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免制度下本科生学业不良竞争的产生 ：基于社交平台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摘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程中，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竞争观，既关乎推免制度的运行效果，又关乎我国本科教育质量的提升。对微博、知乎、豆瓣平台的网络民族志分析发现，本科生学业不良竞争的形成过程呈现出从成效检验到筛选比较、从追求成长到追逐成功、从合作性竞争到排他性竞争、从挑战性压力到阻碍性压力四方面的特征。这种不良竞争体现出多方利益主体对有限资源的合谋，也揭示出院校制度中权威性规则的缺漏。要减少和避免不良竞争，可从三个层面入手：在思想层面，要规范学业评价政策的价值取向，矫正学业成就至上的优绩主义偏误；在制度层面，要发挥院校的导向作用，加强推免制度运行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在行为层面，要关注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优化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行动基础。
[关键词]推免制度；学业表现；学习竞争；结构化理论；教育治理；教育质量
一
问题的提出
推免制度作为我国硕士生招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筛选有潜力优质生的责任，这一制度运行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受到普遍关注。自1985年推免制度确立以来，从国家、地方到高校的各层级制度已经从规范走向标准与成熟（教育部高校学生司，2004）。根据教育部（2022）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硕士生招生规模突破100万人，达到105.07万人，其中推免人数在10万人~15万人之间。可见，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速度的加快，学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与日俱增，作为高价值市场资本的研究生学历成为本科生竞相追逐的“香饽饽”。推免名额成为驱动本科生学业努力的核心“工具”，甚至引发过度竞争，危及大学本科教育的良好生态。本研究力图对这一现象予以关照，识别推免政策的执行风险，促进高校在实践层面落实“破五唯”的教育评价改革精神。
在供给和需求层面，“推出高校”和“接收高校”都完善了相关制度规定，将道德品质、学业表现、科技创新、社会参与等指标与推免资格紧密挂钩（牛新春等，2019）。学生要获得推免名额，除学习成绩起关键作用外，还需要遵守科技竞赛、论文发表、专利等综合指标加权后进行排名再取优的规则（梁伟、李永刚，2023）。在我国研究生规模扩张背景下，推免制度的成熟和精细化是高校提高组织运行效率的必然结果，但其背后也隐藏着微妙的机制，相对于对学业质量的考察，院校更看重学生的本科高校和成绩排名（崔延强、周宇，2023）。这一做法降低了大学在筛选过程中的决策风险，但标准锁定下的“优秀”与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破五唯”的号召相背离。在实践层面，“精致的绵羊”现象被广为批判（Jones&Roberts，2015），部分学生“聪明老成、世故迎合”，善于利用制度和个人优势达到自己的目标（钱理群，2008）。据此，院校（公共）与学生（私人）之间的诉求不一，矛盾逐渐突出。从个体的能动性出发，学生学业不良竞争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在制度层面，推免制度这一“关卡”对学生的“通关”发挥了什么结构性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推免制度总体上契合我国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需求（李军等，2021），能满足高校人才培养特色化和多元化目标，有助于消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田贤鹏，2018）。但推免制度也引发了公平与质量等问题（陈立章、蒋清华，2015），考生权益有待保障，相对僵化的管理制约了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宋东霞等，2013）。