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家庭功能的复归和建设 ——从“全职儿女”现象谈起

“全职儿女”在当前的中国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出现， 表明它已经是一个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全职儿女”现象可以界定为 ：已经或逐步接触了社会的、身心上成熟的青年， 或多或少被动地待在父母身边，通过为父母及其原生家庭提供一定的服务来获取生计， 同时努力谋划未来的社会现象。“全职儿 女”在当今社会与“灵活就业”“弹性就业”“慢就业”乃至“失业”等社会就业问题相关联，它能够成为当前大众和媒体关心的热门话题，正在于它事关青年的生计。

不过， 回想一下工商文明之前的农耕文明和游猎文明， 我们就能发现， 其实在那样的文明之中大多数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全职儿女”。他们跟随在自己的父母身边， 学习游牧渔猎、从事农地耕作， 或者学习驯养畜禽、操持家居事务。只不过， 他们作为“全职儿女”提供“职业服务”的过 程，也正是学习的过程和生产的过程。此外，他们的父母也无须为其“职业服务”再额外支付货币工资， 而是针对女儿往往报之以较为丰厚的嫁妆，让她在夫家继续做公婆的“全职儿女”； 针对儿子，则以全套的谋生技艺、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源倾囊相授， 甚至帮其娶妻生子。在这样的过程中，“全职儿女”们 理所当然地生产生活，繁衍后代。家庭也如此得以延续，社会得以运转。

也就是说，“全职儿女”其实是人类家庭相当悠久的“传统”和颇有历史底蕴的组织肌理。只是到了近两百多年的现代工商文明主导的社会之中，“全职儿女”才跟随着工商业发展的步伐脱离了历史 悠久的、其原本就有的“家庭本位”。在日益加速的城镇化过程中，“儿女”们被鼓励走出原生家庭乃 至新成立的家庭， 从市场交易中或者政府管理中专门挣取货币工资。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 未成年的孩子从事作坊或工厂劳动， 在家庭之中通过手工活动完成一些市场订单， 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早期工业生产没有太复杂的工艺， 孩子们能够无需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就能通过“干中学”来从事生产 活动。但是，在工业化的后期，情况越来越明显地改变了。工商文明的发展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复杂的生产和交易活动需要人们离开家庭专门去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多， 民众预期寿命的普遍延 长也让这种心无旁骛的投入式学习变得符合成本收益原则。与此同时， 在社会文化和市场力量的呼应 下， 孩子的非经济价值特别是情感价值稳步提升（泽利泽，2018：1~4 ）， 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越来越多地受到家庭的重视（王水雄，2002 ）。孩子质量提升的要求，意味着他们越来越需要一段专门的时间， 离开早已不再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去学校或专门的机构进行学习。

现代西方工商文明的发展， 让家庭越来越成为一个比较纯粹的消费性组织。农耕文明时代那种因为生产劳动的规模效应而独具优势的“大家庭”越来越往小型化、核心化的方向发展。工商文明将原来“大   家庭”的大量社会功能， 包括生产、抚养、教育、赡养、社会保险、康复服务等或多或少地逐步剥离出来。而一旦这些功能被市场力量、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承担之后， 部门利益往往就会成为一种稳定   乃至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形成长期的后续作用。比如，就教育领域而言，不难看到针对普通人的“教育”在西方越来越被商品化， 形形色色的人力资本理论也在 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 人们的“受教育”年龄也越拉越长。教育日益成为蔚为大观的巨型产业，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了市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发达国家， 家庭的一系列社会功能“外包”给市场力量、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 是与西方工业化的进程相伴而逐步实现的。西方国家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迈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历程（贝克尔，1995 ：209~242 ）。因此， 这些国家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调适， 最终让市场力量、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能够形成相对较好的内外竞争和制约机制， 以便有效 地“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 ；让整个社会的亲子关系和相应的社会文化能够较好地与新的家庭结构、家庭生命周期以及经济创新的可能性相适应。

