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项目述要

文◎贾达群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2022年第6期。

摘　要：作曲理论体系建构是音乐理论学科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工程，是对现今有关作曲和作曲理论系统性知识的梳理、归类、整合、提炼与重构。其涉及面跨越时空，融汇中外（西），深厚而宽广，聚焦且多元。作曲理论体系的结构框架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如何建构？如何在这一宏大学术课题开展过程中凸显中国特色？何为本项目研究的意义、价值及其实施方法与策略？将逐一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并做出回答。

关键词：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题解；意义及价值；框架目标及研究策略

2021年，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笔者有幸与全国40余位作曲理论学者组成团队，成功获批了以“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为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从项目申报到获批，虽历程有些许坎坷，但学术收获却是巨大的。“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项目，与团队起初申报课题“现当代作曲理论核心知识体系化研究”两者间的区别显而易见。起初申报课题关注的是20世纪下半叶至今，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西方学界业已形成并具有核心知识集群意味的诸多有关作曲技术、分析理论，以及作品研究多元视角与方法的系统性新知识，希望将其做一个全面且整体性的溯源、梳理、归类、总结和提升，并使其成果尽快反哺于我国作曲理论研究和高等专业音乐院校的作曲理论教学。这也是团队针对在我国作曲理论学界和专业音乐院校教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作曲技术“四大件”系统之反思，以及力求顺应现当代作曲及其理论研究实践的发展而进行变革的意愿。国家社科基金下发的项目，则在呼应国家文化战略这个更高的层面上，对作曲理论与音乐分析领域的科研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要求不仅下达了建构“作曲理论体系”这一世界性音乐理论宏观结构系统的任务，还突出了“中国特色”这一鲜明的主体意识责任。显然，这是新时代赋予中国音乐（作曲）理论学界及学者的重大使命。如何审视和解读“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项目在学术、学理以及逻辑上的内涵和外延？“作曲理论体系”的结构框架里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如何建构、如何在“作曲理论体系”建构的同时凸显“中国特色”等诸多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理论研究需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逻辑缜密的分析和论证，只有将前述问题弄明白、搞清楚了，才能将这个国家级重大项目做下去，才能将国家文化战略意图落实到每一个学术概念及其研究细节，才能实事求是地、学术地完成这个项目应有的使命，并使之具有客观真实的学术品质，以及对作曲理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具有创建性、引领性和参阅性的价值。

以下从“题解”“学术史梳理”“项目之意义及价值”和“项目框架、预期目标及研究策略”等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题  解

题解有助于深入领悟与整体把握项目课题，其任务是明确和论证本项目课题包含的诸如“作曲”“理论”“作曲理论”“体系及作曲理论体系”“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等关键，以及相关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相互关系。

关于作曲　作曲是一种专业的创造音乐的活动，是一种基于“记谱”的，将人的情智用音乐符号逻辑地记录并定格于纸面上的音乐创作行为，是与“即兴创作（演奏）严格区分的行为”。作曲的专业性，体现在作曲的全过程必须遵循其基本法则，即“材料—程序—结构”之整体性关联。尽管该关联中每一环节的具体技法、参数和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但是贯穿于作曲全过程之基本法则的逻辑程式却不会改变。专业作曲的基本定义，不仅区分了其与即兴创作（演奏）的界限，也区分了其与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传统音乐的界限。

关于理论　理论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规律和客观事物本质的理解和论述，是一种系统性的理性知识，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演进性质的认知，并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而形成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因此，抽象性、逻辑性、系统性、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是理论的五大本质特征。一方面，作为经过科学研究而形成的各专业的智力成果，理论具有普遍指导实践成功的适用性；另一方面，理论也有着自己独立的生存领域和更为高级的存在价值，该价值将不断影响和促进科学知识和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

关于作曲理论　作曲理论是一个总括的概念，涵盖一切关于专业创作的音乐构成和存在形式的方面。国外（含西方）的作曲理论经历了数世纪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其在创作技术、分析理论、跨学科研究三大层面逐步实现了现代转型和互融。就创作技术而言，国外（西方）作曲家从宏观层面建构了调性音乐至后调性音乐的历史发展与风格变迁，在微观层面探索了现当代音乐创作的诸多可能，其观念及核心技法体现在音高组织、节奏组织、音响组织和结构组织等方面，并在多个流派和众多作曲家的笔下付诸实践。就分析理论而言，国外（含西方）音乐理论家结合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理论，针对调性和后调性音乐作品创立了多元的音乐分析理论，如申克理论、音级集合理论、变换理论、新里曼理论、图式理论、轮廓理论等。就跨学科研究而言，国外（含西方）音乐理论家在文化表达、创作源头和乐意阐释等更深入的层面上，吸收文学、哲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建构了解读和诠释音乐作品的新路径，涌现出诸如音乐叙事学、音乐修辞学、音乐符号学、音乐诠释学、音乐姿态理论等新兴理论。综上，国外（含西方）作曲理论在前述三大层面上，积淀了丰厚的系统性学术成果，该成果不仅影响并促进了音乐创作在风格和技法上的变革和出新，也带来了自身学理及逻辑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暂且按下古代的“乐论”“曲论”和“律学”等与音乐创作有一定关联的音乐文论不表，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及其近代的作曲理论，从一个世纪前开始的“西学东渐”，到“民族化探索”，再到“自我理论建构”，其飞速发展的进程令人叹为观止。“五声性十二音场和声系统”“太极作曲系统”“结构对位理论”“有机声源理念”“一音多声技法”和“混合编制乐队的管弦乐法实践”等自我理论建构不仅颇具特色，且为已经成为国际化共享资源和公用平台的专业作曲理论系统增添了新内容。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作曲理论学界频繁的全球性学术（交流）活动及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总体来讲，进入21世纪后，尽管在学术水准和技术程度上有一定的差异和距离，但是中国作曲理论学界的研究领域和进程与欧美学界基本同步并有着自己的特色。

关于体系及作曲理论体系　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系统，具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数世纪的专业音乐创表实践和理论研究，积累了丰厚、多元的作曲理论，且近乎体系化。但就具有系统性意义的“体系”而言，世界范围内尚缺乏具有学术权威性的“作曲理论体系”之建构认定和记载。“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其实质不仅在于作曲理论中国话语的真正形成，也是作曲理论体系建构的世界性补白。其主要内容，是在中外（西）作曲理论相互激荡的背景下，重新梳理、归类、整合、提炼诸多史论文献，有目的地分析、研究经典作品，以助于作曲理论学术体系的建构之需。

