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
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
马百亮 译 张文宏 王新宇 校
格致出版社
2021年1月
【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了19—20世纪的流感流行史，讲述了医疗部门如何为描述流感的临床特征而努力；铁路和日益发达的交通如何加速了病毒的传播；电报的发明以及新的大众媒体传播如何放大恐惧，引发公众的轰动反应；专利医药行业是如何利用消费者的恐惧的；以及人类对疾病的恐惧是如何渗透到维多利亚文化中去的。流感几乎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和文化焦虑的晴雨表，对经济衰退、技术发展、城市化和社会退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阅读本书，可以更好地应对正在发生以及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挑战。
传染病不仅规训了生活方式，也重构了社会文化。
恐惧迫使我们谨小慎微，也驱使我们大胆探索。
面对未知，人类要如何应对？如何警惕“科普”变传谣？又如何避免从“傲慢”的陷阱中爬出，却掉入“恐慌”的深渊？
【新书文摘】
作者｜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
英国伦敦大学城市学院高级讲师
流感这个词不会让人闻之色变。人们对流感太熟悉了，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可能都曾经得过流感，并且大部分人都能安然度过并将其作为谈资，但正是因为流感如此稀松平常，我们反而很少讲述这样的经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1925年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讲述将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当时她正在从一场类似流感并且反复发作的疾病中康复。她是这样说的：公众也许会说一部关于流感的小说缺乏情节，他们会抱怨说里面没有爱情……英语里有词语可以表达哈姆雷特的思绪和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词语来描述流感带来的寒颤和头疼。毫无疑问，苏珊·桑塔格也会同意她的说法。她认为我们将隐喻性的疾病看作那些往往会给身体留下疤痕或缺少有效疗法的疾病。她写道：“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对象（腐败、衰减、反常、虚弱）被等同于疾病，”“其次，以疾病的名义（即利用疾病作为隐喻），恐怖被强加于其他事物之上。”但流感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隐喻。它通常不会在脸上或身体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也不会像天花和霍乱那样，使受害者形容枯槁，面无人色。桑塔格指出，结果是流感“从来不会引起最深层的恐惧”。她可能还会说，虽然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疾病，但似乎并没有激发伟大的诗歌或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没有在公众的记忆中留下多少印记，因此历史学家称其为“被遗忘的流行病”。本书认为，流感之所以会让历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困惑不解，是因为它总是千变万化，不断改头换面。最常见的流感症状是干咳，伴有发冷、严重头痛、乏力、鼻炎（急性鼻炎）和肌肉酸痛，尤其是在背部和腿部。虽然季节性流感的症状往往很常见，但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毒株可能很可怕，会引发致命的肺炎和一种被称为紫绀的疾病，如果发生了后者，患者的脸会变成可怕的紫黑色，因为他们的肺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液体。大流行性流感也会导致腹泻、恶心和呕吐，因为发冷经常会与发烧和出汗交替出现，在热带地区这些症状有时会跟登革热和疟疾混为一谈。此外，即使是轻度流感，也有可能会引起令人不安的神经症状，根据程度不同包括疲劳、抑郁和精神病。这么多不同的症状给作为隐喻的流感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正如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咽喉病专家莫雷尔·麦肯齐（Morell Mackenzie）爵士于1891年所言：“流感就像希腊神话中变幻莫测的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它会呈现出很多不同的形态，似乎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疾病的缩影。”此外，尽管流感通常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但它千变万化的症状使它本身很适宜隐喻的生成。