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笔谈
一
走向世界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
晓 雪
作者
吉狄马加自从调离故乡大凉山，到成都、北京、青海担任领导职务，担子越来越重，工作越来越忙，但不论公务如何繁忙，他始终钟情于缪斯。他是“一个始终把诗歌视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的人”，凭着把“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殿堂重要基石的一种坚信和肯定”，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坚持写诗，而且越写越好。直到最近几年，他还在百忙之中连续推出《我，雪豹……》《致马雅可夫斯基》《大河》等长诗力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30多年来，他在国内外获奖28次。他的作品集除在国内用汉文和彝文出版了24部之外，在国外已有几十个国家用40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90多个版本。在中国百年新诗史上，好像还没有哪位诗人的作品在那么多国家用那么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过90多个版本。我国已故著名老诗人绿原说：“从他的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来看，诗人吉狄马加不仅属于彝族，也属于中华民族，还属于世界。”“他是用汉语写诗的人类代言人之一。”2016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颁奖辞这样称颂他:“吉狄马加是中国最伟大的当代诗人之一，他的诗富有文化内涵，事实上深深植根于彝族的传统……他的诗让人心灵净化，并构建起一个人类不懈追求纯真和自我实现的伟大时代。”俄罗斯当代最著名的诗人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在2017年2月为吉狄马加诗集《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序《拥抱一切的诗歌》中说：“他身上充盈着对人类的爱”，“他的身材并不魁梧，他的手也不算大，可他的身体和手臂却是足以使他拥抱整个地球……他的诗歌将世界历史的所有时代，将世界诗歌的各种语言连接为一个整体，犹如一道人类智慧的彩虹。”——“这是一位中国的惠特曼。”国内的评论不算在内，光是外国就有50多位著名的诗人、作家、评论家研究和评论了吉狄马加的诗歌。一位波兰学者最近又完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研究吉狄马加的专著，即将出版。
吉狄马加是怎样一步步从大凉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呢？首先，我认为吉狄马加是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精神很强烈而自觉的一个真正的诗人。他说：“我写诗，是因为我的部族的祭司给我讲述了彝人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天文和地理；我写诗，是因为我在城市喧嚣的舞厅想找回我丢失的口弦；我写诗，是因为我希望他具有彝人的感情和色彩，同时我也希望它属于大家。”他对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和养育自己的大凉山的感情是那样的与生俱来、自然质朴和真挚深沉，他无比自豪地宣告：“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致自己》）“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自画像》）他借“一个老猎人的话”说：“如果死了还能再活一次/原谅我，我依然还会选择/做一个崇尚英雄和自由的彝人。”（《猎人的路》）。他在《日子》中写道：“假如命运又让我/回到美丽的故乡/就是紧闭着双眼/我也能分清/远处朦胧的声音/是少女的裙裾响动/还是坡上牛羊嚼草。”他歌唱：“我的歌/是多情的风/是缠绵的雨/是故乡山冈上/一只会唱歌的百灵/是献给这养育了我的土地的/最深沉的思念”；“我的歌/是含笑的泪/是初恋的潮/是远方地平线上/一条黑色的河/是献给我古老民族的/一束刚刚开放的花朵。”（《我的歌》）他说：“让我的每一句话，每一支歌/都是这土地灵魂里最真实的回音/让我的每一句诗，每一个标点/都从这土地蓝色的血管里流出。”（《黑色狂想曲》）
的确，读吉狄马加的诗，不论是早年获奖的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还是后来出版的《遗忘的词》《时间》《吉狄马加诗选》等等，都会感到每一首、每一句都是养育他的“这土地灵魂里最真实的回音”，都是“从这土地蓝色的血管里流出”来的。是大凉山，是彝族人民，是彝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养育了诗人吉狄马加。吉狄马加在《服务与奉献》中写道：“如果作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神性背景，那么苍茫的大小凉山就是我的精神家园……如果说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我承认我是在延续着一种最古老的文明。”在2016年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颁奖仪式上的答谢词中，吉狄马加对评委会的朋友们说：“你们的慷慨和大度不仅体现在对获奖者全部创作和思想的深刻把握，更重要的是你们从不拘泥于创作者的某一个局部，而是把他放在了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坐标高度。”“你们今天对我的选择，其实就是对我们彝族古老、悠久、灿烂而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褒奖，是馈赠给我们这片土地上耸立的群山、奔腾的河流、翠绿的森林、无边的天空以及所有生灵的一份最美好的礼物。”2002年6月12日，吉狄马加在韩国首尔作“全球化语境下超越国界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演讲中，引用了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圣卢西亚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吉狄马加通过对自己富有创新智慧和独特风格的一系列诗歌作品，多角度、深层次地表现出彝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他的诗歌是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最新发展的重要成果。因此，我们也可以借用德瑞克·沃尔科特的话来说：吉狄马加“就是一个民族”——彝族。他正是以中国彝族诗人的身份走向世界的。
