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
本报告旨在梳理2022年西方英文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与研究趋势。通过对于5本传播学SSCI一区期刊的编码，最终遴选出政治传播、平台研究、社会不平等/边缘群体、新兴技术、人际传播、儿童/青少年与媒体、性别研究、组织传播、游戏传播、叙事/符号研究这10个热门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本报告对其中包含的10个具体核心议题进行梳理，并尝试对研究趋势做出述评。与去年相似，2022年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图景仍然着力于对新兴媒介技术的探索，以及跨领域的视角整合。除此之外，研究者还特别强调在具体的情境中关怀多元群体的媒体使用境况。
本报告试图通过对2022年传播学期刊论文的收集与梳理，对过去一年西方传播学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尤其侧重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西方传播学研究主要关注哪些重要领域，二是在这些领域中生发出哪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观点。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我们选择了五种英文传播学期刊在2022年发表的共计355篇论文进行主题编码。这五种期刊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它们均处于2022年发布的S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Q1区，分别处于第三位、第六位、第九位、第十二位和第十三位，因此可以说，这五种期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传播学领域最高研究水平。其次，它们是Q1区综合性相对较强的学术期刊，收录论文的议题广泛，因此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新近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分布。
传播学自诞生之初便处于跨学科的“十字路口”，且被形塑为一个汇集众多学术源流和社会、历史议题的研究领域（Craig， 1999；Nordenstreng，2007）。一方面，这体现了传播学研究触角灵活而广泛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在对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时，本报告也需回应“碎片化的挑战”（Bryant & Miron， 2004；Neuman et al.， 2008）。相比去年的报告，在编码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际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划分的24个研究群组和8个兴趣小组，并做出部分调整，力求形成更为科学、更贴近研究前沿的一级类目，其中21个研究领域出现在我们的论文样本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对各个类目进行二级编码，确定其中关键的研究议题。
统计结果显示，在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中，论文数量排名前十位的研究领域分别为政治传播、平台研究、社会不平等/边缘群体、新兴技术、人际传播、儿童/青少年与媒体、性别研究、组织传播、游戏传播、叙事/符号研究（见表1）。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我们首先试图对排名前10位的研究领域进行综述。因为篇幅原因，本报告并不会对各个领域进行完整、系统的回顾，而是挑选出其中出现频率较高，亦或是创新性较强的一个或几个具体议题进行梳理。通过这种取舍，我们希望可以在有限的篇幅内提供给读者更多研究启发。具体而言，我们选择的十个研究议题分别为：网络不文明、平台治理、边缘群体的新媒体使用、地理媒介、数字隐私、青少年与新媒体、新媒体中的性别议题、工作中的媒介使用、游戏研究与媒介记忆。在对这些议题的整理中，本报告同时对其他重要的西方传播学期刊进行了关键词搜索，以期更为全面地掌握这些议题的研究现状。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我们则会进一步尝试对西方新近传播学研究的趋势进行评述。
一、重新界定网络不文明
网络不文明（online civility）被定义为一种阻碍商议民主理想的冒犯性线上讨论方式，包括粗鲁批评、诋毁中伤等一系列违背社会规范的言语行为（Papacharissi， 2004）。不过一直以来，相关实证研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经常出现含混和矛盾，这种不一致性让网络不文明的相关研究难以进行对比和推广。
在新近研究中，有至少三篇论文致力于对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反思和辨析。其中两项研究把为网络不文明寻找更为确定、统一的维度作为目标。其中，Stryker等发现人们对于政治不文明的感知结构相对稳定。具体而言，人们普遍认为以下三个维度的行为在政治上是不文明的：冒犯性言论、欺骗和打断正在进行的讨论（Stryker， Conway， Bauldry & Kaul， 2022）。Bentivegna和Rega（2022）提出的政治不文明模型则包含了粗鲁、个体去合法化和机构去合法化。两位研究者的探索亦建立在Stryker等人的基础之上，不同的是，在个体之外，他们创新地同时考虑到了群体层面的政治不文明，后者指向整个社会系统或政治机制，例如在网络讨论中对于其他党派提案不加思考地直接否决。
探索人们对于文明/不文明的感知固然重要，不过，这种感知仍然是高度主观的。因此，上述两篇论文的贡献更多在于描述人们对于网络不文明的主观判断，却不能直接用于为“网络文明”制定准则。有研究者建议从合作传播（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的视角理解这一概念。与网络文明一样，合作传播强调了对话在民主制度中的意义（Bormann， Tranow， Vowe & Ziegele， 2022）。这项研究强调了五个维度的规范性期待：（1）信息规范（information norm），强调交流者共享相同且真实的信息；（2）形式规范（modality norm），强调交流者充分理解他们共享的合作目标；（3）过程规范（process norm），强调交流者在共同的讨论线索中做到彼此回应；（4）关系规范（relation norm），强调交流者彼此尊重；（5）语境规范（context norm），强调交流者理解沟通发生的具体情境。
在概念辨析之外，与网络不文明相关的新近实证研究也呈现出与其他领域的交叉趋向。有研究发现，政治虚假信息更容易引发仇恨评论等网络不文明行为，且会进一步扩大不同党派支持者之间的情感极化鸿沟（Hameleers， van der Meer & Vliegenthart， 2022）；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健康传播研究中，Chinn和Hart（2022）发现仇恨评论让用户更可能忽视科学事实，同时对科学家和科学方法产生更大的不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近研究中，研究者特别强调网络不文明行为的互动过程。例如，多数既有研究将不文明定义为一种对于“规范”的违背，Shmargad等人则更进一步将“规范”分为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和禁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前者反映的是人们的实际行为，后者反映的是人们应有的行为。在数字平台语境下， “邻近评论”（nearby comments）被视为一种描述性规范，“点赞/点踩”被视为一种禁令性规范，当用户使用不文明语言时，如果发现网络社群中的其他成员同样如此，且自己还获得其他用户的点赞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在之后进行评论时重复这一做法（Shmargad， Coe， Kenski & Rains， 2022）。这种网络不文明的传染特质在Chen和Wang（2022）的研究中亦得到了体现。两位研究者将网络不文明的传染机制分为三类：模仿、群体间互动和互换性（reciprocity）。相比于既有研究更加强调模仿和群体间互动的影响，这一研究发现互换性是预测YouTube上政治不文明最有力的指标。
