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
今天的讲演是关于一个全新的主题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集体认同”、“认同群体”、“认同政治”或类似的“种族划分”等词,以至于很难想起这些词最近是如何成为政治学话语中的流行词汇或术语的。例如,如果你去查阅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这本书１９６８年出版,也就是说是６０年代的著作——你将发现,在“认同”词条下,除了一个关于心理学认同的解释外,还有一个一般性的解释是“投票人”的认同。而前一种解释是埃里克·埃里克逊使用的,主要用来描述在青少年中出现的企图发现自己究竟是什么的所谓的“认同危机”。就族性这个词而言,在７０年代早期出版的《牛津英语辞典》中,只是一个很少使用的,表示“异教和异教迷信”的词,而且这个词来自１８世纪的文献。 简而言之,我们面对的是在６０年代才真正开始使用的词汇和概念。这些词的出现在美国是极容易流传开来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总是对调控社会和心理的温度、血压和其他症状饶有兴趣,而主要原因在于,从美国成为一个由来自欧洲大陆各部分的移民组成的国家起,认同政治中最流行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即族性就已经是美国政治的焦点了。大致来说,族性的新意思最早出现在１９６３年出版的格兰泽和莫尼汉的《超越熔炉》一书中,而且在１９７２年变成了米歇尔·诺瓦克的《无法融合的种族的形成》一书中提出的富有战斗性的方案。不消说,第一本书是一位犹太教授和一位爱尔兰人（现在是纽约州的民主党的资深议员）的著作;第二本书是一位有斯洛伐克血统的天主教徒写的。现在,我们无须对所有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６０年代进行过多追究,但是让我提醒你——至少是在开风气之先的美国——近１０年也出现了两种形式的认同政治:现代妇女运动（即后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 我并不是说在６０年代以前没有人提出过自己的公共身份问题。在某些不确定的情形下,他们确实会问这个问题。例如,在法国洛林工业区,在一个世纪内官方语言和国籍就更换了５次,而且农村生活转变成了工业化的、半城市的生活,而工业区的边界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内改变了７次。难怪那儿的人们会说,“柏林人知道他们是柏林人,巴黎人知道他们是巴黎人,但是我们是谁？”或者我们可以引证另外一种说法,“我来自洛林,我的文化是德国文化,我的国籍是法国国籍,而我用我们地方方言进行思考。”实际上,当人们无法获得他们生来就有的多重的复杂身份时,上述的那些东西只会导致真正的认同问题。或者,当他们“与过去并与所有共同的文化习俗”相分离时,情况就更是如此。然而,直到６０年代,这些认同的不确定问题才被限定在特定的政治范围内。但是它们还没有成为中心问题。 ６０年代以来,认同问题似乎越来越成为中心问题。为什么呢？毫无疑问,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和制度中——例如美国的宪法规定的特定程序中,存在各不相同的特定原因。例如,５０年代公民权的评判首先应用于黑人,然后扩大到妇女,这为其他的认同群体提供了一种模式。特别是在那些党派为投票而竞争的国家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把自己融入到某一认同群体中可能会带来具体的政治利益:如积极的认同有利于该团体的成员,他们可以得到工作配额等好处。在美国就是这种情况,但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那儿。例如,在印度,政府承担着建立社会公平的责任,为了确保低等阶层或土著部落群体获得额外的工作机会,把你自己归入到那样的群体中实际上是有利于你的。 但是,在我看来,认同政治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在这个世纪的第三个２５年内出现的极其迅速、深刻的变动和转型的结果,而这恰恰是我在《短暂的二十世纪》这部历史著作的第二部分《极端的年代》中试图去描述和理解的。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观点。例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１９７５年就指出,“传统权威结构和以前有效的社会单位——历史上是国家和阶级——的瓦解……使得族性依附更加突出。” 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这些变迁的结果,民族国家和以阶级为基础的老式政党及运动都曾经受到削弱。不仅仅如此,我们已经经受了——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这是一次“传统社会规范、组织和价值观的惊人解体,它使得发达世界那么多人成了孤儿,丧失了亲人”。如果我可以继续引用我自己的著作的话,“‘社群’这个词在任何时候的使用都没有这几十年内的使用那样泛滥、空洞,在这几十年中,社会学意义上的社群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迹。”在这样一个所有事情都在变幻不定,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肯定而且永远在寻找他们的归属。而且他们在一个认同群体内会发现这一点。因此,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聪明的加勒比人奥尔兰多•帕特逊（顺便说一下他也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已经发现了它:人们选择归属于某一个认同群体,但是“这是一种由强烈的信念支撑的选择,即人们相信个人除了归属于那个特定的群体之外别无选择”。这个选择有时候可以得到证实。在美国,声称自己是“美洲印第安人”或“本土美国人”的人的数量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９０年间几乎翻了３倍,从大约５０万增加到约２００万,这种变化远远超出了标准人口学能够解释的范围;顺便说一下,由于７０%的“本土美国人”与外族人通婚,使难以确切地指出在族性上谁是“本土美国人”。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这种集体“认同”,这种归属于一个初级群体的感情,它的基础又是什么？