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以青海民和县杏儿乡“民族团结模范集体”为例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通过对青海民和县杏儿藏族乡“民族团结模范集体”的田野调查，从微观层面探讨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和谐共居共生的社区，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建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相互交融的文化体系。通过发展村级经济，注重民心工程，进而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对多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真正落实，推动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构建；生活实践；民族团结模范集体
作者：宗喀·漾正冈布，王振杰，兰州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明确强调:“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直接提及“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阐述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现实基础的“四个共同”，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五大路径”[3]。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地加强民族团结、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心，也成为学术界研究讨论的重要话题[4]。
目前对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既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和中观层面进行论述，微观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青海省民和县杏儿藏族乡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考察一个藏、土、汉民多族共居互嵌的社区，普通民众是如何在日常生产生活与族际互动中构建共同体意识的，并进一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在微观层面的落实问题。2018年12月青海民和县杏儿藏族乡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称号，2019年9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乡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杏儿藏族乡在中国现阶段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基层实践中具有典型性。
一、杏儿乡：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典型案例
1.田野点概况及历史沿革。青海民和县杏儿藏族乡位于甘青交界处的两山谷中，藏语称其为才旦隆哇，“隆哇”为藏语“沟”之意，“才旦”则源自沟中心的才旦寺，汉语中通称这里为杏儿沟。其东北、东南分别与该县官亭镇、甘沟乡相邻；西北与化隆县塔加藏族乡交界；西南则与甘肃积石山治县大河家镇隔河相望。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陈光国认为河湟藏族是由烧当羌、唃厮啰后裔与吐谷浑人、蒙古人、氐人、汉人混合而成[5]。秦汉及其以前，包括杏儿乡在内的青海东部地区为讲藏缅语的古羌人居地。唐天宝年间，吐蕃势力延伸至此。宋时此地也是唃厮啰吐蕃政权的中心地带。元朝时隶于西宁州，明朝属西宁卫，清朝辖于碾伯所（今乐都县），属李土司辖地，由于水草丰茂，可耕可牧，是其重要牧场。新中国成立初设为兴文乡，1984年改称杏儿藏族乡，是民和县唯一的民族乡。全乡总面积65.4平方公里，下辖7个自然村32个社（庄），其中胜利村和峨哇村居民均为藏族，大庄村、日扎村和卡洒哇村为藏、土、汉族交错聚居，协拉村为藏族和土族互嵌村落，乱石头村则是汉族和土族杂居村落。截至2019年底,全乡居住着925户4536名藏、土、汉族群众,其中藏族3089人,土族897人,汉族550人，是一个藏、土、汉族和谐共生、多元文化并存的多民族聚居互嵌社区。
杏儿乡藏族人的来源及所属部落，可能与才旦寺、卡德喀寺和峨尔哇寺相联系。“才旦寺”藏语全称“才旦嘎丹夏珠林”，当地汉语又称“杏(heng)儿沟寺”“杏(heng)儿寺”，当代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先生就出自该寺。据查，该寺初位于右侧阿贝神山半山腰处的“贡齐塘”，17世纪初移今址，即杏儿乡东北约6公里的胜利村[6]346。历史上该寺对整个杏儿乡地域大部分居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卡德喀寺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藏语“卡地喀”直译为“乌鸦嘴”，亦称“卡地喀哇寺”“喀底喀寺”“卡地卡哇寺”“卡地沟寺”等，传说“国师索南桑布带一尊释迦佛像来此建寺，一日，见雪地上有小孩足迹沿迹寻去，发现一株旃檀树，树梢上有一乌鸦鸣叫，吐口水如金线，成悬彩，佛幡状，以为吉兆，遂在此建寺，命名为卡地卡哇寺[6]349。