与大多数研究不同，Rossini（2022）提醒我们注意网络不文明潜在的积极意义。在一种情境下难以被接受的不文明行为，在另一种情境中很可能可被接受。我们不能忽视规范本身在不同语境之下是易变的，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会成为民主制度的破坏性力量。事实上，网络讨论的参与者很可能并不会被不文明言论所冒犯，甚至有些情境下，网络不文明还可能激发讨论者参与到政治讨论中。
二、平台治理中的多元主体
作为平台研究的一项核心议题，平台治理近年来被广泛关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平台治理”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混淆：一方面，它可以代指公共机构为平台设置的法律边界，即对于平台的治理（governance of platform）；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指平台对于内容生产、分发、营销和变现过程的管理，即平台自身的治理行为（governance by platform），包括平台政策、内容策展和内容审核等（Poell， Nieborg & Duffy， 2022：81， 84）。当然，这两种“治理”并非决然对立，而是相互关联。
新近研究特别强调在具体的政治、法律和关系语境中讨论平台治理问题（Gritsenko， Markham， Potzsch & Wijermars， 2022）。作为平台经济的两大巨头，中美两国成为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关注对象，一系列对比研究由此出现。例如，Liu和Yang（2022）提出内容与技术的“双轨治理”（dual-track governance）模型。内容治理的重点是用户行为，尤其是平台内容的生产与消费；技术治理的重点是平台行为，如用户数据保护、算法伦理等。这项研究认为中国倾向采取“内容治理优先的国家主义”，美国则倾向采取“技术治理优先的市场主义”。不过，与上述研究强调差别不同，Cai和Wang（2022）认为中美两国在平台治理的主体、目标和策略方面正在趋同。两位研究者基于制度同构理论（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theory）的假设，认为在中美竞争格局中，双方在市场压力下所采取的治理架构都会朝着有利于竞争的方向调整，因此一定会产生更多的相同点而非不同之处。上述两项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机构对于平台的治理”，在此之外，也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平台对于自身的治理”。例如，有研究者考察了作为全球性平台的Facebook如何在美国、德国和韩国调整自己的治理策略（Ahn， Baik & Krause， 2022）。这项研究同样强调了趋同而非差异，并认为Facebook采取了一种双重取向：一方面，它依据不同国家法律采取了“分裂”（splintering）的治理框架；另一方面，通过技术产品和传播活动，Facebook实际上指引不同国家的用户走向“统一”（centralizing）的行动方式。
在政治和法律语境之外，新近的平台治理研究同样强调平台与用户的关系语境。这也意味着，平台治理研究与用户抵抗、算法想象研究产生了更深层次的交融。2018年，儿童色情内容被苹果商店临时下架之后，社交媒体Tumblr宣布禁止用户发布“不适合上班时间浏览”（NSFW）的内容。不过，Tumblr本身在商业宣传中一直承诺用户可以“分享一切你愿意分享的东西”，因此这一决策一经推出，便遭到了用户的普遍抵抗（Pilipets & Paasonen， 2022）。Sybert（2022）在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中提出了“竞争性平台治理”（contested platform governance）概念，强调“用户与平台在站点政策、功能、设计选择等方面的冲突会成为形塑平台治理的一个新战场”。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将目光投向用户对平台治理的主观感知。Savolainen（2022）考察了平台“限流”（shadow banning），即一种“充满争议且难以察觉的内容审查”。因为这种算法审查实践的不透明与不确定，“限流”也就演变为一种官方话语之外的民间理论。在民间叙事中，算法审查被视为一套充满错误、反复无常、残暴专横的系统，这挑战了平台治理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试图解释不同国家平台治理政策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议题上，技术的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成为不少研究者采取的分析框架。Wijermars和Makhortykh（2022）的研究对比分析了欧盟政策文件对于线上虚假信息和金融技术（FinTech）的想象，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虚假信息案例中，算法被认为承担了消除信息控制、让用户重新依赖官方信息源的责任；而在金融技术案例中，算法则被认为是一种全球经济竞争中重要的技术创新。两种不同的理解引导欧盟对二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算法治理策略。相较之下，Guay和Birch（2022）的研究则对比分析了2008—2016年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法律与政策文件，旨在讨论它们曾经对于数字个人信息的社会技术想象如何塑造了当下的算法治理框架。研究发现，美国倾向在数据经济的经济效益与隐私风险之间进行权衡，而欧盟则强调隐私数据保护。相应地，美国如今采用了事后和市场模式来应对个人数据带来的挑战，而欧盟则采用了事前和国家—市场模式作为解决方案。
三、边缘群体的数字媒体使用
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以数字不平等为对象的研究不断涌现，并展现出该议题的多面与复杂（Tsatsou， 2022）。其中，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越来越成为一个受关注的概念。在数字不平等的语境下，并非人人都有机会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对于那些容易遭受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而言更是如此。通过对少数民族、难民、移民、老人、残疾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农民等群体的关注，新近传播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得以凸显。
首先，部分边缘群体仍面临技术接入问题。研究表明，稳定的手机使用有助于贫困人口和缺乏社会支持的人获得更好的健康状态和生活质量（Read et al.， 2022）。不过，Mathews和Ali（2022）对于美国某农业县居民的研究却显示，他们仍然遭受着“长期等待”固定宽带连接的困扰。在此过程中，居民们转向不稳定的移动连接设备，不得不忍受由于网速慢导致的画面缓冲、声音滞后、上传与下载慢等问题，这造就了另一种形式的“等待”。更引人注目的是，为避免因多人上网造成的等待，部分居民主动选择了第三种等待方式，即等到半夜再享受相对较好的互联网服务。通过这三种“等待”，研究者强调了尚未跨过数字鸿沟的农村居民面对技术时的无力感。