就像罗马神话里司掌大门和开端的两面神雅努斯（Janus）一样，流感也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与高死亡率和极大的痛苦有关，因此西班牙流感被经常和黑死病相提并论。而在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的时期，流感通常呈现出第二张面孔，更多被视作是一种不便，而非致命的威胁，因此被认为和普通的感冒一样“微不足道”，不予理睬。我这里要指出的是，流感这些截然不同的特征使生命政治话语（biopolitical discourses）变得复杂化，影响了医学界管控人们对流感大流行健康风险预期的努力，将流感的诊断与潜在的道德判断联系到了一起。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人们对1918—1919年大流行病的兴趣稳步增加。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对被一位作家称为“历史上最严重的疾病大屠杀”的迷恋近年来愈演愈烈，仅过去十年就出版了11本书。然而，尽管历史学家仔细研究了1918—1919年的大流行，这种学术研究通常没有延伸到1889—1893年的“俄国流感”大流行或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流感的明显复发。前者之所以得名，是因为第一次被报道的流感暴发发生在1889年秋天的圣彼得堡。在很大程度上，医学史家也没有对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流感流行表现出多大兴趣。本书试图通过结合传染病的医学史、近些年兴起的情感史和物质文化的社会学来纠正这种平衡。根据官方的医疗调查和报告，同时代报纸的报道，著名医生和名人患者的文章，我认为流感的“现代”概念是对这种疾病新的科学理解的产物，这种理解最早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这些医学话语越来越关注流感的呼吸和神经系统并发症。我认为，新电报技术和维多利亚时代大众报纸之间的竞争放大了这些话语，使得俄国流感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话题，并成为更广泛的世纪末社会和文化焦虑的晴雨表。这些焦虑部分是上述电报技术发展的结果，部分是医学统计、细菌学和情绪病理学理论发展的结果。通过对旨在管控传染病“恐惧”的生命政治话语的研究，可以很好地理解它们。通过追溯流感大流行间隔期间的这些话语，我发现，在英国处于和平时期时，对流感的恐惧是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biopower）的工具。然而，到了1918年，英国处于战争状态，却导致恐惧被政治化，负面情绪受到严格管控。西班牙流感既利用了这些话语，也破坏了这些话语，破坏了宣传努力和医学界规范平民应对疫情方式的努力。流感具有多个层面，它吸收了社会、文化和史学的内容。这并不是要否认流感的生物学实质，只是要从思想上更加重视知识形式和社会过程，因为用乔丹诺娃（Jordanova）的话来说，流感是通过这些内容“创造”出来的。1890年，距离上次流感大流行已经有42年之久。在大多数英国医生看来，流感不过是重感冒或卡他（catarrh）的同义词。每年秋季和冬季，这种卡他都会来到不列颠群岛，有时会成为流行病，但除非伴有支气管炎或肺炎，否则很少会危及生命。俄国流感改变了这一切，三波大流行横扫欧洲和北美洲，毋庸置疑地显示了它的致病力和杀伤力。仅在英国，就有约400万人在1889—1890年的大流行中患病，约27000人病亡。如果把1891年和1892年的两波大流感也考虑进来，估计约有11万英国人丧生，这个数字接近于更广为人知的西班牙流感的病亡人数。然而，尽管到了1918年，医学上有了广泛的共识，认为流感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正如当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的那样，它是通过一种传染性杆菌传播的，但是在1890年，没有人能确定流感是一种疾病还是数种疾病，更不用说它是由微生物还是由瘴气（miasmaticgas）引起的。因此，俄国流感的突然暴发为当时的医学界和媒体提供了大量的叙述机会。就像“开膛手杰克”阴森可怕的身影一样，就在两年前，他在白教堂地区大街上的残忍行径让伦敦人毛骨悚然，流感也是一个无法确定身份的杀手，它突然神秘地降临，散播恐慌、歇斯底里和死亡，然后又同样突然地消失。然而，随着流感日益成为医学和科学关注的对象，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不久之后，流感也开始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病态的晴雨表，而这些社会病态与维多利亚时代对疲劳、堕落和现代生活的技术化过程的担忧有关。特别是在流感大流行初期，加剧人们对俄国流感的歇斯底里和恐惧的，既有关于整个欧洲疾病蔓延的令人震惊的新闻报道，也有流感与新的全球运输技术之间的相关性，更有媒体对名人患者的关注，例如英国时任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到了1890年，当时的人认为更好的卫生条件和细菌学的进步已经驯服了过去的传染病。然而，俄国流感沿着铁路从一个欧洲国家首都传播到另一个欧洲国家首都的速度，以及其受害者中名人之众，打击了人们对医学进步的信心。