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推送】共谋与失序：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
摘要
抑郁是一种弥漫性的不快乐心境，会对儿童和青少年在多个领域的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多地青少年心理健康调研发现，当前对青少年抑郁的认知、诊断和治疗均存在社会建构的“泛疾病化”倾向，即错误地将一般性的青少年抑郁情绪作疾病处理，并伴随过度医疗等问题。这不仅有损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利于学校的正常教学，也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精神负担。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是多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机构对安全的过度焦虑、青少年以抑郁之名做出的反抗与求助及专业医疗机构基于避责与谋利的干预策略。建立健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支持体系，对青少年心理问题采取整全的社会性介入，改善泛疾病化问题，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青少年；抑郁；泛疾病化；社会建构
一、研究背景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保持身心健康是实现青少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国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高度重视，不仅将其纳入“健康中国”战略之中，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做好心理健康测评工作”。青少年抑郁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心理问题之一。2018年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中指出，在未成年人中，发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问题的人数超过3000万。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流行率的合并值为15.4%，流行率范围为4.8%~22.8%，且青少年时期的抑郁自杀风险较高，危害较大（李玖玲等，2016）。抑郁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低落的情绪状态，也可发展为一种严重的情感障碍（Ejw&Gamb，2022）。国内外已有研究多见于现代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主要总结了青少年抑郁的成因和干预对策。
其一，现代精神病学的相关研究。学者主要研究神经传导物质的改变及遗传基因如何诱发抑郁症，较为公认的病因模型为“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Model）。在神经传导物质方面，当脑激胺、多巴胺及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不足时或在荷尔蒙失调的状态下，会造成情绪低落。当压力事件不断袭来，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久而久之，量变引起质变，人们就会进入抑郁状态（Schildkraut，1973）。此外，遗传基因也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钞淼等，2018）。既有大量有关家系、双生子和收养的研究表明，抑郁的发生具有重要的遗传基础（Lau&Eley，2006）。父母离婚、生病或亲人去世等压力事件会让具有遗传因子的易感人群发病（Rosen&Amador，1996）。抑郁症患者通常需要采取药物治疗。但有研究显示，大多数抗抑郁药物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疗效不佳，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多于安慰剂，包括胃肠道症状、头痛、失眠等，且可能增加自杀风险（Thaparetal.，2012）。