在中国， 这一切变迁则是在相对较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发生的， 而且党和政府几乎在每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 但由于连年战乱、城乡分割、 城市化水平低， 工业化对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所起的作用有限。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乡村， 公社制的推行不仅没有根本性地破坏仍然在起作用的“大家庭”的社会基础， 反而巩固了这一基础，进而巩固 了传统的“全职儿女”现象。在城市， 通过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位办社会”的格局迅速地呈现 （路风，1989 ），单位承担了传统“大家庭”的功能。“子女顶替就业”甚至发展成了一种制度，这变相 地延续了传统的“全职儿女”现象。

改革开放让轻工业快速发展， 公社制和单位制都或多或少也遭遇了“改革”。人们从公社和单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同时， 公社和单位所能提供的“大家庭”式的支持也随之消失， 代之以外部化、市场化、社会化， 党和政府也对其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以推行“责任制”的方式放松管制，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快速地成长起来。这时，倾向于少生乃至“一孩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而行，人们对孩子数量的重视被引导到了对孩子质量的重视之上， 孩子也就迅速地变得“金贵”起来。家庭愿意为孩子支付的抚育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 市场中一些相关的服务产业迅速发展， 并反过来助长了家庭的这一需求，孩子的教育也很快增加了不少产业化的成分。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逐步确立， 三四十年来外部世界旺盛的需求和常年大规模新生人口带来的内部需求， 让人们将毕业就能就业视作理所当然。这样的习惯性思维持续一段时间后， 人们不免会理所当然地误认为“全职儿女”已成历史，将一去不复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很容易让人们误解和误读“全职儿女”今日再现这个现象，将其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变相的、美化了说辞的“啃老”。事实上， 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两者的区别待后文详述。就成因而言，“全职儿女”的今日再现可以说是社会结构性“诉求”的必然结果。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在一系列政府和市场因素的作用下， 中国过去的“大家庭”以非常快的速度核心化了。与此同时， 家庭的大部分功能迅速地被政府机构和市 场力量所承担——社会组织当然也承担了一些， 但由于多种原因， 承担的部分相对要小许多。家庭作为社会生产基本单位的地位丧失，引发了家庭权力结构和关系的转变，也导致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变化，即中国由传统讲求“孝道”的观念越来越转向“孩子中心主义”乃至“孩子至上主义”。

古人的预期寿命短， 个人大多依托于家庭经营的乡土产出来安身立命。此时，“孝道”所推崇的 家长权力及其衍生的家庭内部不平等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在结构上可以说是有一定均衡性的。因为年轻人熬上十多年或二十多年往往就能当上家长，“媳妇熬成婆”也大多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古人强调“慎终追远”， 有所谓“丁忧三年”之官方制度。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长辈寿命不长，社会生产力还不太发达，大家庭的成员往往都居住在一起，固守“孝道”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都不太高。但是， 一旦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大延长， 父母与子女天各一方， 固守“孝道”的成本就会大为增加， 与孝道相关的文化也就难以真正地在世俗生活中生长起来。《论语》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庄子》说“老而 不死，寿则多辱”，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孝道相关文化普及的前提条件。

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飞速延长，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 35 岁增长到78 岁有多，延展了 43 年有余。于是乎，传统以“孝道”文化为核心的亲子关系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现在，如果强行倡导，势必容易导致与现实状况的严重脱节。

这样， 在工商文明所支配的社会逻辑下，“一切为了孩子”的观念日益凸显。父母致力于通过购买 各种市场和政府“服务”， 来培养一两个从学校毕业就马上离开自己、通过服务市场或政府来维持生计进而独立自主的孩子。父母们自身的养老则又更多地被引导去依托于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无论该体 系由政府主导还是由市场提供， 几乎不可避免“羊毛最终还是出在羊身上”这样的底层逻辑。无论怎么看， 这种现象都显得有些“结构失衡”的意味， 让生养孩子变得对家庭而言极不划算， 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显然， 旧的伦理生活已经消解， 而新的生活伦理还需一定时日的探索才能真正有效地确立起来。恰在此时“全职儿女”再现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征兆 ：工业化以来被挤压、抽离得有些过度的家庭功能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全职儿女”的今日再现，除了上面所述的家庭功能回归性“反弹”原因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社会结构的深层原因。