这或许是由于部分高校重视本位利益，软化规则以追求优质的生源，力图扩大招生自主权所致（郭圣莉、唐秀玲，2019）。推免学生在国家推荐免试制度与高校招生制度之间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甚至展开了利益交锋与不良博弈，表现为竞争性攀比、唯分数论的学习目标取向，相对保守和求稳的学习态度，以及“假性学习”等现象（海子奕、程猛，2022；牛新春等，2019）。学界以“学业的不良竞争”为主题的研究很少，大多是在“竞争”基础上对学业竞争行为展开分析。在概念上，竞争是个体在竞争的意识、动机、认知、态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稳定心理特征，而学业竞争是竞争的维度之一（李林，2001）。已有研究发现，在基础教育阶段，亚洲国家家长往往直面竞争，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姚从容、马玲，2022）。部分学者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竞争的后果，发现强化竞争可以提高效率（Stiglitz，1981），但过度竞争会降低“收益努力比”，危及社交圈层与人际关系（Huberetal.，2013），造成“唯分数”“唯成果”的恶性后果（刘海峰、韦骅峰，2021）。过度竞争的原因包括推免名额、奖学金、论文发表等优质资源数量有限且分配不均（杨晓奇，2017），学校的评价机制引导了强竞争取向（Mcnay，2022）。
已有研究为理解推免制度和学业竞争现象提供了参照，但对竞争现象形成与治理机制的分析尚不充分。根据竞争主体在认知、态度、策略和动机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学业竞争包括学业良性竞争和学业不良竞争两个维度（Ryckmanetal.，1990）。学业良性竞争可以唤起学生的推免动机，激发学习的潜能（Burguillo，2010）。当学业竞争变成阻碍个体发展的力量时，则会出现学业竞争的异化，助长不道德行为和妨碍行为（Garcia，2013）。本研究中的学业不良竞争指本科生为获得推免名额这一稀缺资源而展开的竞争，伴随着一些内隐的竞争心理和具体的竞争行为。具体表现为，将“比较的成功”作为唯一信念，只将考试和学位当作简单的衡量标准而不停地争夺，对他人有强烈的敌视态度，参与动机源于外在力量的驱使等。那么，推免制度究竟是保证硕士生生源质量的“把关利器”，还是一个遥控学生学业发展标准的“指挥中心”？这一问题亟待回应。本研究参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探讨推免制度的问题表征、结构性原因与矫正建议，以期为研究生生源质量控制提供思路。
二
研究设计
研究者选取微博、知乎、豆瓣平台评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网络民族志方法收集资料，并利用扎根理论进行资料分析与编码。
（一）研究方法
网络民族志又称虚拟民族志，主要专注于互联网情境，运用“参与观察”与“潜伏观察”收集文本资料，比一般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更加自然、精巧与沉浸（Kozinets，2019）。不少学者将网络社交平台界定为“网络中的田野”，网络平台文本的非结构性和丰富语义是目前最主要的解读障碍。由于每个学生发表的看法、意见和经历都采用了不同的叙述结构，因此很难进行传统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本文采用一种细粒度的文本情感分析方法（Yin，2009），基于推免制度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索推免制度中本科生学业不良竞争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