基于“体系”的概念认知，作曲理论体系也可理解为与作曲及作品研究相关，并与作曲理论历史（包括作曲理论本身的发展史和对作曲理论认识过程的发展史）和逻辑（以作曲理论核心概念、基本范畴等建构的知识体系）相统一的认知系统。尽管作为其体系建构基础的专业作曲技法和作曲理论源自西方，但是它已然融入了世界各地的智性，成为国际化的、与专业音乐创作及研究相关，且具有学术系统意义的核心内容。因而，建构作曲理论体系的学术研究课题，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狭隘的空间地域，强调这些相关的，具有学术系统意义之核心内容的“历史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多元性”和“思辨整合性”的统一。

在时间维度上，重视“历史性”——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的发展是“现代知识”持续转换或互融的结果，因而课题关注作曲理论体系建构中传统和新兴的概念、范畴与命题；在空间维度上，强调“逻辑性”——超越中外（西）二元论思维，将今日之“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建构视为是中国理论、西方理论，乃至世界多元理论，在转换与互动中共同发展的逻辑结果；在知识广度上，主张“多元性”——将相关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集结成具有系统性关联，并能发挥体系化功效作用的整体；在学术深度上，坚持“思辨整合性”——整合、提炼现有理论之本质，使之成为具有多元指向并能换代更新的学术平台。

总之，唯有将不同地域、观念、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借鉴等元素都充分地纳入研究视野中，作曲理论体系才能被建构为一个充满生机且带有包容精神的“活态系统”。

关于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建构中的“中国特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根植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土壤，同时重视作曲理论学科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范畴群、核心问题域等；通过对这些带有鲜明中国话语特色之核心知识的归纳、整合与提升，集中体现当前中国作曲理论研究的学术进展和最新风貌，进而凸显中国之于世界作曲理论系统的理论贡献。二是关注国内外作曲理论新资源，在比较、对照、吸收、升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作曲理论学科的学术视野，创建涵盖“创作论、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多维一体的“大作曲理论体系（系统）”，希冀提供一份能体现中国学者独特视角和不同理解的“理论体系”之“中国方案”，进而在中外（西）音乐文化的“视界融合”中，拓展世界范围内作曲理论体系的意蕴和内涵。而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学者视野下）的“作曲理论体系”建构和研究之本质内核。

二、学术史梳理

有关作曲理论学术史的梳理，按照作曲理论系统性知识的三大方面——技术理论、分析理论和跨学科研究理论来进行（这三大方面亦是作曲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国内外两个部分。

（一）国外部分

1.现当代创作核心技法研究

首先，19世纪末出现的削弱并最终瓦解调性体系的变革，促使20世纪早期的作曲家寻求新的音高组织方式。如基于音程和动机细胞的无调性音乐、巴托克的人工音阶、勋伯格的十二音序列音乐、梅西安的有限移位调式；由作曲家本人或理论家形成并撰写的有关核心音程、音列、集合等音高组织技术的著述，如梅西安的《我的音乐语言技巧》（1942）、勋伯格的《音乐的思想与逻辑》（1936）、《风格与创意》（1950）、乔治·珀尔的《十二音调性》（1977/1996）、列夫·科布里亚科夫的《皮尔·布列兹：一个和谐的世界》（1990/1992）和塞纳吉斯的《形式化音乐》（1992）等。

其次，音高以外的其他元素，也被众多20世纪作曲家以创新的方式加以运用，其中对节奏组织的探索，就是西方现当代创作核心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非对称和附加节拍、变节拍、不规则和置换的节奏组合、复合节拍、复合节奏、带有附加时值的节奏、增值和减值节奏、不可逆行节奏、节拍转换，以及比例参数等先后在德彪西、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卡特等作曲家笔下得以实践，并涌现诸多理论著述，如格罗夫纳·库珀等人的《音乐的节奏结构》（1970）、罗伊·豪瓦特的《德彪西音乐中的比例》（1983/1986）、大卫·席夫的《埃利奥特·卡特的音乐》（1998）等。

再次，国外（西方）作曲家对现当代作曲技法的探索，还体现在音响音色、结构组织等方面，加之“二战”后美学、哲学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形成诸多新的作曲流派与技法。如以巴比特、布列兹为代表的整体序列音乐；以约翰·凯奇为代表的偶然音乐；以里盖蒂为代表的微复调、微型卡农、音响集群；以史蒂夫·里奇、约翰·亚当斯为代表的简约主义音乐；以贝里奥、艾夫斯等为代表的引用与拼贴技术；以芬尼豪为代表的复杂主义；以格里塞、米哈依为代表的频谱音乐；以拉赫曼为代表的噪音主义等。代表研究有雷金纳德·史密斯·布林德尔的《新音乐——1945年以来的先锋派》（1975/1987），德龙、柯里维尔等人的《20世纪音乐面面观》（Aspects Twentieth-Century Music，1975）和罗伊格-弗朗科利的《理解后调性音乐》（2007）等。

2.作曲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

作为方法论的分析理论，是作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解读和研究音乐作品的重要依托。以下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简述20世纪西方代表性的分析理论。

申克理论　为寻找作品中“有组织”的声音逻辑路径，申克所创立的调性音乐分析理论，在过去的近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研究者在传统与现代的音乐结构形式理论语境下，既深化了申克图表分析法的技术发展，又聚焦于申克观念对当今音乐分析与文化议题的意义与价值，并逐渐将这一方法论带入哲学、文化、社会等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涌现了诸多申克式或后申克式的理论专著。代表成果有：阿伦·福特等人的《申克分析导论》（1982）、艾伦·卡德瓦拉德的《调性音乐分析——申克方法》（1998/2007/2011）、尼古拉斯·库克的《申克计划：维也纳世纪末的文化、种族和音乐理论》（2007）和大卫·比奇的《高级申克音乐分析》（2012）等。

