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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提增路径

李倩岚 中南民大学报编辑部 2023-10-24

摘  要:纪录片作为最具文化品格和国际传播力的影视产品之一,承载着文化输出与交流的重要功能,是建构对外话语体系、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方式。但是,对应于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及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方面虽有突破,但还未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因此,国家高度与人文意识并重,是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前提;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并举,是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人才培养与平台建设并行,加强中国纪录片国际化人才培养,通过多元化的传播主体,通力配合共同打造中国纪录片制播平台,加快实施中国纪录片“走出去”战略,是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提增路径


作者简介:李倩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面对世界格局和全球化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后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结构性变化,中国愈发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纪录片作为最具文化品格和最具国际传播力的影视产品之一,理应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方式。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中国纪录片在思想内容、创作手法、表达方式以及精神理念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对应于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及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方面还未达到最理想的效果。笔者仅就新时代如何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路径略述管见。



国家高度与人文意识并重: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前提


      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发展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实践跨文化沟通,国家叙事策略转型已成为国家对外传播战略调整的核心议题。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记录方式,又被称为“国家或民族的相册”,从议题设置到叙事视角,从话语形态到影像呈现,都可以反映出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硬实力、文化软实力、话语权力资源以及国家社会的整体动态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国家高度与人文意识并重是前提。

      1.从国家高度上提高认识。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必须要从国家的高度深刻认识其重要意义。一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形势下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对外话语的感召力、创造力、公信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提升“传播四力”的要求。高质量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也是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二是国家综合国力深刻影响着国际公共话语体系的构建。坚持国家站位,提升中国舆论宣传综合竞争力的同时,仍需进一步推进国内改革深化,才能让国际传播能力行稳致远。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国家对外形象塑造需要“双剑合璧”“软硬兼修”。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和媒体长期占据国际话语权制高点,掌控甚至垄断全球议题设置和话语导向。在西方所拍摄的有关中国内容的纪录片中也常会出现混杂性、想象性甚至妖魔化的中国形象,质疑、贬损、抹黑中国和中国人民。因此,提增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影响力,改变西方纪录片在传播中国形象方面的消极影响,最根本的就是要继续增强国力,“内修外治”,大力推行改善民生的机制建设[2],不仅为提升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提供经济、科技等方面强有力的保障,而且让中国纪录片在内容上更具“全球”看点。三是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实践,应该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语义范畴和共享语境。因此,全面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与认同度,需要在国家具体方针的指导下,从题材选择、叙事方法、平台建构、人才培养、经费投入、政策扶持等方面调整思路和策略。

      2.从人文意识和价值取向上分析思考。在纪录片的人文意识和价值取向方面,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挖掘与人类生存发展紧密相关、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人文意识从感性的层次来讲,是对人的理解、容忍、接纳、尊重、爱护和关怀;从理性的层次来讲,是对人终极价值的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中国纪录片中的人文意识主要体现在强调其主角是当代中国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表现的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是经过创作者和观众理性认可和审美同在的视觉审美形象。当然,这一基点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纪录片的题材相对狭窄,创作视角较为单一,多侧重于宣传教育功能。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中国纪录片逐渐向多重社会功能拓展,回归到真实记录和人文关怀的主旨上来。从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到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和《我们诞生在中国》,2019年《四个春天》再到2020年《棒!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纪录片开始以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为表现中心,注重生活的动态过程呈现、审美氛围的营造、人文意识的表现及生活气息的展露等,强调真实性的原则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理性思考,为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公信力奠定了基础。


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并举: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提增,要遵循“国际通行原则”,既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话语对象,树立“受众本位”意识,又要尊重国际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国际传播的方法和技巧,采用“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方式,努力营造客观、友善、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纪录片作为最具文化品格和最具传播力的文化产品之一,理应将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优秀文化作为国家叙事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中西方“内外有别”的高低语境中寻找“内外一致”的共享语境,创新性地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和美学风格的纪录片话语体系[3],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与国际表达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其国际传播的效果,打造更具世界性的文化产品。

