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热潮中的儿童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家长们准备好了吗？

编者按

日前，南方周末的一篇推文“看短视频长大的‘10后’，父母该怎么教？”（点击蓝色字体跳转查看）备受关注，获得10万+的阅读量。为人父母的“80后”一代小时候就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把空白练习册丢到一边偷偷看电视的经验。然而，数字化时代的“10后”对电视已然兴致缺缺。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电视、玩偶、积木，手机、电脑、平板成为了生活必备。互联网时代风靡的15秒短视频和影视剪辑已然成为了数字时代的新潮流。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推进教育数字化成为了集体的共识。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迅速普及，但是纵观全国，还有很多儿童在数字媒介的实践中存在一些差距。家庭对儿童有着天然的影响力，家庭作为儿童数字媒介实践的主要场域，不仅为儿童提供了相应的接入设备，还以自身的媒介环境与教养行为深刻塑造着儿童媒介接触与使用的方方面面。家庭不仅能在社会经济地位与主流教育层面对儿童施加作用，其独特的媒介生态也构成儿童家庭资本继承的关键部分。

本公众号特推出《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数字时代家庭媒介生态与儿童媒介实践关系》，供大家参考。

数字时代家庭媒介生态与儿童媒介实践关系

——基于鲁中地区 W 城与 Z 乡的对比研究

徐冠群 朱 姗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儿童数字媒介实践成为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作为儿童媒介实践的主要场域，其本身的媒介生态对儿童产生直接且深刻的影响。通过采用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方法，选取城乡儿童进行对比研究，剖析儿童数字媒介实践行为背后的家庭动因与资本力量，揭示微观层面个体媒介使用、中观层面家庭环境影响、宏观层面教育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关系。研究发现，城乡家庭中数字媒介的“接入沟”逐渐缩小，儿童媒介可及度较高 ；城乡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态度、功能认知与家长本身媒介素养的不同，会导致城乡儿童媒介实践的时长、内容与方式截然不同，数字媒介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重要性也差异巨大。研究结果显示，在数字时代，以家庭媒介生态为中介的媒介使用并未改变城乡间儿童的区隔，反而间接固化了社会教育的分化，优势与劣势媒介文化资本的传递影响着儿童的数字福利。

关键词

数字媒介；儿童媒介实践；家庭媒介生态；媒介文化资本；混合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不断更迭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又一次媒介革命，裹挟着人们进入新媒体浪潮，全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数字化生存转型。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日常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数字设备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社交沟通、娱乐休闲的主要工具。同时，由于使用门槛较低且具有高沉浸的特征，这些数字媒介对儿童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在儿童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调查显示，互联网已经深深嵌入儿童成长发展的各个阶段，对儿童认识世界、形塑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儿童互联网普及率将远高于全国人口互联网普及率。

随着互联网与数字媒介在儿童中日益普及，社会形成了一种积极的预判：新媒体的出现会使社会权力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发生转移，使儿童拥有良好的自我发展潜力，成为数字化生存时代的“优等生”；数字媒介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最弱势儿童的命运，为其提供学习、成长和发展的路径，帮助其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然而，相关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成为一道新的分水岭，即使数字媒介得到普及，不同地区与家庭的儿童对其应用不尽相同，城市儿童多用数字媒介获取知识、进行学习，乡村儿童则更多地用其打游戏和看视频，媒介使用的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同时，伴随着网络带来的种种“负能”，如屏幕使用时间过长带来的精神上瘾与身体损害、网络不良内容的暴露及多元价值观冲突等，不同父母对儿童的媒介教养与媒介干预全然不同，体现出家庭结构和社会地位对儿童媒介实践的影响。无论是媒介使用上的数字鸿沟还是父母对儿童媒介实践的参与和干预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伴随着数字媒介赋权而产生的平等期望，也透视出家庭在儿童媒介实践与数字化生存中的重要作用。Lee认为，儿童的媒介使用受到父母文化资本与整体家庭环境的影响，并提出“家庭媒介生态”（Family Media Ecology）概念来解释影响儿童媒介实践的家庭指标与微观因素，揭示了家庭成员媒介使用向儿童传递标准与规则的能力。受此概念启发，本文尝试探究儿童数字媒介实践行为与家庭媒介生态之间的关系，了解不同的家庭媒介生态是否会导致及如何导致儿童数字媒介行为。本文选取城乡儿童进行对比研究，探究儿童数字媒介实践中蕴含的家庭动因，揭示微观层面个体媒介使用、中观层面家庭环境影响、宏观层面教育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关系。

