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不出户做新闻：远程报道的常规与新闻业的地方性困境

记者身在何所处关乎职业管辖权，记者与新闻发生地的紧密联系弥补了新闻业对专业知识控制的不足。互联网时代，记者不必外出做新闻，通过线上采编的方式就能生产全国社会类新闻，这一远程报道的现象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沿着地方（place）这一概念的指引，基于在媒体进行参与式观察与访谈获得的经验材料，本文认为远程报道的常规受到社交媒体与平台媒体的双重塑造，远程报道的方式消解了媒体的地方性，使其在事实核查、地方性知识、受众信任与新闻权威上面临诸多挑战。在这一情境下，新闻室中仍保有活跃的在场文化，出外勤做新闻关乎新闻的质量，也是构建记者职业想象与职业荣誉的重要因素。

时间与空间是人文社会学科进行知识生产的两个基本维度，以往新闻学研究的元理论更注重时间性，它以向内探索的方式关注新闻学研究的对象，以新闻的稳定状态为基础，专注于普遍规律的探索。然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与大量外来行动者的闯入，这种研究方式愈发难以解释新闻业面临的复杂变化，为此，空间思维在新闻学研究中兴起，并被称为新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Reese， 2016）。在欧美主流学术期刊中，“近十年来采用重点空间概念为主题词的新闻学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显著提升，空间转向已初具规模”（陶文静，2021）。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在对空间（space）、地方（place）、位置（location）等地理概念关注增多，另一方面，场域、生态等抽象空间隐喻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白红义，张恬，2021）。

本文关注的经验现象是，随着移动传播技术以一种基础设施的方式塑造人的生活与劳动形态，记者已不必亲身前往新闻现场，新闻生产中身体的缺席成为常态，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报道成为新闻常规。在以地方（place）为核心概念的视角下，本文尝试揭示记者利用互联网跨越空间进行新闻生产的新常规，同时，这样的实践与新闻业的地方性存在张力，地方性的消解对新闻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新闻工作者如何看待这类实践？这是本文想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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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身在何处：一个重要的新闻学问题

阿伯特（Abbott）将职业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每个职业在系统中都对某些工作拥有“管辖权”（jurisdiction），不同职业在管辖权边界上发生冲突，塑造了流动的职业形态（Abbott， 1988：2）。而职业合法性往往源于对专业知识的控制，正如职业（profession）一词意味着从业者们声称精通某种分支学问的知识（Hughes， 1994：38）。甚至在弗莱德森（Freidson）看来，制度化的知识是职业权力的最终来源（刘思达，2006）。然而作为职业的记者在知识控制上有着天生的缺陷。“人人都能做记者”的宣言不只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即使在民国时期，新闻专业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便不能对其他学科高等教育文凭形成专业性竞争优势（路鹏程，2021）。单从知识之维，通过职业教育的方式形成新闻记者的职业管辖权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这也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形成互文，在职业自主与国家干预的理解框架中，新闻业通过讨论并实践职业承诺、行为标准、职业伦理等制度性要素的方式争夺更多的职业自主性（陆晔，潘忠党，2002）。这些实践与专业知识关系甚微，记者很少宣称自己掌握的知识比受众更多，而是认为自己更适合专门从事这一事务，记者倡导与遵守各种规范与伦理准则，实现社会价值。

结构性制度难以充分解释记者的职业管辖权，回望历史，记者所在的空间展现出强势的力量，为记者提供职业合法性。自从新闻业存在以来，新闻发生的地点一直是记者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Tuchman， 1978）。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报纸是由一个或两个人在印刷商的领导下经营的，所录内容多是社会听闻（Zelizer， 2007），报业经营者很少亲身前往现场，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仍未出现。而当记者出现后，其使命是前往新闻发生地搜集信息，替代受众完成空间的跨越，将遥远的事件呈现在受众面前。他们需要用亲眼所见的内容，或使用其他目击者的言论来制作新闻。记者使用其目击（eyewitness）的内容制作新闻，这一传统与新闻业本身一样古老（Rentschler， 2009）。由此，新闻发生地与职业管辖权密切相关，记者声称自己身在此处，因而比不在此处的其他人知道更多。正如泽利泽（Zelizer， 1992：38）的研究表明，媒体没有目睹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一事使受众对其专业性产生质疑，影响了媒体权威，而后，媒体通过一个更大的叙事来讲述刺杀事件，以恢复媒体的权威。此外，记者也可能通过非常规的手段来淡化自己作为第二信源的身份，以强调自己对新闻事件的了解（Barnhurst， Nerone， 1999）。对新闻发生地的控制，进而对新闻叙事的控制是记者实现职业管辖权的关键要素，记者专门从事此事，比其他人更便利地进入新闻发生地，接近信息来源，实现对新闻叙事的垄断。