我希望诸位注意以下四点。 首先,集体认同是从消极意义上界定的,也就是从与其他人对立的角度来定义的。“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自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与“他们”不同。如果不存在与我们相区别的“他们”,我们就不必称“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外人就不存在内部人。换句话说,集体认同不是以他们的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点为基础的——他们除了都不是“其他人”之外,可能只有非常少的共同点。我们难以把贝尔法斯特的统一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区别开来,因为他们说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生活方式,看问题及行为方式相同。但是他们坚持一种使他们区分开来的东西,这种东西恰好就是宗教。相反,是什么原因使得由各派穆斯林教徒、罗马和希腊的天主教徒、希腊的正教徒以及其他各种人混杂而成的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起呢？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相互冲突。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政策不断地提醒他们这一点。 当然,有一些集体的形成是以客观特征为基础的,他们的成员有一些共同点,如生理性别或像肤色这样在政治上有些敏感的身体特征等。然而,大多数的集体认同更像人们穿的衬衣,而不像皮肤,也就是说,至少从理论上讲,他们是可以选择的,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流行的时尚控制着我们的身体,但是穿上另外一件衬衫要比换上另外一只胳膊容易得多。大多数的认同团体不是以客观的身体相似性或差异性为基础的,尽管他们都乐意声称他们是“天生的”而不是社会造就的。当然,所有的族性团体确实都是这样。 第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生活中,认同就像人们的外衣一样是可以互换的或者是可以叠加的,而不是惟一的,而且就像衣服一样是贴着身体的。正因为如此,就像每一个民意测验专家所知道的,没有人会只有一种身份。只能通过人类的许多综合的特征才能够描述清楚人类,否则,即使是为了官僚式管理的目的,也无法加以描述。但是,认同政治假定,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身份中,只有一种决定了或者至少主导着我们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位女权主义者,那你就是一名妇女;如果你是一位安特里姆工联主义者,那你就是一名新教徒;如果你是一位加泰隆民族主义者,那你就是一名加泰隆人;如果你是同性恋运动的成员,那你就是一名同性恋人。当然,你必须排除其他身份,因为它们与“真实的”你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像大卫·塞波这样一位顽固的理论家和露骨的斥责者坚决要求“在英国的犹太人”“停止伪装为英国人”,而且要认识到他们“真正的”身份是犹太人。这既是危险的也是荒唐的。除非一个外部权威告诉你你不可能是二者,或者在客观上成为二者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存在真正的不可调和性。如果我想在世界范围同时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一名虔诚的佛教徒,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做到这点呢？在客观上惟一阻止我的理由就是各种宗教权威可能会告诉我,我不能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或者由于宗教仪式在时间安排上的冲突,完成所有的仪式是不可能的。 通常人们不会遇到混合身份的问题,当然这是一般政治区别于作为分支的认同政治的基础。通常人们也不会自找麻烦地在不同身份之间作出选择,这要么是因为没有人问起他们,要么是因为这样做太麻烦。当美国人被要求说出他们的种族起源时,５４%的人拒绝回答或者不能给出答案。简而言之,排斥性的认同政治不会自然而然地走向人民。它更可能是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就像在一起生活、一起被社会化并相互通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居民被强制,或者以其他的不太残忍的方式分离开来一样。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即使假定你像米歇尔·波特罗选择了做英国人而不是做西班牙人那样,从众多的自我中选择一个,认同或者认同的表达形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不止一次地需要认同发生改变的话,那它们就会不停地变化而且能够做到这点。例如,所有成员或大部分成员恰好都是黑人或犹太人的非种族集团就可能有意识地转变成种族集团。马丁·路德·金领导下的南部基督教新教浸礼会的情况就是这样。相反的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如,官方的爱尔兰共和军使自己从芬尼亚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一个阶级组织,它现在是工人党,而且是爱尔兰共和国政府联盟的一部分。 关于认同,我要说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认同取决于可能会发生改变的环境。我们都能回忆起２０年代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里出现的交费的、手持卡片的同性恋团体的成员,在１９２９年的大萧条和希特勒上台后,他们就从同性恋转变为双性恋,这是他们喜欢的说法。事实表明,同性恋由公开转变为私人领域的行为。或者,你还可以想想德国古典学者、天主教徒帕特（Ｐａｔｅｒ）的情况,他是伦敦的一名古典文学教授。在希特勒上台后,突然发现他不得不移民,因为按照纳粹的标准,他实际上是犹太人——直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事实。以前他有自己的明确身份,而现在他不得不为自己另找一个身份。 