音级集合理论　该理论解决了无调性音乐分析无从下手的难题，将十二个音级编以0—11个数字，通过各种数理运算挖掘音乐内部的逻辑关系，是20世纪以来研究无调性作品的主要分析方法。“音级集合”由米尔顿·巴比特最早提出，后经阿伦·福特在其专著《无调性音乐的结构》（1973）中得以体系化。后续代表成果有：理查德·克里斯曼的《音级集合的相等与相关》（1971）、大卫·比奇的《无调性音乐的音高结构和分析程序：集合理论的阐释》（1979）、米歇尔·舒耶尔的《分析无调性音乐——音级集合理论及其背景》（2008）等。

变换理论　将数学中的映射理论引入其中，从映射理论的角度拓展了移位的概念，研究音乐中各元素的数理逻辑关系。大卫·列文发展的变换理论，使之成为继阿伦·福特之后又一位将数理逻辑运用到音乐分析的代表理论家。该理论有助于进一步认知音乐作品内部各元素间错综复杂的逻辑关系。代表成果有大卫·列文的《广义音程与变换》（1987）。

新里曼理论　大卫·列文在雨果·里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转换网络理论，后经理查德·科恩、布莱恩·海尔、亨利·克朗姆潘豪尔等人补充完善。新里曼理论的核心是三和弦的转换，在不考虑调性的情况下，讨论三和弦之间如何以最简声部进行的原则进行转换，包含两个要点：尽可能保持共同音声部；移动声部尽可能作最小的音程移动。在“P、L、R”三种基本转换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复合操作得到更多的和弦转换关系。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转换路径，将体系置于空间中，理论家不断丰富完善了新里曼主义的分析模型，形成“音网”模型。代表著述有：艾德瑞安·查德斯的《超越新里曼三和弦》（1998）、理查德·科恩的《无畏的和谐：半音和声与三和弦的第二本质》（2012）、爱德华·戈林等人的《牛津新里曼理论指南》（2014）和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后调性理论导论》（1990/2000/2005/2016）等。

图式理论（Scheme Theory）　受心理学中的“图式”概念启发，分析由特定音乐特征所构成的系列惯例性的音乐模式，进而在心理认知层面探究音乐框架。罗伯特·耶尔丁根在其专著《一个经典的措辞方式：音乐与惯例心理学》（1988）中对图式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近年来，耶尔丁根将研究重点转向音乐历史视角，通过对18世纪意大利地域作曲教学法的发掘，总结了18世纪音乐中典型的“华丽图式”模型。耶尔丁根的专著《华丽风格中的音乐》（2007），是“华丽图式理论”的奠基之作；其新作《古老音乐学院中的少年作曲家：孤儿如何变成精英音乐家》（2020），进一步研究了18、19世纪意大利与巴黎音乐学院的作曲教学，是图式理论在作曲教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前沿曲式理论　曲式理论在20世纪得到新发展。威廉·卡普林在《古典曲式》（1998）中探讨了各类传统曲式范型的和声功能要素。詹姆斯·赫伯科斯基在《奏鸣曲式理论原理》（2011）中阐述了五种结构类型与变形，完善了对奏鸣曲式的结构解析。

3.跨学科视域下的音乐理论研究

音乐叙事理论　20世纪以来，西方音乐理论研究者尝试从多维学术视域中探究音乐作品的结构规律，打破原有的学术界限，并借助文学叙事学中的关键词（如叙述主题、叙述情节、叙述策略以及叙述类型等）和研究方法来审视音乐作品，从而得到新的解读结果、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拉比诺维茨的《理解修辞上的细微差别：西方音乐与叙事理论》（2008），探讨了从语义学维度进行的音乐叙事分析。安东·纽康的《叙事类型与马勒第九交响曲》（1992）、《舒曼与18世纪晚期叙事策略》（1987），根据对作曲家相关传记资料、接受史文献、音响风格特征、符号象征性，以及音乐主题的暗示等分析，论证这些作品所共有的情节类型及其叙事策略。

音乐修辞理论　20世纪初，西方音乐修辞理论和批评方法开始了复兴之路，成为当代新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分支。以谢林为代表的德国音乐学家们，关注音乐与修辞的关系，认为修辞是早期音乐研究中重要的理论概念和美学基础，并创立了一些专用术语用来描述音乐与修辞的关系，如感情程式论等，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音乐修辞学。当代音乐修辞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得到拓展。一是音乐修辞的批评对象，从关注巴洛克、古典时期音乐作品为主，到20世纪音乐作品。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贝里奥、布列兹、凯奇、卢托斯瓦夫斯基、谢尔西和谢尔利诺等人的音乐作品，都从修辞的视角被探讨过。二是研究者纷纷借鉴女性主义、对话理论、读者反应批评、历史主义、叙事学等方法论或视角，形成多元化的音乐修辞批评实践。

音乐符号学理论　在音乐学各学科方向的研究中，许多音乐理论家借用符号学的模式、研究方法，对音乐语汇、句法和结构布局进行分析，归纳出音乐文本符号以及音响所特有的意义等相关问题，研究对象涵盖自莫扎特、贝多芬至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让-雅克·纳蒂埃的《音乐符号学基础》（1975），在批评性地研究巴特尔、莫里诺等符号理论学家的理论命题基础上，对所有涉及音乐符号学的论点进行总结，将普通符号学的原理运用于音乐领域。考菲·阿加乌的《作为话语的音乐：浪漫主义音乐的符号学探索》（2008），是继《玩转符号学：古典主义音乐的符号学阐释》（1991）之后，继续运用音乐符号学理论分析浪漫主义音乐的著述。作者呈现了“将音乐作为话语”这一视角的综合分析方法，并指出音乐创作不仅仅是由乐句、形态、结构、过程等一系列要素组成，更涉及哲学、语言学等深层因素。

音乐姿态理论　结合认知心理学、人体运动学、符号学、音乐学、表演学、音乐美学、音乐批评理论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聚焦音乐现象中的生理、心理和音响运动及其表达的内容和意义。从表演、聆听过程中产生的与音乐有关的身体动作，到音乐作品本身的音响运动，都是其研究范畴。代表成果有安东尼·格里顿与伊莲恩·金共同编写的论文集《音乐与姿态》（2006）和《音乐与姿态的新视角》（2011），收录的25篇文章从不同学科角度分析音乐姿态。代表专著有罗伯特·哈腾的《阐释音乐的姿态、主题和比喻：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2004）等。

此外，轮廓理论（Contour Theory）、风格原型理论（Topic Theory）、音乐诠释学（Hermeneutics）、声景理论（Soundscape）等，均是西方作曲家或音乐理论家创立的解读音乐作品的跨学科视域的音乐理论。