该寺与吐蕃“祖孙三法王”时期所派守卫边防的九名勇士驻防的噶玛洛〖相距约3公里，清代汉文献称之为“静宁寺”，位于今甘沟乡南3公里的静宁村。峨尔哇寺建于明成化年（公元1465-1487年），藏语称“峨尔哇吉祥静虑洲”，属卡德喀寺管辖，自古至今，凡举办祈愿法会或集体诵经，两寺都在一起，“峨尔哇”系藏语“牛场”之变音，据说是卡德喀巨商聪本诺布桑保的牧场，位于今杏儿乡西北8公里的峨哇村东北。据《化隆县志》记述：“初麻、金源至塔加、民和县的杏儿乡均属革砸族牧地”[7]。可知杏儿乡的藏族属明朝“宗喀十三番部”之一的革砸族。“革砸族住牧碾伯静宁寺地方，纳马。”[5]264另据杏儿乡藏族聚居区居民称，他们的祖先来自甘沟乡静宁村，那里的方言和生活习俗与此地的几乎相同。另据《循化厅志》，现民和县境内有革砸族所属部落鸿化族、灵藏族、静宁族、普化族、红山族等十几个小部落[8]。由此可推测，杏儿乡部分藏族人渊源可能主要是从卡德喀寺所在地甘沟乡静宁村的“静宁族”迁徙来的“噶玛洛”后裔。据《民和县志》，杏儿藏族乡有安、白、胡诸姓，他们原无汉姓，民国时期实行保甲制，为了便于造册登记才定的汉姓，其中，安姓藏族人数最多，迁来也最早，据称其祖先原居保安地区（青海同仁县），有兄弟三人迁来杏儿乡，分别住尕马卡、尕藏马、尕拉尼三个地方。其迁来年代，以杏儿才旦寺寺主才旦堪布在民和相传八世推算，当在明末清初[9]。
《中国藏族部落》载：“杏儿乡藏族聚居区群众安姓藏族称，他们的祖先来自保安（今同仁），初来时有兄弟三人。现在，这三个村庄的住户均姓安。”[10]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了解到，当地藏族群众自称安姓是杏儿乡最早的住户，其迁来年代，可能与才旦寺建立的时间相当，应该在明末清初。他们是“噶玛洛”的后裔，是从甘沟乡静宁村迁徙来的，安姓藏族人数最多，迁来也最早，初来时有兄弟三人，老大名叫尕么卡、老二名叫尕藏玛、老三名叫尕拉尼（当地碑刻遗址中所用汉字与前述文献略有出入）。尕么卡、尕藏玛和尕拉尼初为人名，后指代地名，尕么卡是隶属于大庄村的一个社（庄），尕藏玛属胜利村两个社（庄）的总称，尕拉尼属日杂村的一个社（庄）。藏语“尕”是汉语“鞍”的意思，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鞍”姓嬗变为安姓。协拉村白姓藏族称其祖上来自甘肃甘南地区，迁徙到当地距今约180年左右。杏儿乡其他村（庄）的藏土汉族人的来源还需进一步考证。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间的迁徙、杂居、通婚等形式的交往交流，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融合于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十分常见。据调查，杏儿乡的一部分土族可能是从官亭一带迁来。据当地李姓汉族群众讲，他们属管辖杏儿乡东伯府李土司的后裔。在明末清初，由于其长期和汉族交往交流并且族际通婚，其后代逐渐融合为汉族。
2.连接地带的文化重构。杏儿乡各族群众通过日常生活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共居、共存、共学、共享、共建的社会文化条件，使藏土汉族群形成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有着“民族团结模范集体”称号的杏儿乡可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财产，且具有保护和捍卫的意志。”[11]
杏儿乡各民族在长期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补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构成了各民族之间的信任、合作、互惠、共融的村落共同体。当地人将杏儿乡所在区域统称为民和“三川”地区。三川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青两省交界的黄河北岸。其境内有赵木川河、大马家河（朱家河）、桑不拉河（前河）三条主要河流，这三条河流经之地，依次被称为上川、中川和下川。“三川地区含括民和县东南部的官亭镇、中川乡、杏儿乡、甘沟乡、满坪乡、前河乡等6个乡镇，辖80个行政村，300个自然村，居住着土、回、藏、汉等多个民族的7.5万人口。”[12]杏儿乡作为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互嵌格局的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汇社区，东部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西部则以藏文化为核心。杏儿乡无论是藏土汉族，其文化都是一种“连接地带文化”，是一种“文化重构”的结果。该地区在历史上也曾因资源利益、文化差异和风俗习惯等不同，彼此间产生过一些误会和摩擦，但随着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深入频繁地交往交流，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当下，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都依法享有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等各项权利。当地民族平等、宗教和顺、村民间藏土汉三种语言互通，多文化共生共存，彼此尊重、理解和信任，实现了文化的深度融合。