      1.中国纪录片要突出中国特色。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根脉所在,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有中国特色,又是世界文化发展中的精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提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通过中国纪录片将这些特色传统文化向外输出和传播,着力展现中华民族辽阔的疆域、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人文环境以及各民族人民的传统文化习俗,传播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化精髓及其价值观,提高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英国纪录片导演菲尔·阿格兰德的《云之南》之所以能够震惊世界,产生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帮助更多西方人真正了解和认识丽江,阿格兰德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纪录片要保持自己独特的身份。他用纪实影像搭建出一座展示那个时代中国云南丽江城镇日常生活的“博物馆”,在普适性的全球话题中又突出其文化特色。因此,新时代的中国纪录片要突出中国特色,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精髓有意识地向全世界进行展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纪录片真正走向世界。2016年《我们诞生在中国》,记录了大熊猫、雪豹、金丝猴3种中国珍稀野生动物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以及成长过程,还阐释了“天人合一”“阴阳互生”等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2012年开播的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视角独特,以美食为切入点,不仅将中国各个地方的气候、风俗、文化一一呈现,而且也传递了食物背后普通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浓浓的人情味。2015年《中华文化之旅》,2017年《本草中国》,2019年《中国的宝藏》等讲述的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些纪录片均在海外市场获得了不少好评。

      2.开拓国际化传播的创作新思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重集体轻个体思维显著,在纪录片拍摄的指导思想上,往往过多重视集体意识和善的表达,而忽视个人价值和日常细节等方面的问题。虽然不少纪录片在中国传播效果较好,但因文化、习惯的差异,在国际上传播效果很不理想。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纪录片也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在蕴含东方智慧的新型世界文化观[4]的指导下,提高站位,以全球视野展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如借鉴一些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纪录片创作方式,使纪录片既能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也能符合世界观众的审美接受。这也是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然要求。

      在题材范围方面,西方纪录片更擅长分解和细化中国题材,密切关注社会与民生等现实问题,选取不同的故事素材,涉及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虽不具有普遍性,但更能深入反思社会文化。如PBS《青春躁动的中国》纪录片中,以关注青年人的工作、梦想和感情变化为主要内容,拍摄人物各具特点,特别是通过连续4年的记录方式,比较客观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当下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更为贴近生活。这也为中国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2017年纪录片《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第三季,由江苏卫视和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 News)联合制作,同步播出。6集纪录片选取的24个故事都是“中国人”和“中国事”,但制作双方秉承理性精神和全球立场,以诚实、冷静、客观的媒体姿态,将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相结合,在多元差异中寻求同一性,帮助更多西方民众看懂发展中真实的中国,更好地发挥“美美与共”的传播效果。

      在创作观念方面,由于中西方文明起源不同,社会政治形态各异,形成了不同的观念特点。中国文化受长期农耕经济的影响,社会生活和思想道德更加注重人伦秩序。西方人则较多关注平等、自由等思想意识。中国纪录片在拍摄视角方面,往往集中表现固定主题,注重突出特定形象特点,其优点是思想鲜明,主题突出,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接受习惯。但由于关注点比较单一,所反映的各种社会现象不够充分,加上东西方审美习惯的差异,较难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西方人在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中,通常没有太明显的教化含义,拍摄者多记录最简单的日常,更容易激发观众“基础共识的信息源点”[5],大大拉近了纪录片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拍摄手法上大量采用平视,体现出对被拍摄者以及观众的尊重。在配音处理方面,采用同期声的比重远超过解说词。纪录片《西藏一年》,以田野考察的人类学方式跟拍了8位普通藏族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和劳作,展现了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融合的魅力。导演书云作为英籍华人,能更好的把握中西方关注点的融合性,平衡多重价值诉求。范立欣导演的《归途列车》借用中国春运的大场景,不仅搭建出“归家”的主体框架,还暗含了另外两条叙事线索:中国传统家庭意识中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以及社会变迁的动态图景。该影片先后荣获了几十个国际奖项,并得到大量海外观众的认可。由此可见,中国纪录片也能打破自我固化思维,以多元视角的方法丰富叙事线索与层次,注重“客观表述”,自然讲述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故事”。