整体而言，伴随音乐创作的不断发展和作曲技术、风格语言的变化出新，国外（西方）作曲理论从作曲技术本体研究，向学科交叉的外延不断扩展，并用这一百余年的时间积累了众多已经具有系统性的核心知识内容。这一变化如同格罗夫音乐网络辞典在“音乐理论学会”词条里所言：“音乐理论学会是以致力于音律理论和音乐分析作为自身早期定位的，尤其是针对调性音乐的申克分析，以及针对20世纪音乐的音级集合与十二音分析。随着之后的发展，学会把视野拓展至音乐理论历史、音乐理论教学法、音乐感知与认知、表演与分析、音乐与数学、音乐与哲学等领域。”

（二）国内部分

受20世纪西学之风影响，中国的作曲理论经历了萧友梅、黄自等人将西方作曲理论引介华夏这一“西学东渐”的建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作曲理论以具有鲜明西方特色的技术与观念为早期表征而不断地演化转型。就其学术发展史而言，中国作曲理论学科整体上可以分为“西学东渐”“民族化探索”和“自我理论建构”三个阶段。

1.以作曲技术理论“四大件”为核心的“西学东渐”

和声、曲式、复调、配器作为作曲技术理论的传统“四大件”根源于西方，并通过近代中国作曲家与理论家引入中国。1978年之前的理论成果，以编译西方著述为主。和声学编译类成果颇多，代表成果有：高寿田译述的《和声学》（1914）、吴梦非编译的《和声学大纲》（1919）、萧友梅的《和声学》（1927）、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贺绿汀译，1936）、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实用和声学》（张洪岛译，1936）、辟斯顿的《和声学》（陈宝丰译，1951），柏西·勃克的《和声处理法》（吴增荣译，1953）、斯波索宾等人合著的《和声学教程》（朱世民译，1957）等。曲式学编译类代表成果有：普劳特的《曲体学》（朱建、沈敦行译）（1952）、《应用曲体学》（朱建译，1956）、该丘斯的《曲式学》（缪天瑞编译，1949）、阿连斯基的《曲式学大纲》（陈登颐译，1954）、斯波索宾的《曲式学》（张洪模译，1957）等。复调编译类代表成果有：皮福斯的《简易对位法》（赵沨译，1947）、杜布瓦的《对位与赋格教程》（廖宝生译，1982）、斯科列勃克夫的《复调音乐》（吴佩华等译，1957）等。配器法编译类代表成果有：普劳特的《乐器法》（李元庆译，1952）和《管弦乐法教程》（孟文涛译，1955），戈登·雅各的《管弦乐法》（陈宝丰译，1953）、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管弦乐法原理》（瞿希贤译，1952）等。整体而言，不同时代的作曲家和理论家都意识到，应在学习源于西方的专业作曲技术及其理论的同时，积极探索民族化道路，“西学东渐”为我国作曲理论学科的发展与体系化建构奠定了基础。

2.以现当代作曲技术为核心的“民族化探索”

作曲技术的“民族化探索”，主要体现为中国作曲家在借鉴西方现代专业作曲技术的基础之上，融进民族智性和传统文化艺术语言及形式进行的专业音乐创作实践。其作品不仅丰富了现当代作曲技术的内涵，且使中国的现当代音乐既具有国际化的品格，又具有中国本民族音乐的特色与气质。其成果可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音高组织方面，除了五声性调式及其扩充的七声诸调式外，有罗忠镕、朱践耳的五声性十二音序列音乐，周文中的变调式，高为杰的非八度循环音阶和音级集合的自由配套，赵晓生的太极作曲系统，房晓敏的五行作曲法，以及一大批作曲家的具有五声性结构特色的十二音（或超十二音）音场技法等。第二，节奏组织方面，罗忠镕、陈怡、瞿小松等借鉴了中国传统音乐中十番锣鼓、河图洛书等节奏模式；杨立青实践了固定节奏和无节奏的声部对置形态；贾达群开拓了多重节奏对位形态等。第三，结构组织方面，诸多作曲家借鉴中国戏曲、古曲、文学等结构元素，将唐大曲结构、戏曲板腔体结构、二元对立的阴阳结构、文学作品结构等，作为组织作品的潜在结构逻辑。第四，音响音色方面，体现在西洋管弦乐器模拟中国的传统乐器，中西混合编制的室内乐或管弦乐技术，以及各种自然之声和打击乐器声响的使用等。如杨立青的润腔音色、谭盾的“有机声源”、郭文景的打击乐新音响、秦文琛的民族乐器新音色、梁雷的一音多声等，均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乐器中获取灵感。此外，李吉提的《中国当代音乐分析》（2013），是有关中国当代音乐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著述以作曲技术为核心，落脚于个案研究，探寻作品的个性语言特征。钱仁平主编的《中国新音乐年鉴》（2009—2016），关注历年来中国当代音乐的动态发展，亦为重要的史料文献。

3.以理论研究为核心的“自我理论建构”

在和声理论领域，有关“汉族调式和声”“五声性调式和声”研究，出现了一批代表性成果，是和声民族化的重要结晶。黎英海的《汉族调式及其和声》（1959），提出以解决民族调式的和声问题来解决民族和声的问题，引起学界较大的关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苏夏的《和声民族化的历史与现状》（1981），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从萧友梅至丁善德等不同时期作曲家的和声风格及其和声民族化的经验。之后，樊祖荫的《我国民间多声与西方近现代音乐》（1987）、《传统大小调五声性调式和声写作教程》（1999），以及“五声性调式和声研究”系列论文，是民族化和声的重要成果；论文集《和声的民族风格与现代技法》，集成1979、1986年两次全国高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上提交的论文，展示了当时我国和声学教学和科研的成果与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以刘康华为代表的和声研究，聚焦于“五声性结构的十二音场”领域，姚恒璐有关“五声性调式音阶及其和声”的系列论文，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在曲式理论领域，一方面，中国学者在西方曲式理论基础上结合民族特色、曲体逻辑等进行了创新，如杨儒怀的《音乐的分析与创作》（1995），彭志敏的《音乐分析基础教程》（1997），姚恒璐的《二十世纪作曲技法分析》（2000）、《现代分析方法教程》，钱仁康和钱亦平的《音乐分析作品教程》（2001），贾达群的《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2009）和《作曲与分析》（2016）等著作，均体现了基于曲式和结构相关问题的理论创新。其代表性理论有：杨儒怀的边缘曲式、钱仁康的顶真结构、钱亦平的自由曲式、彭志敏的交混结构、贾达群的结构对位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在现当代音乐创作中的创新发展，也成为音乐理论家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果。如李吉提的《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2004）、王耀华的《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2010）、李西安、赵冬梅的《中国传统曲式学》（2020）、梁茂春的《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对专业创作的启示》（1989）等。综上可以看出，西方传统的曲式理论已被扩大为“音乐结构及其分析理论”。此外，于润洋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1993）一文中，将音乐学方法论与作曲技术理论有机综合运用于音乐作品的分析，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子学科外延的扩展。