除了关注“技术接入/不接入”这一组关系，数字不平等研究还在关注“谁有能力接入和使用互联网资源”的问题。Marler（2022）对芝加哥无家可归者的研究显示，这一群体由于缺乏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支持，试图在平台的引导下利用社交网络等技术与陌生人建立关系，以获得维持自己生存所需的经济支持（如房租、住所等）。作者将这一现象概念化为“连接的野心”（connective ambition）。平台利用这种叙事鼓吹使用社交媒体的益处。不过，这一策略往往以失败告终，因为缺乏相关技术知识的无家可归者担心披露的信息会被想要伤害自己的人利用。此外，承认处于无家可归和亟需帮助的状态也有可能伤及他们的声誉。因此，当线下和线上世界的不平等结合起来时，可能会迫使弱势群体遭遇更大的困难。
数字不平等造成的另一种表现是某些群体因较低的数字媒介素养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蒙受损失，处于不稳定工作的劳动者和临时工就是其中的典型（Ravenelle， Janko & Kowalski， 2022）。不过，Watkins（2022）的研究表明，不稳定工作的劳动者会通过数字社区聚集在一起，交流自己所经历的招聘骗局，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归属感。同样是在新冠疫情暴发的背景下，由于很多课程转到线上渠道，教育不平等问题也更为突出。Kutscher等的研究显示，对于年轻难民群体这样缺乏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弱势群体而言，数字化背景下的教育只能有限提高他们的个人能力，而往往不能帮助他们抵抗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劣势以及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问题（Kutscher et al.， 2022）。此外，结构性差距（例如社区的受众规模、社会经济地位、新闻机构员工水平、新闻机构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同样使边缘化社区在新冠疫情期间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和信息服务（Neff， Popiel & Pickard， 2022）。
在不平等之外，“赋权”作为另一种学术话语，也被体现在边缘群体研究中。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原住民社区中的年轻人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和相关技术，以匿名等方式自由地表达观点，从而努力保持族群个性、维护社区的自决权（Kariippanon & Gurruwiwi， 2022）。Miner（2022）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原住民社群中的技术使用案例。在过去10年中，众包数据的可视化对“#失踪和被谋杀的土著妇女”（#MMIW， Missing and Murdered Indigenous Women）运动产生重要影响。参与者通过使用数字众包地图以及推动“#我不是下一个”（#ImNotNext）等社交媒体运动，来挑战政府机构的数据集。数据可视化帮助参与者锁定充斥危险、暴力的地区，并针对这些地区采取干预措施。此外，这些绘图（mapping）数据也能够作为一种直观的宣传工具，在帮助民众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同时，督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研究针对研究框架提出衡量用户是否受包容或排斥机制影响的模型。该模型基于收入、教育、社会参与、能动性、幸福（well-being）等五个社会层面的指标以及接入、态度、数字技能、软技能、环境的媒体丰富度、技术使用自主性、用户实践和社会支持等八个数字层面的指标，强调了社会维度和数字维度在包容/排斥机制中的共同作用（Asmar， Mariën & Van Audenhove， 2022）。此外，Tsatsou（2022）通过对三类弱势群体（少数民族、老年人和残疾人）进行焦点小组研究，强调了在数字技术研究中交叉性视角的重要性。
四、地理媒介的前世今生
如今，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媒介实践都涉及人或物的移动和相遇，例如点外卖、查快递、“打卡”景点等。狭义而言，地理媒介这一概念可以被用来描述具有无处不在、位置敏感、即时反馈和技术融合等传播特征的媒介技术（McQuire， 2016：2）；广义上讲，地理媒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性概念”，揭示出媒介让空间中的活动得以表意、组织的过程（Fast te al.， 2018：4）。新近的地理媒介研究在上述两个层面都有进展。其中，有研究者以跨学科的视角关照了传统社会理论（比如社会区隔）以及新兴媒介研究议题（如自然、感官、基础设施）。同时，也有很多研究呈现出较强的历史纵深感。地理媒介的“前世今生”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议题。
当中介化、符号化以及基础设施化的空间体验愈发普遍，日常媒介实践便有可能被理解为一种空间的（再）解码过程。例如，有研究指出，“打卡”、“签到”等暴露位置的社交媒体实践建立了特权与地点之间的关联，凸显不同位置的优劣之分。这样一来，地理媒介凭符号力量巩固了既有的社会分层，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这提示研究者关注社会区隔研究中被忽视的“地点”因素（Lindell， Jansson & Fast， 2022）。除此之外，移动媒介研究同样容易忽视其中的时间性问题。基于这一点，Özkul和Humphreys（2022）通过口述史访谈，梳理了理解手机时间性的三个线索：使用手机的物质条件（比如电池续航、通话时长、费用）、手机生成的时间性文本（比如日程协调），以及手机塑造的生活节律。他们还提出 “时间的地理媒介化”（geomediation of time）概念，启发研究者从时空的交汇处考察移动媒介实践的意义。
当然，上述地理媒介化的时空体验并非“向来如此”。从媒介考古学视角出发，Wilken和Thomas（2022）的研究指出，作为地理媒介的“摄影测量学”（photogrammetry）见证了“媒介系统中意义深远的变革”。具体而言，这种数字化地方创制（digital place-making）技术最早在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政府机器”的作用，战后成为“测绘项目”，最终又被嵌入数字平台的逻辑中，实现了自动化和平台化。除此之外，Firth（2022）还考察了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s， 简称LBSN）的兴衰，并对媒介技术更迭的线性叙事提出了挑战。当下流行的地理媒介强调商业属性，连接了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而早期LBSN则致力于更纯粹的连接功能，致力于创造人与人的相遇。前者的如日中天与后者的昙花一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作者认为LBSN的没落并非不可避免，社会情绪和偶然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地理媒介创立人际连接的能力有可能在未来被激活。