2014年8月4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可称为“推免新政”，这为本文资料收集提供了时间节点参照。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利用Python软件对微博、知乎、豆瓣国内受众最多的三个平台进行相关主题话语的抓取。研究者获取了2014年9月1日至2022年11月1日期间，微博、豆瓣的博文和回复，以及知乎问答的内容，进行自动文本分类分析，对博文标题和回复内容筛选关键词。微博重点关注推免学生的心路历程和实际表达，抓取“推免名额”“推免条件”等关键词，主要用来分析微观心理和内在表达。豆瓣重点关注院校比较和攻略分享，对豆瓣平台的主题帖和跟帖互动进行抓取，获取“推免经历”“双非/211/985推免”主题帖和跟帖，主要用于分析院校特征。知乎重点关注“推免经验贴”“推免资格”，主要用于从成败条件和名额竞争经验等角度进行分析。选取这三个平台作为数据搜集渠道，主要基于三点考虑：首先，这是当前我国公众舆论发表最广泛的三个平台，彼此数据的差异性能互为补充，保障数据来源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其次，三大社交平台是推免生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的主要渠道，可以保证覆盖面和客观性；最后，由于同学之间的高度竞争，学生关于推免制度的真实想法往往不直接言表，更多的是通过匿名方式在平台上抒发，例如内心抗争、自嘲、心路历程、自我倾诉等，这使得数据的真实性、主观性得到保证。
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初步筛选样本，剔除与话题弱相关或内容不聚焦的博文，如“各院校推免名额对比”“推免名额分配”等，最终选定546条相关回答、962篇博文和1888条网友回复作为研究样本，使用Nvivo12软件整理形成质性文本数据库（以“英文+数字”组合为样本编码，英文编码规则为“平台拼音首字母+关键字首字母”，即豆瓣为D、知乎为Z、微博为W），研究者也在这一环节熟悉推免社群的文化、规范和互动情况；第二步，深度阅读样本，解读推文、评论等叙事内容，探究发声者的动机、行动和立场，进而理解文本背后叙事者的自我认同和内在行动的意义系统；第三步，将样本转录，回到网络虚拟田野，不断辨认、比较和综合样本内容，以提炼一致可信的研究结果。
（三）资料分析与编码过程
探索性研究过程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
1.开放式编码
研究者通过逐字逐句地分析，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以识别数据中潜藏的主题，选择出现次数大于两次的概念，再根据概念间的关系进行范畴化。经分析提炼后，得到31个概念化类属（见表1）。
2.主轴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挖掘概念的脉络关系并提炼出核心概念，对比和归纳资料中的潜在关联并建立概念化类属间的联系。对31个概念化类属进行持续比较后，得到13个范畴化类属（见表2）。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为了深入挖掘范畴化类属之间的逻辑联系，注重识别起统领作用的核心范畴，并通过故事网络来连接其他主范畴，以便更好地阐释资料并构建理论框架。围绕“本科生推免制度中的学业竞争”，通过多次比较与焦点提炼，13个主范畴被进一步划分为6个核心类属（见表3）。
4.理论饱和度检验
对预留原始资料进行饱和度检验，是检验扎根理论的科学性和结论可信性的必要保证。研究者将预留的1/7推文和评论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再次形成概念和范畴后，没有发现新的概念范畴和关系。因此，可认为推免制度中本科生学业不良竞争现象的影响因素已经达到理论上的饱和，据此形成本研究理论框架（见图1）。
三
本科生学业不良竞争现象的形成过程
（一）个体行动：本科生学业不良竞争现象形成的主体性因素
推免制度的外在规范对本科生学业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学业竞争目的、学业成就动机、学业竞争意识和学业竞争压力四个维度。
1.学业竞争目的扭曲：从成效检验到筛选比较
学业成绩是学习结果的标志，也是踏入推免门槛的基本指标。各门课程设置成绩的本意是通过教师评分的方式，帮助学生识别知识缺漏，“拍摄”知识水平的即时“快照”。也就是说，基于课程评价的学分、考试、绩点是测量学生阶段性学习效果的有效工具，发挥检验和警示功能。然而，在推免的指挥棒下，希望获得推免机会的学生扭曲了学业竞争的目的，表现出“成绩绝对优先、技能处处点亮”的取向。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学生倾向于选“给分高、标准软”的课程，而非基于自身兴趣和发展需要选择，导致给分严格、标准浮动、认真负责的课程获得相对低的课程评分，诸如此类的权衡与盘算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林扬千，2021）。有学生表示进入了自我循环且高度消耗精力的死胡同，“整日为大量作业、考试烦恼，学习就是为了考高分，拿到推免名额。