杏儿乡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基层政府用“滴灌式”的方式增进各民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通过突出“民族、文化、生态”主题，深入挖掘多民族乡村历史文化资源，依托当地生态和文化资源，借助乡村振兴建设等项目，将全乡7个行政村建成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村，重点打造日扎村、协拉村和大庄村为民族团结示范村。同时，打造中心学校为示范单位，在广大学生中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民族观，开设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开展“爱国主题写作绘画比赛”“国旗下讲话”等活动,使广大师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打造杏儿乡才旦寺、峨尔哇寺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先进寺院，增强了宗教界人士爱国爱教、服务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意识。在现代化主流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当地的传统文化也存在何去何从的问题。杏儿乡通过充分挖掘传承当地藏族服饰制作、酩馏酒酿造、酥油制作、藏族歌曲和古农具、古家具、古餐具等民族特色文化，打造和展示民族特色文化品牌，使其转化为民族“活态文化”产业。杏儿乡各族群众共同接受并自觉遵从符合当代中华文化现代特征与气质的“基本秩序与共处守则”。
3.共生互补、共融相依的共同追求。在多族群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中原中央王朝大多以“大一统”为目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吐蕃赞普以逻些（今拉萨）为中心不断兼并收抚周边部族，尽管与唐朝时战时和，但官方与民间始终以“甥舅国”相称，双方近二百年的会盟、和亲进一步推动了藏汉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尽管藏汉文化之间已有千余年交流交往的历史，但是彼此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现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藏汉文化之间特别是藏汉民族杂居地区的藏汉文化同质性因素越来越多。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杏儿乡不断深化“全国民族团结乡进步模范集体”建设。如日扎村是多民族交错聚居村，既有“慈悲智慧”“贵义贱利”“敬业乐群”“以和为贵”等伦理道德观念，又有“敬畏自然”“众生平等”“慈悲博爱”的生态伦理观，在这些观念的长期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多文化共生与制衡的乡规民约，使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成为人人遵守的自觉行为，呈现了该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不谋而合。
据笔者了解，当地的乡规民约规定:发现破坏植被森林的行为，村民会主动制止；牲畜践踏他人庄稼的，把牲畜先赶到附近专门的圈里，由牲畜饲养人认领并照数赔偿5-30元；村庄周围的所有林场草场归村集体所有，若谁家擅自砍伐林木或破坏草场将从重惩罚；把耕地、林场和草场承包给每户村民，但每个村庄放牧时要每家每户轮换放牧，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自己家的牲畜赶在大门口等待放牧人，中午和晚上在规定时间内在自己家门口等待放牧人将自家的牲畜赶回来，如果谁家的牲畜丢了或掉在悬崖下了，放牧人不赔偿,等等。通过乡规民约化解不同民族村民之间的多种矛盾纠纷，是村庄自我管理的成功实践，对共同维护多民族乡村社会共同体秩序和民族团结具有调节作用。
二、日常生活中的多民族共同体构建
目前，藏土汉民族在杏儿乡安居乐业。笔者在对杏儿乡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过程中得知，这一祥和局面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更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当地村民告诉我们,杏儿乡为了解决千余户村民的吃住行问题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对1968年陆续迁徙回来的藏土汉族群众登记造册，让他们与原住村民在生活上结成“帮扶带”对子。其次，对于“逃荒”时期迁徙来的群众，政府和原住村民帮他们建造了房屋，且给他们划分了“自留”农牧地。第三，由于地处深谷，平均海拔2100米左右，交通不便，出行是所有村民最困难的事情，政府组织村民共同修路，努力解决出行难问题。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使迁徙来的异乡村民感受到了杏儿乡的温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融入到杏儿乡大家庭中。
1.归属感实践：从“个体”到“群体”。中国的族群关系及其变迁涉及许多方面，既涉及历史上各群体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到人口迁徙与通婚，也涉及近代来自西方“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各族精英和民众中的影响。杏儿乡是一个藏、土、汉族共居的多民族社区，民族之间关系和睦，因历史上各种复杂原因迁徙来的村民，从“他者”转变为“我者”，可以平等地参与村庄的集体组织建设和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反映移民在迁入地融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体现其对迁入社区的认同。