其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该领域的研究者侧重于将抑郁视为一种低落的消极情绪或抑郁倾向，即普通大众均具有这种低落的情绪，个体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抑郁情绪的量上。弗洛伊德（2009）认为，抑郁源于儿童心理发展阶段中“口唇期”一些未被解决的冲突及患者在童年时期所形成并积累的敌意情绪：抑郁症患者由于自身需求未在童年时期的亲子关系中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对原生家庭的愤怒，进而导致抑郁。Beck（1967）认为，抑郁者倾向于自我否定。认知是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之所以会变得抑郁，是因为他们倾向于用消极、悲观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体验和经历。也有研究者认为，抑郁是由于生活中缺乏积极强化物所致，而抑郁的存在又会进一步减少抑郁者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积极强化物的机会，由此导致恶性循环（肖晶等，2013）。一些研究认为，观看短视频显著增加了青少年的抑郁风险（姚敏等，2022）。另外，颜值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宋霞刚、闫玉荣，2022）。该领域主张对抑郁采取心理治疗。多个临床实践指南均推荐，心理治疗应作为青少年轻中度抑郁症的首选治疗方式（郭锦蒙、邢成举，2020）。
其三，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社会结构视角。涂尔干（2020）认为，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的失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心态危机，并将这种社会病症传达到个人身上。一些研究认为，社会支持对抑郁症有影响（王思萌，2014）。青春期的个体常常面临学业、家庭关系、就业、人际关系等问题，承受较多的压力和挫折，容易导致抑郁情绪（吴念阳、张东昀，2004）。同伴的评价和社会比较影响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形成，进而增加青少年罹患抑郁等情绪障碍的风险（田录梅等，2012）。凯博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医学人类学的方式，探讨了中国的神经衰弱。他提出，中国的神经衰弱就是西方的抑郁症，而且抑郁症一方面存在社会性根源，另一方面还受不同特定文化背景的建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对抑郁症的多样化理解（陈剑梅，2011）。二是社会建构视角。该视角认为，个体在与所处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对自身境况进行了有效的解读与反馈，进而逐渐生成与所处情境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感觉和行为规范（Peter&Thomas，1966）。社会建构主义一般从权力视角分析抑郁症概念被建构的历史进程，倾向于将抑郁症视作一种话语建构而非社会事实，并聚焦于医疗供给层面中的权力运作，以此批判结构性权力如何通过对抑郁症进行过度“医疗化”，从而转移抑郁症形成的社会矛盾，使患者处于结构性劣势之中。萧易忻（2014）将“医疗化”定义为民众无论是出于被医师或医疗体制所迫还是出于自我甘愿，最终接受自己原先不是病人却成为病人或接受自己可能成为“潜在”病人的认知，甚至愿意接受医疗监控或进行医治行为。Conrad和Schneider（1985）认为，医疗化具体表现为：将社会性越轨行为的根源定义为个体自身，推定导致行为越轨的原因为病理的、体质的、器官的、心因性的，从而将越轨行为视为具有潜在的病理基础，强调通过医疗手段进行治疗。Szasz（1961）最早就西方医学对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医疗化处理提出批评。他认为，“心理疾病”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大多可以归结为生活中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建构的，其客观存在性远小于一般身体疾病。
已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给予本文很多重要的启示。本文基于社会建构视角，拟深入探讨当前青少年抑郁形成的社会机制及其效应。笔者认为，现阶段对青少年抑郁的认知和诊断可能存在“泛疾病化”问题，即在抑郁的介入过程中简单地视其为疾病，所采用的诊断、治疗措施可能超越抑郁患者本身的需要，存在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介入行为。这种泛疾病化倾向忽视了青少年抑郁产生的社会结构性成因，不利于青少年心理状态的改善与康复，并对青少年的学习、家庭生活等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采用“过程—机制”分析方法，探讨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表现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经验资料源自笔者所在团队于2021年9月在华中地区开展的青少年问题调查，涉及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各三个县；数据资料主要源自笔者参与的湖北S县的调查，涉及高中、中职和初中各一所，共计9000余名学生。
二、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