所有的这一切与左翼有何关系？认同团体对左翼来说当然不是最重要的。从根本上讲,美国、法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鼓舞的左翼大众社会政治运动实际上是联盟或团体联盟,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某个集团的特殊目的,而是因为伟大的全球事业而联合起来,每一个集团都认为他们各自的特殊目的——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能通过这项事业实现。我们的工党在它辉煌的时候,既是一个阶级政党,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和大不列颠大陆的移民社群构成的党。因为它是一个主张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党,所以,它赢得了这一切。 我们不要误以为工党的主张在本质上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在任何地方,从本质上讲,劳工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来都不拘泥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可能在英国是一个例外,这里说的运动不会发展成范围广大的运动,因为在１９世纪８０至９０年代,劳工大众和社会主义党就像春天里的蓝铃花一样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大多数国家,产业工人阶级力量微弱,他们中的许多人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处在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之外。记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丹麦、瑞典和芬兰这些还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中,社会民主党人获票率占选民的３０-４７%之间,德国也是这个水平（在我们国家,工党获得的最高的投票率是在１９１５,为４８%）。进一步说,主张工人是运动中心的社会主义并不追求局部利益的运动。工会追求的是工资收入者的局部利益,但是劳工、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工会的团结关系之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完全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比工会运动的目的更广泛。社会主义者不仅仅认为大多数的人民是“体力和脑力工人”,而且认为,工人是改变社会的必须的历史主人。因此,无论你是谁,如果你期望未来,你就必须紧随工人运动的步伐。 相反,当劳工运动的范围缩减到只是一个压力集团或局部产业工人运动时,就像英国７０年代的情况那样,它就失去了成为动员全体人民的潜在中心和未来的全部希望的能力。富有战斗性的“经济主义的”工联主义敌视不直接支持它的人民,从而为撒切尔式的保守主义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论点,而且为传统的“单一民族”保守党转变成一种能够发动阶级斗争的力量提供了论据。更重要的是,这种无产阶级的认同政治不仅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外,而且通过挑动工人团体之间的相互斗争分裂了工人阶级。因此,认同政治究竟和左翼有何关系呢？我可以坚定地说这无须重申。左翼的政治事业是普世主义的:它是为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然而我们要说明一点,它不是为了股东或黑人的自由,而是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它不是为了加里克俱乐部（加里克是英国著名演员,以演莎剧《查理三世》闻名——译者注）的全体成员或残疾人的平等,而是为所有人的平等。它不只是为了老伊顿人或同性恋者的友爱,而是为所有人的博爱。而认同政治基本上不是为每一个人而只是为某个具体集团的成员服务的。这在种族或民族主义者运动中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我们同情它与否,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民族主义关心的只有犹太人,把其他人置于一边,甚至轰炸对方。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民族主义者宣称他们是为每一个人的自决权而奋斗的,这完全是骗人的。 这就是左翼为什么不能将认同政治作为自己的基础的原因。它要有一个更广大的目标。对左翼来说,爱尔兰是它为之战斗过的、但是是惟一在历史上曾受剥削、受压迫并被牺牲的人类的一部分。对爱尔兰共和军这样的民族主义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左翼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惟一一个为他们的目标而奋斗的可能的同盟。在其他情况下,正如共和军的一些领导人在二战期间所做的,它为了获得希特勒的支持愿意赞成希特勒。而且这可以运用到以认同政治为自己基础的每一个集团,种族和其他集团也不例外。 当然,现在左翼的更大目标确实意味着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要支持许多认同团体,同时他们也需要左翼。的确,有些联盟是那么守旧、那么封闭,以至于当他们解散时左翼会感到吃惊,就像人们对过完了一辈子之后婚姻才破裂而感到惊奇一样。在美国,“种族”——也就是贫穷的大批移民群体及其后代——几乎自动地不再投票赞成民主党这一点似乎违背了他们自己的规律。一个作为共和党人的美国黑人甚至可以考虑做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我想起了科林·鲍威尔）,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和美国黑人对民主党的共同兴趣并不是源于他们特殊的种族,尽管现实的政治家们注意到了这些。使他们联合起来的是对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渴望以及确信能够获得这两方面的纲领。 然而,这正是左翼中那么多人忘记了的东西,他们一头栽进认同政治的深水中去了。