如日扎村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土、汉族交错杂居的村庄，当地的原住居民是藏族，可当作“本地人”，而土族和汉族及一小部分藏族是从外地迁移进来的，是原住藏族人眼中的“外地人”。随着相互之间的以诚相待，和谐互动，现在无“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一位藏族受访者说：“我们来自胜利村四哇社，由于人口多农牧地较少，迁徙到该村距今180多年了。”一位汉族受访者说：“我们是从甘肃积石山县陈家山迁移来的，由于战乱和饥荒，迁徙到该村距今150多年了，后来由于人口增加，部分迁徙到了乱石头村和大庄村等地。老人们传说，藏族和汉族有深厚的友情，这两个民族之间很早以前就相互通婚确立亲戚关系。以前日扎村这个地方没有汉族人和土族人，全部是藏族人。后来外地有汉族和土族到处逃难，就逃到日扎村了。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无私帮助下，留他们居住下来。后来相互帮助和相互认同，这样形成的良好关系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简言之，“我者”的“平等慈悲、容忍布施”理念，与“他者”的“齐同慈爱，异骨成亲”思想相互交融认同，形成了仁、义、礼、智、信、慈等价值取向，开始了持续且和谐的交往互动，建构起和谐共生、互惠互鉴的族际和合文化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日扎村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之行为自觉地形塑着村落内族际交往及互动的场景，建构起水乳交融的和谐互嵌格局。
2.“情谊”交往：认知的转变与文化变迁。虽然多民族杂居各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只要共居在同一场域中，便自然而然会形成互帮互助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建构起特定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自觉地建构起一种生态的情谊道德社会”[13]。这种互渗互嵌的族际“情谊”双向交往，在杏儿乡藏、土、汉族村民之间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帮工”“交换礼物”“族际通婚”“语言交互学习”等方式深刻地呈现出来，建构起互尊互助互惠互容的和谐族际关系，进而形成当地特有的族际区域文化。土族和汉族由于长期处在藏族文化的氛围之中，经过长期与藏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他们从宗教信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深受藏文化影响。汉族先民迁徙到杏儿乡后，为了延续和发展，选择了与藏族或土族联姻。当地汉族称藏族为“阿让家”（a zhang为地方方言，意为舅舅，“阿让”在藏族亲属关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藏族称汉族为“嘉”（rgya），称土族为“霍尔”（hor）。同时，由于该区域地处汉藏文化的连接地带，藏族文化受到汉文化与土族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连接地带“文化重构”结果，与相邻循化县和化隆县藏族的婚姻习俗、“拉则”祭祀仪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带有浓厚的汉藏文化双重特色。
一白姓村民（藏族）告诉我们：“如果村子里谁家修建房屋、孩子满月、举行红白喜事等事时，只要村民知道哪家在办什么事情，不管被告知与否，都要到场帮工和送礼。这是一种情谊上的交往，你心里有别人，别人才会有你，你给别人送了礼帮了工，你家有什么事情，别人到时候也会来还礼帮工的。”“汉族村民WYK和WZQ两家因缺乏劳动力，地里的庄稼运不回来，藏族村民AGF等人主动用自家的三轮车将两家的庄稼拉到场上。”在杏儿乡，形成了一家逢喜全村恭贺、一户有难大家相助的族际和谐社区氛围。“仪式可以消除人们之间的边界，使不同的人群产生情感上的共鸣。”[14]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自发”亲密关系与情感互动，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村落共同体，正如藏族谚语所说：“白根柳条扎扫帚、五个指头握拳头。”杏儿乡结合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乡村风土人情，在政府的引导下打造了一支多民族参与的具有多民族文化元素的民间歌舞团队，通过藏舞、拉伊、民族乐器表演等方式，举办“大美青海”“藏乡风情浓、花儿颂盛世”等的文化活动，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这种多民族日常生活中“情谊”双向互渗互嵌的交往交流交融链条,体现出“族群间性”的文化交融场域变迁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路径。
3.产业调整：经济交往与共享。改革开放后，市场体制的迅猛发展和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使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西北少数族群在资源开发、劳动就业、文化生态等方面受到极大冲击，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中国劳动力整体职业结构中，2000年-2010年藏回蒙等少数民族就业总人数所占比例出现了下降或者增速明显放缓的趋势，出现不同程度的“边缘化”现象[15]。这一发展趋势不利于民族平等、共同繁荣的社会目标。