记者身在何处从物质性的视角为记者提供了职业合法性，且是在新闻业欠缺可以控制的专业知识的背景下实现的。记者所处的空间往往取决于哪里能获得新闻信息，这受到技术、制度、经济等要素影响，呈现出多元的状态。交通工具的发展会影响新闻生产空间的分配，如在民国时期，火车的普及使得记者可以进行远距离的报道，同时火车与火车站本身也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空间（陈李龙，2019）。传播技术同样是强有力的干预因素，塑造了记者的在场方式，电报、电话、移动互联网，每项传播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都使得记者的生产常规发生改变。一个趋势是，伴随传播技术的发展，记者的身体与新闻发生地可以脱离，线上的数字空间愈发活跃，记者的写作、沟通及新闻的发布很大程度上依靠互联网技术，连同新闻采集也往往可以通过线上方式完成。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传统的机构媒体面临经济危机，新闻的收益减少，媒体在新闻生产的投入上整体呈现出低迷的状态，频繁外出做新闻不利于媒体控制成本。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渐向线上迁移，新闻所需要采集的内容不一定总在线下，用户在网络上的数字痕迹或交互行动均可能成为新闻的内容。

互联网技术已以一种基础设施的形态介入人的生产生活，新闻生产的线上化早已不是新鲜事，学界尚没有一个具有针对性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生产现象，本文以远程报道一词指代这一情况。同时，远程报道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驱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超越了文化与新闻体制，放在技术视角下讨论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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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一个以联系为基础的概念

远程报道又如何？地方（place）这一理论概念能为研究者展示出记者身体的不在场会带来的诸多影响。这一概念在许多学科中均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术语，并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Gutsche， Hess， 2020），且常常与空间（space）放在一起讨论。

在空间中行动，在地方停留，两者需要彼此来相互定义。段义孚对两者有着简练的区分，“从地方的安全和稳定中，我们意识到空间的开放性、自由和威胁，反之亦然。如果我们认为空间是允许移动的，那么地方就是停顿；移动中的每一次停顿都使得这一位置有可能被转化为地方”。这种转化机制被认为是“更好地了解它，并赋予它价值”，无差别的空间就变成了地方（Yi-Fu Tuan， 1977：6）。换言之，地方可以简单理解为具有文化意义的空间（Cresswell， 1996）。从地方的生产角度来看，联系（connection）是无意义的空间转化为地方的基础条件，地方性是由认识、感知与体验构建的。它与我们个人和共同的“地方感”交织在一起，这种感觉建立在深刻的、易受影响的经验或舒适的感觉上，使我们能够感到自在，也提供一种难以解释的熟悉感，以及情感、身体、社会或生理上的联系（Massey， 1991）。

本文的实证研究有必要将地方（place）这一概念在新闻学研究的语境中做详细的展开。首先，与地方相关的是新闻业的地域归属。“记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地方的制造工作，在制造地方、命名地方以及作为地方的主体进行互动时，地方对记者为他人构建知识至关重要”（Usher， 2019）。诸多媒体以地名命名，由此宣称是为这个地方服务的，地方塑造了其新闻生产的价值取向。新闻在构建地方经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制造了读者的地方认同与归属感（Rantanen， 2009：80），而地方媒体的倒闭会削弱社区成员对共同体的感知，并对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Mathews， 2020）。此外，与地方关联的还有地方性知识。地方是认识论知识生产的场所，人们不仅在此获得知识，还将其建构为意义（Entrikin， 1991）。尼基·厄舍（Usher， 2019）号召学者将“地方”放置在新闻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其根植于美国社会分化的大背景，尤为看中媒体脱离地方后，地方性知识欠缺对媒体信任产生的负面影响。当记者不再了解地方，不再掌握地方性的知识，媒体将面临信任危机，新闻的文化权威与政治团结受到影响（厄舍等，2021）。同时，地方还关注行动者的社会关系。帕帕克瑞斯（Papacharissi）称，“我把地方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地点，它对人类的行动者具有重要意义，是通过关系实现聚集和形成的”（Papacharissi， 2015）。社会关系是新闻业重要的生产资源，记者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学者、事件目击者的关系塑造了新闻生产的常规，社会关系同时关乎记者参与社会事件的身份。

地方所涉及的三个维度实则难以割裂区分，它们都是基于新闻业根植地方的事实，媒体与地方相互赋予价值。所谓地方性困境，正是在于媒体或记者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地方所造成的实践困境。

地方性困境不一而足，例如曾宣称服务于地方的区域性媒体没落，而发展尚可的大型全国性媒体并不保证对地方负责。受众发现甚少有媒体专注于本地的事件，只有当本地事件拥有全国性的价值时，才被报道与呈现。新闻荒漠（news desert）被认为已经成为现实（Abernathy， 2018），而被遮蔽的地方“不仅仅限于农村，城市的问题可能更为隐蔽也更为严重”（彭增军，2021），偏远地区没什么新闻，纽约时报则关注全球要闻，对纽约的地方嵌入程度不高。Usher（2015）关注到报业大楼的搬迁，在新闻业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报业大楼搬离市中心，这种空间变化被认为会影响报道方式，因为记者与政府机构的距离增加，社会关系的维护更困难，这也被认为是新闻业兴衰的象征。

由此，地方性的建构是以媒体与地方的联系为基础的，并可能关涉媒体对地方的了解，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以及新闻的权威等要素。