二、文献综述

家庭媒介生态的概念建诸媒介生态学。根据Postman的说法，将媒介与生态结合是为了说明媒介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媒介技术本身，更应该探究媒介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驱动，又给文化赋予了怎样的特性。媒介使用作为一种后天学习而来的行为模式，必然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既包括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包括学校教育与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后者正对应着家庭媒介生态的概念。Terras等人认为，家庭媒介生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层次众多的概念，不仅指向纯粹的家庭媒介环境，也指向复杂的家长教养行为，可以被视为抽象的数字鸿沟在家庭层面的映射。家庭媒介环境主要指家庭中数字媒介的接入程度与可及程度，决定了儿童能否使用数字媒介及使用何种数字媒介，家庭媒介环境的差异导致“接入沟”的存在。家长教养行为指家长对儿童使用数字媒介的态度、对数字媒介使用规则的制定与家长对儿童媒介实践的参与和干预，本质上反映了家庭文化资本在代际的流通与传承，更多指向数字鸿沟中的“使用沟”与“素养沟”。

家庭媒介生态的概念在国内相对陌生，目前尚无研究围绕这一概念展开，已有的研究虽然以家庭与儿童媒介使用行为间的关系为切入点，但仅仅关注家长对儿童使用新媒体的态度与家长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王倩和李昕言认为，家庭作为儿童媒介接触的主要地点与培养媒介使用习惯的主要场所，能够深刻影响儿童媒介接触与使用行为。陈青文通过对30个家庭的访谈发现，父母对儿童数字媒介实践的介入仍停留在大众媒介时代的时间限制层面，对内容的管控较少；即使一些父母能够引导儿童使用数字媒介，也仅强调规避风险而非介绍正向的网络功用，且缺乏主动参与和亲自共享的意识。江林新通过对不同地区儿童的网络媒介知识与媒介技能掌握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提出父母的教育与引导是提升儿童媒介素养、强化媒介正面效果的关键因素。吴娜与刘派分别从“父母监督”和“家长管束”的维度探讨了家庭角色在儿童数字媒介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父母的积极介入与参与能够营造良好的家庭媒介氛围，帮助儿童在媒介使用中趋利避害。

还有部分研究虽然没有采用家庭媒介生态这一核心概念，但仍围绕概念内涵关注家庭媒介环境与家长教养行为对儿童媒介使用的影响。例如，张卓与周红莉通过透视城乡儿童视听媒介使用的日常图景，发现在“接入沟”逐渐缩小的背景下，城乡儿童的媒介实践行为仍存在极大差异，这主要由父母的文化资本决定。李晓静对豫、沪学龄儿童进行田野调查，揭示造成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之一为儿童从家庭中获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体现为数字设备购买与使用的支持，还包括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动机、兴趣和数字技能的培养。这些研究提供了家庭媒介生态与儿童媒介实践之间关系的可操作化思路，从家庭维度出发考察儿童媒介实践可以着重关注两个面向：一是探究家庭因素如何影响儿童的数字媒介使用。这些因素既可以是家庭拥有媒介的数量与种类，也可以是父母媒介使用习惯与媒介素养水平。二是考察家长的参与和干预行为对儿童数字媒介实践的作用。积极有效的家长参与能够将优质的家庭资源传递给儿童，构成儿童文化资本继承的独特部分，指导其数字媒介使用行为；消极无效的家长参与则无法让儿童获得社会支持，弱化媒介识读能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家庭媒介生态为核心概念，从家庭媒介环境和家长教养行为出发，考察家庭的中介效应如何影响城乡儿童的数字媒介实践及背后隐藏的社会现象与社会意义。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跳出对媒介使用的社会影响因素的单纯评价与宏大叙事，将视线转回到人文主义传播研究所强调的微观层面与中观层面，关注儿童这一群体在数字媒介实践中的主观性、客观性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展现城乡儿童数字媒介实践的样貌，探究家庭媒介生态如何影响儿童媒介使用。