地理媒介并非数字时代的产物。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前数字时代，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解释媒介与空间的关系，并由此揭示了地理媒介的“内核”。自工业革命以来，记录性（documentary）和流程性（procedural）可以被称为地理媒介的奠基性特征，它们的影响力延续至今。地理媒介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塑造了视觉性和移动模式，往往也带来了静止的身体和流动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比如站在热气球里的人）。同时，地理媒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决关系性问题（relational problem）的实践，比如地图解决的问题，便是“我们如何从A到B”（Thielmann， 2022）。
从类似思路出发，不同时代的空中侦察技术也可以被认为是地理媒介。不同历史时期的空中影像（aerial image）以不同的时空组织方式被操作化，多元行动者参与到“合作影像”（cooperative image）的创造过程中。以侦查卫星为例，尽管它环绕地球的拍摄方式有视野局限、影像不易提取和传输，但是卫星影像定格的瞬间能够生成时空坐标，这让其成为理想的地理参照点（Bender & Kanderske， 2022）。当下流行的屏幕媒介凸显可视性，而对水下导航的媒介考古则展示出听觉制造空间的能力。雾气是海运面临的最主要的自然威胁，它使得一切海上的视觉信息都变得模糊而不可靠，这凸显了听觉导航的意义。而水下听觉信号传输技术的普及过程，也是“基础设施化的、官僚化的、资本化的，以及技术化”在水下空间的生成过程。这种历史考察启发我们想象地理媒介的其他样貌：媒介化的空间不必然可视，也不一定基于隐蔽的平台和数据运作方式。此外，以海洋为媒介的听觉导航也让人更清晰地意识到技术与自然的关联（Borbach， 2022）。
五、数字隐私的情境化理解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之际，数字隐私问题便被传播学者提上了讨论议程。最初的探索常常将隐私问题置于公共/私人的连续体之上，不过，随着互联技术日益深入日常生活，个人数据被越来越多的商业平台、政府机构和研究人员收集、储存并分析，这也为隐私问题带来更复杂的分析语境（Nissenbaum， 2009；Trottier， 2018）。新近相关研究特别强调多元场景下不同人群的隐私观念和实践，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隐私问题的社会复杂性，但隐私相关的理论生长相对比较缓慢。
商业与政治是隐私研究较多触及的语境。在商业领域的新近研究中，Keen（2022）发现父母和青少年很难理解他们的个人数据将会以何种方式被公司使用，以及这可能给他们的隐私带来哪些伤害。他将这种困境解释为“消费者—公司”关系错误的概念化处理。具体而言，被访者倾向于将“公司”概念化为非个人的、无害的实体，又将消费者和公司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功能性的、非评判性的。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他们更容易相信商业数据只会在商业背景下流通，不太可能进入到人际关系领域中。在政治领域的新近研究中，有研究者考察了如今被广泛应用于选举的定向政治广告。研究发现，在接触定向政治广告时，公民越关注隐私问题，越有可能对这些广告采取认知回避和隐私保护行为。不过，这种低成本的消极抵抗可能无法对平台的数据收集行为产生任何影响（Stubenvoll et al.， 2022）。
除此之外，新冠疫情一度使得“带码出行”成为一种新日常。一项对武汉、杭州两地18岁以上健康码用户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人支持在疫情后适度使用健康码，约十分之四的用户认为应广泛使用健康码（Chen， Huang & Hu， 2022）。这一研究呼应了中国人隐私观念的既有研究，例如中国人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普遍接受（Kostka， Steinacker & Meckel， 2021）。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将隐私观念和实践放置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理解。相比之下，Meier等人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隐私观念如何随情境而变化。人们对于新冠追踪APP的使用决策是一种隐私计算的结果。当情境化的隐私焦虑小于情境化的感知收益时，采纳行为才会普遍发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人们的隐私计算和决策应被理解为动态且情境化的，而不是一次性的（Meier， Meinert & Kramer， 2022）。
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外，数字隐私的研究者也在关注某些社会特殊群体的隐私困境。Witteborn（2022）的研究将目光对准身在德国的女性难民。一方面，因为文化差异、经济困难和不确定的法律身份等问题，这些女性身处流离他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隐藏”她们在公共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活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些女性难民又渴望连接与归属感，这样一来，她们便不得不一直在隐私和交往需求的紧张关系之间寻求不稳定的平衡。也有研究者考察了那些处于开放式收养关系(中的养父母。开放式收养让他们陷入模糊的隐私边界之中，因此，养父母不得不管理和调试自我披露带来的风险。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注重家庭隐私的养父母而言，他们更有可能担心与亲生父母分享孩子的信息带来麻烦（Colaner et al.， 2022）。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关注到那些处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心理状态下的人群，例如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女性。因为受到较差的住房、财务、心理健康状况以及低自我效能等因素的影响，她们可能在保护隐私的实践中处于更弱势的地位（Seo et al.， 2022）。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媒体平台制定的服务条款协议（Terms of Services，简称TOS）越来越受关注。TOS协议的主要用途虽然旨在向用户解释平台的数据收集政策，但这些协议更像是公司商业模式的保护性规则。例如，既有研究表明，TOS协议的平均长度为26320字，隐私政策的平均长度为7984字（Obar & Hatelt， 2019）。这意味着用户要花费极高的时间成本才能了解平台具体的隐私政策、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Obar和Oeldorf-Hirsch（2022）对于50岁以上人群的调查则进一步发现，77.6%的被访者会在没有阅读相关条款的情况下直接点击同意选项。而就阅读了相关条款的人而言，他们阅读隐私政策的平均时长仅为70秒，阅读服务条款的时间是81.4秒。不过，Cain和Imre （2022）的研究同时也显示，社交媒体用户对社交媒体控制、收集和获取个人信息普遍感到担忧，尤其对TOS协议感到不满，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用户降低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强度。
六、青少年的数字生活
青少年时期是心智发展和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阶段。数字技术更深刻地嵌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他们玩耍、学习，以及身份表达的方式。在新近的相关研究中，有两项核心议题浮现出来：其一，技术何以（不）满足青少年的发展需求？其二，青少年作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和数字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又怎样感受和理解技术的作用？