本文关注的现象为：记者在做新闻的过程中，除了前往新闻发生地点进行新闻采集和报道，还更广泛地采用线上在场的方式进行新闻制作。同时这种方式经常用于跨地域的、非本地的新闻生产，纵然这可能被传统媒体人或受众视为不专业与不负责任的操作，但这种新闻制作的方式已深入中国媒体实践，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即新闻常规。常规（routine）是新闻社会学经典的研究主题。1960—1980年代，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等一批社会学背景的学者进入新闻室内部，成就了一批经典的研究著作。他们将新闻视为社会存在物，而非客观的存在，新闻是媒体这一社会组织生产出的产品。新闻以怎样的流程被生产出来？新闻生产受到哪些因素控制？这是常规致力回答的问题。随着新闻社会学的发展，常规已被视为打开新闻生产黑箱的关键路径，是各研究者深入新闻田野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本文亦首先回答这一问题，并由此展开讨论远程报道的影响。

本文具体提出以下问题：

问题1：远程报道的常规是怎样的？

问题2：远程报道消解了媒体的地方性，这为媒体实践带来哪些挑战？

问题3：新闻室内部如何看待远程报道与出外勤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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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关注新闻生产，此处的新闻主要指以事件（event）为核心的新闻，因此不选择以信息发布和宣传报道为主的政务媒体，也不选择未正式取得新闻采编资质的自媒体。同时，本文关注的要素是地方（place），因此选择持续制作全国社会类新闻的机构媒体为研究对象，在这样的田野中，身处地方的记者需要制作全国发生的社会新闻，新闻生产需要跨越明显的空间障碍。如果说研究者在脱离基础新闻采集业务，专注公众号推送的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体会到的是新闻生产的时间性（陈阳，2019），那么本文的研究者在一家身处地方，但又致力于制作全国社会新闻的编辑室内体会到的更多是新闻生产的空间性。更确切地讲，这类媒体主要有澎湃新闻、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红星新闻、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极目新闻等。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新闻室观察研究开启了研究者进入田野进行观察、访谈，甚至参与新闻制作的研究范式。而在互联网时代，出于记者多在线上进行工作交流的不可见性，在编辑室进行单独的观察难以了解新闻生产的详细样态，研究者更应“线上、线下穿梭，时刻在场、整体浸润”（王敏，2021），由此，研究者选择以实习记者的身份进行参与观察，并对部分人员进行访谈。

本文选择位于某省省会的一家机构媒体（下称S报），S报中设有专门负责全国社会类新闻生产的部门（下称X部），研究者选择在X部进行参与观察。在X部中，编辑室内有1名主编，2名部门副主编，1名专职编辑，11名记者（记者的年龄普遍在30岁左右），还有3名驻外地记者，该部门正式员工共18人。编辑室内还有1—3名实习生，多为在校大学生；X部主编并不在编辑室内办公，其办公室位于报社另一楼层。

在入场方式的选择上，研究者投递实习简历，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S报，在进入X部后向编辑部人员表露自己为学术论文写作搜集田野材料的意向，同时完成实习生的日常工作。田野时间从2021年8月2日开始，2021年9月30日截止，共计2个月。研究者与其他记者一同于早上9点30分上班，中午12点—下午2点午休，下午2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每周工作5日；与正式记者不同的是，研究者不参与周六日的值班。在工作内容上，研究者前期主要帮助记者完成新闻采访与写作，实习后期开始独立采写稿件。稿件内容为热点事件的快讯及调查性新闻的报道，一共参与制作23篇稿件，其中至少6篇稿件登上新浪微博热搜。不得不承认，研究者的快速入场与参与离不开报社人员紧缺的现状。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包括研究者参与观察的田野笔记、访谈材料、2次部门月度会议的笔记、1次新人入职讲座的笔记。在田野的第一个月，研究者每晚记录当日的田野事件与感受；在田野的第二个月，田野笔记的内容渐近饱和，又因实习工作日渐繁重，田野笔记不再每日记载，而选择与研究主题更相关的内容记录。在日常的参与观察中，研究者不使用录音设备。研究者从9月开始邀请部分人员进行访谈，访谈涉及1名副主编（副主编C：97分钟）和2名记者（记者F：45分钟/记者Y：55分钟），以面谈的方式进行，内容主要涉及个人职业经历，同时针对田野中关注的问题进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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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新闻是什么？在本部门，记者F将其表述为“新闻就是信息而已”。#副主编C在对实习生进行入职会谈中特别提到，“简练、准确是写作的两个要义，不能添加合理想象，不要滥用形容词，写新闻不需要多好的文笔，事情说清楚就行”。副主编L在部门会议中总结道，“我们其实做的更多是新闻的第一落点”。这些话语阐释了该部门新闻的文本特征，是一种以新闻事件、新闻事实为核心的叙事文本。

本部门主要负责全国社会类新闻，工作分为快讯和深度调查两部分，快讯的字数较少，大约八百到一千字，选题主要来源于微博、今日头条、知乎等网站的热门事件，这些事件尚未有机构媒体关注，媒体选择追逐热点，快速生产短新闻，制作周期在1—2天。例如在2021年8月，有网友披露湖南“操场埋尸案”将被改编为电影，记者W快速联系上电影制作团队与该案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次日便完成新闻生产。相比之下，深度调查的篇幅更长，字数没有明确上限，所需要的时间往往多于3天，生产成本更高。例如2021年8月湖北水灾后，驻外地记者Z前往随州，在另一名文字记者及摄影记者的配合下，从多个视角还原了某受灾者遇难及被搜救的整个过程，全文近九千字。