杏儿乡立足本乡实际，把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放在优先位置，把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特色养殖产业、劳务就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文明的“民心工程”长抓不懈。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生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特色养殖业产业方面，7个村大多数农户饲养主要以大牲畜类和羊类等为主，与2017年相比，2018年末全年草食畜出栏总数11472头（只），比上年下降0.89%，其中：大牲畜出栏2802头，比上年下降0.79%；羊出栏7954只，比上年下降0.95%；猪出栏716头，比上年下降0.79%。在种植业方面，与2017年相比，全乡2018年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6513亩，与上年持平。粮食作物播种面积6063亩，与上年持平。其中，小麦1998亩，比上年增加16.5亩；马铃薯1065亩，增加10.93亩；玉米3000亩，减少16.11亩。油料作物100亩，减少3.53亩。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200亩，比上年增加4.34亩。其他作物150亩。全年粮食作物总产量2896万斤；油料作物总产量6万斤；蔬菜总产量436万斤特色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变化，是“互嵌式”格局的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所作出的选择,也是村民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动所作出的调整。以日扎村为例，藏族是原住居民，以前主要从事畜牧业，后来迁徙来的汉族和土族主要从事农业，在双方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该村藏族逐渐从事农业，汉族和土族也从事畜牧业。村民互相馈赠产品，汉族土族经常给藏族一些新鲜蔬菜，藏族也经常给汉族土族一些牛羊肉、奶制品及皮毛等畜产品。“民族间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资源需要的结果。对外交往越主动、越频繁，对自己的发展就越有利，获取的包括信息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就越丰富。”[16]随着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化对农牧产品的技术、品牌营销等要素要求更高，竞争更激烈，小农户家庭经营难以适应市场化的要求，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乡村振兴战略下走小农户组织化的道路指明了方向。2017年，在杏儿乡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下，根据市场化需求，提供组织资源、信息资源和经济资源，根据本地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成立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民组织化机构，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下，适当调整特色养殖业和种植经济作物比重，村民家庭经济收入普遍提高了，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畜牧业和种植作物的变迁，不但有益于村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无形中使他们与周边族群甚至与更大范围经济体紧密关联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互嵌式居住格局的空间性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结构特征突显出来，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青海民和县杏儿乡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和谐共居共生的村落命运共同体。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建构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相互交融的文化观念及实践方面的原因。“情谊”双向互渗体现出“族群间性”的文化交融场域变迁，通过发展村民经济生活，注重民心工程，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建构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村落命运共同体。费孝通指出：“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7]
用杏儿藏族乡当地群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里是藏土汉一家亲，大家相互认兄弟，相互帮忙；有酒大家一起喝，有肉大家共同吃。”这是杏儿乡“全国民族团结乡进步模范集体”的生动体现，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日常生活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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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