本研究选取山东中部地区的W城和Z乡作为调查地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互联网接入与数字媒介普及程度在中国各地区之间不均衡，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媒介渗透率低，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如山东省家庭中的数字媒介更为普及，能够收集更多数据；其次，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其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即使城镇化加速了农村地区的发展转型，许多村庄仍然保持着独特的乡村文化，这不同于都市的环境必然对个体的媒介使用造成独特的影响。W城与Z乡同处一座城市，两者相距75公里，前者是该市的商业、政治、文化中心，教育设施完备，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后者则地处县城交界处，仅有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人口流动较少。无论是地理位置、人口结构，还是经济发展、教育水平，W城与Z乡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两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大部分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平均水平。在研究对象选择上，本研究对儿童年龄的界定是按照医学观察年龄划分，确定为“3~14岁的任何人”。

本研究在Lee与Cingel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编制调查问卷。问卷主体内容包括家庭媒介生态、儿童媒介使用两个方面，其中，家庭媒介生态包括媒介接入度、媒介使用态度、媒介使用规则、家长媒介使用四个方面，儿童媒介使用包括使用时间、使用内容、使用方式三个方面。在调查中，研究者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从研究者平常接触的家长开始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互相介绍的方式进一步获取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69份（W城）与101份（Z乡）。样本结构为：W城家长年龄分布以30 ~ 44岁为主，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父母子女两代）为主，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为72%，职业多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家庭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占比74%；Z乡家长年龄集中在 27 ~ 39 岁，家庭类型以主干家庭（三代及以上）为主，高中以下学历占比61%，职业多为工人、农民、司机与收购中介，家庭总月收入5000元以下占比59%。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是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家庭中随机选取14组家庭进行，具体了解家庭媒介生态与儿童数字媒介实践，如家长对儿童媒介使用的具体态度、对数字媒介的功能认知、对儿童媒介实践的参与和干预程度、儿童日常数字生活的表征、亲子相处状态等。

四、结果与分析

（一）城乡家庭数字媒介的可及度对比

数字媒介的可及度指儿童在家中获取或使用各种数字媒介的可能性与方便程度，以儿童在家中是否能经常使用数字媒介为依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家庭中，66.9%的家庭拥有数字电视，99.4%的家庭孩子可以使用家人的智能手机或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31.4%的家庭拥有iPad等平板设备，18.9%的家庭家长表示儿童可自行使用电脑；在乡村家庭中，13.9%的家庭拥有数字电视，97.0%的家庭表示孩子可以使用家人的手机或拥有从家长处继承来的旧手机，3.0%的家庭拥有平板设备，16.8%的家庭儿童可以自行使用电脑。数字媒介使用率结果显示，W城儿童与Z乡儿童对不同数字媒介使用率的排序并不一致，W城儿童的数字媒介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分别为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电脑与平板设备，而Z乡儿童的数字媒介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分别为智能手机、电脑、数字电视、平板设备。

尽管数字媒介在城乡间的渗透率不同，但W城和Z乡的儿童数字媒介可及率几乎都达到100%。如果仅从数字媒介物质接入、技术接入和使用接入的层面看，城乡儿童间的“接入沟”正在逐渐缩小，这是因为在国家政策扶持与数字技术进步之下，数字媒介的经济准入门槛越来越低，数字媒介越来越成为乡村儿童日常生活的必备物件。然而，城乡儿童的数字媒介使用偏好却不尽相同，W城中的家庭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其他数字媒介，渗透率与普及率都高于Z乡家庭，尤其在数字电视（P＜0.01，均值差= 0.79）和平板设备（P＜0.01，均值差= 0.74）的使用上，城乡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对乡村家庭来说，智能手机和电脑是他们能够给孩子最大限度提供的数字媒介类型。在C家庭中，由于父母双方月收入不到5000元，为孩子购买新型智能手机被认为是“不理智”的选择。为了满足孩子对数字媒介使用的需求，父亲只能将两年前淘汰的一部手机交给孩子使用。由于手机型号过旧且内存较小，手机使用时经常卡顿。虽然孩子对此很不满意，但父亲却认为：“内存小正好是好事，本来给他手机就是让他打电话，而不是让他玩游戏、看视频，就算有钱给他买一部新手机，他肯定也是整天抱着手机玩，还不如让他用旧的手机。”在N家庭中，父母以收购、贩卖蔬菜维生，虽然每月收入在5000元上下浮动，但考虑到孩子升入初中，家中为其购入了一台电脑，供其上网查询资料和完成作业。