新闻选题、采访、写作与编审是新闻生产的常规流程，选题主要由记者自行申报，在稿件完成后，审核由部门主编与两名副主编共同完成，重要的稿件需要获得主编首肯才能发布。在工资制度上，记者分为三级，三级对应不同的基础工资，稿件采用计件积分制，每一稿件在发布后由副主编打分，每月分数决定绩效工资，连续3个月基本稿件量不达标的记者会被降级。记者的工资属于隐私问题，田野期间，研究者所知记者最低月工资为5000元，最高有记者拿到3万元。本部门的办公室仅有两排办公桌，共16个工位，记者的办公位密集，彼此之间便于直接交流，且大部分的沟通都能被其他记者听到。

（一）远程报道的常规

远程报道意味着记者全程都在办公室里，足不出户，融入线上空间进行作业。这样的新闻实践并非横空出世，多年前许多都市报都曾开辟专版或专栏，以报道来源于互联网的新闻资讯，采访的方式多为电话采访，《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是这类实践的典型。而在2012年，有研究者便发现许多报纸媒体或是取消或是大幅缩减了“报网互动栏目”版面（张伟伟，2017）。曾任《南方都市报》网眼版编辑的王星在访谈中称，“这样以具体的版面来报道互联网来源的新闻的报纸已经式微……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都是从微博等互联网平台上发现的”（张志安，刘虹岑，2014）。线上报道不再特殊，而是融入媒体的日常实践，这不仅意味着实践主体的扩张，同时还在新闻常规上发生转变。较为明显的变化在于平台媒体、社交媒体与信息平台更直接深入地塑造了新闻常规。

互联网几乎垄断了新闻线索的来源。以往记者可以只接受来自读者的爆料信息，而在网眼版中，记者更多自行在互联网中找寻新闻线索（张伟伟，2017）。如今，在研究者的田野经历中，“找新闻”的情况实属少见，更多的情况是“热点线索找上我”。这受益于社交媒体的发达，网友通过点赞、转发、@媒体、把事件送上热榜等方式将新闻选题源源不断地送到记者面前。在研究者进入田野的第一个月，常要花上整个上午的时间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索各种关键词，找寻可做的新闻线索。但此方法效率低，也难以保证新闻的流量，研究者之后放弃了这一方式。副主编C在新人培训会上谈到“其实我们现在所有做新闻的媒体，包括新京报、澎湃，所有的媒体基本是围绕热点展开。我们主要从热点切入调查报道，这是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点，只有去聚焦大家关注的东西，才能实现我们机构媒体的价值，当然也会有更高的阅读量”。这些热点信息不需要记者刻意在社交平台中寻找，它们就挂在热榜上，被用户看见并讨论。同时，新闻工作者的线索群组同样为记者提供海量的信息，“只要你加入了国内最活跃的群组，中等重要程度以上的线索在各种各样的群里都有，记者要做的其实是面对各种线索去判断如何下手”（副主编C）。

此外，新闻线索与选题的确认也受到平台媒体的影响。在编辑部中，记者常讨论“卖稿”，这意味着今日头条或腾讯等平台会为稿件支付一定费用，“卖稿”能为报社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也被纳入报社的年度任务之中。副主编L在会议上称本部门今年有a个独家售稿任务，这些任务分配给每个记者，当记者未完成任务时，缺一次售稿扣b元，多一次售稿则奖励b元。平台媒体买稿从经济上策划了机构媒体的新闻生产，平台不会因为稿件的专业性而买稿，那些契合热点、有较好流量收益的稿件是被买的重要因素。“卖稿”强化了媒体对热点的关注，记者的选题更多围绕热点展开，“找新闻”的策略被边缘化。副主编L常在编辑部中分配热点线索，这些线索通常来源于微博热搜等社交平台。例如2021年9月，某大学被网友爆料其学生手册规定“发生未婚性行为将被处分”、某市大妈用采耳工具抠脚、某高校院长在音乐节与年轻女子当众亲吻等事件，均先在社交平台被网友激烈讨论，从而驱动媒体制作新闻跟进报道。热点不是记者找来的，热点由社交平台的用户共同生产。

此外，网络线索的可见性会被平台逻辑所影响，对于新闻当事人而言，想要言论被更多人看见需要适应平台的技术逻辑。林羽丰与古玥（2021）的田野调查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其所关注的媒体并不具有新闻采写资质，在商业逻辑之下，他们负责将新闻当事人吸引到自己的平台上发言，获得流量关注。他们帮助当事人润色文本，以使其表述更加清晰，更加适合网络传播，并规避政治风险。这类媒体在收获流量的同时，也帮助用户更好地呈现自己的信息。在本文的田野中，有大量的新闻线索难以进一步跟进，因为它们语焉不详、晦涩难懂又往往涉及敏感内容。

在新闻采集这一流程中,专业信息平台提供了大量中介信息。例如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与天眼查等信息平台提供了大量新闻资源，记者可以直接引用司法案例库的内容，不做采访即完成新闻写作。2021年8月初，研究者帮助记者F完成一则法治报道，在获得法院审判材料后，新闻稿件的信息大致完备，但记者F仍派研究者采访律师，称“有这么多材料，其实已经可以写报道了，但是部分材料我们得来得不合规矩，直接报道不太好”，这需要研究者再从律师口中获得相关信息，或者找律师要一些我们已经有的材料。在获得相同材料的前提下，新闻稿件的同质化难以避免，更有媒体会专门派人负责监控这些平台的资讯，如有能做成新闻的内容，便立即转化。