其次，我认为吉狄马加广泛接受彝族、汉族、其他民族以及外国优秀文化的滋养和哺育，具有一种宽广博大的人类情怀。吉狄马加从小是由一个汉族保姆带大的。他从汉族保姆的“身上和灵魂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那超越一切种族的、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使他从小就相信，“人活在世上都是兄弟”。他说：“我怎么才能写出既具有民族特点，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怎样真正写出人类的命运，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这些问题都是我最初走上文学道路就开始思考的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1987年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他的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时就说：“在这本诗集中，我力求用最朴素的语言，写一种人类（民族）心灵中最深沉的感情。”其实不光是《一个彝人的梦想》，吉狄马加其他诗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人类心灵中最深沉的感情”，反映了诗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感悟当下、展望未来的广阔胸怀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他在《古老的土地》中写道：“在活着的时候，或者死了/我的头颅，那彝人的头颅/将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诗人就是用一系列歌颂“人类友爱”的诗篇来“召唤逝去的先辈”，“感应万物灵魂”的。他“祝愿蜜蜂”，“祝愿金竹”，“祝愿大山”，“祝愿活着的人们/避开不幸的灾难/长眠的祖先/到另外一个世界平安”。他写道：“祝愿凡是种下的玉米/都生出美丽的珍珠”，“祝愿森林中的獐子”，“祝愿江河里的游鱼/神灵啊，我祝愿/因为你不会不知道/这是彝人最真实的情感”（《星回节的祝愿》）。他所热爱的城市，尽管遭受过“惨绝人寰的大轰炸”，“五万多条生命/他们的控诉，已成为永远的呐喊”，但“它宽厚善良的人民”只“把目光永远投向未来/从不复制仇恨”，“这个城市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渴望/就是今天的中国/对这个世界的回答”（《我承认，我爱这座城市》）。他写道：“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只有一条道路是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和平！”“假如土地上失去了呼唤友情的声音/那世界将是一个死寂的世界/那土地将是一片荒凉的土地。”他相信“一切生命都因为爱而美好”。他笔下那猎人的孩子，看到在“柔软的草地”上走过的野兔和“皇后般的母鹿出现”而忘了自己是一个猎人，没有开枪，就是因为他对美好生命的最纯真的爱。他对《这个世界的欢迎词》最后凝聚为“这样一句诗——孩子，要热爱人！”
吉狄马加说：“我在写作时，一直强调要写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和美好的心灵世界，对太阳、土地、河流、森林、原野、群山等等这些养育了人类原生文化的母体的赞颂，从来就是我诗歌的主题。”他写故乡故土的诗篇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思想追求。进入中年以后，他在继续深情地怀念和抒写故乡的同时，写了大量其他重大题材和国际题材的诗，如《印第安人》《献给土著民族的颂歌》《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献给这个世界的河流》《科洛西姆斗兽场》《水和玻璃的威尼斯》《我们的父亲曼德拉》《我，雪豹……》《致马雅可夫斯基》《我的痛，在日本》，等等。这些诗更是以宏阔的视野、凝重的深情、新颖的构思，表达了诗人对人类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独到感悟和深沉思考。正是这种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热爱和平，深切关注人类命运和地球生态，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博大情怀和宏阔的世界眼光，使吉狄马加的许多优秀诗篇，成为他一直追求的“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的作品，而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成为诗歌向世界传播的中国声音。
最后，吉狄马加具有开放意识，坚持不懈汲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吉狄马加在学生时代就立下志愿：“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学标杆的制定放在整个世界而不仅仅在中国。”为此，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工作多么忙都坚持博览群书，刻苦学习。他多次说过：“任何一个民族作家，都应该有开放的意识，要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用一切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我们是世界文明的儿子，我们只有用全人类的优势文化来养育自己，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广博而深远。”他自己就是一直坚持这样努力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喜欢阅读《百年孤独》等作品，同藏族青年扎西达娃交谈拉丁美洲文学给自己带来的新鲜感受。他在《一个彝人的梦想——漫谈我的文学观和阅读生活》中曾谈到“怎么用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来武装自己”。对彝族的创世史诗、古老民歌和优秀传统文化、对汉族和我国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国外（包括苏俄欧美和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化经典，他都认真刻苦、坚持不懈地广泛阅读，从中吸取营养和智慧。正是“世界文明”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哺育、滋养和造就了彝族诗人吉狄马加。
法国诗人雅克·达拉斯称吉狄马加是一位既含蓄有致又勇于行动的诗人。他不但长期坚持业余写诗，而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倡议、组织、创办了一系列的大型诗歌文化活动，如青海国际诗歌节、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达基沙洛国际诗人之家写作计划、诺苏艺术馆暨国际诗人写作中心对话会议、三江源国际摄影节、世界山地纪录片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以及青海国际唐卡艺术与文化遗产博览会、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等等。青海国际诗歌节，至今已举办了六届，累计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诗人参加。这些活动对促进中外诗歌、摄影、音乐文化的交流，对推动我国诗歌文化的发展繁荣和走向世界，对诗歌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都提供了重要平台。