复调理论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基于西方复调技法的民族化探索方面。如陈铭志的《贺绿汀复调艺术手法》（1984）、《丁善德的复调艺术风格》（1985）、《朱践耳音乐作品中的复调技巧运用》（1991）、《新时期音乐创作中的复调新织体》（2005）、朱世瑞的《中国音乐中复调思维的形成与发展》（1986）、徐孟东的《中国复调音乐形态新的发展与变异》（1999），以及樊祖荫所进行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系列研究论文等。

配器理论的创新，则聚焦基于全面梳理和研究西方交响乐队管弦乐法的发展与演进，以及民族风格的新音色探索和民族管弦乐配器这两大方面。代表成果有：杨立青的《管弦乐配器教程》（2012）、胡登跳的《民族管弦乐法》（1982）和孙克仁等人的《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结构体制的形成和沿革》（1982）等。

此外，除了对传统四大件的理论建构外，诸多音乐理论学者还围绕专题性、学科交叉等不同视域展开作曲理论的研究。专题性研究，主要体现对某一流派或某种作曲技术的纵深性研究，如郑英烈的《十二音技法在中国作品中的运用》（1986）、赵冬梅的《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2014）等。学科交叉研究方面，探索借用叙事学、修辞学、符号学理论解读中西音乐作品的空间，如王旭青的《言说的艺术：音乐叙事理论导论》（2013）、《西方音乐修辞史稿》（2018）等。

整体而言，中国的作曲理论研究，在观念、方法和领域等方面逐渐与世界同步的同时，也已经显露出自身明确的学术追求和特点，其主要的成果及发展趋势，集中在对中国作曲家具有个性特色的作曲技术研究方面——从个案研究中逐渐归纳、总结并升华至普适性理论，包括从民族调式、五声音阶及其变体中探索并创新民族和声的系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总结线性对位的复调手法，从自然声源和民族乐器演奏法里实验各类新异声响及其组合音效，从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和戏曲音乐里建构作品的新型曲体，等等。此外，在纯理论研究的领域，则思辨地探寻音乐结构元理论的诸多概念和范畴，并采用跨界融合、学科互通的多元视角和方法，进行音乐观念及其形式化程序的关联研究。

三、项目之意义及价值

通过对国内外与本项目课题所涉主题与内容相关的学术史梳理，可以对中国作曲理论学科属性、研究范畴和方法之历史与当下，以及彼此之间结构逻辑关系进行反思与自省。在对深层的学术史原因、学理原因追问中揭示出作曲理论学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后，我们意识到了“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独到的学术魄力和创新价值——向传统作曲理论学科系统提出挑战，以期在观念、体系、方法等方面有所更新与突破。

首先，观念问题。专业音乐创作自20世纪初进入“现代音乐（或称新音乐）”以来直至今天的逾百年时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大批“先锋派”作曲家凭借大胆创新的追求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创造出大量前所未有、精彩纷呈的技法与风格。在努力挣脱传统共性写作规则，并不断探寻新材料、新语言、新观念的过程中，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专业音乐创作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催生出丰富多元的源于现当代音乐创作技法的相关理论。20世纪的现当代音乐创作，以1945年界分为两个相对平均的时间段。两个阶段的自身特征及相互关系，表现出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上半叶的主要流派如“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自由十二音”和“序列音乐”等，以欧洲（主要是德奥、包含法国、苏俄）为中心；而下半叶的“点描主义”“整体序列主义”“偶然（不确定）音乐”“图形/文字记谱音乐”“简约主义”“复杂主义”“频谱音乐”等流派，则涉及更多的欧洲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及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如美国、墨西哥、阿根廷等）。时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各国又在既有的专业作曲技法基础上，通过“文化观念植入”的方式参与现当代音乐创作，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如日本、中国、韩国），产生出极具亚洲（主要是东亚）文化意蕴的语言风格，又成为世界现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这些现象证明：一方面，发轫于欧洲（主要是德奥地区）的专业音乐创作，在20世纪有了飞跃甚至颠覆性的内涵发展，百年以来产生的广阔而多元的技法与理论，急需被有效梳理、理性归类、逻辑整合、思辨总括；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和人类文明步伐日趋同步，现当代专业音乐创作技法及理论，业已成为全人类共识共有的精神文明财富，对现当代音乐的一切研究都应当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因而，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必须涉及更广阔的时间与地域范围，并本着“文化自信”的立场，对中国20世纪以来专业音乐创作及其在世界现当代作曲技法系统与理论集群中的角色、特性及贡献，进行专门的、有效的理论研究。这正是本项目研究的意义所在。

其次，体系问题。第一，20世纪国外（含西方）涌现了大量新兴的作曲理论知识，这些理论涉及音高组织、节奏组织、音响组织、结构组织等领域，这使得现当代作曲理论集群面貌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知识内容的差异，更多体现在知识系统上的“割裂”与“重构”（包括创作观、学术立场、研究方法论等方面）。现当代作曲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能简单依循过去的理论分类系统，或仅只观照传统作曲理论，回避、忽略新兴但已然成为现当代作曲理论核心内容的重要知识集群及其系统架构。因而，本研究将直面这一现实问题，努力消解新兴作曲理论知识及其系统架构与传统作曲“四大件”概念—范畴之间的学术知识和逻辑构架隔膜，在历时的范畴中接通学术脉络，融汇学科思想，拓展传统作曲理论“四大件”的内涵与边界，融合其内核与实质，重构其技术及理论新架构。第二，20世纪的中国作曲理论发轫于西方作曲理论的引介，并长期以西方作曲理论为参照（尽管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及其理论经历了自身三个方面的发展）。如何面对空间维度上的“断痕”这一现实问题，如何在中国百余年的作曲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实事求是地厘清和凸显自身的特质，并将其整合、归纳、上升至系统性的特色理论，努力互通、融合具有特色的中国作曲理论与西方作曲理论之间的学理关系，开启中国特色作曲理论学科发展崭新定位，正是本项目研究的价值所在。