在新闻发布上，机构媒体纷纷根据平台媒体的逻辑安排内容发布。本部门在新闻发布上存在内外两个空间，一个是媒体自己创建的新闻客户端，另一个是媒体在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创建的账号。副主编L将媒体自有的客户端称为“大本营”，“不强求受众都到客户端来阅览内容”，这是媒体的自留地，一个可以自主掌控的信息发布平台，因为“你不可能完全依仗腾讯、头条，要是别的平台不发你的稿子，你就没地方发”。更受关注的发布渠道其实是在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媒体上。这两种有一定隔离程度的发布空间为媒体的信息发布搭建了框架，新闻内容首先在自己的平台发布，然后再编辑转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媒体的风险。适应平台的技术逻辑更容易获得流量，在本部门常有记者抱怨新媒体部在信息编辑发布时不够灵活，使得本部门制作的第一手信息并未获得关注，反而被其他媒体超前。例如8月上旬，记者N完成了某减肥中心学员意外去世的稿件，发布后并未获得太大关注，3天后，另一家媒体重新包装内容，该新闻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

谈论远程报道的常规不得不将线下报道也纳入其中，因为线下报道仍未消失，只是占比很少。研究者在田野中发现，远程报道并未替代线下报道，互联网为新闻生产打开了新的领域，从前无法捕捉的新闻事件在线上空间中得以呈现。通常情况下滚动的新闻快讯主要由远程报道来完成，生产效率高，出稿快，介入性弱；偏深度与调查的稿件则由线下生产来完成，与此同时，线上记者也经常协同线下记者进行采写。

许多远程报道的稿件很难在线下空间中被复制，利用社交媒体找寻新闻事件的见证者，用识图软件核查照片的信息，通过外卖软件找到事发地周围人的电话号码，通过交友软件找到事发地的目击者等操作方式，使得远程报道能够获得与线下报道不同的新闻内容。

在新闻生产中，两种新闻常规的协作非常普遍。以2021年7月河南郑州暴雨导致地铁被淹的事件为例，当晚X部门分成2批人，在后方有6名记者专注于远程报道，2名记者前往郑州。“我们在前线的同事，到了那个地方是两眼一抹黑，他基本上不知道哪个地方最重要，要纯粹自己去找新闻，那么要么靠运气，要么靠观察”（驻外记者Z），因此，后方记者的协作尤为重要，后方记者通过挖掘网络信息能够帮助前线记者进行采写，同时能生产出大量新闻快讯。驻外记者Z到现场后想做失联者的报道，在现场找了两天，最终这个选题也没有成立，而后方记者为其提供了可操作的新闻线索，驻外地记者Z方能快速调整。在总结会中，记者Z专门提到，“我们的后方的参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线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表现比疫情时候要好一些”。同样的协作也发生在2021年9月，内蒙古某环保种植林被曝未种植梭梭树，副主编L一边安排记者前往当地进行调查，一边派遣编辑室成员在线上作业。在不同的生产常规中，信息的偏向性不同，例如在种植林一事上，线上记者难以核实梭梭树种植与否，但可以摸清该林的责任归属，联系相关责任方，搜集关于种植林的网上资料。

值得关注的是，在马航失联这一国际性重大事件后，马少华（2014）认为，“仅仅到达，仍然不是媒体的力量本身。因为，有一些新闻没有现场，而有一些现场无法到达，在马航事件中，新闻现场是在茫茫大海？还是在新闻发布会？”。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身在彼处对新闻突破来讲不一定有效。X部副主编L称：为推动事件发展，发掘新闻事实，线上线下应该根据情况有所作为。

（二）远程报道的地方性困境

远程报道意味着媒体与地方的联系减弱，媒体常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介入新闻事件，这为新闻实践带来挑战。媒体的地方性困境表现为：媒体在事实核查上面临挑战，加深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危机，记者对地方性知识掌握不足以及新闻权威受损。在地方性的视角下，媒体与受众的脱离是造成上述后果的重要原因，如果媒体与受众彼此有更多的接触与了解，这些困境将会缓解。

首先，新闻真实性要求记者尽到核查义务，以表明文本所叙述的内容在新闻的标准上是真实的。当记者身处地方时，记者有许多旁证线索来为新闻事实做保障，但在远程报道中，核查变得更加困难。2021年8月上旬，一军训基地被指环境恶劣，诸多令人恶心的照片在网上传播，研究者联系上几名曾在军训基地参训的学生，但其实研究者无法保证他们确实见过照片中的恶劣状况，照片的来源也无从追踪，但这样的新闻最后还是发布了，包括S报在内的许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记者很多时候只能从经验上判断事情的状况，相信被采访者没有说谎，特别是在被访者缺乏说谎动机的时候。

同时，记者在社交平台面对的更多是用户生产的内容（UGC），不受新闻规范的约束，“尽管他们有好的意图，也可能对其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提供不太准确的回忆”（Allan， 2013：13）。新闻当事人天然有较强的自利性，并不是以服务公众的媒体身份出现在社交平台，而是以需要公众援助的个人身份。例如在9月中旬，记者M与研究者关注到某快递公司配送人员涉嫌损坏顾客贵重货物一事，该顾客在社交平台发长文介绍事件过程并要求赔偿，在记者介入后发现当事人在叙事上有所隐瞒和误导，快递官方对此已有调查结果，记者后续便退出了对该事件的关注。