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指错误地将青少年抑郁问题作为疾病处理，并出现泛化、过度医疗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抑郁认定的“病理化”，将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波动判定为心理疾病；抑郁诊断的“简单化”，简易地采用心理量表测定青少年心理状况，将青少年抑郁情绪认定为较为严重的抑郁症；抑郁介入的“纯医学化”，专业医疗机构对大多数被判定为抑郁症的青少年采取药物治疗，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一）心理波动认定的“病理化”
青少年由于一系列发展性和社会性原因导致的情绪波动实属正常的心理反应。但在目前的心理健康监测体系下，较易被认定为疾病并进一步被作为疾病治疗。
一方面，青少年常见的心理波动易被“病理化”认定，即青春期较为正常的情绪波动被误认为是抑郁症。湖北省S县的一位初中校长认为，初中阶段很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并不是抑郁症，而是青春期这一成长发育阶段的心理特点。从调查来看，青少年抑郁问题可以概括为成长阶段中由现实生活适应不良而产生的自我怀疑、否定、攻击和放弃。从成因来看，青少年抑郁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青春期的情绪波动，即情绪状态相当不稳定，并伴有较为反常的心理行为表现，如过分紧张、孤僻冷漠、喜怒无常、自卑、胆怯等；二是学业压力过大引发的心理波动，一些青少年因学业竞争压力过大而出现明显的抑郁情绪；三是原生家庭造成的心理波动，即家庭处境不利的青少年通常会表现出内向、自闭、自我边缘化，成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关注的主要对象；四是生活环境突变导致的心理波动，出现抑郁、忧愁等不良心理反应。一些留守青少年因缺乏父母关注，情绪问题会更加突出。他们的父母平时忙于生计，常常疏于亲子沟通，管教方式简单粗暴甚至会采取打骂等体罚方式。另外，部分青少年遇到问题更倾向于通过网络等寻求帮助或者慰藉，由此可能会遭受不良影响，进而陷入极端情绪之中，而这种极端情绪容易被误判为抑郁症。
另一方面，青少年抑郁的病理化认定存在某些“优势”，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定倾向。病理化的核心是把心理症状作为疾病处理，即能够快速将青少年心理问题进行归类，便于“对症下药”。这样的病理化认定也让学校和家长有了确定性，认为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时，当青少年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结为疾病时，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心理解脱——“我病了，所以才会这样”。换言之，病理化认定满足了多方主体的认知和干预需要。
//（二）抑郁症诊断的“简单化”
常规的抑郁症问题诊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医生问诊、量表筛查、常规检查、辅助检查、专科专项检查和确诊开药等（苏斌原等，2015）。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现在的专业机构问诊往往较为简单，医生一般根据简单的问询和量表筛查便出具了病情诊断报告。
第一，量表筛查成为抑郁症诊断的主要手段。目前，各地均有对青少年抑郁症的监测手段，普遍采用的是抑郁症量表筛查，由于一系列原因，导致假阳性率非常高。
案例1：湖北S县一所中职学校，学生近3500人，2020年9月开学，学校采用心理健康临床自评量表（SCL-90）对全校学生进行心理状况筛查，共回收3394份问卷，检查出近200名有抑郁症状的学生，其中呈现重度抑郁症状的学生近30人。
案例2：湖北S县的一所高中采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筛查。该校学生3600余人，筛查出200多个学生有抑郁症状。
第二，专业医疗机构的简单化诊断。基于学校的筛查，学生家长被建议采取进一步干预，将可能有问题的学生转至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令人诧异的是，专业机构对前来就诊的学生均做出“中度焦虑抑郁症”或“焦躁、不与人交流、自残倾向”等诊断。
心理量表筛查结果的准确性值得怀疑。案例1中，班主任后期进行了摸排，重点对象包括曾经有过心理诊治史、有严重或较重自杀倾向、问卷原始分高于170分等三类学生，通过比对、排除和补充，最终筛查出76名“心理特殊”学生。这意味着，有近130名学生虽然符合量表的测试结果，但不符合实际的调查结果。湖南H县一位初中校长认为，量表的题目本身会对学生产生心理暗示，学生可能被误导做出“病理性”选择而被诊断出心理疾病。湖北S县一位高中政教处主任坦言：“我不相信量表，我只相信亲眼所见。我觉得能正常交流的都不是抑郁症，真正的抑郁症是说不出来的。”
相关研究也显示，抑郁量表（CES-D）和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II-C）在筛查青少年抑郁障碍时均存在较高的假阳性率，这些工具只能用于症状筛查，不能用于抑郁症诊断（杨文辉、熊戈，2016）。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学校错误地将症状筛查量表作为抑郁症诊断工具，以量表结果作为判定学生心理问题的依据，进而学生被转送医疗机构问诊，导致抑郁从认定、诊断到介入的泛疾病化。