心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关注影响儿童使用数字媒介技术的因素，并试图借此探索达成“有益使用”的条件。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关乎他们的身心健康，因而备受家长关注。引导儿童以适当的方式使用屏幕媒介（智能手机、平板等）成为家庭教育的重点。不过，这首先需要建立在准确的“家长知识”（parental knowledge）之上，亦即家长对孩子的屏幕使用习惯有真实的把握。对此，研究者认为，尊重儿童自主性的亲子沟通方式更能鼓励儿童透露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这也强调了“换位思考”在支持性沟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Marciano， Petrocchi & Camerini， 2022）。除此之外，媒介内容的“亲社会”效果成为媒介心理学的重点议题。为认识儿童接受积极媒介内容的机制，研究者引入了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资源。具体而言，采用有助于儿童理解的方式（例如简化版本的歌曲）或者以情感（使用以爱为主题的铺垫）代替理解环节，有助于亲社会效应发挥作用。此外，媒介内容接触后的讲解和鼓励也能发挥积极作用（Mares， Bonus & Peebles， 2022）。
社会文化视角下，数字环境中青少年的身份感知是关键议题。相比于身份认同趋于稳定的成年人，对于青少年而言，“我是谁”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也影响着他们使用和理解技术的方式。研究者发现，青少年的“数字断连”策略与他们的身份叙事紧密相关。他们试图抵抗连接规范中同辈带来的“内群体”影响，在断连实践中尝试确立自主的、连贯的身份认同。以往研究指出，青少年在表达真实情感和想法时往往面临社区规范的压力（Binns， 2014），而社交媒体成为他们安放旺盛的自我意识的平台。在复媒体（polymedia）环境下，“小号”为青少年真实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机会。不过矛盾的是，这种“真实性”同样也会被同辈规范所塑造：以洒脱、不经修饰为特点的“真我”表达被认为是成熟的表现，因而同样成为一种获取承认的策略（Darr & Doss， 2022）。
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青少年的数字实践并非发生于“真空”地带。性别、阶层等多重身份交叠下，青少年的媒介技术体验呈现出异质性。例如，青少年对于电子游戏的理解就会显示出性别剧本的影响。女孩所处的社会物质性劣势（比如没有自己的游戏手柄）导致游戏资本的弱势积累，因此，她们必须通过策略性的游戏方式来挣脱传统性别规范的束缚。此外，社会经济身份也影响了青少年对于游戏玩家的分类（Vilasís-Pamos & Pires， 2022）。相似地，Bhallamudi（2022）发现，阶层和性别交叉作用下的“值得尊重的女性气质”（respectable femininity）为印度的青春期女孩的手机使用方式提供了文化框架。在低收入家庭中，女孩使用手机被认为可能带来“危险的”性关系，因而被严格限制；而高收入家庭鼓励女孩使用手机，以此展示社会上流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发现具有性少数身份的青少年更容易成为网络仇恨言论的受害者，这意味着在线下和线上空间中，青少年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有可能相互转换（Obermaier & Schmuck， 2022）。
整体而言，青少年媒介使用相关的新近研究有以下两个值得关注的特点：首先，重视青少年主体性，这需要建立在对他们在“数字世界中自然的互动及其所处的家庭、学校生活等社会情境的复杂性”的考察上（Sarwatay & Ramen， 2022）；其次，呈现青少年媒介技术体验在性别、年龄、阶层等面向的差异，可能会提供更鲜活的描述和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七、女性与传播技术
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性别议题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自上世纪70年代起，随着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性别研究开始在传播学研究中大量出现（Mendes & Carter， 2008）。在大众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尤其是在早期研究中，对于媒体与女性的传播学研究更多聚焦于性别表征（representation）这一议题。不过，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研究者开始愈加关注女性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互联网带给女性哪些新的困扰，又如何为女性提供了怎样的组织网络，来对抗新的性别不平等（Lee， 2006）。在新近的西方传播学研究中，社交媒体、电子游戏中的性别议题仍旧是研究者的关注重点。除此之外，不少研究者也开始对人机传播中的性别不平等进行探索。
第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是女性用户在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中的性别展演，特别是其中对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服从行为。Miao和Tian（2022）考察了中国职业女性如何在微信中协商性别表演，并归纳为三种形象策略：（1）强调职业身份，淡化性别身份；（2）强调女性气质，淡化职业身份；（3）服从男性气质，以取悦男性上级。这一研究展示了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再生产和强化了既有的性别规范。在电子游戏的媒介环境中，女性玩家也被普遍认为她们应该扮演辅助性角色，或者干脆不应该出现在其中（Vilasis-Pamos & Pires， 2022；Liu & Lai， 2022）。Austin（2022）的研究发现，女性玩家认为自己有责任担负起男性不愿意承担的游戏角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逻辑与职业工作中对女性的贬低异曲同工。虽然这些研究处理的具体对象不同，但它们指向了同一个结论：现实世界中对于女性的社会期待已经被移植到各种数字空间中。
第二条研究线索聚焦于女性在数字空间中遭受的暴力。这一议题在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中已经被广泛讨论，并在新近研究中得到延续。例如，有研究者关注人们对于线上性别暴力的感知，其中发现手机问题性使用（smartphone problematic use）的受害者更有可能无法意识到这种暴力的存在（Aranda et al.， 2022）。此外，新近研究特别关注这种性别暴力如何从数字空间渗透到现实生活之中。Regehr（2022）的研究关注了线上厌女极端组织Incel)如何为成员洗脑：首先为孤独的男性提供陪伴，将他们的孤独转换为对女性的厌恶和愤怒，然后引领他们进入Incel的网络社区，通过网络回声室效应强化这种厌女意识形态，最后鼓励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实施暴力行为。