在媒体信任层面，远程报道减少了记者的自我披露，记者的采访意图、情感等报道情境难以在远程报道中传递。2021年8月5日，实习生B抱怨近期采访不顺利。扬州突发新冠疫情聚集性感染，实习生B联系了许多疫区人员，多被拒绝。“他们会讲，你这个媒体安的什么心，都在努力抗击疫情，你怎么来找麻烦”（实习生B）。受众与媒体的紧张关系更体现在网暴一事上。在2021年7月郑州水灾时，地铁外一身穿雨衣进行哀悼的男子（网称“雨衣爸爸”）引发网友关注，诸多网友认为其是境外势力，记者W到达现场，记者C在线上协作，核查其身份后准备证实雨衣爸爸为受害者家属。在发文前，副主编C称，一定要谨慎，“这篇报道足以让媒体成为被告倒闭两次”。报道发出后，记者C遭受网友网暴。诚然，受众的理解与接受程度逐渐成为新闻真实与否的评判标准（杨保军，2017），但实践中的记者仍显得无奈。被网暴的经历在编辑室并不少见。记者F表示，自己在上一家媒体供职时，一篇报道使得记者遭遇网暴，报社内部并不认为是记者的责任，当职编审进行了内部道歉，但网友并不知情，对记者发起攻势，“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也不敢站出来保护记者，这让我一度想离开这个行业”（记者F）。

其次，远程报道削弱了媒体在地方的社会关系以及媒体对地方性知识的掌握。即使记者有机会亲身前往现场，想要深入了解地方，建立足够的社会关系也是一件奢侈的事。记者积累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关系有益于新闻报道，并可能从更广泛的层面改变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记者W分享说，一次灾难事件中，自己到达新闻现场前就与当事人建立关系，到了现场后陪着当事人去医院，去给逝者献花，彼此见过很多面。在地方，记者不再是突如其来的入侵者，而是了解他们，能够与他们共情的，可以沟通的真实的人。这也使得记者W能够获得遇难者家属的信任，获得更多一手资讯。一个反面的案例是在8月下旬，某村庄发生刑事案件，两名亲属涉嫌杀害家中女眷，记者X与研究者找寻了大量该村落附近可以联系上的人，包含小卖部的店员、饭店的老板、医院的员工等，但记者一开口就是普通话，对方操方言，记者越客气，越可能被认定为网络诈骗，在尴尬地联系了一下午后，研究者最终放弃，记者跨越空间的介入宣告失败。

在新闻权威层面，远程报道使得媒体难以垄断新闻叙事，行业竞争促进了新闻报道的碎片化。传统媒体时代，记者身处地方意味着新闻事件可以从零开始建构，记者可以更好地把控新闻叙事，而在远程报道中，新闻事件的发生与曝光总是早于记者的介入，新闻不再依赖记者而存在。原有的新闻叙事影响了记者新闻生产的方向，特别是在热点事件的跟进报道中。例如2021年9月下旬，某儿童服装品牌被指衣服图案不雅，副主编L安排记者前往当地连锁店，探访店铺是否已经下架相应款式的衣服，又安排记者在线上继续寻找线索。这些工作主要是在原有的叙事基础上进行的，即这些服装的确不雅。研究者在月度总结会上就此事询问副主编L，“为什么我们不能对服装是否不雅一事进行探究，而要顺着网友的思路去做新闻？”副主编L表示，“这个问题可以我们自己讨论，是属于观点式的讨论，我们的第一要务还是先把新闻做完”。研究者其实并不认为“把新闻做完”是一件中立的事，报社发出的内容实则是对该服装品牌的追击，是想看他们是否已经处理了该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因何造成的，而问题已经被网友所预设。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9月下旬，某高校在校内公示了几名嫖娼学生被开除的消息，未对学生匿名处理。主编L派遣记者M联系律师，因为实名公示涉嫌泄露个人隐私。但该新闻并未成功影响原有的新闻叙事，大部分网友仍从道德观念出发，赞同高校的做法。记者M在办公室说，“我们这么操作真是没人领情”。副主编L表示，“没事，现在的网友就是这样的”。

行业竞争是新闻业的常态，在线下报道的情境下，记者快速赶往现场，采写新闻，努力比同行报道得更快，实现首发。在远程报道中，这种竞争因为互联网的便利性得到了强化，稍慢一两个小时，新闻的首发已经被其他媒体抢走。在实践中，媒体的报道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在拿到细微的增量信息后即可发稿。副主编C这样感叹，“像王克勤那样，一篇报道成就一个记者的年代已经过去，以前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做矿难瞒报，现在就是狼多肉少，新闻的起因经过结果，你报一点点，我报一点点，业内是碎片化地滚动报道”。在编辑部中，记者往往打个电话，就可以写一篇新闻，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很少见的。一个生动的案例是，9月下旬，研究者与2名记者周末去城郊游玩，回程遇到堵车，记者Y刷到一则发生在北京环球影城的负面消息，即刻开始采访。大约1小时后，我们抵达晚餐的地方，记者Y已经将新闻写完。该报道主要复述了网传内容，并未与警方及环球影城方达成实际的采访。在报道实践中，官方没回应也是一种回应，等待官方回复实在缺乏效率，会错过新闻首发。