     在艺术表达方面,一部好的纪录片要有好的素材和切入点,因为故事化的叙事表达会让观众产生“体验式视觉与经历”[6],而且片中适当的娱乐精神也会提升观众的观看兴趣。中国纪录片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会存在对“中国形象”“观点表述”的刻意追求,导致简单轻松但不失故事化的视听话语形态有所缺失[7]。但从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到2020年《棒!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纪录片以一种轻松、娱乐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不同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真实地讲述人们的日常生活故事,即使是物件、饮食文化、工艺技能等,也都可以注入人类视角,自在的表现看似琐碎却很精彩的故事细节。可见,在真实记录社会现象的前提下,中国纪录片可以适当加入幽默、娱乐等元素,以达到增强纪录片艺术表达效果的目的。

      3.改进运作范式和重视培养受众群体。一般来说,纪录片前期运作周期比较长。投入多产出少、缺少投资商、运营机制动力不足以及融资渠道单一等,依然是当前我国纪录片产业所面临的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纪录片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后阶段的国际传播效果。在这方面,世界知名影视公司(或纪录片制作机构)的节目制作标准和运作范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2016年,中国导演与西方摄影团队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成为暑期中国电影市场的一股“清流”。作为一部中美合拍纪录片,美国专业摄制组在极为艰苦的拍摄条件下,拍摄出大量精彩镜头,而中方创作团队则保持了完整典型的叙事风格。纪录片在赢得口碑同时,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由此可见,国际传播语境下“融合”应成为主旋律,主动寻求国际间制播的深度合作才能达成不同价值体系的动态平衡。同时,在培养受众群体方面,要改变中国纪录片对受众关注不足、与受众距离较大的问题,还要加强对国外受众的研究。在坚守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统领基础上,智能化了解观众需求,确定题材,选择拍摄角度,调整叙事方式[8]。总之,要不断实现中国纪录片“我”与国际受众“他”之间的双向互动与融合,从而建立起中国纪录片在国内外长期、稳定的受众群体。


人才培养与平台建设并行: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基础


      高水平创作人才的匮乏,特别是具备国际化创作理念和市场意识的人才偏少,是困扰当下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平台建设对提升中国纪录片的创作水准,拉动产业发展以及扩大国际传播,同样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加强中国纪录片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同时,通过多元化的传播主体,通力配合共同打造中国纪录片制播平台,加快实施中国纪录片“走出去”战略,是提增中国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基础。

      1.高校在影视教育方面亟待转型。当前,中国纪录片行业的运营、营销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和执行力的项目负责人、制片人及制作人才等都比较短缺。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纪录片教育起步较晚,培养体系上存在“倒挂”现象。如先有研究生层次的纪录片专业教育,后有本科层次的纪录片专业教育[9]。此外,大学教育阶段对中国纪录片人才培养不能只注重理论研究,现阶段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用纪实影像讲故事,加强操作实践方面的培训。一方面,影视艺术技艺性很强,艺术教学也有其自身规律,不能只说不练,没有实践便不可能掌握理论。因此,纪录片人才培养要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在实际专业制作中不断提高创作能力。比如,部分专业课程可以通过聘请业界导师或与电视台纪录片制作团队合作,以“项目制”的方式推选学生参加,让学生真正融入到纪录片制作团队之中,在实践中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为了让专业人才快速地进入纪录片国际市场,适应全球化推广及传播需求,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纪录片+”复合型通才的培养,既要培训艺术创作,也要培训经济和产业知识,扩大纪录片教育的范畴,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在人才培养上逐步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2.积极探索打造高端人才培训平台和创投项目。国内外各大纪录片(电影)节展,都会设置高峰论坛、实验室、工作坊等平台,为纪录片从业者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有关纪录片创作理念、媒体发展趋势、科技潮流等最前沿的资讯。作为中国历史最长、最具国际化的广州纪录片节,从2006年就开始吸引和整合优质资源,联合Discovery 探索频道亚洲电视网连续三年举办“新锐导演计划”项目,资助并培养了18名中国青年导演。2013 年,广州纪录片节开启国际联合培训模式,定向培养国际型专业人才,联合欧洲纪录片联盟共同策划了“DOCROADS 纪录之路”国际高端联合培训活动[10],其优秀作品《最后的夜班车》获得了 2014 年巴黎中国银幕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奖”。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也通过设置“培育计划”工作坊,引入大师课程并提供行业一线的经验分享与培训活动,打造中国纪录片事业与人才培养的孵化基地。此外,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北京国际电影节、FIRST青年电影展、“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等国内较为知名的影视节展,均为纪录片设置了创投项目,鼓励年轻一代的纪录片创作者挖掘具备文化多样性议题,并为优秀作品进入海外市场提供更多支持。纪录片行业高端人才成长需要时间,也需要政府以及各大相关机构持续给予强大的市场资源和资金保障。