保不上研就考研，学习依旧是为了考试”（DJ-4）。受评价导向影响，成绩作为外在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与教育本身的内在价值脱节，目的表现为彼此比较而非检验效果，被迫内卷的同伴文化在集体中日益兴盛，绩点的筛选和比较功能得到强化，呈现出狭隘的实用主义取向。相应地，比起扎实知识的积累，策略性学习方式受到欢迎。有学生为取得优异的成绩，将课后的作业转化为字数的“军备竞赛”，不断地内卷课程论文的字数而不是追求质量本身。再比如，他们更重视对简历的包装以获得虚伪的成就感，导致务虚取代务实、一点取代多面、分数至上取代全面发展的竞争结果。需要反思的是，任何考试只要以筛选功能为主导，其他功能就会被弱化，甚至不起作用（叶赋桂、罗燕，2017），这使得学业评价体系具有高度量化、业绩主义及行政主导的特征，与促进学生一心向学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严重影响了学业考评的健康发展（赵婷婷、胡艳婷，2022）。
2.学业成就动机不良：从追求成长到追逐成功
在理想层面，学业成就的首要追求应当是追求个人思维品质、专业技能上的成长，包括学生喜欢从事有重大意义的科研工作、参加各类竞赛评比、达成科研目标时获得的成就感等（Manetal.，1990）。在不良竞争中，学生的学业成就需要做到指标全面覆盖。为了打造漂亮的书面数据，学生对学业成就进行表现性的“自我捏造”。网络文本中提及的“打造六边形战士”（DT-12）是指，学生在推免准备过程中要将自己的各个维度指标尽可能做到无懈可击，这实际上是对“早一点熟悉游戏规则就多一点主动权”（ZM-6）的深刻实践。相比做真正重要的事，学生更倾向于做“能被看见”的事（林小英、薛颖，2020）。对于有意向推免的学生来说，捕获各类推免信息至关重要，尤其是各高校推免制度设计的信息。例如，B大学的各学院推免制度都由学业成绩和额外加分构成，X学院的推免综合考核成绩由专业课成绩（90%）、外语成绩（1%）、科研创新成绩（7%）、社会服务成绩（2%）四部分组成。虽然推免夏令营等信息通常在三年级下学期才发布，但在大一选课阶段，这场推免大战的号角就已经吹响。为了抢跑的甜头，有学生陷在琐碎的“成功条件”里，“两三手准备做得不亦乐乎，无端内卷，各种小动作只想拿高分”（WM-13）。不难发现，当一切比赛、活动、志愿与分数相关联，便形成了枷锁，院校层面难以界定学生努力的边界，也无法确定学生的“快餐式”努力带来的结果是长远的进步还是短期的掠夺。在行为表征上，对成功的过度追求使学生丧失了正确的成就观，也违背了本科教育的育人目标（刘易斯，2007）。
3.学业竞争意识偏差：从合作性竞争到排他性竞争
学生之间过度的竞争意识，源于对自己在群体相对位置的自我评估。事实上，自《科尔曼报告》发布后，群体内的互动会产生“外部性”得到了广泛研究，同伴行为对学生学业产出的影响也得到关注（杜育红、袁玉芝，2016）。相应地，推免竞争中的“剧场效应”也尤为强烈，功利化的同学交往行为兴盛，基于“近朱者赤”理念下的合作性竞争正在消散，排他性竞争取而代之（马莉萍、黄依梵，2021）。学生为了推免会更重视与他人的竞争，违背兴趣参与课外活动，而不是关注自我提升，长此以往会在组织内引发不良学习风气，危害学术共同体的整体文化。一方面，部分学生正在用一种暂时的牺牲和谋算换取长远整体的成就，他们功利地认为，了解信息、熟悉攻略远比基于合作的友谊重要。随着推免资格获得难度的增加，各利益相关者对信息重要性的定义正在扩展，“推免是场信息战，信息包括专业资料、院校信息、周围人报考信息等，这些都是推免成功的必备条件”（ZM-4）。封闭信息成为学生间共同的秘密，这种群体压力带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竞争攀比，不利于构建和谐、信任、理解、互尊的群体关系。另一方面，资源竞争危害学习共同体，侵蚀学校文化，对于个人利益得失的极端重视违背了专业共同体的集体利益。有学生表示，“同班的推免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友谊，只有不光明磊落的竞争，有时候还会发现对方偷偷抱上了大腿做科创”（DJ-3）。这说明推免制度既生成于群体裹挟中，又导致了恶性竞争，带来扭曲的学习风气。
4.学业竞争压力转化：从挑战性压力到阻碍性压力