对城市家庭来说，儿童的数字媒介选择更加丰富多样。首先，儿童可以更为自主地借助数字电视搜索自己想看的内容，A家庭的孩子会经常使用数字电视搜索动画片观看，在这一过程中，她熟练地掌握了数字电视的使用方法和功能分区；同时，在观看动画片时，其中的教育性内容拓展了孩子的知识面。其次，大多数城市家庭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为孩子购买专属的智能手机或平板设备，如I家庭的孩子因为即将面临“小升初”，为了提升英语竞争力，父母为孩子配置了一台iPad，专门用来学习在线英语课程。母亲认为：“让孩子整天盯着手机那个小屏幕对眼睛伤害太大了，用平板电脑学习更加方便，现在的小孩基本上从很小就开始接触数字化的教育资源，有了平板电脑之后她学习起来也会更加方便。”

随着数字媒体成为时代的新必需品，第一层级的数字鸿沟得以弥补。当乡村儿童获得网络连接后，数字媒介设备成为家庭教育支持的辅助工具，数字资源的丰富性与外溢性为乡村儿童接触更多的信息与知识提供了可能，并帮助儿童认知环境、体验情感。然而，城乡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差距不仅体现为能否接入数字媒介，还体现为儿童如何使用媒介及在线体验的质量高低。城乡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态度、功能认知与家长本身媒介素养的不同都会导致城乡儿童媒介实践的方式与内容截然不同。

（二）城乡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态度对比

作为家庭媒介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儿童是否使用，以及怎样使用。一般来说，家长对数字媒介的态度建立在儿童以往的媒介使用经验上，并通过评估数字媒介使用为儿童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来鼓励或限制儿童数字媒介的使用。Lauricella等人将影响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态度的因素划分为阅读能力、表达能力、运算能力、社交能力、体育活动、注意力持续时间、创造力、行为管理、身体健康九个维度，对不同维度的总体认知构成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整体态度。经过调查可以发现，从众数值看，无论在W城还是Z乡，多数家长认为，使用数字媒介对儿童在上述九个维度发展的影响一般，其中，持这一态度的城市家长占46.4%，乡村家长占51.0%。但这并不意味着城乡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实践的态度一致，通过计算整体均值可以发现，W城的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态度较Z乡家长更加积极。城市父母更多地认为，数字媒介使用能够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社交能力与创造力；虽然网络中存在的碎片化内容可能会削减儿童对复杂信息的处理能力，但多数父母认为，适当介入和管控不仅能避免儿童受伤害，还能提升儿童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同时，超三成的城市父母认为，数字媒介的使用可以帮助儿童学会管理自己的行为，养成媒介使用的自主性。相比之下，乡村父母则倾向于认为，数字媒介不会对儿童的能力提升有太多帮助，儿童的数字媒介使用所产生的效果弊大于利。

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可以发现，之所以会产生上述态度倾向差异，是因为城乡媒介环境和家长对数字媒介功能与作用的认知不同。在传统意义上，儿童社会化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家庭的教养与教育，二是学校的教育与管理。但当今媒介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愈加显著，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数字媒介带来了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儿童提升能力创造了机会。在D家庭中，孩子经常使用智能手机与平板设备观看教育类视频内容，父母为其安装了较多的益智类App，便于孩子观看和学习他们规定的内容。该母亲认为：“孩子最喜欢看类似《米奇妙妙屋》这样的视频，能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这些视频会教给孩子一些生活常识、数学知识和逻辑思维等，能激发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我们也不阻止她看这一类视频。”

在乡村家庭中，大部分家长认为，数字媒介的首要功能是娱乐功能，并不能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与社交能力。Z乡儿童使用数字媒介常做的事分别是看视频、玩游戏和听音乐。例如，在F家庭中，孩子经常使用手机收看《爆笑虫子》《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动画片，母亲就认为：“这些动画片是用来消磨时间的，让他老老实实地待着，先不说这些动画片能不能让他提高创造力，我们根本就没这个想法。”在K家庭中，孩子喜欢使用手机和电脑打游戏，在周末经常足不出户，一整天时间都在打游戏。面对孩子的这一行为，父亲十分懊恼与生气，他评价数字媒介“把孩子都给毁了”。乡村儿童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数字媒介上，以私人空间取代公共空间，且成为儿童生活的主要展开地，乡村父母明显感知到儿童数字媒介使用对现实社交与同伴关系的挤出效应。