//（三）介入方式的“纯医学化”
青少年抑郁问题并不一定都是或只是“疾病”，但是专业医疗机构往往将青少年抑郁简单归为“抑郁症”，继而通过药物治疗以试图解决问题。以纯医学化的方式进行介入，不排除产生过度用药的不良后果。
部分青少年的抑郁问题是心因性的，即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发生的心理危机，并非病理性、器质性病变（肖龙江，2000）。青少年群体出现的焦虑是一种内在的、持续的不安状态，它是个体预测到会产生某种不良后果或出现某种模糊的威胁时伴随的情绪状态，具体表现为紧张不安、忧虑、烦恼、害怕和恐惧（罗伏生等，2009）。例如，考试焦虑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包括出现注意力分散、思维迟钝、记忆困难等，但大部分学生的考试焦虑是间歇性的，多发生在考试前。
相关研究表明，人类的心理健康与不健康是相对而言的，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谱系变化，心理最健康的一端是自我实现的人，心理最不健康的一端是患有各类严重精神疾病的个体。在这两端之间，存在比较宽泛的范围，所需要的介入方式也不同。根据已有研究，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及其介入进行总结，见表1。
可以说，青少年从一般性的心理危机和心理冲突演变为较严重的心理疾病，进而需要临床心理学干预和医学治疗，其间存在较长的发展过程。当前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确实呈增长趋势，但实际数据比测量数据要低（杨文辉、熊戈，2016）。一部分被诊断为“抑郁症”的青少年，实则只是出现了阶段性的心理波动，并非真正患有疾病，也不需要通过药物来治疗。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青少年一般性的心理问题尚未予以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就简单地将青少年推向医疗机构，将会导致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及介入方式的“纯医学化”。
三、共谋：“泛疾病化”的社会建构
青少年抑郁问题的“泛疾病化”倾向，是多个主体合谋的结果：教育主管部门对青少年心理安全工作极其重视，设置了一套工作目标与任务，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严格的检查工作，学校为了应对上级的检查和满足家长的需求，会更加谨慎地对待“问题学生”；部分学生会利用“抑郁”反抗学校的管控和求得家长的关心；专业机构采取规避风险和药物治疗的策略，强化了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
//（一）过度：教育机构对心理安全的过度焦虑
对于学校而言，安全已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教育行政部门对安全的过度重视使基层学校常感如履薄冰，进而产生一系列问题。
第一，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泛化。学生抑郁问题转化为疾病，进而发展到学生自杀，这是小概率事件。但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下，安全管理已逐渐成为学校的首要工作。教育行政部门将学生心理安全作为考核学校的首要指标，教育主管部门一般会对学校学生的心理安全工作下达明确的目标、任务、程序要求，也会对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并进行评比排名，监督问责逐渐刚性化。不符合上级工作要求的学校，需要进行整改；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的则一票否决。一旦学生心理安全出现问题，涉事的各方都会受到严惩。
第二，学校的责任连带。在此严格要求下，学校对问题学生投入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更加关心问题学生。部分家庭和学生会利用心理问题作为博弈的手段。一个区域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学生安全事故并不多，但是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家长常常将责任归于学校方，并要求获得高额的赔偿。比如，学生不听话受到教师必要的惩戒，触发了学生的心理危机，家长会以教师过度惩罚等理由找学校负责，甚至到教育局或者信访局上访。由于地方维稳压力等原因，最终的结果常常是学校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对教师惩戒权的限制，是为了避免产生过度惩戒的极端情况。然而，除了已经明确规定的不能触碰的底线之外，教育惩戒在实践中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情境性，直接取决于学生的主观认识和家长的教育观念。事实上，关注心理安全本身并不是问题，学校作为社会责任主体，有义务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其中的关键在于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刚性过强，为了确保不出事，地方政府把安全置于过度重要的位置，将小概率事件放大、扩大并且迫使学校承担责任，以致学校也只能采取相应的刚性措施。