吉狄马加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从中国西部大凉山腾空而起的一颗耀眼的诗星。他之所以能从大凉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产生巨大的影响，归根结底，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感谢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路线。可以说，是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他，推出了他。2014年，吉狄马加获得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被授予“世界性人民文化的卓越捍卫者”称号，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也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亚洲人。光明日报记者刘鹏采访他，请他谈谈这个奖对传递中国文化正能量有着怎样的意义，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一奖项，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当今国际社会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一个体现。这一奖项是属于正在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中国的。中国不仅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还在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今天的中国应该给人类更多的文化贡献。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提升我们对外的文化影响力，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次姆基瓦人道主义奖花落中国，说明了中国的文化在国际上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这对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认可中国文化，会起到积极作用。”
吉狄马加还在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期待他不断向更高的艺术高峰攀登。
(晓雪，云南省文联原副主席)
二
诗歌，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
吉狄马加
作者
就任何一种精神创造的成果而言，诗作一旦成为他者，或者说成为公众的读物，它就不完全属于原作者了，每一个读者都会对它进行属于自己的诠释，其实接受美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关心我的诗歌与读者产生了怎样一种关系，是否引起了必要的共鸣？因为作品一旦问世，它就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它的知音，也可以说这是在期待着一个又一个心灵的回声。能不能听到这样一些回声，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十分关心的。但是，今天这么多从事诗歌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相聚在中南民族大学，专门就我的诗歌写作及更广义的彝族文学进行讨论，的确让我感到内心不安。并非是出于所谓的礼貌和谦虚，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我所写的作品就足以劳动各位不辞辛苦在这里来开这样一个会。
需要说明的是，就当下彝族文学的现状来展开话题，还是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彝族现有900万人口，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现在从事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众多，这其中有用汉文写作的，也有用母语彝文写作的，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取得了足以让我们关注的创作成就，特别是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和诗人，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天才的素质。在研讨会筹备之前，我就再三告诉会议的主办者，希望诸位把更热切的目光投向他们，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彝民族文学的未来和希望。
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已经走过了40年的写作历程。如果说诗人中也有幸运之人的话，那么我应该算一个。1985年我的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得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奖，那时候我不到24岁。1988年我的诗集《初恋的歌》获得第三届全国新诗诗集奖，也就是现在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前身，与我同时获奖的就有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等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我来自于我所熟悉的文化，是这个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时代选择了我，也是这个让我的民族经历了千年不遇的嬗变的时代选择了我。