（三）城乡家长对数字媒介教育功能的认知与实践

除了能够沟通情况、提供信息、整合社会外，媒介还能够传递知识、获得社会文化资本。长久以来，媒介的教育功能始终备受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益智教育类节目《芝麻街》让人们认识到媒介可用来帮助儿童学习，相关研究亦证明普及率较高的媒介能够作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帮助儿童培养亲社会行为并拓宽视野。在合理指导下，媒介能够成为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促进儿童积极社会化。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媒介成为儿童教育的有效补充工具，作为“教育经纪人”的家长只有在认识到媒介的教育功能后，才能为儿童整合在线教育资源，应用数字媒介进行再创造学习实践。但由于文化资本对数字媒介态度的不同，城乡家长在数字教育资源的选择与占有、学习方案的规划与实施、教育目标的设计与实现上也大为不同。

问卷调查显示，城乡父母对允许儿童使用数字媒介的原因选择上具有明显差异。近七成的城市家长认可数字媒介的教育功能，出于“希望孩子能利用数字媒介进行学习、开阔眼界”的目的，城市父母会支持和鼓励儿童进行数字媒介实践；而乡村中仅有23%的家长认为儿童能从数字媒介中学习知识，更多是将数字媒介视为家长缺位时的“数字保姆”与弥补“照顾赤字”的重要工具。正因为认可数字媒介的教育功能，大部分城市家长会有意地规划孩子的媒介实践内容，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教育资源的优势，实现教育目标。相比乡村儿童对电影、动画、电视剧与综艺类节目的高度偏爱，城市儿童在家长的指导与安排下，会更多接触纪录片、科教类节目。

儿童媒介内容消费的不同体现了城乡家长对数字内容选择的偏好和数字教育理念的差异。在W城B家庭中，父母在孩子3岁时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对科学纪录片的观看习惯，父亲提道：“国家大力提倡科技兴国，其实就是向父母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要培养好孩子的科学素养和科学能力。现在小学都开设科学课，会帮助孩子学习一些科学知识，但很多都是浅尝辄止，学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纪录片不一样，它会用简单易懂的画面和文字帮助孩子了解科学原理。既然孩子每天都要看视频，那不如看这种有价值的视频，既满足他的需求，也让他学到一些知识。”在Z乡，很少有家长会主动让儿童观看纪录片，他们认为，纪录片大多比较枯燥，难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在父母忙碌时无法让孩子安静下来。而且，视频App中的纪录片绝大多数需要VIP才能播放，额外的经济花费让家长望而却步。

近年来，在线教育作为一种数字化教育模式迅速崛起，为扩展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径。对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父母而言，利用数字媒介整合教育资源，借助在线教育平台提升孩子成绩成为流行选择。而乡村父母很少参与儿童的数字媒介使用行为，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与知识素养不高，家长一般不会主动安排孩子的媒介内容，更遑论借助数字媒介规划教育目标，为孩子设计学习方案。加上经济条件制约，乡村儿童家庭教育资源不足在所难免。城乡家长对数字媒介教育功能的认知与实践回应了Lareau对家庭与教育关系的探讨，不同文化水平和经济地位的家长对教育具有不同的评价与行为倾向，进而影响儿童的行为和未来发展。相比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城市家长，乡村家长普遍学历较低且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不仅难以在经济资本上支持孩子的数字学习与提升，更难以在情感付出、功能认知和态度期望等文化资本上有序规划儿童的数字媒介实践行为。

（四）城乡儿童“屏幕自由”的差异

近年来，数字媒介深刻改变了儿童的生活内容与生存环境，已成为建构儿童意义世界的主要场域。随着家庭越来越“数字化”和“媒介化”，儿童的成长发展与数字媒介的关系将会愈加紧密。当儿童越来越亲近数字媒介，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即儿童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屏幕自由”。这一问题实际上指向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及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管控与干预。

在儿童屏幕使用时间方面，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儿童与乡村儿童的日均数字媒介使用时长存在明显差异。在城市儿童中，超六成每日数字媒介使用时长能控制在1小时以内，超过两小时的占比仅为9%；而在乡村儿童中，仅有38%每日数字媒介使用时长低于1小时，有31%的儿童使用时间超过2小时。可见，相比城市儿童，乡村儿童对数字媒介的依赖性更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儿童接触电子屏幕时长指南》和中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要求，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儿童年龄越小连续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越短，但大部分乡村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都远超这一标准。