结果，在1892年的寒冬，威尔士亲王的儿子、王位第二继承人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死于“流感性肺炎”的消息传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开始意识到流感是一种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医生们注意到，流感似乎加重了已经患有的肺部疾病，事实证明它对支气管炎、哮喘和肺结核患者往往是致命的。我认为，随着对这些继发性呼吸并发症造成的超额死亡率的统计变得越来越普遍，对医生和公众来说，与流感相关的风险都变得更加“可见”。在日常用语中，风险是危险的同义词，但风险并不是简单地存在于自然界中，等待被发现，而是人类知识体系和科学话语的产物。这一点在公共卫生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避免风险的言论被用来说服人们注意健康威胁并相应调整其行为。就像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在18世纪欧洲出现的现代自由主义国家，公民越来越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个知识网络的中心，这些知识网络的目的是要管控生命本身。通常，这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要么通过集体化的人口政治来实现，要么通过个体化的自我规训来实现。正如拉比诺（Rabinow）和罗斯（Rose）所指出的那样，在自由社会中，个人不会受到压迫性政策的过度管制，而是被鼓励要自愿实行自我治理，作为限制中央行政权力的交换条件。正如我希望表明的那样，这种策略在俄国流感中被证明特别有用。这是一种医学科学无法预见的流行病，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基本上无力防控。在19世纪90年代，那些被认为有风险的病人被越来越多地鼓励成为医学社会学家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所说的“医药代理人和自己的医师”。正如阿尔卡布（Alcabes）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流行病的话语通常使用恐惧和“集体恐惧”作为规范和管控行为的一种方式。我想问的问题是，这些情感最初是如何与流感产生关联的，又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展变化的？对流感的恐惧主要是流行病学、细菌学的产物，还是维多利亚时代思维模式的产物？此外，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和编辑是如何理解这些医学和科学建构，并将其翻译成通俗话语的呢？在使流感对医学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更加“可见”方面，流行病学和细菌学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了解”流感的新方法是如何影响试图管控人口健康的生命政治话语的？此外，关于流感的这些建构是如何利用更广泛的对疲劳、堕落和城市化的文化焦虑的？关于世纪末性别角色的建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身份和能动性的概念能告诉我们什么？最后，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早期，欧洲大陆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和平，但到了1914年，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见证了英国社会的迅速军事化，以及旨在提振平民士气的大众宣传新技术的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是如何影响恐惧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愤怒和对德国的仇恨）的产生和物化的？它们是如何与关于对社会主体的其他威胁的生命政治话语相互作用的？1918—1919年的大流行又对这些话语产生了什么影响？在第一章中，我指出在19世纪中期之前，流感并没有约定俗成的疾病分类学或固定的医学定义，尽管从12世纪的史料记载中就已经可以找到流感暴发的证据了。这种暴发与不列颠群岛定期发生的其他流行性“热病”和“瘟热”没有区别。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当时一连串的流感暴发开始与霍乱和斑疹伤寒交替出现，使流感成为医学和流行病学日益关注的对象。然而，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847—1848年的大流行，这一时期英国登记总署（General Registry Office）有了一种新的登记制度。我要特别指出，正是对登记总署每年死亡率数字的回顾性统计分析，通过将流行病与超额死亡率的波动联系起来，流感才第一次对医疗卫生系统变得“可见”。与此同时，临床医生区分了这种疾病的三种不同形式，即呼吸性的、神经性的和消化性的，这强调了流感和其他形式的“发酵性”疾病（‘zymotic’ disease）之间的联系。然而，在19世纪中叶，还没有廉价的晨报和晚报来放大这些科学话语。因此，总的来说，这些见解仍然局限于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专业医学杂志的读者。第二章将焦点转移到俄国流感大流行，以及在1889—1890年、1891年和1892—1893年席卷不列颠群岛的反复暴发。