立陶宛伟大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在一个有关我的学术研讨会上，作过一篇题为“民族诗人和世界公民”的发言。他这样说道:“他公正地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中国南方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儿子，是这个民族的代表和捍卫者，这一民族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民俗和传统，这一民族亲近自然，几乎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一民族保留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仪式象征体系、象形文字以及未被其他宗教和教义同化的泛灵论信仰。简而言之，她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对这种方式的认知，可以丰富我们关于整个人类的概念，也就是说，可以使我们更具有全人类性。这一生活方式的许多特征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甚至可以为我们这个复杂化的、无限复杂化了的世界中每日出现的许多问题给出答案。”我不敢承受他给予我的这种褒奖，但我却把它理解为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在精神上的认同。诗歌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面对自己灵魂的独语，更重要的，它是我与这个世界进行对话的媒介。当然，这是一种经过创造后形而上的精神产物，或者说它是最具有个人性，而最终将获得普遍性的声音和密码。我认为，我所有的精神创造其实都是面对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头顶上无限光明的宇宙，引领我的祭司永远是无处不在的光；另一个就是我苍茫的内心，引领我的祭司同样是无处不在的光。他们用只有我能听懂的语言，发出一次又一次通向未知世界的号令，并在每一个瞬间都给我的躯体注入强大的力量，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肉体和灵魂才能去感知我获得的这一切。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回应几个问题。
1.关于民族的文化历史对一个诗人的影响。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都是人类文明的儿子。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也讲得十分到位，在我的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彝族可以说是一个诗歌的民族，现在有九百多万人口。彝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民族，大家知道，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达到了什么高度，其标志有几个方面：一是有没有自己的历法；二是有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特别是文字；三是有没有成系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经典，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庞大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这其中包括了哲学、宗教、历史、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熟悉文字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现有的原生文字里，最古老的就是汉文和彝文。彝文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从我们的先民创造使用这种文字到现在，它从未中断过使用的历史，直到现在它也是一个被继续使用的活态文字，据我所知，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特别是在今天的大小凉山，这种语言文字还在广播电视台、报纸、文学刊物上被广泛使用，今天到会的作家巴久乌嘎就是《凉山文学》的主编，这个刊物既有汉文版，也有彝文版，现在凉山州还有一部分作家诗人在用母语写作。另外，彝族有自己的历法——太阳历，在彝族古老的典籍里面就记载了这种古老的历法。历史学家刘尧汉和天文学家卢央也写过一本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书《彝族天文学史》，这本书从学术上第一次告诉了世界，彝族先民创造的太阳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何等的地位。作者在书中把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和印第安人古玛雅的十八月太阳历进行了比较，让我们对彝族古代太阳历有了一个更清晰更直观的了解。一个能在历史上创造了文字和历法的民族，可以肯定其古代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令人赞叹的，毫无疑问，这都是我们写作者必须继承的伟大传统。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位诗人，那就是爱尔兰伟大的民族诗人叶芝，他虽然是用英语写作，但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历史感和文化感的诗人，那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古老的凯尔特神话以及深厚博大的爱尔兰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如叶芝本人所言，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文化传统，他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的良心和代言人。而我作为一个诗人的写作，其文化传统既来源于我的民族，也来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当然我也深受世界不同国家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
2.关于我诗歌创作的源头。我个人的写作有三个重要的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中华文化。我用汉文写作，如果没有屈原、李白、杜甫，没有唐诗宋词元曲，没有中国的现代诗歌，就不可能造就我这样一个诗人。第二个源头是源远流长的彝族诗歌传统。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也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其历史典籍基本上都是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另外，彝族是世界上留存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彝族的英雄史诗、创世史诗就有十余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抒情诗，包括大量的民歌，共同构成了浩如烟海的诗歌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一伟大的诗歌源头，也不可能造就我这样一个诗人。第三个源头就来自于对世界优秀诗歌的借鉴和学习。我真正受到一个诗人的深刻影响，那就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记得还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读到一本完整的诗集，就是戈宝权先生翻译的普希金的诗，也可以说是因为阅读普希金的诗歌让我开始想成为一个诗人。现在回忆往事，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本戈宝权先生翻译的普希金诗集，封皮已经撕掉了，等我如饥似渴地读到最后，才知道诗歌的作者叫普希金，诗歌的译者叫戈宝权，好在这本诗集的后记还没有丢失。
