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旧制度风格的政治？｜大卫·贝尔
旧制度下的政治与我们今天以这个词所理解的事物着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几乎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它。男人和女人们一如既往地争夺权力、地位、社会阶层以及司法权，并无休止地谈论这些事，但他们通常假装仅仅希望恢复或维持一种为时已久的事物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上帝授权的君主管理下的一个复杂而精致的等级秩序。他们的争夺和讨论也是在他们的如下认知中进行的：无论何时，他们都可能会发现，以前述那位君主的名义，自己同时被剥夺了权力、地位、社会阶层、司法权，以及实际上全部的自由。法国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许多可以称得上是半自由的讨论确实发生了，尤其是在那些享有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制度保护的人们之中。但是巴士底狱并不是一个传说，它所代表的威胁使得法国成为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最激进和最破坏稳定的争论倾向于躲藏在厚厚的奉承话和欺骗性的正统说法之下。
在这里，不需要重述18世纪政治冲突的细节。高等法院，将自身呈现为传统自由的保存者和保卫者，参与到几乎是持续不断的争论中，这些争论的主题覆盖了从宗教到税收，到司法改革，再到国家自身结构的范围。争论的故事主要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而又精巧编排过的“芭蕾舞”，包括“恭敬的规劝”，以及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回答一个过程在最终被分解为挑战者和权威双方的仔细算计过的行为之前，会持续几个月或几年：一方的司法性攻击，另一方的司法性攻击，强制的法律“注册”，对顽固法官的流放，以及重建法院系统的短暂尝试。在官方声明旁边，每个阵营及其支持者都会持续生产非法而无节制的小册子和期刊。同时，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其他相对不那么明确的反抗潮流也兴起了，这些潮流与启蒙哲人广泛联系在一起。这些批评家们在期刊、小册子和认可他们的律师发送来的案情摘要中找到了自己的主要表达方式，他们倾向于首先在被认为是司法不公的问题上行动，例如卡拉斯事件（1762年，即一位新教徒因捏造的指控而被处死的案件，伏尔泰将之转变为一场著名讼案）。在整个18世纪期间，参与并报道了所有这些问题的书、小册子和报纸的数量令人目眩地扩大，人们可以聚集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也在不断增一从咖啡屋到文学团体，再到收费图书馆。
尽管当时的人们倾倒了如此多的墨水，我们要忽视这些辩论的重要性仍然是很容易的。就法院问题的情况而言，几乎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漫长的商议，以及对体面妥协的急切寻觅（这一点可见于人们对官方声明的措辞甚至是对其标点符号的争论）。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双方都最终认为最好回到某些近似于原状的事物上，因此，在1789年，法院仍然拥有和占据着与他们在1715年时一样的制度和法律地位。至于哲人，直到法国国家在18世纪80年代崩塌，他们关于政治问题而非司法改革和宗教宽容的写作影响仍然非常有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几乎被公认为启蒙时期最为“革命性”的著作，但在1762年出版之后的几年里相对而言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但是表面上的延续性最终是欺骗性的。在三个决定性的时刻，政治辩论的性质改变了，并且得到了强化，它们为法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的未来带来了重要后果。第一个时刻是奥尔良摄政时期（1715—1722年）。然后，在1748—1756年间，一场高等法院危机（始于关于税收问题和冉森主义的争论）很快涉及高等法院阻碍王室法律的权力问题，并最终在巴黎最高法院被判处一年流放时达到顶点。就在紧张气氛逐步升级的同时，高等法院和它们的支持者不仅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声明，而且自觉地选择把他们的论证放在“公众意见的审判席”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生产了多到史无前例的小册子、报纸、案情摘要和大幅单面印刷品，他们希望借此直接接触读者，同时也通过咖啡屋、阅读社团以及其他印刷物流通的渠道接触读者。关键的是，作为对这一冒犯的回应，国王决定以同样的做法与之对抗。王室官员总是为他们自己的小册子文学出资，但在18世纪50年代，通过让雅各布-尼古拉斯·莫罗担任他们国内和国外事务上的主要宣传者，他们实质上将先前不稳定的运作系统化了。莫罗，一位志向远大的巴黎律师，掌握讨好有权者的技能，坚持每一个法院声明必须要有一份皇家回应。“如果坏市民讲话太大声，那是因为好市民讲得不够多。”他在一份自己创建的报纸中如此写道，正是为了回应政府的批评者。以这种方式改变策略，国王走过了将政治辩论合法化的漫长道路。国王同时也试图在一场非常努力的王室爱国主义运动中将“祖国”概念调整得更有利于自己。
第三个时刻：1771年，在一场与高等法院的尤其复杂而漫长的战斗结束时，路易十五及其大法官莫普突然中断了长期的规劝“舞蹈”，而以残酷的力量展示作为回应。他们逮捕并流放了法官们，剥除他们的官职，把他们替换为王室自己任命的顺从的人。做出这样连独裁主义者路易十四都没有做出的事情后，他们激起了17世纪中期投石党人叛乱以来法国最大的制度危机，并且促进了一场基础广泛的反对运动的形成，这场运动包括了哲人的信徒和法院的支持者。这场运动的参与者自称为（这是相当著名的）“爱国者党”。在这场危机期间，印刷品的数量再次急速上涨，而且其争论性的内容明显变得更尖锐了。
在这些时刻中的每一个，“祖国”和“民族”的使用都明显地变化了。在1750年之前，一些作者确实将它们把握为中心概念，但是它们在总体性政治辩论中仍然处于受限的地位。反对理论上的绝对君主制的人大部分仍然将自己限制在法国式的反对和反叛的古老策略上：要求国王承担对上帝的义务，或是尊敬其祖先设定的法律的需要，或者对确定的王国“基本法”的服从。在1751—1771年间，这些概念在辩论中获得了更重要的位置，与之为伴的还有这些概念：“公众”和“公众意见”（“社会”“文明”与“人民”仍然比较外围，尽管“人民”只在1789年之前是如此）。但甚至国王的反对者也没有引用它们来提倡法国政府形式的激烈改变。只有在1771年之后，当大量法国人开始严肃地考虑这样一种变化的可能性时，政治辩论才产生出那些意识形态要素——法国革命者能从这些要素中创造出新的，并且具有惊人力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信条。只有在那时，民族的构建，以及对不同于国王的“祖国”的保卫，才同时成了最紧迫也是最神圣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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