这次大流行期间，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报纸市场和独特的“现代”传播方式已经出现。俄国流感沿着欧洲铁路系统快速传播，而全球电报网络几乎对其进行了即时报道，使流感相关的信息轰动一时。我要特别指出，正如《柳叶刀》所言，“对疫情的恐惧”是由于报纸记者能够在英国本土疫情暴发之前，就从欧洲其他各国首都将疫情的严重程度通过电报传达出去。大众对流感的这种极大兴趣与对这种流行病不断加强的科学审查是并驾齐驱的。本章特别关注了地方政府的医疗部门为绘制疫情图和描述流感的临床、流行病学和细菌学特征所作的努力。本章认为，虽然在大流行的最初阶段，助长对俄国流感普遍恐惧的正是关于发病率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到了1891年，更密切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监测意味着，这种恐惧越来越多地与潜在的致命性肺部并发症联系在一起。同时，流感被证实与特定杆菌相关的微生物感染有关。然而，尽管流行病学和细菌学将流感归类为如医务官员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所说的“明显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但它从未成为国家支持的医疗干预或强制性卫生管理的目标。在第三章中，我进一步探讨了对流感的恐惧，展示了这种建构如何借鉴了19世纪晚期关于“神经”疾病的医学和文化话语，特别展示了在俄国流感发作后频繁出现的神经痛、失眠、抑郁和精神病等症状，是如何利用了当时有关神经功能障碍的医学理论以及疲劳和熵的概念的。男性患者尤其被认为是患“流感精神病”的高危人群，因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过度工作”和“过度忧虑”。与俄国流感大流行的最初阶段一样，维多利亚时代的新闻媒体放大了流感和神经质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报纸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了与先前流感发作有关的自杀和杀人事件。然而，我认为与这一时期流感模型最相似的是神经衰弱，正如对神经衰弱的诊断为诸多精神和身心疾病提供了可接受的医学诊断一样，在19世纪90年代，流感精神病的诊断也同样流行。第四章着重讲述了1895年初春首相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与流感后失眠症长达6周的斗争，说明了对流感的神经反应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疑病症和歇斯底里。流感之后的神经症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关于身份和能动性的观念。人们之所以会对罗斯伯里的病更感兴趣，是因为失眠症发生在他执政的关键时刻，使他执掌的政府陷入瘫痪，引发了人们对自由党格莱斯顿派能否幸存下去的猜测。另一个因素是社会上的谣言暗示罗斯伯里与昆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的长子弗朗西斯·道格拉斯（Francis Douglas）有同性恋关系，而这位弗朗西斯·道格拉斯同时也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同性情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的哥哥。还有一个事实是，罗斯伯里生病恰逢王尔德因诽谤罪接受刑事审判。然而，尽管罗斯伯里的疾病利用了社会对“分裂的”资产阶级男性主体的焦虑，但流感带来的神经后遗症却从未被污名化。相反，报纸对罗斯伯里精神崩溃的报道倾向于突出他是政治贵族和身价百万的赛马主人这一事实，从而引起了公众对他患病的广泛同情，并引发了关于其他“名人患者”的大量报道。第五章从1892年冬季克拉伦斯公爵因流感后的肺炎突然死亡开始讲起，探讨了流感、名人和轰动效应之间的关系。通过将报纸上关于克拉伦斯病情的报道与他主治医生的私人描述进行对比，讲述了威尔士亲王是如何通过发布一系列误导性的医疗公告来控制公众对他儿子病情的反应的。结果，克拉伦斯病情的严重性被故意隐瞒，直到最后一刻才向公众披露。然而，消息一传出来，就通过电报迅速传遍了整个国家和帝国，形成了一连串的“轰动效应”，将公众的悲痛之情放大了，并把克拉伦斯的葬礼变成了一场公共的“盛大表演”，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受邀分担皇室的痛苦。接下来，我分析了著名的卡利尔诉石炭酸烟丸公司案（Carlillv Carbolic Smoke Ball Company），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专利药品行业是如何利用消费者对流感的恐惧，向轻信的公众推销“万能药”的。在一个传统药物无法预防流感的时代，这种“微生物”可以杀死这个国家最富有和出身最高贵的人。其实，伊丽莎白·卡利尔购买石炭酸烟丸首先是出于对它神奇力量的信任。本章还研究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保卫尔”（Bovril）和其他常见流感药物广告对隐喻和象征的使用。通过追溯这些产品从世纪之交至1914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和平时期，保卫尔的广告随意利用了消费者对流感的焦虑和对传染病的恐惧，但是到布尔战争时，保卫尔却再也不能诉诸这种促销策略了。