当然，我的诗歌写作，特别是我真正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我就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一代诗人，都是中国现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延续。如果从现代汉语诗歌来讲，对我影响最大的诗人就是艾青，这其中当然也还包括郭沫若、戴望舒、闻一多、穆旦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现代新诗的先行者，无论从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而言，他们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今天再重写中国现代诗歌史，对他们的贡献都应该作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的，我的第一本获得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于那个时期。有研究者做过统计，它们都是我十九岁到二十三岁这个阶段写的诗歌。在我身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我的写作很像艾青他们那一代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我可能是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中最早受外国诗歌影响的诗人之一。我早期的写作主要是受到了黑人诗歌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美国黑人诗人麦凯、兰斯顿·休斯，另外，还有非洲诗人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马提尼克诗人埃梅·塞泽尔，等等。我和当时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经常在一起交流，我们完全是凭借一种直觉，还不能从理论上捋清其中的道理，就是为什么这些生活在亚文化地带的诗人和作家能影响世界，而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也都成为了被世界公认的一流的作家和诗人。这其中还包括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尤其是他们中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发现马尔克斯和胡安·鲁尔福，完全是因为阅读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激动和欣喜。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最早在中国被翻译出版的《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真正的读者也不是太多的，而马尔克斯后来被中国文学界天天挂在嘴上，这已经是198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事了。可以说，就是这些作家的写作给我那一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带来了颠覆性的飞跃。现在回想起来，我阅读诗人聂鲁达、洛尔迦、尼古拉斯·纪廉等人作品时，他们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真正通向世界的窗口，这种借鉴和文化上的受益无疑影响了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优秀文学的价值判断。从大的方面讲，我们这一代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我的兄长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就深受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回族作家张承志深受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深受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响。我前段时间读一本非洲作家的创作谈，又再一次阅读了桑戈尔有关“黑人性”的理论文章，借此阅读机会我又把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为桑戈尔和埃梅·塞泽尔主编的《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写的序言重读了一遍，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作品在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上具有特殊价值的认识。桑戈尔后来不仅成为了一个誉满全球的诗人，他还是塞内加尔的开国总统，他是诗人中的大政治家，也是政治家中的大诗人。由于他对黑人诗歌的贡献，法兰西学院吸收他为院士，他还是第一个获得法国语言学博士的非洲黑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在大学时期的同学，同样是伟大政治家和诗人的埃梅·塞泽尔后来也被吸收进入法兰西文学院成为了院士，他过世之后，其灵牌也被请进了法国先贤祠，埃梅·塞泽尔对黑人诗歌和世界诗歌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