７０年代以来,将左翼看成实质上是少数派团体以及各种利益的联盟成了一种趋势,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这里的少数派团体和各种利益包括种族的、性别的、性或其他文化倾向和生活方式的,甚至包括像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的老年产业工人这样的经济上的少数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危险的,尤其因为赢得多数派的支持与把少数派加在一起不是一回事。 首先,让我重申一下,认同团体是围绕他们自己,为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而不是为其他任何人的利益组成的。这样的团体结成的同盟不是靠一致的目标和价值,因此只有临时的团结和统一,就像在战争中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暂时结盟的国家一样。当困难过去,他们就会分裂开来。作为认同团体,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全心全意地加入左翼,只会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去争取对方的支持。我们将妇女的解放运动看作是与左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项事业,事实确实如此,从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情况就一直是这样的。然而,在历史上１９１４年之前的英国女权运动是三个党派参加的运动,而且,正如我们知道的,第一位女议员实际上是保守党人。 第二,不管它们如何修饰,在它们获得强制和法律权力之前,实际上的认同政治运动及组织动员的只是少数派。民族感情可能是普遍的,但是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民主国家的分离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得到它的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虽然去年秋天魁北克分离运动接近了这点,但是当时他们的民族主义者小心谨慎,实际上并不去明确要求完全的独立）。我不是说,这种分离不可能或不会发生——只是到目前为止,通过分裂而获得民族独立的最保险的方式还不是要求人们投票表决,只有等到通过其他方式首先完成了独立时才能那么做。 顺便说一下,那样做造成了两个反对认同政治的实际理由。如果没有这种外部的强迫或压力,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动员一个少数人团体———即使它是目标团体。所以,企图通过成立独立的妇女政党以动员妇女投票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另一个原因就是,强迫人们采取一种而且是惟一的一种认同会使他们彼此分离开来。因此它也就使这些少数人团体相互隔离开来。 因此,为满足少数派压力团体的特殊要求（甚至还不一定是他们的选民的要求）而发动一场普遍性的运动就是自找麻烦。在美国,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现在在那里,反对对特定的少数人有利的积极认同以及过度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呼声非常强大,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今天,右翼和左翼都陷入认同政治之中。不幸的是,由于启蒙运动伟大的普世主义口号（在本质上是左翼的口号）的衰退,使得没有任何清晰的方法可以跨越局部利益的边界达成共同利益。因此,蜕变成一个纯粹的由少数人团体组成的联盟的危险对左翼来说通常比较大。在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中只有生态主义运动是可以覆盖所有这些局部利益要求的。可它的政治号召力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不会有什么发展。 然而,有一种形式的认同政治实际上是覆盖广泛的,因为它是以一种共同要求为基础的,至少在单一国家的范围内是如此,这种形式就是公民民族主义。从全球范围内看,这有可能是与普遍的要求相违背的,但从民族国家（我们多数人还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而且可能会继续生活下去）的角度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认同或者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说,“一个想像中的社群”对被想像对象来说也是真实的。右翼,尤其是执政的右翼总是宣称要垄断这个,而且通常还能够控制它。甚至撒切尔主义这个“单一国家保守主义”的掘墓人也做到了。就连它的继承者,神情恍惚的、垂死的梅杰政府都希望通过谴责它的对手不爱国来避免选举的失败。 那么,为什么对左翼来说（当然是指英语国家的左翼而言）将自己看作是整个国家的代表是如此的困难呢？（当然,我所说的国家是作为全体人民共同体的国家,而不是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国家。）他们发现即使是试一试也是如此的困难,为什么呢？毕竟,当法国１７８９年国民议会中的第三等级作为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联盟,决定宣布自己为“国家”以对抗少数人组成统治阶级时,欧洲左翼就开始出现了,这也建立了一个政治“国家”的概念。毕竟,甚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预见了这样的变革。实际上,有一个人看得更远。他就是美国左翼最优秀的评论家之一托德·吉特林,他在自己的新著《共同梦想之光》中形象地写道:“如果一个左翼不代表全体人民的声音,哪怕仅仅是最低程度上,那左翼该是什么？……如果没有人民（ｐｅｏｐｌｅ）,只有种族（ｐｅｏｐｌｅｓ）,那就没有左翼。” 有很多次,左翼不仅希望成为这个国家的代表,而且,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的身份已经得到了承认,即使是那些不支持他们的主张的人也默许了这点。例如,在美国,从３０年代起,罗斯福派的民主党就在政治上获得了霸权,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是如此。