乡村儿童之所以会有较长的屏幕使用时间，必然与家庭媒介生态有关。通过逐步回归法发现，乡村家庭中数字媒介的接入度、家长自身的媒介使用、儿童数字媒介使用规则与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呈显著正相关（见表1）。

儿童数字媒介使用规则和家长自身的媒介使用不仅可以影响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也可以解释城市家庭与乡村家庭不同的家庭媒介生态。对城市家庭而言，儿童的数字媒介实践表现出明显的秩序性与规范性，多数家长采用“金发姑娘”原则来看待和安排儿童媒介使用行为，既不放任其过多使用数字媒介，也不禁止使用，而是通过制定数字媒介使用规则有目的地安排孩子的数字媒介实践。（注 ：“金发姑娘”原则源自儿童文学故事《三只熊》）在 L 家庭中，家长通过规定使用时长、内容和方式来管理孩子的数字媒介使用行为 ：在上学日每天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使用家长的手机看视频或听故事，在周末则适当延长至 1~2 小时 ；只可以使用家长允许的 App，家长通过安装的过滤软件阻止未经同意的数字内容 ；数字媒介使用只能在家长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有时父母会与孩子一起浏览网页或视频，并进行内容讲解。由此可见，城市父母对儿童数字媒介实践既采用一般限制和特殊内容限制等“限制型”管理方式，又采用积极干预和共同使用等“解释型”管理方式，能够对儿童的媒介使用形成全流程、全方位的积极管控。

而在乡村家庭中，家长较少为儿童制定相应的数字媒介使用规则，尤其不限制使用内容和使用方式。部分家长会采用限制干预手段对儿童的使用时间进行管控和监督，但大多数家长由于事务和工作繁忙，无法参与孩子的媒介使用过程，亲子互动的缺乏导致干预减少，即使偶尔制止孩子长时间的媒介使用，也常常是有心无力。正如K家庭中的母亲表示：“我们家长说他也不听，说多了还要和我们吵架。只要他按时写完作业，别给我惹出什么事就行了，随他去玩手机吧。”

此外，除是否制定儿童数字媒介使用规则外，城乡家庭媒介生态的不同还体现在家长自身媒介使用情况上，城市家长的数字媒介日均使用时长低于乡村家长。相关研究表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数字媒介使用行为为儿童提供了模仿对象，并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儿童媒介的使用习惯，而他们往往难以体察自身对儿童的影响。使用时长的不同会影响儿童对数字媒介的认知与实践，家长的媒介使用在无形中缩短或延长了儿童接触数字媒介的时间。

“积极管控”和“基本放养”成为城乡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实践全然不同的管理与干预方式。相比工作时间固定、空闲时间较多且媒介素养较高的城市家长，乡村家长常常忙于生计，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无法根据自身情况协调和管理孩子的数字媒介使用。家庭照顾者与教育者的缺位让数字媒介成为乡村儿童的“屏幕保姆”，家长放任自如的态度与教育模式使乡村儿童在数字媒介使用的时长与内容上与城市儿童差距甚大，表现出更高的“屏幕自由”。

五、结论与讨论

在数字时代，网络信息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信息技术的接入和使用将直接影响到个体是得到平等的机遇，还是被排斥在社会权利与发展红利之外。家庭对儿童有着天然的影响力，家庭作为儿童数字媒介实践的主要场域，不仅为儿童提供了相应的接入设备，还以自身的媒介环境与教养行为深刻塑造着儿童媒介接触与使用的方方面面，这样一种丰富、复杂的家庭媒介生态对儿童影响深远。家庭不仅能在社会经济地位与主流教育层面对儿童施加作用，其独特的媒介生态也构成儿童家庭资本继承的关键部分，并持续生产着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区隔。