//（二）弱者的武器：青少年的“反抗”策略
在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家长的过分关心下，部分学生以抑郁症为手段获得反抗管教的权力和求得家长的关心，一些学生在媒体的误导下，对抑郁症充满“浪漫化”认知。
第一，反抗教师的管教。部分学生会利用学校对心理问题的重视，在心理量表筛查中有意勾选反映病症的选项，引起教师的关注，借此利用测量结果来威胁教师。一方面，当青少年在校园中出现品德、成绩等问题时，学校教师对其进行批评与教育，青少年会以影响心理健康为由联系家长，进而要求学校教师承担责任，导致学校教师不敢管理学生；另一方面，学校教师怕出事，对一些重点学生避免批评，甚至最后会妥协而满足他们的“出格”要求，导致不好的示范效果，导致其他学生进行效仿。抑郁症成为部分学生对抗教师惩戒权的有效手段，教师担心学生出现安全问题，只能放任学生的不良行为。
第二，反抗家长。一是部分青少年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父母长期打工、陪伴缺席，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缺乏健康的家庭生活环境。因此，他们会产生孤独感和边缘感。由于家庭的“不完整”“不健全”而自卑，不愿意对外交流，他们会通过“生病”这一极端方式引起他人关注、寻求父母关爱。
案例3：湖北S县一位初中女孩，有自残行为。该女孩的父母离婚，她和弟弟由父亲抚养，父亲在广东打工，目前他们住在姑姑家中。女孩很想去找母亲，但是母亲已经再婚并且又怀孕了，她怕打扰母亲，不敢去，但不去又觉得很孤单，内心非常纠结，便经常用刀片划手臂。后经医院确诊为中度抑郁症。究其根本，自残与抑郁是女孩对抗家庭处境不利的的消极策略。
二是有的青少年利用“抑郁”达成某些目的，比如希望父母不要离婚、希望能玩手机等。河南G县一位初三男生威胁父母说，不买游戏装备就“自残”。父母无奈，只好花了188元给他买游戏装备。另一个七年级男生，只要家长不让他玩手机就会哭闹，表现出焦虑症状，使全家不得安宁。
第三，对抑郁症的“浪漫化”认知。部分青少年认为抑郁症是迷人又炫酷的体验。流行文化将各类心理疾病与先锋艺术、文艺创作紧密结合，成为另类审美的一部分。媒体对于社会名流、艺术家患精神疾病的报道，也使青少年群体产生误解，认为精神疾病能使人更出类拔萃。一位高中教师说，现在很多青少年不再觉得抑郁症有什么问题；相反，他们很乐意讲，并且觉得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吃药很“光荣”“独特”，还有的甚至希望自己能生一场大病。在很多人眼中，抑郁症成为“天才”或独树一帜的标志。青少年通过给自己贴上抑郁症的标签，表达对于独特性的需要。
//（三）避责与谋利：专业医疗机构的介入策略
当问题青少年被转介到专业医疗机构时，专业机构出于“避责”和“谋利”的需求，往往对青少年抑郁问题给予过度诊断和治疗。
第一，防御性医疗行为与机构避责。医务人员为规避责任、减少风险而对患者实施超出规范化诊疗，以及规避高危患者或高危诊疗程序的医疗行为，即防御性医疗行为（Ferris，2002）。心理卫生机构有专业的团队和技术，能够为患者提供适宜的治疗介入。但青少年的抑郁问题成因复杂，往往是社会原因居多，与不和谐的家庭关系或者社会关系关联度高。湖北S县的一位专业精神科医生指出：“目前，对青少年学生心理问题的诊断很复杂，专业机构应当慎重。有的疾病诊断报告会进入学生档案、伴随终生，升学、就医、就业、结婚都会受到影响。同时，该类疾病判定的主观因素很大。不同机构的诊断结果可能不同，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的心理诊断也可能不同。”但实际情况是，如果专业机构提供的诊断报告有误，学生在学校发病了，医疗机构要承担较大的责任。为了逃避责任，医生更多地从程序理性的角度实施医疗检查行为，量表筛查的结果被认定为有效，诊断结果通常朝向相对严重的程度。如果医院开具了抑郁症病患证明并实施药物治疗，学校就不再过多介入，这也变相减轻了学校的责任。
第二，诱导需求与机构谋利。诱导需求理论（InducedDemandTheory）认为，医疗服务市场有需方被动而供方垄断的特殊性，供方医生对卫生服务的利用具有决定作用，能左右消费者的选择（Zhouetal.，2021）。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医生和患者已经异化为“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由于患者缺少专业知识，医生为了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滥用与患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诱导患者过度寻求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具有显著的信息不对称特征：医生独有的专业知识使其拥有垄断性自由处方权，在此背景下会形成医患之间合约谈判权的非对称分布，形成“权责不对等”的“委托困境”问题（唐要家、王广凤，2008）。医方对患者诱导需求，患者则会与医方合谋而过度消费医疗服务，诱导需求和过度消费都可能导致过度医疗。各种原本不需要的医疗需求被创造出来，直接导致病人医疗费用不必要的增长（林辉煌，2018）。学生的抑郁问题在专业医疗机构的疾病化鉴定下也迎合了各方的需要，学校减轻了自身的责任，家长也认为有了解决问题的手段。