最后，记者不在地方，也意味着记者实则并不直接对地方负责，记者选择一套固定的通用常规来划分全国事件，只有值得被全国关注的内容才有可能被进一步报道，大部分地方“小事”不在报道的考虑范围内，因为它们关注度不高，收益不大，媒体更愿意在全国热点事件上投入资源。9月18日，研究者关注到某地一高校在招生上存在欺骗行为，学生与家长入学后才发现学校还没建好，食宿条件差。副主编L认为这件事太小了，建议放弃，要么等它热度高了再介入。研究者对此不以为然，因为8月时，研究者曾报道过某军训基地的食宿条件差，该军训基地在直辖市，学生将各种照片证据上网传播，登上知乎热榜后，副主编C决定介入，而这次同类事件或更为严重，而且学校的食宿情况会伴随整个大学生活。

研究者在选题被否后仍在家长群待了一段时间，进行采访以便说服副主编L。而后续校方或与家长代表有了某种“默契”，研究者的介入变得困难，从家长与学生催促研究者进行采访，到对研究者不理不睬，转变迅速，研究者于两天后离开了群聊。地方性消逝的生产模式下，记者并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们之间并没有值得信赖的社会关系。赘述一点，记者与地方的脱离还有一层不能忽略的制度原因，S报的X部是明确禁止做本地新闻的，因为这是本地新闻部门从事的工作，而本地新闻部门会尽力避免生产负面新闻，本地新闻部门更像本地政务消息发布中心，与X部的新闻形态相去甚远。这在全国属于常见现象。

综上，远程报道为媒体进行全国性报道提供了便利，但记者与地方的脱离为新闻生产带来诸多挑战：新闻事实的核查更加困难；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日渐紧张；记者的地方性知识欠缺；记者难以对新闻叙事进行控制；媒体间的竞争加剧，新闻变得碎片化；记者与地方的社会关系难以建构。

（三）仍然活跃的在场文化

记者并不远在互联网的另一端，记者就在新闻现场，这是记者在场文化的简单表述。“他们在那儿”（they were there），这句话对记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共鸣，这暗示了记者在完成新闻工作时是物理在场的（Zelizer， 2007）。

在当下，远程报道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例如在2021年9月的稿件汇总表中，X部门共发布120篇稿件，其中仅有15篇（12.5%）是由记者前往事发地完成的。但在远程报道极度普遍的编辑室，记者的在场文化却非常活跃。新闻现场在新闻业务中被置于重要位置。《S报采编手册（第五版）》在采访基础一章专门提出记者应尽快赶往现场：“针对动态、突发性事件，S报鼓励记者在掌握了初步情况后，立即动身，尽快赶往事发现场。是不是新闻、新闻价值多大、会不会扑空，只有到了现场，才能进一步作出判断。”在实践中，新闻现场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现场被认为是深度报道的核心，线下实践是获取重要独家新闻的方式，是重大事件报道中的必要手段，线下生产出的新闻也会更生动。副主编L称：“对方流露出来的表情、他的动作，这些是线下才能观察到的，跟你线上采访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除了在实践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之外，记者在场还在其他方面构建了编辑室的实践文化。

一方面，记者在场构成了记者本人及记者这一职业的文化内涵，记者在进行职业想象与职业阐释时，在场成为一个重要的前置因素。在副主编C向新入职员工进行讲座时说，“每个热点事件均有无数个途径可以触达”，但这些途径并不被认为是同等值得称道的。副主编C以自己为例介绍了10个案例，其中在线上进行新闻采集的案例平均每个介绍了3分钟，线下进行新闻采集的案例平均每个用时7分半。在这种向后辈进行职业教育的场合，副主编C用更多的时间介绍了记者在现场的故事，记者在现场充分展示出专业素养，突破信息防线，获得新闻内容。培训结束后，另一名未参加培训的老记者H向研究者问道，副主编C是否又在讲钻被采访人后备箱、在火车站跑路的老故事，可见这两个故事常被提及。它们均是记者在线下进行的新闻采集故事，构成了记者对职业的描述，成为记者本人的话语资源。类似的职业表述也出现在各种新闻采访的教学文本中（丁文杰，2016；李润文，李超，2015），以记者物理在场开展的新闻生产工作是一种值得被传承的职业文化。