最后，方法问题。项目采用“从系统到理论到文本”的视角，强调由面及点、视阈深化、立体聚焦的研究路径，将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建构加以横向扩延（课题关注20世纪音乐创作与其他学科在属性与边界上的缠绕与重叠）及纵向深入（直达体系核心架构的作曲技术、分析理论与多元视角三大领域知识集群的方方面面），据此揭示该体系的多元活态功能系统。换言之，作曲技术理论、分析理论以及跨学科研究理论的多重叠置，在推进作曲理论学科“体系化”发展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学科的布局。因而项目在立足作曲技术与分析研究等本体理论时，将重视“跨界”及“视界融合”视角，对“他者领域”业已获得的各种研究结果进行征用、提炼及有机重构，进而据此建立有关作曲理论方法论的新型阐释性理论框架，如此方能实现多维度、多层级和多元方法论的体系建构之目标，建构起新型的、多元的、有说服力的当代作曲理论学科学术系统。这亦是本项目的创新价值所在。

四、项目框架、预期目标及研究策略

（一）项目框架

鉴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与作曲理论肇始于20世纪初，以及目前已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立项课题涉及“中国现当代作曲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研究，因而本项目课题在研究时将侧重于以中外（西）20世纪以来音乐创作及作曲理论为研究中心，厘清其理论基点，梳理其学理来源，阐明其核心概念，探寻其理论路径，总结其实践应用，并进行统合与多角度的整体研究，以实现对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学科概念、方法与历史逻辑的交融统一，进而在加强中国意识、文化意识、历史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基础之上，多元、深入地推进中国作曲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围绕上述学术目标和研究思路，并基于前面有关作曲理论学科发展背景的梳理和问题分析，以及对未来集中探讨和突破的问题域的思考，本项目的操作路径与基本框架体现为——“一个中心、两种形式、三类形态、四个层面、五大内容”。

一个中心：以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学术系统性核心内容为主要研究中心。

两种形式：涵盖调性与后调性音乐语言。

三类形态：描述（对中外/西作曲及作曲理论经典文献，特别是当代中国作曲家及其创作的个体与整体面貌的文献性整理、归纳），章法（涉及对音乐创作中的音高组织、节奏组织、音响组织、结构组织的观念与技法探究）和思辨（涵盖对中国与世界、当代音乐创作及理论相互关系、作曲理论体系认知与建构的审思）。

四个层面：学理关系研究——交叉与融合。中国作曲理论与国外（西方）作曲理论，作曲理论与相关学科之间关系的分析与研究。学术结构研究——概念与范畴。作曲理论学科本体问题与探讨。认识论研究——中与外（西），传统与当代。作曲理论学科知识集群的重审与反思。方法论研究——实证、分析与批评。后调性理论、结构对位理论、音声新观念、音乐叙事与修辞、音乐诠释学、音乐声景等理论的考量与启示，以及作曲理论体系建构的策略研究。‍

五大内容：20世纪以来的作曲理论是一个观念多元、系统林立，但相对混沌的散状世界，且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如何在混沌中发现秩序，纷乱中建构普遍意义，并使多元分离的作曲理论知识集群彼此联通，构成相对完整的学术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的作曲理论话语，进而丰富中国作曲理论学科体系，是当前我国作曲理论学科的重大课题，也是本项目的核心内容。

基于开放、多元的当代文化语境，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分五个部分及一个总论，即五个子课题及总论。具体框架如下：

第一子课题　“作曲与作曲理论的历史发展及体系建构的若干问题”（包含对中外/西作曲与作曲理论发展的历史溯源、文献梳理、概念解读及其学术问题研究）。

第二子课题　“现当代音乐创作的观念及核心技法”（作曲视角：包含对音高组织、节奏组织、音响组织和结构组织的中外/西音乐观念及其创作技法的具体探究）。

第三子课题　“现当代作曲-分析理论的核心知识及其演进”（理论与分析视角：包含对申克理论、后调性理论、新型曲式理论，以及传统“四大件”理论的中国发展等新兴理论知识集群的探究）。

第四子课题　“现当代音乐研究的视域拓展”（跨界融合：包含对音乐叙事学、音乐修辞学、音乐诠释学、音乐声景等理论的审思）。

第五子课题　“中国现当代音乐作品中的技法特色与理论探赜”（包括“当代中国作曲家及音乐创作辑录：1949—现今之第一辑”）。

总论“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基于前面五个子课题的层层递进、相互反馈，进而融汇提升。研究内容涉及如下归结性论点：（1）作曲理论学科体系，包括学科构成、分层、交叉和融合及其学理关系探究，涉及作曲理论体系中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范式意识”等。（2）作曲理论学术体系，包括理论框架与方法论，涉及“西学东渐”的客观性与中国作曲家主体接受、选择、融合、发展必然性之关系（含音乐观念、作曲理论历史、文献、概念梳理与解读），音乐“普世价值”的数理思维、音声观念与根植于本土音乐文化的观念重构之学科自觉（含创作技法与审美观念、文献、概念梳理与解读）等。（3）作曲理论话语体系，包括新概念、新范畴、新构架与新表述。（4）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建构，包括中国话语与走向世界。

五个子课题与总论内部体现出有机的结构关系。

其一，五个子课题之间具有层层递进、环环聚焦的聚合关系。第一子课题“历史溯源和文献（概念、范畴）梳理”研究，分别为其他四个子课题及总论提供具有史学意义的理论启示。反之，总论之“建构研究”，为其他五个子课题的研究提供方向性、统领性的观念指导，有助于五个子课题不断调整、充实与优化各自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