四、失序：“泛疾病化”的社会风险
地方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引导学校和基层组织助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但在现实中却存在抑郁泛疾病化问题。在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的过度关心下，青少年抑郁成为颇为瞩目的心理疾病，这非但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会产生诸多的社会不良后果。
//（一）“问题学生”的边缘化
第一，“问题学生”的自我边缘化。在校园中，学生对于抑郁症、心理疾病的理解和接纳程度非常有限，大部分学生并不具备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他们对抑郁的认知基于心理量表的测量结果或医学诊断结果，这会导致学生对自己施加消极的心理暗示，认为自己有问题甚至自我放弃。例如，在学校里，如果教师发现某学生有心理问题，请他到办公室谈话，这会引起学生的强烈抵触，这些学生可能会以拒绝、沉默、爆发的形式回应老师的关心。部分问题学生一旦被触怒就非常狂躁，有强烈的被抛弃感。另外，专业机构大多会将前来就诊的学生诊断为“中度抑郁症”“焦躁、不与人交流、自残倾向”，这些诊断易给学生带来负面的心理影响，使学生认为自己问题严重而自我边缘化、自我放弃甚至中断学业。
第二，问题学生的社会排斥。青少年群体是一个熟人社群，彼此相互熟悉，信息具有高速传递性。经过量表筛查，某位同学患有抑郁症的消息会很快在同辈群体中传播开来。在校园文化中，青少年普遍认为：只有患心理疾病的人才会去心理咨询室，一旦自己去了心理咨询室，就意味着自己在心理上有严重的疾病，会遭到同学的嘲笑和非议，受到同辈群体排斥。特别是青少年原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心理问题，情绪波动很正常，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节就可能恢复，但当被心理量表筛查出来后，就可能变成各方重点关注的对象，反而引发不必要的心理危机。
//（二）学校教学秩序失序
第一，教师的教学教研时间被挤压。学生的安全问题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为了确保学生的身心安全，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管理问题学生。湖北Y县一所乡镇的公办中学教师反映，“学校整体而言很被动，只能祈祷不要出事，但老师天天提心吊胆，班主任的手机需要保证二十四小时均开机”。学校的主要职责本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但现在安全管理成为首要工作，教师大量的精力用于管理少部分问题学生，防范发生学生跳楼这类小概率事件，无法集中精力做好教学教研工作。
第二，家校关系紧张，教师惩戒权被削弱。学生的抑郁、自杀等心理问题往往被家长和社会认为与教师的惩戒教育有关，从而为了安全消解了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学生心理安全地位的提高及安全责任的强化，导致教师不敢严格管教学生，不敢对学生进行惩戒。因为一旦出现学生心理安全问题，可能家长就会来学校找麻烦，以至于现在“家长和学生被放纵，老师成为家长的出气筒”“没有人敢挑重担”。为了防范小概率消极事件的发生，同时缓解所面临的安全责任压力，当前学校承担了多重责任，需发挥多重职能。湖南H县的一位初中校长说：“现在的老师既要当老师，又要当医生，还要当心理学家，比如要时时关注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一旦发现学生出现反常的行为和情绪，就要找学生聊天，想办法委婉地进行疏导和引导。”适度惩戒是学校教育的必要手段，当前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惩戒时要遵循“两个不伤害”原则：既不能伤害学生的身体，也不能伤害学生的心理。当教师采取这些惩戒手段时，学生和家长拥有向教育局举报的权利。一旦被举报，教师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三）制造社会焦虑
青少年抑郁症的误判引发家庭的过度关注。由于认知偏差，部分家长会认为自己的子女“有病”，过分担心，影响家庭关系，制造社会焦虑。
家长精神负担过重。在高度教育竞争与升学压力下，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情绪明显，容易遭遇力所不及、违背预期、协调失灵等教育焦虑（耿羽，2021）。根据调研，在媒体的渲染下，当前家长把教育竞争压力转化为对子女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关心。家长以往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现在则更希望子女能够安全快乐地成长，千万不要出什么问题。