（一）家庭媒介生态生产并传递不同的媒介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在讨论文化消费、教育与社会等级再生产时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父辈会将自身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价值形式与生活经历通过符号与意义内化给下一代，从而传递着社会成员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代际文化资本传递的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学术资历层面，也通过日常生活的各种实践制造独特的文化资本。家庭媒介生态作为家长为儿童形塑的媒介使用环境和媒介教养环境，不断生产着媒介文化资本，这一文化资本涉及使用何种媒介、如何使用媒介，以及如何利用媒介创造价值。随着数字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家长能否为儿童提供数字媒介接入、指导并管理数字媒介实践将直接决定儿童媒介文化资本的继承情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儿童掌握数字技术不仅能改善早期教育缺陷，还能影响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弱势背景儿童不能掌握数字技术或难以熟练使用数字技能将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城乡家庭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因此围绕数字媒介形成了不同的家庭媒介环境。在媒介接入层面，城市家庭会为儿童配备专门且全面的数字媒介，乡村家庭虽然普遍拥有数字设备，但种类较为单一，家庭媒介环境远不如城市家庭丰富。在媒介使用层面，城市家长对儿童使用数字媒介持有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并认为数字媒介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家长会有序规划儿童数字媒介实践行为，有目的地为儿童选择、安排与购买学习资源，从而补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提升儿童数字化生存的能力；而乡村家长由于普遍学历低下且可获得的社会支持不足，对数字媒介的态度更为消极，认为智能手机等媒介的娱乐功能远大于教育功能，对利用数字媒介获取教育资源、补充主流教育持否定态度。在媒介管理层面，城市家长秉持“不制止、多干预”的原则，不仅关注儿童的屏幕时间，更留意他们的媒介活动，对儿童数字媒介实践既采用“限制型”管理方式，又强调“参与式陪伴”和“协商式合作”的积极干预手段；而乡村家长较少为儿童制定数字媒介使用规则，也很少参与到他们的媒介使用过程中，“基本放养”模式虽然让乡村儿童有了更多的“屏幕自由”，却降低了数字媒介使用的效率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由家庭媒介环境、家长对儿童媒介使用态度、对数字媒介功能认知、对儿童媒介实践参与和干预程度等构成的家庭媒介生态不断制造并向儿童传递着媒介文化资本，城乡家庭媒介文化资本传递方式的不同也使城乡儿童的数字媒介实践表现出不同的家庭中介效应。

（二）家庭媒介生态的差异再生产教育与社会区隔

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儿童收看《芝麻街》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种社会规律：虽然媒介可以对儿童教育起辅助作用，提升儿童群体整体的知识水平，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家庭的儿童从中受益程度不一，导致原有的教育差异与认知差异进一步扩大。而在当今的中国，数字媒介的出现与普及亦证实了这一观点。

在数字媒介互动性、参与性和沉浸性等特质不断凸显的当下，众多城市家庭已将数字媒介纳入儿童成长与发展的轨迹。由于能够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数字媒介被视为主流教育的辅助工具嵌入儿童的教育环节，自主、有规划、有目的地使用数字媒介提供的免费或付费资源，这成为城市儿童数字化成长的一个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乡村家庭的数字媒介更多作为消遣之物满足儿童的娱乐和休闲需求，乡村儿童既缺乏自主使用数字媒介获取教育资源的意识，又缺少扩大数字媒介使用价值的优势家庭媒介生态，这使得城乡儿童的数字媒介实践分层而置，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与落差。乡村儿童原本就面临着先天家庭教育弱势和传统教育资源稀缺等劣势，虽然数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城乡儿童接受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差异，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绝对差值却不断拉大。在以家庭媒介生态为中介的教育与社会场域中，乡村儿童并未得到支持阶级跃升和阶级流动的数字化红利，反而间接导致了社会阶级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由此可见，家庭媒介生态不仅与儿童的数字媒介实践互为因果，两者更相辅相成，加剧了城乡儿童的教育不平等与社会区隔，从而形成一条层层递进的因果关系链。

既然不平衡的家庭媒介生态与儿童媒介实践会带来新的分化与区隔，若要数字信息技术真正普及所有儿童，尤其是弥补弱势儿童的先天劣势，就必须从改善家庭媒介生态入手。首先，在家庭媒介环境层面，虽然现有的“接入沟”在不断缩小，但城乡儿童在数字媒介使用的设备类型上还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持续提供技术支持与接入层面的平等。其次，在家长教养层面，由于家庭媒介实践与媒介文化的生产和传承息息相关，因此要重塑乡村家长对数字媒介的态度、认知与实践能力，提高家长对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干预与管理能力，让乡村儿童的数字媒介实践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与家庭帮助，引导他们以求知、获知的目的去使用数字媒介，改变当前被动、狭隘、娱乐式的媒介使用习惯，避免资源获取不平等和社会区隔再生产。

责任编辑：李友权

《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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