在工商文明主导的社会之中， 为了适应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和服务活动， 教育领域中势必存在着 大规模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塑造模式， 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但是， 这也意味着， 将整个社会建立在大的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长期稳定或至少是相关预期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稳定又意味着 国际政治关系存在一个比较牢固的、长期的势力均衡结构， 或者至少在国际政治领域有权力和影响力 的决策者对这种结构的判断在较长时间里是不变的。此外， 工商文明的“大家庭”功能替代趋势， 还需要寄希望于市场体系和政府机构能够提前准确地预判社会大势的变动， 并对之做出恰到好处的精准响应或者应对。

但是经济和社会运行已经今非昔比。一方面， 国际政治关系领域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完全可能出现风云突变， 甚至是一时的惊涛骇浪 ；另一方面， 工商文明主导的社会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步入数算文 明主导的社会， 相对以往， 信息的沟通、经验的交流和供需的匹配都便捷了许多。而且， 毫无疑问， 无论在什么时代，“春江水暖鸭先知”，关系良好的家庭对个体需求的感知才是第一位的， 有时甚至甚于个体自身 ；在这方面， 市场体系及相伴而来的政府治理都多多少少会存在“失灵”的问题。何况，随着市场体系和政府机构发挥的作用越大，社会积累的风险水平还会变得越来越高。

于是，不可避免地，社会的结构性“诉求”水到渠成，“全职儿女”的今日再现正是应对这一“诉求”的表现之一。

哪怕是在工商文明主导的社会中， 家庭变得日益小型化、核心化， 其作为社会组织“细胞”的一些基本功能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家庭是个体生存、成长、社会化及后续发展的第一站， 一个人个性品格的养成、道德价值的认知、价值观和人生观等的形成， 基本上都是依托家庭而实现的。随着邻里、 亲友、宗族等主体给个人提供社会支持的能力因市场力量和政府机构的替代而衰减， 家庭的资源支持和保障功能对个人而言显得越发重要，特别是在市场运转和政府治理“失灵”的情况下。

从传统家庭发展到新时代的家庭， 一些新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中国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联系的远距化、家庭老人的长寿化日益明显， 这也意味着家庭空巢期大大延长。正是在这样的新时代时空变迁背景下， 解决老龄人口的身心健康、需求满足等养老问题显得越发紧迫。当代中国社会步入 60 岁 乃至 65 岁的人们， 可以说是老龄化时代中国老龄群体的“第一代”， 他们对于如何处理周期被严重拉 长了的家庭生命事件，其实是缺乏前人经验可学的。同时，反观年轻一代，则又不难看到， 当今社会的结构性压力给青年带来了一系列内外问题。青年一方面面临着比较大的求职压力， 另一方面则又慢慢地需要担负起养老和组建新的家庭的重任。

到如今数算文明日益发挥其影响力的时代， 问题的解决之道， 显然不能单单依赖于市场力量和政府机构， 因为这两者恰恰是积累起社会风险而让这些问题变得更为严峻的根源。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新时代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重视和依靠家庭，需要让家庭真正“复归”， 再次成为社会组织的“细胞”——当然是一种新时代的新型细胞，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 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简单的工商文明所主导的时代， 而是迈向了数算文明主导的时代， 即数字化和算法在社会中发挥枢纽性、关键性作用的时代。尽管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仍然存在少量的游猎活动、大量的农耕活动， 以及在经济中占据首要份额的工商活动，但是，数字化和算法活动，无疑越来越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数算文明的重要性、主导性和支配性， 让传统的经济及社会组织模式有了被突破的基础条件。随着精细化匹配能力的增强， 个人利用互联网平台技术， 完全可以绕过资本主义传统的经济社会组织， 实现资源甚至是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从而取得个人收入和社会收益。这当然会进一步影响到家庭间及家庭内成员间的关系模式。