为了应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安全问题，部分家长从城市回流到乡村。在农村地区，近几年出现了年轻母亲回流的现象，母亲回家照顾自己的子女读书，主要是担心留守子女的身心健康问题。一是留守儿童容易存在抑郁症问题。河南Z区接受访谈的学校教师几乎都认为，“父母不在身边，祖父母照看不了，辅导不了。学生的内心比较孤单，缺少父母关爱，心理比较孤僻，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问题”。一线教师反映部分留守儿童性格较为孤僻内向、极度自卑、上课不敢发言。他们不愿与别人讲话，甚至出现厌学、情绪暴躁等问题。二是手机管理容易出问题。留守青少年沉迷手机引发的抑郁问题主要由过多接触网络游戏、小视频等所导致，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心理认知会随之发生扭曲。在学生抑郁问题过度渲染的刺激下，家庭和社会的焦虑随之加重。
五、结语与建议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青少年抑郁问题的发生与“不和谐”“压抑”“不安全”“痛苦”的家庭关系或者社会关系有关。面对青少年群体出现的精神压力过大、抑郁症频发等问题，需要正视该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而非将学生简单地推向医疗机构，这容易导致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进而更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学校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容易引发社会焦虑。
对青少年抑郁问题的认定和诊断，从学校的心理健康筛查到专业医疗机构的介入，其间有很大的空间，相关主体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做好适切的干预。教育机构和家庭应当注重建立健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支持体系，采取整全的社会性介入，特别是应在学校建立包容性的疗愈体系，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引导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第一，建立健全识别预警机制，重视青少年抑郁问题的排查。一是将抑郁问题认定的部分权力交给学校，由学校结合心理量表筛查、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的学校表现，确定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二是强化班主任工作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班主任的日常观察和细致排摸，精准定位需要关心和疏导的学生，提高班级管理水平。
第二，重视青少年心理素质建设，深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一是提高学校心理咨询辅导工作水平，包括配备专业心理教师、必要的心理测量工具和干预设备，开展各类心理素质建设相关的活动和辅导课程，促进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和心理素质的发展。二是大力培育青少年的积极心理品质，充分发挥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及校园文化的重要作用，持续开展丰富的学校文体活动和阳光体育活动。三是推动班集体建设，比如设置班级心理委员，通过心理委员对心理波动较大的学生进行疏解。心理教师、班主任和心理委员等多主体共同开展工作，能够更好地理解青少年及协助青少年应对抑郁问题，最终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增强抗压能力，形成坚韧不拔、阳光阳刚的品质和心理弹性。
第三，强化家校社协同介入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形成有效联动。抑郁问题的应对，还需要家庭积极行动起来。班主任和学校要承担起学生和家长沟通的桥梁作用，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促进亲子沟通，改善家庭环境。社区应拓展家庭服务功能，开设家长学校，举办家庭参与活动，关心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营建家庭友好的睦邻氛围，构建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区生态系统。
第四，发挥专业医疗机构的优势，规范青少年心理服务行为。教育部门应加强与精神卫生等医疗机构的合作，充分发挥专业医疗机构的优势；卫健部门应规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诊疗服务行为，分级分类处理青少年抑郁问题，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专业且有效的支持。
责任编辑：徐浙宁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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