      3.加强中国纪录片制播平台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纪录片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其发展道路虽然艰辛曲折,但效果很好,播出平台从无到有。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话说长江》《让历史告诉未来》等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中国电视纪录片开始逐渐走进观众的视野。到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又开辟了一个固定时间播出的纪录片栏目《地方台五十分钟》,先后播出了《两个孤儿》《半个世纪的乡恋》等一批优秀作品,有些作品还由此走出国门,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并获得大奖,为中国电视纪录片架起了一座走向世界的桥梁。与此同时,有些地方电视台也开辟了纪录片栏目。上海电视台1993年增设的《纪录片编辑室》,是全国第一个地方台纪录片栏目。经过近10年的时间,该栏目孕育出中国第一个纪录片频道——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开播,标志着中国纪录片播出平台建设达到高峰。制播平台的不断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纪录片在产业化道路上迅速发展,推出了如《舌尖上的中国》《超级工程》《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系列优质作品。2013年1月,中国纪录片网开播上线。同年7月,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正式成立。在联盟的带动下,国内纪录片在播映渠道、覆盖受众范围、传播速度以及传播频率等方面都取得有了显著成效。

       4.加快实施中国纪录片“走出去”战略。新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不断探索与西方“商业合作式”的国际传播战略,合作方式有所创新,合作程度也在不断加深[11]。如2016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澳大利亚野熊公司联合制作的《改变世界的战争》在澳大利亚Foxtel历史频道播出,吸引了当地观众的广泛关注。联合制作模式虽然能够打通海外播出渠道,但在播出时间、播出频率和具体内容的选择上,中方仍较为被动。因此,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国纪录片需要主动打造全球化的合作项目,大胆对接他国制播领域。近年来,中国五洲传播中心与世界知名纪录片频道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的主流媒体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计划,合办中国题材电视节目专栏,并与Discovery探索频道、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开展深度合作,共建了《神奇的中国》《华彩中国》《丝路时间》三档有关中国题材的纪录片电视栏目。这三档栏目已经成为中国自制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重要输出渠道。优秀的中国纪录片能够借此“跳板”成功进入当地本土频道,实现全球排播[12]。今后,我们可以在实现纪录片拍摄思想与拍摄方式的国际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新媒体传播的优势,搭建更具融合能力的世界性交流平台,有效推动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度。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2]  沈雅梅.对西方媒体热议“中国形象”的思考[J].国际问题研究,2011(4).

[3]  何苏六.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国家相册”[N].中国艺术报,2011-03-02.

[4]  唐润华,曹波.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时代特征[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7).

[5]  雷璐荣.从“传播力”到“影响力”: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深度发展方向与策略[J].现代视听,2019(8).

[6] IB BONDEBJERG.Documentary and cognitive theory:narrative, emotion and memory[J].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14(1).

[7]  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策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1).

[8]  周翔,仲建琴.智能化背景下“中国故事”叙事模式创新研究[J].新闻大学,2020(9).

[9]  吴猛强.现代纪录片教育的三种人才培养模式[J].教育教学论坛,2020(11).

[10]  曾洁.国际纪录片节对纪录片产业格局的影响——以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为例[J].电视指南,2016(10).

[11]  何苏六,黄衍华,赵曦等.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6-37.

[12]  裴武军.2019年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述评[J].当代电视,2020(7).


(责任编辑 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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