其二，五个子课题之间具有互动互补、协同聚增的优化关系。五个子课题各自容纳了独特的概念、方法，因而它们能够通过正向递进及反向循环而彼此传递与分享各自的思想内容，由此五个子课题的研究可以实现动态互补及协同升级的目标。第一子课题在梳理国外（西方）作曲与作曲理论基本文献和概念范畴，研析20世纪以来国外（西方）作曲及作曲理论中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学术理论成果，以及随之进行的对作曲及作曲理论不同学术方法的思考与反思的同时，引入对中国同期专业音乐创作与作曲理论学科发展的溯源。中外（西）对比研究，将对中国作曲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构，乃至创新学科的研究范式及其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二、三和四子课题都是作曲理论本体研究，但它们沿着三条主线分别展开：第二子课题所探讨的，是20世纪以来中外（西）音乐创作的“具体”音乐语言，涉及作曲学、音高组织、节奏组织、音响组织和结构组织等“章法性”音乐语言；第三子课题所探讨的，是“综合”作曲及分析的核心理论，涉及申克理论、后调性理论、新型曲式理论，以及中国专业作曲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成果；第四子课题为“跨界”多元音乐研究方法论探究，涉及“他者视域”下的音乐叙事学、修辞学、诠释学、声景理论等，并努力反哺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的分析实践，通过自身的视角去讨论和研究形成独特音乐形态文本的他种路径和方式（音乐观念与形式化程序间的关联），深入解读和阐释音乐文本之非音乐形态的诸多审美问题。第五子课题将眼光再度聚焦中国，通过对中国作曲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分析，理性并逻辑地对源于西方的专业作曲理论“本土化”现象进行“实证”思考，归纳并总结其从实践到理论的独创性特质。通过上述多维度的层层展开，最后推向课题的终极目标——总论，思辨性地探讨作曲理论体系中的“音乐存在和可能存在的观念与形式之关联”；作曲理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作曲理论学科内部分解、整合与重构问题，作曲理论的未来面向，输出智慧创见，并最终指向中国特色作曲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这一目标。

（二）预期目标

本项目预设了三个方面的目标，即学术思想理论、学科建设发展和资料文献发现利用。

1.学术思想理论

（1）通过研究，打破作曲理论来源的地域界限。谈“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源于中国的术语才是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视野的理论话语。为此进行两对概念的讨论。

①“本源”与“本土”

“本源”是指事物的根源和起源，是其存在的根据。但事物却不会一成不变，永远保持其原生状态，因为宇宙是一个动态的场域，万物都在这个动态的场域中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因此，某原生事物在自身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与非本源之他事物发生关联并产生杂交、嫁接、融合，甚至变异。专业作曲技术及其理论系统亦是如此，尽管它们源自西方，但是在自身演化、发展的数百年期间，早已融入了全世界的智性。换句话说，源自于西方的专业作曲技术及其理论系统在今天来看，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本源”的实际（或全部）意义，它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共有共享的国际化专业音乐创作与研究的资源和平台。

“本土”是指本地和当地。但当与“本源”理论一起讨论的时候，“本土”所指的一般都与“本土文化”有关。本土文化并非是具有“本源”特质的传统文化，而是各种文化（非本源）经过本民族的习惯和思维方式沉淀的智性结晶，是本土独创且具有当地适应性的、对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发展的、重新阐释的一种文化形式，它具有独特性、民族性和纯粹性。但伴随文化的交融和地域边界的模糊，本土文化的纯粹性不断受到挑战且难以继续保持自为的存在，它不可避免地融入或被融入国际化的文化熔炉里。因此可以说，我国专业音乐创作的技术及其理论，在其初始阶段受到西方体制的影响，但在而后的发展过程中，则不断地使其适应自身来自审美和形式的需求——一方面，“民族化探索”使中国的专业作曲及作曲理论颇具特色；另一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也因其特质而融入国际化的共享资源及平台里面，并逐渐成为国际化的一部分。

鉴此可以看出，本源、本土皆是可以转化的。理论的本源可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褪去其“本源”的烙印，而本土的理论也可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智性模型从而影响他文化及其理论的发展。

②“术语”与“话语”

“术语”是学科的专门用语，是表达特定学科相关概念、范畴及命题的约定性语言和符号。学科术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系统性和普适性等特质，且一般不涉及意识形态并因此表现出其中性、无国界的特征。同理，作曲及作曲理论领域所有的专业术语，无论出自哪里，都是这门学科表达自身各种概念、关系以及过程，并用于学界交流的工具。从这个层面上讲，一方面“学无中西”，提倡“术语输入”，即可以充分吸收西方经典作曲理论概念—范畴等；另一方面要重视自身原创术语的采纳与使用，并尽量在建构和使用的同时充分考虑其国际化的通用标准及共享普适性。

“话语”是指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们从事沟通的具体语言行为，它不同于学科术语，话语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体现出话语者的某种社会意志和民族立场。换言之，术语不是话语，术语的使用并不代表话语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来作曲理论术语完全可以纳入中国作曲理论话语体系。判定作曲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否具有“中国特色”，不能简单地以术语之来源这一标准来判定，而主要应该看其研究是否关注中国音乐创作，是否涉及中国作曲理论问题，进而是否形成了中国话语，即对世界产生影响。

鉴此，我们意识到，术语的使用在于学科话语逻辑表达的清晰和准确，因此可以不问其出处；而话语的形成则需要靠研究主体的智慧、学识，对研究对象透彻的研究、把握，以及大胆且理性地重构并创建相关领域主体意识及其意义的能力。

（2）创建符合当代实情的“大作曲理论体系”新型架构。凝练、整合有关作曲与作曲理论系统性知识集群，关注国内外作曲理论新资源，确立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核心内容标识性概念——范畴群、核心问题域，在比较、对照、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扩大作曲理论学科的学术视野，创建涵盖“创作论、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多维一体的“大作曲理论体系”，由此提供一份能体现中国学者独特视角和不同理解的“中国方案”，进而在中外（西）音乐文化的“视界融合”中加深甚至拓展世界范围内作曲理论体系的意蕴和内涵。

本项目集结国内作曲与作曲理论学界40余位老中青学者，以全球作曲理论与实践为参照，聚焦于作曲理论国际学术前沿，根植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现实问题和学术土壤，直面作曲理论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国内外当前作曲理论研究的学术进展和最新风貌，在研究中实现本源理论的转换和本土理论的升华，并运用国际化的通用术语及本土原创术语，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如是，其背后寄托着建构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殷切期盼，彰显出本项目的重要意义所在。