其次， 随着社会思想和政治文明的现代化， 人们越来越强调人口的质量。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依靠 人口质量的提升， 而人口质量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不同而不同。在数算文明越来越居于主导性地位 的新时代背景下，整齐划一的人力资本及其对应的技能越来越成为人工智能可以轻松掌握并进一步“代 劳”的东西。这样一来， 实现整个社会人口质量的优化与提升不可避免地需要倚重每一个家庭的力量， 因为通常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特性和擅长的领域是最为了解的。而且，越是面对未知领域， 就越需要鼓励孩子自己去探索， 并提供恰到好处的时空条件——这种条件往往是家庭之外的市场和政府所难以提供的。

再次， 数算文明的到来， 会以人们预想不到的速度加快创新。这类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会 变革不少人类社会既有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在带来一些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 也会让不少传统的职业以很快的速度消失。工商文明为满足这些职业需求而推行的教育， 会因此而成为无根的浮萍 ；其“产品”——那些受过此类高等教育的人会发现， 自己从学校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是个“美丽的错误”； 真正有用的， 只是不断学习并创新的能力。因此， 从学校毕业到步入社会， 部分年轻人就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中， 为自己的亲人提供服务， 并从中取得恰当的酬劳，是年轻人稳妥地度过这段调整期的合理选择。

最后， 数算文明所需要的精准教育、多元发展， 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来实现社会资源甚至是生产要素的精准匹配， 而互联网平台基于客观公正的数算法则为在家庭间实现匹配的优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此外， 在数算文明的大背景下， 青年的好奇心和新探索是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源泉，而中国式家庭也完全能为这些青年的好奇心和新探索提供坚实后盾。

在当代中国社会， 日新月异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推动了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受到男女社会地位的日趋平等、个人预期寿命的延长， 以及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新中国的建设者和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人们， 因为城市单位或农村大家庭及互助组的支持、改革开放及“人口红利”带来的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而不那么容易看到这一过程中家庭的根本性、重要性。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 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家庭文化， 中国人的生活是家的生活（潘光旦， 2018 ：238 ）。但是，如前所述，在当代中国剧烈的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以尊卑有序为内核的传统“大家庭”文化显然已经难以为继， 而新型的、与新时代相契合的家庭文化却尚未真正有效地确立起来。与此同时， 代际矛盾、代沟问题也被越来越多地提了出来， 新时代与家庭家教家风紧密相关的文化建设迫在眉睫， 首要的是深入思考其价值底蕴， 而辨析和澄清“全职儿女”现象给了我们一个思考这一问题的很好的切入点。

有人将“全职儿女”与“啃老”相提并论，其实是对两者关系的误解。概而言之，区别有三：第一，“全职儿女”是以儿女能独立自主为前提的，这里亲子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预设之上的；而“啃 老”则意味着子女对父母的完全依附甚至是“剥削”。第二，“全职儿女”更多地指向家庭生命周期现象， 是在拉长了的家庭生命周期的某个时段里， 在有一定自然情感的亲子关系中引入些许拟市场化的、有着较为清晰时限和边界感的、雇佣与被雇佣的职场关系 ；而“啃老”则更多地指称由父母单方向付出 的、不平衡的亲子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哪怕是在儿女成年后仍然没有改变，并有长期化的趋势。第三， “全职儿女”意味着父母和儿女之间有着或明或暗的契约，多多少少规定了双方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延续了家庭的互惠功能，对双方都有一定好处；但“啃老”则意味着相应的互动模式对父母是不利的，进而长远来看对儿女自立、独立和发展也不利。

如前所述，在数算文明居于支配性地位的新时代，家庭“恢复”其作为社会组织的“细胞”地位， 有着深刻的家庭内外的社会结构缘由。但是， 我们同时强调，这种“恢复”不是要回到过去， 而是需要立足于拉长了的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待和建设新时代家教家风，并夯实其价值底蕴。