另一方面，在场作为受众对记者的传统要求，对远程报道也会产生影响，记者会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不在场的事实，以使新闻显得更加可信。研究者首次单独完成新闻采写时采访了一位患者，由于医院删改了其医疗病例，该患者无法申请医疗鉴定。研究者的新闻稿件比较清晰地写出记者未到场的事实，行文中夹杂“××提供的病例显示”、“××提供的录音显示”等提示词。这一稿件被副主编C毙掉，认为稿件不易读，记者在其中没有起到厘清事件、核查真伪的作用。一个常规的写作模式应是使事件形成一个顺畅的叙事，仿佛记者一直参与其中。此外，在2021年8月湖北暴雨一事上，一则稿件讲述了暴雨中三名受灾者的故事，这三则故事全都采用远程报道的方式完成，但在文稿中加入了更生动的描述，包括人物的语言、神态均有涉及，并辅以其他媒体拍摄的新闻照片，整个文本呈现出现场感。研究者参与了其中一名受灾者的采访工作，现场感十足的文本背后，其实是研究者在租住的公寓里通过微博不断私信可能身处受灾现场的用户。由于私信过于频繁，微博关闭了研究者的私信功能，还好这时研究者已联系到一名受灾者家属，而后在微博中断断续续聊天。诸如此类的新闻生产后台在文本中是不可见的，记者以“某某告诉记者”、“某文件显示”的方式一笔带过，淡化记者不是新闻事件见证者的事实。仅从文本来看，大部分新闻中的记者似乎非常了解事件情况，似乎与被访者已见面。

新闻编辑室对记者在场的偏爱是系统性的。在绩效考核方面，外出采访生产的稿件往往能获得更高的稿分，同时，外出采访时记者能获得相应补助。在本部门中，有3名记者属于驻外地记者，他们不在本省工作，也不驻扎在外省记者站中，而是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地点与工作节奏，主要负责生产高质量的调查报道，通常以线下方式完成新闻采集（3名记者分别驻于武汉、广州、昆明）。如何成为驻外地记者，这首先需要较深的专业资历，3名记者的工作年龄与职业声望均高于编辑室内的记者与副主编。在某种程度上，驻外地是记者声望的固化资产，这是编辑室对其专业水平的认可，他们不必离家跨省上班，不必早十晚六坐班，而是专注于线下新闻生产。

在信息发布的形式上，编辑会给予线下生产的稿件更多关注，比如给线下生产的新闻制作新闻海报，以便传播；在新闻稿件的署名上，线下生产的新闻稿件会在作者名字后专门加上地名，如“发自北京通州”，以区别于远程报道的稿件。这种对线下生产的青睐也会体现在招聘上。2021年8月，研究者（男）与实习生E（女）同时入职，副主编C向研究者表示：如果做得好，毕业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在8月下旬，副主编C在下班时间拨通研究者电话，询问研究者将来的职业打算。记者F与实习生B告诉研究者，副主编C想留研究者继续工作，因为男性出差更安全。而后，记者R也表示，男的出差领导放心。

5

余论

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一书中使用了一个有趣的隐喻，“如果把地方广义地定义为价值的焦点、养育与支持，那么母亲就是孩子最初的地方”（Yi-Fu Tuan， 1977：29）。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中国市场化媒体崛起的过往。1999年《南方周末》在新年贺词中提到“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数年后，研究者仍能在田野中感受到这种用新闻的方式与具体的社会相识，并相互赋能的渴望。在与记者Y的访谈中，记者Y称“也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当了记者，但在研究者多次追问后，记者Y坦言，“我的本质还是善良的，虽然我不想承认，但自己还是有那么一些正义感，虽然我父母反对我做记者，但我还是来了”。在田野中，记者们会在业务问题上与副主编“翻脸”，记者间也会因为工作成果而彼此尊敬，朴素的正义感与推动社会事件发展仿佛是悬置在职业之上更高的标尺。

此外，地方媒体在新闻业务上普遍衰落，而跨地方的媒体实践尚且难以弥补这一缺失，地方的新闻资源无法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获得弥补，这是远程报道背后更深刻的现实。互联网创造出连接世界的乐观想象，使地方变得模糊不清，受众与媒体或可同时对地方产生思考，并重建彼此的联系。在地方性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下，记者与媒体隶属地方的一部分，他们声称为地方代言，他们对地方了如指掌，与地方构建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并携手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中。这种由地方（place）所延伸出的想象，是研究者关注这一概念的内因。

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进行田野观察的可及性是研究者选择S报的重要因素，但便利的抽样并不意味着随便，S报是适合讨论地方性的案例。欧美新闻研究讨论地方性的常规对象是全国级的媒体，认为它们放弃了对地方的关注，新闻荒漠化阻碍了公民进行政治参与，这一逻辑在中国语境中不能复制。

本文的田野是一家地方媒体，研究者不选择中央级媒体，原因在于其与地方的联系离不开党政的中介，党报制度与政治结构塑造了中央级媒体与地方的关系，地方与中央级媒体的关系需要纳入政治体系中被考量方不失偏颇；同时，这类媒体的新闻实践不强调与地方发生直接关联，作为宣传机构的延伸，信息发布与宣传报道是其实践的核心。即便要考察中央级媒体联系地方群众的实践，地方性也是一个单薄的视角。

而致力于全国社会类新闻报道的地方媒体是当下中国社会新闻的重要供应商，其新闻生产常规与盈利模式促使其与地方建构关联：与地方建构良好关系有利于生产新闻，获得受众信任，获得流量关注。在党政、受众、媒体这一理解框架中，这类媒体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与受众缔结更紧密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最后，本文的不足在于，材料均来源于媒体内部视角，缺乏受众方面的材料。受众是否了解许多社会类新闻中记者实际上没有去现场？受众如何看待脱离地方的记者？在场方式是否会影响受众对新闻真实的判定？本文尚无法回答这类问题。

（周子杰：《足不出户做新闻：远程报道的常规与新闻业的地方性困境——基于对S报的田野调查》，2022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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