适度的挑战性科研压力能促进学生承担科研任务，阻碍性科研压力会导致科研任务分配不清、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Cavanaughetal.，2000；姚昊、马立超，2021）。站在个人的立场，当前在推免制度的“高压”下，学生只好以“精耕细作”的方式规划每一步，从而导致阻碍性科研压力逐步增加，通过采用丰富多样的策略行动，积累成“缄默知识”或生存之道。多元化的绩效指标促使更多学生去“割韭菜”，参与短平快的、切片式的、多用途的项目，在追求数量的过程中舍弃了一流本科教育的内在品质。这又何尝不是“推免市场的通货膨胀”呢？甚至有些同学通过作弊危害公平，或投机取巧赢得科创比赛，既败坏个人思想品质，又触碰了推免规则的底线。对自己与他人而言，推免制度的高筛选性使得部分学生在与他人的“过度比较”中，不仅没有获得足够的优越感与强大的动力，反而使自我价值感一再被贬低。有学生表示，“我已经陷入严重的精神内耗，今年推免拿到的offer和自己预期差得很多，感觉自己的能力配不上欲望”（WY-18）。长此以往，这些群体可能会感受到焦虑、抑郁、内耗等情绪。“推免是要付出本科前面三年的努力，不断获取推免条件，条件越多推免的机会越大，可选择的学校越好。”（ZZ-8）还有学生认为，“每天都被软压力浸泡着”（DY-3）。“软压力”这一概念形象地勾勒出，如果内卷到极致，阻碍性压力作为一种亚文化，容易引发反面放弃心理，导致激励失效，引发躺平现象，危害组织的正向发展。当前，社交媒体上的“摆烂文化”反复承受着舆论质疑与目光审视，都是对主流价值观的一种解构、反讽和批判。
（二）社会结构：本科生学业不良竞争现象形成的约束性因素
作为生源筛选制度，推免制度设置了精密的学生评价体系以对学生发展做出准确判断，具有规制参与者行为的功能，呈现出竞争目的、成就动机、竞争意识、竞争压力等特征。实然状态下，推免制度执行同样具有自下而上的生成性特征，需要超越个体因素识别影响学业不良竞争的结构性因素，从上下互动的制度实践中反思不良竞争的影响。
1.多方利益主体对有限资源的合谋
有限资源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高校对配置型资源的利用，通过支配能力影响学生学业发展；二是对权威性资源的利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支配能力组合。
在配置型资源方面，当前学校的利益共谋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培养高校将学生推免名额和推免层次作为本科育人效果的重要表征，“学校每年都会出保研光荣榜，年终总结也会大力宣传”（DP-4）。高校建立基于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内化到推免过程的各环节中，为了表面上推免结果的繁荣，而有意忽视内卷现实，难以有效推进本科生质量提升。其二，培养高校的保护主义与接收高校的掐尖行为加剧了零和博弈。有高校对本校学生去向进行实质限制与私下规劝，变相导致生源截留，“想要通过学校面试拿到保研名额，必须签内保协议限制外保”（WM-12）。也有接收高校在招生中设置隐性规则，或进行“院校出身歧视”（DQ-19）等，学校之间的竞争行为进一步挤压了学生良性竞争的空间，导致不良竞争兴盛。因此，学生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搜索和整合信息以符合要求，并且有意或无意地遵循领域内的“主流”倾向来完成研究并获得奖励加分。还有许多学生采用“某些流行理念和技术来轻松撰写论文”（WL-12），追寻数量的增加，但创新的和深度的学术成果罕见。可见，配置型资源竞争不利于拔尖人才的遴选与品质养成。
在权威性资源方面，各项推免指标背后蕴含着一系列权力关系，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学业成绩，而学业成绩与教师评教制度的双向绑定决定了师生的利益合谋。基于此，共同利益构成了集体和集体行动存在的目的，追求自身利益是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力（Bimberetal.，2005）。一方面，教师会根据学生的表现将成绩“正态化”（ZC-21），教学管理制度决定教师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考核评价与赋分，学生为了取得更高的成绩往往“以量代质”，少部分学生甚至在师生交往中采用“拉关系”“刷脸”（ZG-5）等策略，异化纯粹的教学相长关系。另一方面，教师评教制度依赖于学生打分，教师与学生可能通过双向的分数膨胀来满足各类制度的规制。由此，双方都满足了客观评分标准，在理性思考、利弊权衡下将其与自身利益相连，实现了理性选择下的终极追求。
2.弱规制力度的制度设计
规范型规则和意义构成型规则组成了制度的一体两面。规范型规则通过层级化、纲领化的文件或规章对学生行为进行引领。意义构成型规则是指，弥散在大学空气中的隐形规范对学生的思想、信念和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公平有效率的制度要素在执行中被遮蔽和忽视，使得学生行为和学校结构之间呈现张力。