2.学科建设发展

通过研究，促进学科建设。在时间维度上体现“延续性”。努力消解新兴作曲理论知识集群与传统作曲“四大件”概念—范畴之间的学术知识隔膜，在历时的范畴中接通学术脉络，融汇学科思想，在拓展传统作曲理论四大件内涵与边界的同时，建构新型的理论体系架构。

在空间维度上体现“互通性”。通过跟踪国际（含西方）作曲理论学术前沿问题，聚焦中国20世纪以来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努力互通融合中国作曲理论与国际（含西方）作曲理论之间的学理关系。最终建立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音乐文本”为基点、以“理论阐释”为目标的研究范式，开启中国作曲理论学科发展崭新定位。

3.资料文献发现利用方面

通过研究，集结并撰写具有独特价值的若干文献。

（1）坚守“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原则，以史料文献为根本，整理并研析，归类并整合20世纪以来有关音乐创作、作品分析、基本概念—范畴、创作认知、多维视角研究理论等方面的经典文献，集结一套有独特价值的史学文献。据此汇总和撰写完成第一子课题的部分内容，使之成为前沿、权威、系统的理论参考资料，充实国内有关作曲理论研究的文献资料库，为作曲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提供比较完整、精细、准确的客观数据资料，进而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新事实、新材料和新知识，促进作曲理论学科的研究创新和学科发展。

（2）重视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创作成就。鉴于学界（包括国内外）对20世纪中国作曲家音乐创作的整体关注远远不够，因而其整体性风貌也未得到充分显示。项目将从文献学和作曲理论史角度，填补这一专业领域史料系统梳理的空白，关注20世纪中国音乐创作，搜集一手乐谱、音频、视频和图片等内容，遴选研究20世纪部分中国作曲家音乐观念及其创作，据此汇总和撰写完成第五子课题中有关当代中国作曲家及音乐创作辑录（1949—现今）的成果。该成果将以多卷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建构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重要文献依据，为深入了解现当代中国专业作曲在创作观念、音乐语言及其技法的历史演变等方面提供实证线索，以此显示高度的史料价值和学理价值。

（3）团队将充分利用上述中外作曲理论文献，使其成为理论假设、理论旁证、间接实证、直接实证，以及建构相关思想理论的重要文献依据，同时也为研究者进一步提炼、分析和阐释20世纪以来中外（西）音乐创作提供文献基础。据此汇总和撰写完成第二、三、四子课题成果的部分内容，有利于及时传播当代国内外作曲理论前沿研究新概念、新知识和新方法。相信在新观念指导下的文献搜集及其研究和再审视，不仅可能发掘出一些以前未曾关注的文献，同时在学科再定位思维指导下，中西作曲理论文献的价值与意义可能会得到重新评估。

（三）研究策略

1.总体思路

作曲理论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得以建立，是音乐创作、表演、评论和研究历经数百年孕育、发展和沉淀的结果。作为时代更迭和主流意识形态导引的产物，并将其赋予具有更高学理层级的“体系”建构使命，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建构应向两极延伸：一方面注重与音乐构成和创作相关的系统化理性知识，包括音高组织、节奏组织、音响组织和结构组织等研究；另一方面则关注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研究中的新兴知识，关注与音乐创作的行为、进程、结果、阐释等相关的本学科乃至其他学科的知识集群，进而挖掘和赋予作曲理论体系更丰厚的内涵。这种向两端延伸的趋势，显现出清晰的时代表征，成为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新型理论框架。

2.研究路径

（1）旨在确定核心命题的文献评价性研究。对已有的作曲理论认识论框架，以及已有研究的贡献和观点等，进行检视、研判、修正、充实、完善、归类和总括，以期建立多维度、多层级和多元方法论的作曲理论体系。（2）坚持学术客观性和严肃性，同时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立场，力图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风格，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深入揭示并完整建立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新型解释性理论（框架）及思想模型。

3.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与研究重点

（1）作曲理论体系建构的合理性问题。对20世纪以来中外作曲理论及实践进行选择、提炼、整合和升华，将零散的观点升华为学术话语，将碎片化的观点转变为系统性理论，以建构合理的、系统性的作曲理论体系，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重中之重。（2）体系建构过程和结果的中国特色体现问题。这里面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对20世纪以来作曲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变异”这一问题的论析。课题从历史环境视角——20世纪以来中国作曲理论自身的发展需求与现实契机；音乐文献研读——音乐创作中作曲理论的“西学东渐”；接受转化的内在因素——中国作曲理论对国外（含西方）作曲理论或隐或显的亲和、接受和转化；创作主体和接受客体的本土化移植或创新——国内作曲理论研究中业已成熟且具有学术高度的“中国特色”理论等问题出发，并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论述。其二，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能简单地封闭在“本土化”这一问题中来进行，而须结合当前已然全球化的语境，视中外作曲理论为被分析、综合和重构的对象，对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延伸拓展研究，考察各种系统和方法的发展脉络，对相关系统和方法价值、意义加以判断，鉴别每一种方法或系统的效能，如此方能真正超越中外（西）作曲理论二元思维，摆脱西方作曲理论的强势影响，在他者化现实中进行自我建构，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这既是课题研究的重点，亦是难点。

4.课题难点之突破口

（1）通过对20世纪以来中外作曲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梳理，归纳提炼出其重要的方向和类型以及建构理论体系必要性的暗示；（2）梳理归纳20世纪以来中外音乐创作的主体技法及其脉络，并由此窥视其创作观念及理论诉求；（3）归纳总结20世纪以来中西创作理论的核心内容，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创作理论对源于共性元理论的突破和世界性贡献；（4）跨界思维、多元视角对音乐创作及其作品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重要性以及不可或缺性；（5）研究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技法特色的同时，归纳并提炼出这些技法背后深层的理论思维和要点（能够对共性元理论提供新的增添内容）。解决上述具体问题，方能在总论中理性并逻辑地回答作曲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的相关问题。

“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随着“中国现当代作曲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研究”项目的完成结项，以及“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的全面开展，未来数年，注定是我国音乐（作曲）理论学科发展、进步，学术水平提升、进位之时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曲理论学科建设，以及由此产出的有关作曲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诸多独创性研究成果，必将以其丰厚的史料梳理、宽宏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分析研究、缜密的逻辑推演、充分的学理论证、大胆的理论创建而载入学术史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和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贡献。

项目来源：本文为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作曲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项目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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