随着恐惧开始被视为一种可能会削弱后方士气的情绪，保卫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民族主义相关的话语来赞美恬淡寡欲和坚忍不拔的美德，同时开始使用像“抵抗”“攻击”这样的军事隐喻和医学概念。第六章追溯了这些隐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到1920年的发展。我并不像一些社会历史学家那样认为西班牙流感被战争所“掩盖”，而是通过回顾有关大流行的历史编纂，以考察西班牙流感利用军事隐喻和战时宣传的方式。通过比较和平主义者和文化历史学家卡洛琳·普雷尼（Caroline Playne）的回忆录和诺思克利夫出版的报纸（主要是《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民族主义言论，我认为，在和平时期，恐惧对社会秩序几乎没有构成威胁，但是在1914—1918年，它成为社会和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为了团结英国人对抗共同的敌人，压制国内的异议，政府在报社所有者的自愿合作下，故意培养对德国的恐惧和仇恨情绪。与此同时，英国在宣传上的努力旨在通过强调平民的坚忍和“持久力”在后方建立团结。起初，西班牙流感的出现对这些话语没有什么影响。这是因为，与1890年不同，新闻审查意味着第一波流感没有被媒体大肆渲染，同样，它也没有成为由国家发起的流行病学调查的对象。相反，报纸编辑和首席医务官似乎有意识地要忽视这一流行病。然而，随着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的增加，有必要去说服患者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避免这种疾病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因此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恢复了早些时候强调风险的话语。结果是，对流感导致的呼吸系统和其他并发症的恐惧再次成为生命权力的目标。第七章探讨了西班牙流感可能会破坏创伤性记忆这一精神分析概念和历史概念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社会失忆症和创伤的概念通常被用来揭示关于过去的主观“真相”。我关注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精神和身体疾病的终生斗争，包括她反复发作的流感。生活和工作中的伍尔夫的例子表明了疾病对叙事和历史记忆概念的挑战。伍尔夫的传记作者回溯性地运用精神分析的解读方法，声称她的症状表明她将疾病与被压抑的童年时的性虐待记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解读与社会历史学家对1918—1919年大流行的回顾性解读相类似，后者将这次大流行视为一种“集体创伤”，其记忆不知为何已经被“遗忘”或从现代记忆中抹去。这样的解读把创伤记忆的概念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如果西班牙流感不像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么令人痛苦或悲惨呢？这就是伍尔夫的流感经历所带来的方法上的挑战。事实上，伍尔夫非但没有把她的流感反复发作视为一种创伤，反而似乎从中获得了文学和美学的灵感。我也展示了伍尔夫是如何在有关疾病的作品中，明确地与流感对叙事的抗拒作斗争的，所以才有了“公众也许会说一本关于流感的小说缺乏情节”这样的说法。第八章以对2009年猪流感大流行的一些思考作为总结，这种传染病“恐慌”促使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将其与1918年流感大流行进行比较。事实上，墨西哥疫情信息的迅速传播和媒体对该事件的大肆渲染更像是1890年的情形，而不是1918年，并且导致了类似的恐慌反应。然而，这种反应不仅是媒体的错，也可以归因于流感是一种迅速变异的病毒感染这一新科学概念和历史流行病学。特别是，我认为史学界对1918—1919年大流行的“教训”的关注影响了对大流行应对方案的制定，推动了关于潜在的“末日”大流行病周期性重演的假设。因此在2005年和2009年有了这样的预测，说禽流感和猪流感分别预示着一场与1918年规模相当的灾难。其结果是一种“新的歇斯底里”，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与其说是流感对神经系统产生影响的过时理论，不如说是历史流行病学和有关病毒的现代科学知识。通过考察19世纪流感的漫长历史，我的目的是为对1918年大流行的研究提供一种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并纠正这种神经过敏现象。与此同时，我希望表明流感具有一种不寻常的能力，它可以动摇科学知识，无论这些知识的目的是要阐明流感的病因学和记忆的运作，还是历史书写本身。1901年，《展望》杂志的一篇社论将流感描述为“流行病中的斯芬克斯”。22这个比喻是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本文选编自《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点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