规范性规则层面，无论是在本科教育质量改革还是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评比中，都将学生推免去向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这促使本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审计化、指标化、内卷化。绝大部分学校都是从平均绩点、奖学金、实习、学术竞赛、英语或计算机等级证书五方面考查学生“外显”的创新能力（梁伟、李永刚，2023）。一方面，这些指标彰显了以创新成果为主要标志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制度本身全面且精密地涵盖了学生成长的各个维度，但用过度量化后的学分绩点作为学业成就的单一代理变量会导致学生功利、浮躁，重视工具理性，进行投机取巧的学习规划。学生尽可能在模糊的政策文本中寻找有利于自身的条件，扩张操作空间，使得制度初衷逐渐偏离，这也印证了某些学生所说的“对标着推免要求去做”（ZM-6）。
意义构成型规则层面，当前大部分高校对于推免仍缺乏客观、刚性的标准把关，只是在学校层面发布笼统的政策文件，具体权力掌握在院系手中，这导致推免过程中出现大量矫言伪行、徇私舞弊的行为，危及高校声誉和推免制度的公平。此前公众关注下的“西南交大再通报陈玉钰推免”“北大南开将联合调查直博生涉抄袭”等事件都显示出现有推免制度存在漏洞，学生在遵循推免政策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扩张策略空间，甚至做出违反政策要求的行为。当然，学校和学院的“帮助”和“宽容”也给了投机分子很大的机会，在微博上有言论表示“推免学校作弊成风跟学校的纵容和不作为有很大关系”（WJ-7）。因此，推免制度中院校规则的模棱两可之处亟待完善，推免制度的严肃性、规范性、合法性急需引起高校治理者的重视。
（三）学业不良竞争框架与“结构二重性”的理论对话
若是简单地从结构—功能视角出发对推免制度下的学业不良竞争现象展开分析，虽有助于揭示问题形成的社会结构因素，但也易拘泥于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作为主体的学生与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规则与资源）割裂开，未触及问题形成的内在机理。基于此，笔者依据结构化理论，建构学业不良竞争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吉登斯（2015）的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二重性”，既强调制度对于行为的控制与限制、支持与赋权，也强调行动者在结构中行动的现实意义。这为解释学生微观行动与制度结构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制度具有促进稳定和形成意义的功能，拥有权力的人也使得权力的行动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
在结构的分析要素上，吉登斯（2015）认为，结构包括规则和资源两方面，这两者是循环往复出现的。具体来说，规则可以分为规范制约型和意义构成型。规范制约型是指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制度规范，意义构成型是指人们普遍认同、理解与遵守的内在价值符号。在资源方面，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是指对人形成支配能力的资源，配置型资源是指支配人活动的各类实物资源。从以上分析框架出发，学生的竞争取向与高校的组织结构是高度辩证统一的，学生的具体行动所处的内在结构也可以从规范与资源两方面进行解构。推免学生处于学校规则的弥散之中，学校对推免制定了规范制约型的评价制度，同时潜在地通过意义构成型的学校文化、发展愿景、历史因素等对学生行为进行约束，学生也可以利用学校的组织制度和各项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积极践行个体目标。事实上，推免制度下学业不良竞争现象成因于学生对社会结构的双向互动与互构关系，即作为规则和资源的外部社会结构同时发挥着约束性和能动性。一方面，规则和资源约束着学生的行动；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业竞争意识、目的、表现又影响塑造着社会结构。概言之，推免制度下学业不良竞争现象的发生受外部结构因素和个体行动因素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