就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而言，我们这些人都是后来者。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是在前人创造的高度上进行写作，我在很多地方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中国现代诗歌头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就不会有后来十分繁荣的中国新诗的局面。卞之琳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去拜访过他，他明确地告诉我，郭沫若代表了中国新诗头十年的成就，不管后来有人怎么对他进行污名化，都不可能改变其经典诗集《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他还告诉我，还在穆旦在世时他们就进行过这方面的交流。他们还认为就诗人的广阔和深厚以及对叙事和抒情的精湛呈现，艾青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这充分说明只要本着对中国新诗发展负责任的态度和严肃的学术精神，我们才可能对所有的诗歌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在这个方面我从卞之琳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受用终身的东西。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艾青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他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所具有的高尚品格，还是他的诗歌所始终保有的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都对我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3.关于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如何呈现在诗歌中的问题。我认为诗人的写作既是个人经验的表达，也要反映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经验，这就需要一个诗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具有人类意识，要通过个人的写作深刻地反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如何把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如何把个人经验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共经验，这一定是一般诗人和重要诗人的一大区别。我以为小诗人和大诗人的最大分别，就是诗人个体所书写的作品是否真正具有了普遍的人类意义。英国诗人塔德·休斯说过这样一句极为富有哲理的话，一个诗人如果把个人经验高水平地扩充入公共经验和社会经验，并因此获得更普遍的人类意义，那么这个诗人就会越伟大。他专门以爱尔兰诗人叶芝为例，认为叶芝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命经验，他还把古老的凯尔特神话和爱尔兰民族的反抗和复兴融入其中。正因为叶芝诗歌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叶芝毫无疑问就成为了爱尔兰民族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杰出代表。这种情况在20世纪并不是一个特例。
作为一个行动的诗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躲在书斋中的写作者。法国诗人雅克·达拉斯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一个行动的诗人，他认为行动的诗人在不同的历史上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诗歌进入公众社会，与时代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文章中谈到了雨果，谈到了艾吕雅和阿拉贡，当然我非常愿意接受他对我作出的这样一个评价。在今天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中国真正开始举办高水平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与我的具体策划和组织是分不开的。还是20世纪末，我去哥伦比亚参加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大国，创立我们的国际诗歌品牌，我们一定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掌握我们的文化话语权和诗歌话语权。2006年我到青海担任政府的工作，这为我创办国际诗歌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可能。2007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正式举办，由于诗歌节产生了广泛影响，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被世界诗坛公认为世界七大国际诗歌节之一。这七大国际诗歌节五个在欧洲，一个在南美洲，一个在亚洲，就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现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大都与我有着特殊的关系，其中不少国际诗歌节都是由我策划主办的。什么是行动的诗人，我以为他必须把个人的文化理想和广泛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必须把个人的追求与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融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他的行动才是有价值的，他为这个理想和目标所奉献付出的一切，也才是有意义的。我力求像巴波罗·聂鲁达、阿拉贡、希克梅特、扬·里佐斯、勒内·夏尔这样的诗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个诗人所负有的社会责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到这个现实中来走一遭，我们必须承担起人类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生命本身或许是荒诞的，只有我们赋予了它意义，生命才会变得伟大而崇高。今天我们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来，真正把伟大的中国梦在文化中也变成现实。