第三条研究线索是社交媒体环境中女性主义运动面临的新挑战。一方面，社交媒体在塑造当下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又需要对新的媒介环境和蔓延其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做出回应。Savolainen等人用“过滤女性主义”（filtering feminisms）描述这种现象。这项研究关注Instagram上女性主义者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她们既要反抗结构性的不平等，又要建立个人品牌；既要获得关注，又不愿意成为追逐流量的人。在反抗与服从的紧张关系之间，女性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中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调整、隐藏和放大自我的“过滤”策略，而这些策略又建立在平台的想象可供性基础之上（Savolainen， Uitermark & Boy， 2022）。与此相呼应，Barbala（2022）从驯化理论的视角出发，同样讨论了当下女性主义实践如何在与平台特征（例如图像、视频、GIF、模因等）和治理规则的互动中，塑造出平台化女性主义（platformized feminism）。
在社交媒体与游戏之外，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的性别议题。*虽然技术并不会拥有生理性别，但从性别的社会建构角度出发，技术又完全可以获得性别。Kratel（2022）回顾了性别软件（gendered software）的演进历史，并建议研究者可以从产品名称、声音、个性三个角度去讨论技术性别。例如，在人工智能语音助理（例如Siri）产业，批评者认为将助理的声音初始设定为女性，或者不提供男性声音选项，可能进一步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基于这一原因，英语版本的Siri对声音性别进行模糊化处理。不过，Mooshammer和Etzrodt（2022）的研究则表明，用户很可能会依据和语音助理讨论的议题，为模糊化的声音再次赋予具体性别。这也意味着，用户在感知技术性别时所采纳的线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声音的模糊化处理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当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我们的虚拟伴侣，其中的性别问题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挑战。有研究者考察了男性用户如何使用情感机器人Replika。在产品的宣传话语中，用户使用行为被转化为“训练”（train），这一话语暗示了一种用户对产品的主导权。不过，当男性用户同时将产品视为伴侣时，这种“训练”的话语有可能激活镶嵌于技术中的性别剧本（Depounti， Saukko & Natale， 2022）。
八、工作中的媒介技术
数字媒介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工作场景，并嵌入劳动的整个过程。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远程办公模式的普及和就业市场的不稳定让这种影响更为凸显，因此也引发研究者更多的关注。需要特别指出，在既有研究中，“工作”和“劳动”这两个概念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工作指向区别于家庭与休闲的时空秩序，而劳动则偏向于解释多元主体之间多层次的权力关系（例如劳动者与商业机构）。当前研究对于数字工作和劳动的区分并不清晰，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在新近的传播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聚焦于媒介技术对工作/劳动体验的塑造。此外，一些研究也在审视技术使用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劳动者面临的困境。
数字媒介技术在工作场景中的应用体现在对员工的管理、对任务的协调和派发，以及对工作流程的监控等诸多环节。研究者较多关注技术对工作的深度介入如何影响员工福祉。Lanctot和Duvbury（2022）通过开发相关量表，提示研究者关注电子邮件给员工的消极体验，例如，电子邮件的符号化特征（例如对于重要性与紧急性的标记）是技术压力的直接来源。Andrade和Matias（2022）更为细致地呈现了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中的信息通讯技术（ICT）使用。他们发现，面对工作对生活的入侵，相比将“高效”内化为自我要求的年轻员工，职业进入稳定期的年长员工则更重视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努力保持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清晰分界，因此受到的影响更小。这种代际差异提示研究者关注个体职业经历与工作相关技术使用的关系。
当然，技术中介的工作体验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个体的反应和选择，而应该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中考察。例如，久坐时间记录（sitting time tracking）这样的自我追踪技术声称可以敦促使用者培养健康的习惯，然而在工作场景中，这项技术的使用体验并非如此。Saukko和Weedom（2022）发现，职场中“久坐”被员工认为是一种社会性症状，与紧缩的经济形势下工作境况的恶化紧密相关。对久坐时间的自我追踪带来被监视感，凸显而非缓解了这种结构性压力。技术中介的“多重时间性”塑造了当代工作场所中无力和不满主导的情感结构。
另一些研究倾向使用“劳动”而非“工作”来描述这一社会行为，呈现技术中介的劳动中复杂的权力关系。既有研究往往特别强调平台算法对于劳动控制方式的革新，新近研究则展示出某种程度的“去算法中心”取向。例如，Li（2022）发现，司机的招募、组织和规训是滴滴公司运营的关键环节。在算法之外，由微信群和劳动中介公司共同塑造的虚拟沟通空间“组成了一种结构化的指令，它模仿了一种在物理的、正式的工作空间中经常出现的管理模式”。这提示研究者看到平台劳动与传统劳动管理的连续性。另一项对纽约网约车行业的研究揭示了平台劳动过程的复杂性。劳动监控系统涉及六个关键方面，分别是平台公司、司机、乘客、管理机构、劳工权益组织和公众（Mosseri， 2022）。
整体性的视角下，相关研究强调了劳动者在“系统”中的腾挪，呈现了技术中介的劳动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Mosseri（2022）的研究发现，具有移民和少数族裔身份的网约车司机容易受到隐形歧视而被乘客给予差评和投诉。他们需要通过“名声审查”（reputation audit）来协商自己劳动的可见性，从“被监视”向“被注视”的转换中争取自身的自主性。Gruszka和Bohm（2022）则指出，平台中介的劳动的（不）可见性可以被拆分为感知、机构和个人三个维度，分别对应了平台劳动者的身份标识、法律权利和自我呈现。多重（不）可见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能够暴露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新冠疫情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凸显了劳动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失业潮中，低收入群体首当其冲。招聘网站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更多、更公正的工作机会。然而，相较之下，社交媒体提供的工作机会往往设置了更高的学历门槛，没能提供相应的帮助（Karaoglu， Hargittai & Nguyen， 2022）。就业市场本就不景气，而猖獗的招聘骗局则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雪上加霜。为争取“好”工作，他们发展出各种鉴别招聘信息的策略。如此，遭受欺骗成为风险社会中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劳动力市场的乱象被正当化。这体现了作为社会行动的就业选择受到文化逻辑的塑造（Ravenelle， Janko & Kowalski， 2022）。