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在二战结束时,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左翼实际上都代表了国家（ｎａｔｉｏｎ）,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希特勒及其同盟的抵制和胜利。所以,爱国主义和社会变革的明显联姻在１９４５年后主导了欧洲政坛。英国也不例外,１９４５年就是一次有利于工党的公民投票,与“一个民族”的代表保守党相比,当时的工党代表着整个国家,尽管前者的领袖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最有魅力的、领导英国取得战争胜利的人。这也为我国随后的３５年历史设定了方向。在离现在更近的时候,密特朗,这位在本意上并不支持左翼的政治家,选择了社会党的领袖位置作为自己发挥领导才能的最佳舞台。 有人可能认为今天不同于以往。因为英国左翼可以宣称代表英国的利益——也就是说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反对一个失去信任的、老朽的、毫无作用的政府。然而,即使在大选前,那些希望领导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新一届政府的人的辞藻中,像“国家”、“大不列颠”、“民族”、“爱国主义”甚至是“人民”这样的词都很难听到！ 有人提出,与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６４年的情况不同,这是因为“政治家及公众除了对政府做许多事情的能力没有信心外,对任何事情都有信心”。如果这就是工党低调谈论国家的原因,那该是多么地荒唐呀！首先,如果公民真的认为政府不能做许多事情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地去投赞成或反对的一票呢？第二,政府,也就是说代表公众利益的国家管理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仍将如此。即使是那些梦想着以普遍完全的市场来替代政府的疯狂的右翼空想家也需要政府来建立他们的乌托邦,或者混乱邦（ｄｙｓｔｏｐｉａ）。而且即使他们胜利了,正如在前社会主义世界里那样,市场造成的社会对抗也会使那些希望国家重新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人回到政治舞台上。在１９９５年,东德人兴高采烈地放弃旧国家之后的第五个年头,一项调查表明,２／３的东德人认为原民主德国的生活及环境并不像今天德国媒介“反面描述和报道”的那样坏。而７０%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好的,但我们的政治家无能。”而且,无可辩驳的是,在过去的１７年里执政的各届政府相信政府有巨大的权力,它们凭借这些权力把我们国家决定性地推向了深渊,而且即使在行将倒台的时候,还不放弃,同时还欺骗我们,说什么一个政府所做的不能被另一个政府推翻。国家不会消失,它不过是政府利用的工具。 政府不只是选举获胜以及重新当选。它是一个过程,在民主政治中,它意味着变换着各种形式的无穷无尽的谎言。选举变成了财政谎言的竞争。不幸的是,与记者一样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发现,要想把政治看作是永久的竞选季节很难。然而,现实中不只是这些。在政府所作所为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还有国家的未来。还有全体人民的希望和忧虑。这里的人民不只是“社群”——它不过是个意识形态的托词,或者挣钱的和花钱的（政治上的术语是“纳税人”）的总和,还是英国人民这样一个集体。这个集体的成员会为世界杯上的任何英国球队的获胜而欢呼雀跃。因为,随着科学的衰落,英国衰落的症状至少不会表现为英国运动队的衰落。 这曾经是撒切尔夫人的力量所在,她认识到政治的这种维度。她认为自己领导着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认为我们再也做不到我们曾经做过的伟大的事情”——用她的话说——“那些人认为我们的衰弱是不可逆转的,认为我们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过去”。即使她意识到需要给那些迷惑的和失去锐气的人民提供希望和行动,她也没有像其他政治家那样去做。也许,她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希望,当然还有一种错误的行动,但这足以让她扫除党内外的反对派,改变这个国家并且最大程度上破坏它。她的计划的失败现在看来是明显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衰退还没有被阻止。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比１９７９年时遇到的麻烦更大,士气丧失得更厉害,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些只是建立了后保守党政府的人自己也被失败和挫折吓倒了,失去斗争的士气,除了许诺不增加税收外无法提出任何新鲜玩意。凭借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赢得下一次大选,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胜利,尽管保守党竞选的工具不再是税收,而是英国工联主义、英国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英国的米字国旗。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弱我们的支持基础。那些已经投了我们的票的人真的认为我们将会有很大的作为吗？而且如果他们投票给我们的时候,只是耸耸肩膀,没有什么想法,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力尽艰辛创立了新工党。那么为了恢复和改革英国,我们也要付出同样的努力吗？我们还有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选自《新左派评论》（1996年5、6月号第217卷），译者周红云，在此致谢。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刊仔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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