我在很多地方说过，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未必在对外交流方面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只有在文化上成为这个世界的重要一极，并能在文化上真正影响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国。有一个非洲作家告诉我，现在中国人的形象在全世界都很好，从来不去干预别国的内政，但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形象除了温良恭俭让外，更多的还是一个在经济发展上能影响世界的国家和民族，但我们的文化传播却很难形成与我们这个大国相匹配的地位。他还告诉我，我们今天与非洲有很多的经济合作项目，但文化上的合作项目却少而又少，也就是说，我们在当代文化方面对非洲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他还说：肯尼亚有个总统说过这样一句话，白人殖民了我们几百年，拿走了我们的资源，却给我们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本《圣经》，另一个就是殖民者的语言。他告诉我，虽然他们和殖民者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和关系，但不可否认，今天的西方文化依然深刻地影响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现实。他给我讲这些，主要是想告诉我文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其他的影响更重要、更持久。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聚光灯已经打在了我们头上。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当然不是靠穷兵黩武，但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节点。我写《致马雅可夫斯基》这首长诗，实际上就是在回答人类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是诗歌的巨人，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在误读他，就像他在活着的时候被误读一样，有的诗人可能只存活在文本和修辞中，但马雅可夫斯基不一样，他会永远存活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记忆里。阿拉伯当代伟大诗人阿多尼斯就曾告诉过我，马雅可夫斯基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历史人物，他都要比他同时代的诗人更富有神奇的魅力，因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所留下的最深刻的痕迹。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我的诗歌《吉狄马加的诗》列入了“蓝星诗库”，有评论家对这本诗选中我二十五岁以前的作品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对彝族精神史的诗的阐释，特别是《自画像及其他》这一组诗，更能反映出彝族年轻一代在文化上的觉醒。这说明真正优秀的诗人必须既是诗歌文本的创造者，还是所置身于的那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
再次向诸位表示感谢，这么多朋友相聚在中南民族大学来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我真的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这绝不是谦虚，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晓雪、李鸿然先生都已进入耄耋之年，还专门赶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令我非常感动。大家坚守秉持着严肃的学术精神，在富有成效的研讨中谈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聆听后深受启发，应该说收获是巨大的。当然我也感到有一点不足和遗憾，那就是谈我个人的写作比较多，而整体的谈当下彝族文学的情况偏少，我始终认为江山代有人才出，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彝族写作者都写得非常好。我在这里还是要提议，希望大家今后更多地关注彝族年轻作家和诗人的写作，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特别是近20年来，彝族作家、诗人队伍扩展得很快，有很多人无论是在写作风格上、写作创新上，还是个性化书写上，应该说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就我个人作品的讨论，我也感到有点遗憾，那就是大家肯定和表扬的成分多，而对作品提出的批评比较少。我原想能多听到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可能是大家出于客气，还没有真正完全做到畅所欲言。我想这只能在以后再召开研讨会时进行弥补了，特别是要有更多的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研讨新人的作品上。俄国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对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来说，批评家更容易看到另外一面镜子里的你。作为一个已经有40年写作经历的人，我认为，听取批评家和旁人的意见就更为重要，能认真聆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见宛如苦口良药，对个人今后的写作既是一种启发，还会产生有益的深刻的影响。从创造的角度而言，伟大的诗人奉献给这个世界的诗句不是全部，或许仅仅是一部分，他们都是为这种神奇的力量所赋予的。
我想强调的还是那一句话，就是我非常希望听到更多的意见和批评，甚至那些激烈的批评，我也会视为一种宝贵的教诲。有人说我是当前中国被外国翻译最多的诗人，这是一个客观情况，这只能说明我们处在一个国际交流更为频繁和快捷的时代。我曾经给许多外国翻译家和出版机构说，不要忘记去翻译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那些优秀诗人的作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作品很少被翻译到别的语言中去，比如说诗人闻一多、戴望舒和穆旦等人的作品。艾青的作品虽然已经有了许多译本，但真正高水平的译本还是不多的，过去他的译本大多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翻译出版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主要国家才开始翻译出版了他的部分诗集。作为一个重要诗人，他的作品无论是在翻译数量还是在翻译质量上都还远远不够。我的作品现在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已经出版了近九十个版本的外文诗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作为一个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诗人，毫无疑问我是幸运的，这最重要的是在我的背后有一个正在日益变得更加强大的祖国，那就是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中国母亲。
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这首诗的名字叫《或许我从未忘记过》：
我做过许多的梦
梦中看见过最多的情境
是我生长的小城昭觉
唉，那时候
我的童年无忧无虑
在群山的深处，我曾看见
季节神秘地变化
万物在大地和天空之间
悄然地转换着生命的形式
在那无尽的田野中
蜻蜓的翅膀白银般透明
当夜幕来临的时候
独自躺在无人的高地