九、游戏研究
如今，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一种“旧”媒介，不过，游戏研究仍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新领域。千禧年以后，“游戏是电子海洛因”、“游戏只是消遣”等偏见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游戏的情感、审美以及教育价值（Bartsch， Kalch & Oliver， 2014；Isbister， 2017；Cole & Gillies， 2019）。2022年，传播学视角下的游戏研究延续了这种关切，并在人际传播、认知传播的语境下细化了积极游戏体验发生的条件。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大型多人线上（MMO）游戏中，如果玩家感知到自己相较于其他玩家拥有更多权力，那么，他们更可能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不过，同样是感知到权力，如果玩家对游戏的热情过盛，将自我与游戏深度捆绑，他们更可能在面对不佳的游戏表现时做出有毒行为（toxicity behavior）（Zhu， Zhang & Qin， 2022）。有益的人际互动之外，玩家也期待游戏能够带来新知。在《刺客信条》这样的游戏中，充满历史元素的游戏体验对玩家十分有价值。不过，游戏中的历史叙事往往允许基于史实的编排和加工。对于一部分玩家而言，这种“选择性真实”（authenticity）与精确性（accuracy）容易混淆，这提示游戏开发者更严谨地处理游戏与历史的关联（Burgess & Jones， 2022）。
在新近的传播学研究中，游戏的文化产业面向也受到较多学术关注。相关研究综合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重点关注了游戏的商业运作模式与游戏文化的互动。例如，Tulloch和Johnson（2022）的研究指出，游戏商业模式中正在兴起的数据捕捉（data capture）逻辑反映出“加速的新自由主义”（accelerated neoliberalism）的影响——个人选择越来越被“外包”给不可见的算法，后者的运作以大量私人（往往未经明确授权）的数据为基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数据逻辑对游戏产业的入侵也并非畅通无阻。游戏文化的颠覆性气质，以及一些玩家社群对于研究、改写游戏代码的热情都会揭示、干扰、抵抗游戏对个人数据的挖掘。
理解一个行业的关键之一，在于理解身处其中的从业者的选择和体验。既往研究指出，独立游戏公司（indie company）的决策和发展不只由利润驱动（Lipkin， 2019）。在此基础上，Karlsen（2022）的研究则认为，免费增值（freemium）游戏公司从业者同样展现出非经济的动机和热情。不过，他们仍然可能在商业压力下搁置艺术和伦理追求，用游戏设计“操纵”玩家。此外，游戏业服务逻辑（相比于产品逻辑）的兴起也深刻影响了游戏开发者对于职业身份、角色和发展路径的感受（Dubois & Weststar， 2022）。除此之外，在游戏行业中，严苛的工作要求（加班、强制玩本公司游戏）以及压抑的职场文化（等级森严）正在成为常态（Bergstrom， 2022）。这些研究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做游戏”可能并非外界设想的“梦幻工作”。
游戏直播（视频）是游戏产业和文化中的新景观。相关研究乐观地评价了直播对于游戏玩家、主播以至于非玩家的意义。Jodén和Strandell（2022）的研究发现，游戏直播者使用与线下互动仪式相似的方式提升观众的参与感。成功的仪式可以增进群体归属感，具体的表现可能包括：引发同步的行为（例如刷屏）、生成群体内成员所共享的知识或符号（例如表情包、行话）、制造对于外行的知识障碍等。直播也满足了游戏主播的社会整合需求，他们在过程中找到“自己人”和自我。具体而言，作为艺术家型企业家，他们能够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讲解游戏时，他们可以感到与游戏社区的联结；在直播的同时，他们能进一步提升游戏技能，获得成就感（Young & Wiedenfeld， 2022）。此外，游戏直播推广并且充实了游戏文化。一些不具备游戏条件（设备、技能和心态）或者对玩游戏有顾虑（不愿劳累、担心性别歧视等）的“非玩家”通过观看游戏直播感受游戏（相比于其他媒介特有）的互动叙事。如此，他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在游戏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Orme， 2022）。
最后，游戏研究领域呈现出对社会议题的关切，游戏实践和文化的性别包容成为具有价值的研究话题。众多研究揭示了游戏实践中普遍的性别偏见（Kelly et al.， 2022；Vilasís-Pamos & Pires， 2022），以及性别规范下女性玩家、相关从业者的他者化、边缘化境遇（Liu & Lai， 2022；Agloro， 2022）。为改变行业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案是招揽更多女性人才进入游戏行业。然而，Harvey（2022）的研究指出，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女性缺失（feminine lack）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更在于女性从业者“质”的体验。为了塑造更具性别包容度的游戏行业，理解女性准从业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面临的排斥以及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十、媒介记忆的呈现与管理
记忆与媒介一直以来都是相互缠绕的概念，这一点在社交媒体时代或许更为凸显。一方面，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个人策划、分享和记录其生活故事的最普遍的渠道之一；另一方面，以算法为代表的技术已经深入参与到人们的记忆生产和管理实践之中。换言之，媒介技术可能直接影响人们回忆过去以及记录当下的方式。新近的相关研究在讨论这一议题时，也大致从以上两个维度分别展开。
首先，人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分享生活。总体看来，人们主要出于社交动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个人经历。具有外向型性格、高自我披露倾向的个体更有可能出于指导性动机分享个人经历、传递经验，而孤独者和低自尊人群更有可能出于治疗性动机发布个人经历，以获得他人的同情和建议，应对负面情绪（Stone et al.， 2022）。除了人们的主动记录行为外，媒介也能唤起记忆。有研究显示，与最近的娱乐节目相比，人们在接触到更年轻时（从青春期早期开始）收看过的娱乐节目时，脑海中会浮现出更多记忆，而且这些记忆一般都比较快乐。此外，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激活记忆的内容欣赏程度更高（Bonus， Watts & Francemone， 2022）。
