有趣显著特征，互联网兴起后，人们走向趋同。
今天流行的Y2K跟真正2000年前后的时尚比起来，差了好些意思，因为，今天的Y2K是符号化版本，真正的2000年，街上有超高厚底鞋搭配层叠蛋糕裙，也有露很多的吊带衫，超大工装裤配大T恤，破烂牛子裤，等等。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国产时尚走得有多快，早期时髦人群有多抢眼。
不同于早年个体户手里拽紧了时髦资源，这个时候的国产品牌显示出带有本土语言的时髦志向。“江南布衣”逐渐从诞生起的江南“小野花”往设计感走；“例外”这类真的例外的品牌也能在大众休闲品牌往前疯跑时独辟蹊径；后来居上的“德诗”，早早抓住有文化又有个性需求的中产消费者；而大片拍摄水准极高的“淑女屋”，让怀揣少女梦的不同年龄层少女愿意花上两千块在20年前的商场里找到做小公主的感觉。
很快，《上海服饰》停止发散时髦魅力、略显老态，售价高达30元的《青年视觉》开始吸引热爱艺术和时尚的年轻人，创办人画家陈逸飞将时尚和艺术在这本刊物里做了个极好地融合，还助力了很多时尚业的创意人士尽力展示才华，比如，陈漫以春晓为模特拍摄的一组数字感很强的封面，那恐怕才是真正的“时尚元宇宙”。可惜，大师走得早，他在时尚领域的探索戛然而止，团队中不少成员都成为日后上海时尚业的中坚力量，称得上“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专家讲话好使的年月里，在设计大赛中崭露头角是迅速获得时尚业机会的绝佳办法，除了“兄弟杯”（后改名汉帛杯）、“真维斯杯”这类今天依旧健在的行业赛事，电视台偶尔也举办设计大赛，武学凯、王玉涛等曾获得相关奖项的设计师在这个时候已经是行业媒体上常见的名字，更加刺激部分年轻人想获得一张机会门票，正如，今天，更多人争当网红。
5.
我2004年从大学毕业，进入服装行业媒体工作，那一年，对于中国时尚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6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兑现了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这是奢侈品在中国市场大力布局的开始。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奢侈品又大力进驻，一定程度上逼得中国本土时尚业进行升级提档，其实早期拿到商场好渠道的品牌，价格不便宜但是卖得也不差，随着整个市场越来越繁荣，商品越来越丰富，老的渠道优势就会逐年降低，从产品到渠道，都面临着升级、找到自身特色的问题。南京的德基在出现之前，那个位置差得就像一潭死水，2006年6月开业，定位在南京乃至周边地区最高档的商场，奢侈品一个一个进，经营辐射好几个城市。如果没有《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没有顺应市场需求往高了走，没有地缘优势，光靠民间传说的玄学来解释其成功，实在潦草了些。
这种逆势“改命”的例子在时尚业其实挺多。早年中国国际时装周有多火？这个恐怕只有年纪稍大些的行业记者才清楚，大手笔走秀的品牌非常多，嘉宾礼物出手阔绰，媒体排着蜿蜒的队伍去领礼品是常事。
有多豪？请崔健在秀后的发布现场演唱，在舞台搭建超大型游乐场，还有设计师在舞台“洗澡”，那些浮夸的、创意的、怪诞的舞台，都发出一个声音，钱当当作响的声音。这是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另一种证明，同时，人们信奉行业地位能带来商业机会。
成立于2003年的上海时装周，一开始因为少量海外大牌的走秀极具宣传势头，但是，大牌的热闹是大牌的热闹，从整体时装周来说，无论人气和品牌数量，以及组织能力，都要比中国国际时装周差太大多，摄影台稀稀拉拉没多少人。平台的力量无法凸显，导致走秀的费用较低，这反而成了一个契机。奢侈品大举进来之后，中国本土的年轻设计师品牌也起势，对比中国国际时装周的价格门槛，上海这边更有性价比，加之上海以及包邮区市场本身的魅力，孵化了不少本土新生力量，双方的结合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2014年，“栋梁一日”的设计师专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上海时装周定下基调。
从此，中国的两大时装周，各具特色。
6.
眼下，中国时尚业的信心在哪？
中国时尚业的发展实在太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在太猛，从全员蓝衫到许多人衣服穿不完，时尚业开始讲究可持续，不过才40年。我们起步晚，跑得快。这个过程中，当然不是一帆风顺，几乎每次都是危机夹杂着转机，《老子》说得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行业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98年经济危机的同时服装业大肆发展；2005年后，奢侈品大举入驻带动全行业时尚升级；2018年左右，早一批具有国民知名度的品牌逐渐沉寂，但又靠全方位的创造力呈现再一次浮出市场，跑往新的高度；同行们熬过了叫苦连天的去年，本以为会等到全面大力恢复的今年，时尚业步调却依旧缓慢而冗长。
消费习惯骤变的背后是老百姓的需求再一次进化，抛去矫饰沉淀下本真，这又何尝不是品牌再一次提档升级的时机。个人、品牌自然扭不过时代的洪流，但个体却会因为选择与努力左右命运。或许站在未来回看今天，才会发现命运的齿轮又一次转动。
而且，每每回顾过往，都不得不感慨，大多数中国人的底色真是勤劳、肯干、思变，这也是让我总对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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