首先， 我们需要把人性和人的自然情感带回思考的中心， 认识到家的内核驱动力是其成员在日常 互动中流淌的情感，特别是爱。人首要的是情感动物，人的预期寿命越长，在老龄状态下存活得越久， 这一点就变得越重要。新时代家庭要教会一个孩子在情感受挫时该怎么办 ；并且让孩子在家人的情感回应中获得最基本的安全感、自信心，并逐步变得柔和而坚强。

其次， 需要积极倡导在家庭中培育平等互动的契约意识。家庭中亲子间的平等协商、民主互动应该尽早地开启， 这有助于孩子更早、更好地通过家庭互动形成社会交往中的边界感和独立自主意识， 产生自主性，进而能在后续成长中收获与社会中其他人发生关联的良好形式（俞国良、金东贤，2003 ）。“全职儿女”正是平等互动的契约意识在家庭亲子关系中的表现， 有助于父母和身心独立的子女在践行平等互动原则的过程中，建立起有着健全“责任和权利”意识的人格。

最后， 需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家庭的互惠、共济功能。随着系统性影响因素的增多， 当今社会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在增加， 市场体系和政府机构无论怎么努力， 都难以真正替代家庭在其成员风险防范 中的重要作用。而家庭生命周期的延长， 则意味着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一个长期契约， 有着较好的稳定性；个体在其较长的一生之中， 低谷、波折和困难在所难免， 家庭仿佛是一张随身附带的、功能齐全 的保单，值得每一个成员投入其中，平等地参与其运营，这样才能“生产”出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家庭文化深受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 反过来， 家庭文化又能反作用于未来的社会结构。而契合于现实需求的家庭文化一定程度上也在重塑着社会文化。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的大幅度变动， 意味着社会文化重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未曾见过的，新时代呼唤“新”的中国式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

中国古代儒家强调“以孝治天下”， 可以说是古代重视家庭秩序的社会文化的代表。但是，如前所 述，这样的社会文化未必适用于当代中国，迷信这样的文化，从小就试图迫使孩子认可《三字经》《弟 子规》中的观念，是不可取的。更深入地理解当代青年， 更稳妥地推进社会发展， 更切实地拥抱数算文明， 亟须构建新时代中国式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这意味着社会大众和政府组织需要注意把握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 构建新时代中国式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 应该在家庭内外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   性地位。其中， 指向人际关系和相处原则的“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八个字， 应当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核心。家庭作为个人价值观塑造和社会价值观实践的场所， 遵循“ 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的原则开展互动极其重要。如此， 新时代中国家庭内部才更能充满关心、理解、 包容与协作，更好地表达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激发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风险意识。显然，“全职儿女” 是符合这些原则要求的，而“啃老”则不符合。

其次， 构建新时代中国式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 应当充分正视、观照并利用家庭的自立自主和自利倾向。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政府直接介入每个家庭具体事务的决策，“失灵”和“失常”的结果几乎总会是难以避免的。其实， 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市场力量， 在对待个人需求时， 都无法像家庭那样采取尽可能正确的态度和精准的措施。政府倾向于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在措施上搞“一刀切”；而市场则又会有意识地搞饥渴营销， 在措施上倾向于华而不实。因此， 在相关制度安排与政策导向上， 需要更多地注意让“家庭的归家庭”，即充分尊重家庭合乎法律的自主安排。这意味着，对于“全职儿女” 现象，社会大众应该抱以宽容、理解的态度。

最后， 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 要在整个社会的氛围营造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纳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家庭关心。在当今中国， 虽然工商文明的主导性地位已经开始发生动摇， 但不论是国家的宏大叙事还是民众的日常生活， 过度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都还广泛存在。这意味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要警惕并努力摆脱向世俗功利主义的过度倾斜， 在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中有意识地渗入“家庭关心”，才能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

责任编辑：刘汶蓉

《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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