四
对推免制度下学业不良竞争逻辑的突围
本研究通过对微博、知乎、豆瓣三大平台话语的分析发现，推免制度正在使本科生的学业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压力，推免制度下的学业不良竞争正在侵蚀大量本科生的学习与生活，学生的竞争目的、成就动机、竞争意识和压力都出现了不良转化，这背后蕴藏着组织与制度设计的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从院校发展与学生发展的角度，反思制度中的偏差。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思。
其一，规范推免制度，重塑推免选拔标准，矫正学业成就至上的优绩主义价值偏误。教育行政部门应规范推免制度，重塑推免选拔标准，保障人才质量。首先，在以“学分绩点”为核心硬性指标的基础上，制定更具体的参考细则，杜绝“刷绩点”等功利性行为。同时，也要制定具体的柔性“软指标”，将具体加分项细化，严格考核推免人的科研成果、综合实践活动等，在纪律上严厉杜绝“买水刊”等投机取巧行为。其次，推免制度标准应加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建设，弱化绩点、分数等考核式指标的等级划分功能，重视这些指标的诊断改进作用。最后，深化对学生进行公平取向的学业发展引领与具体要求，既要积极变革绩点为王的评价政策，让学生得以适度松绑，也要建立积极发展学生社会责任感、反思力、创造力的倡导机制，这样才能让学生摆脱学院式平庸，更好地实现全面发展。
其二，发挥院校导向作用，加强推免制度运行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在国家推免政策的宏观框架下，高校层面更多地发挥指标分配与调控过程的细化监督作用，实际的执行重心在各学院，这也赋予了基层执行中的策略空间。学院需要警惕将不良的竞争现象异化识别为良好学风的行为，从结构层面进行调整。首先，大学在给予学生自由的基础上，有义务打破“单向度”保研文化在群体蔓延的局面，完善相关机制对不良行为进行制度性消解，识别并干预大学中的“隐形人”和“装在套子里的人”，防范竞赛式学习和比拼对通识教育、多元评价的隐形侵蚀，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其次，院系要细化推免评价内容及其权重分配，发挥制约型规则的能动作用，而不是在量化、同质化与操作化上仅仅发挥流转作用。最后，还要营造注重过程公平的文化理念，加强推免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科学性建设，杜绝推免过程中的各类不公平事件。
其三，关注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优化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行动基础。学生对推免制度内在价值的不理解也是“抢跑”的原因之一，进一步引发了不同学生的优势叠加与劣势循环效应，出现显著的差异性结果。院校要激活学生公平享有的一切资源，以推免制度变革为牵引，让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与多元教育机会。在完善学生参与评价制度时，需要充分认识到学生既是评价主体，也是评价对象，应该以协商对话评价范式为指导，让多元利益相关者达成一致，以期制定评价目的、过程和方案。此外，还应该注重学生评价标准和结果的反馈。一方面，要为学生提供权威性资源，激发学生参与院校治理的热情与积极性，强化其积极参与院校推免制度治理的行动基础；另一方面，要站在教育公平的立场上，在教育评价的指标设计中予以前期关照，为处境不利学生提供更多适应的时间、机会与周密的资助计划，帮助他们在推免情境中突破社会再生产的桎梏，在顺应结构能动性的同时，转化结构所带来的制约性，从而助力学生在学业发展中走向良性竞争。
当然，学生学业竞争除了推免引起的共性问题之外，还受院校治理风格和学科特质等因素影响。本研究没有对具体高校推免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验证和对比，未来的研究可将院校资料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大样本数据进行拓展研究，归纳总结出更具普适性的结论。
责任编辑：何 芳
《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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