不过，技术未必总是忠实地呈现记忆，它们有可能参与建构人们叙述个人经验的方式。“算法情节”（algorithmic emplotment）概念佐证了这一现象。该概念是指算法将数据、人、经验和复杂的时间性排序、交织在一起，并将相关记忆以一种连贯、有序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使记忆和经验被渲染为“有意义的”、“可操作的”对象（Jacobsen， 2022）。与之相仿，技术的介入很可能深刻影响人们对重要公共事件的记忆方式。一项对Instagram上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相关账户的研究认为，在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利用其账户的可见性、可扩展性（scalability）和互动性，建立起“生存”、“苦难”和“永不忘记”三种叙事框架，以此来战略性地纪念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前两种框架面向过去，旨在强调亚美尼亚人仍处于生存困境中；“永不忘记”框架则指向未来，一方面为进一步的行动（包括承认种族灭绝、获得赔偿等）提供理由，另一方面确保这段记忆不会随着亲历者的离世而消失（Davidjants & Tiidenberg， 2022）。Henig和Ebbrecht-Hartmann（2022）的研究考察的是在Instagram上人们对以色列大屠杀中13岁女孩Eva经历+的纪念方式，但其重点不在于相关账号的叙事特征，而在于人们如何在社交媒体上针对大屠杀事件建立起一个新的回应性空间（responsive space）。研究认为，在该空间中，用户通过记者见证模式（侧重于事件报道）、暴行见证模式（侧重于证明羞辱、暴力和其他暴行）和社交媒体见证模式（侧重于分享经验）这三种相互关联的媒介见证（media witnessing）模式实现参与和自我铭刻。这些模式表明，通过社交媒体，人们得以参与到一场遥远的事件之中，在成为其见证人的同时，其自身的能动性亦得到强调。将视野拉至当下，为恰当地记录和纪念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英格兰历史博物馆呼吁公众在其网站和社交媒体上提交封锁期间的照片，并招募公众参与全国性的记忆创造工作。Adams和Kopelman（2022）比较了英国官方档案集和Instagram上的“#拍摄封锁”（# Picturing Lockdown）数据，发现通过社交媒体，地方性和机构性的记忆举措被转变成为全球性的记忆实践，打破了时间、空间和机构的束缚，为书写和留存替代性的记忆（alternative memory-work）提供了机会。
技术介入记忆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记忆删除。实际上，删除本就是互联网史的一部分，但相关研究相当有限。McCammon （2022）对美国国家记忆机构（包括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与政府Twitter账户上被删推文的研究指出，由于缺乏标准化的联邦政策，公共图书馆或档案馆无法跟踪政府的删除行为，政府媒介管理者制造了无数的数字“记忆洞”。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阐述了“记忆洞”概念。在故事中，受到审查的政府官员把因政治因素不方便公开的文件存入“记忆洞”，使其从公共记录中消失。该研究认为，被删除的推文必须被归类为政府记录，否则公民将无法通过这些档案了解联邦机构的内部工作。除政府行为外，一些记者也在主动进行删除实践。记者们以操纵推文可见时间的方式在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不安定的公共领域中重获对内容的控制权（Ringel & Davidson， 2022）。不过，这些删除行为同时伤害了作为档案的社交媒体的地位，可能使得一些具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事件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结 语
基于以上对2022年英文传播学研究热点议题的梳理，本报告将尝试从三个维度进行评述：议题/领域之间的交叉对话、多元社会群体的人文关怀、更为情境化的研究视角。
首先，相较前一年而言，2022年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图景呈现出高度的延续性。政治传播、平台研究、社会平等、新兴技术仍然是传播学者投入最大热情的研究领域。在2021年的报告中，我们强调了研究议题、领域之间明显的交叉态势，这种对话性在2022年同样显著。例如，新近的平台治理研究中特别强调用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让用户抵抗、算法想象等一系列概念与治理研究得以嫁接（Sybert， 2022）。除此之外，这种交叉还体现在很多研究者都倾向于借助旧现象理解新问题、借助旧媒介理解新概念。例如，Livingstone和Pothong（2022）鼓励研究者通过探索线下儿童游戏场景，拓展以儿童为中心的数字游戏设计；在地理媒介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者通过对前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例如热气球、地图等）进行回溯，扩展我们对地理媒介这一概念的认知（Thielmann， 2022）。
第二，在2022年的西方传播学研究中，研究者展现了对于多元社会群体的关怀。在对于弱势/边缘群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特别强调性别和阶层这两个变量。在新近的传播学研究中，更多的情境性因素被凸显出来。例如，在对于数字隐私的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身处德国的女性难民如何隐藏自己（Witteborn， 2022）、开放收养关系中养父母面临的隐私困境（Colaner et al.， 2022）、出狱女性在自我隐私保护方面为何处于劣势（Seo et al.， 2022）。在对于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残障游戏主播（Anderson & Johnson， 2022）、患有长期疾病的年轻人（Bryce et al.， 2022）等社会群体也出现在学术视野之中。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关怀并未止步于理论创新，而是体现出影响现实的强烈愿望。例如，针对维基百科中的性别不平等，已经出现了不少女性主义的干预项目。Langrock和González-Bailón（2022）则致力于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评估这些干预项目的效果。这一研究发现女性相关内容的数量的确在成功增加，但这些内容的可见性仍然由于某些结构性偏见相对较低。这也为下一步的相关干预项目提供了发展思路。
第三，传播学研究对于多元社会群体的关怀，又进一步为我们理解媒介技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022年的传播学研究依然密切关注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其中既包括新兴技术（如人脸识别、深度伪造），也有已经完全日常化的“平凡媒介”（mundane media）（如社交平台、智能手机）。很多研究细腻描绘了技术使用的具体情境，呈现出“媒介何为 ”的立体图景。这里的情境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使用的经济社会状况（例如紧缩的经济形势）、个人的身份认同（例如性别、阶层等）、具体的社会规范（例如文化和互动发生的语境）。例如，平台劳动相关研究呈现出（新冠影响下的）经济衰退对于媒介化劳动体验的塑造（Saukko & Weedom， 2022）；在特定的互动规范下，研究者也发现，网络不文明的建设性作用也可能得以显现（Rossini， 2022）。当然，展示出媒介影响在具体的、历史的情境下的细微差别，并不一定意味着研究的琐碎化，亦或是共性的消散。对于情境敏感的研究者而言，细节议题与整体理论图景的对接与平衡仍然颇具挑战性。
（董晨宇 许莹琪 丁依然：《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2022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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