没有语言，没有意念，更没有思想
只有呼吸和生命
在时间和宇宙间沉落
我似乎很早就意识到死亡
但对永恒和希望的赞颂
却让我的内心深处
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激
谁能想象，我所经历的
少年时光是如此美好
或许我从未忘记过
一个人在星空下的承诺
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和良心
我敢说：一切都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狄吉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三
吉狄马加诗歌的力量
叶 梅
作者
在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几十位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艺评论家、作家齐聚美丽的武汉南湖，应中南民族大学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之约，进行“吉狄马加诗歌及当代彝族作家作品研讨会”，意义深远。这既是对在祖国母亲的哺育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检阅，也是众多读者、评论者近年研究成果的一次交流和展示，我与每位参会者一样，收获良多。
吉狄马加是当代中国诗人的杰出代表，继以往对他的诗歌创作研讨之后，本次论坛的再次深入讨论，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又进一步获得丰厚的内容和新的理论深度。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本次论坛对当代彝族作家作品同时进行了具有价值的梳理和分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彝族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当代作家诗人至少有几百位在不断创作发表作品，其中有曾经活跃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老诗人老作家，有新时期以来成长的一大批具有实力的作家诗人，也有90后甚至更为年轻的新一代。我曾读到好些关于彝族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集，为这个新人辈出、创作极具个性的文学群体而感到振奋。正如吉狄马加在此次论坛致辞中谈到的，让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注给他们吧。那些青年诗人的作品，使我们感觉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感受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别样的风采。
大家对吉狄马加的诗歌给予了很多中肯的评价，我作为一个与他相识多年的读者，也每每在阅读和欣赏他的诗歌时感怀不已。他的诗歌常常让人联想到三个词：责任、苦难、使命。吉狄马加以他宽阔的视野，不仅自觉承担着传承彝族文化的责任，也奋力承担着构建繁荣当代诗歌和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责任。他探求的目光，超越了一般层面，力图达到这个时代最为广袤的空间，力图开掘人类复杂变化的内心世界，体现出纷繁复杂、矛盾迭出和惊心动魄的时代，以及人类的命运，人们战胜苦难的甘甜和泪水，深刻表现了当代人的心境和精神向度。他是“他”，是吉狄马加，但他又不仅“他”，而是“我们”，他的诗歌是人类在今天真挚而又深沉的声音，与天地对话，与自然共生，深远而又广泛地回应着一个充满困境的世界。
当他唱出《一个彝人的梦想》《我，雪豹……》《致马雅柯夫斯基》等诗篇的时候，读者能强烈地感觉到他所传递的伟大的人类自尊、民族自尊，能体会到他所表达的人性光辉中高贵、仁慈的光芒。作为一个彝人的儿子，他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和人类的致敬，呼唤更多的宽恕、包容和大爱。吉狄马加曾任《民族文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多年，见证了评论家李晓峰所谈到的：我们评价吉狄马加诗歌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他所从事的很多活动和工作。的确，长期以来，吉狄马加的诗歌精神和他的事业追求始终是一致的，他所表达的那些人性光芒也无不照耀着他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以宽厚、仁慈来对待诗歌，对待文学，对待所有的文学朋友。在几十年跋涉的路途上，他常是奔波于高山大川、雪域高原，与各个不同民族的同胞亲密相处。母亲河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波涛让他诗情勃发，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寒、人迹罕至的环境让他领略到生命的坚韧不拔，他于高原俯瞰大地，观雪山化为泉水，感悟生生不息，讴歌雪豹那样一种高贵而濒于灭绝的动物在青藏高原上的顽强生存，给人以启迪和灵魂的慰藉。
人们注意到，吉狄马加的诗歌当下在世界上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受到许多国家读者的喜爱，并得到当今世界众多杰出诗人、思想者、批评家的关注，他们以充满差异而又互补的视角对他的诗歌加以诠释。正如汉学家梅丹理所说：在吉狄马加诗歌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少数民族独有的信念体系的风景，而这一风景的窗户对于当下的世界是开放的”。吉狄马加的诗歌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世界共鸣，表明他的诗歌所具备的人类学、美学的优秀质地。更为重要的是，当人类在这样一个多元混杂、危机四伏的时代里，遭遇各种各样的困惑、焦虑、忧伤，传统文化不断消失的时候，吉狄马加的诗歌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慰藉。他以一个彝族的儿子高举中华民族的火把，为世界点亮烛火。近年来，我采访撰写了一部关于高能物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的长篇报告文学，了解到这种正负电子的大对撞为的是不断探求客观世界里最小的物质，深刻感受到客观世界是无穷无尽的。主观世界也是无穷无尽的。我在读到吉狄马加的诗歌时，感觉到他显然也是在做这样的努力，在不断探求内心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探求广袤无边的人类世界的精神光亮。
他的诗歌所具有的民族性、世界性、人民性和现代性，为当代中国诗歌于世界语境中树立了庄重的地位，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昭示了多种可能。也许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特有的精神质地和表达方式，文学的多样化从来都是百花园繁茂与否的表现之一，不能期待所有的诗人都像吉狄马加这样书写，但不能没有吉狄马加。归根结底，吉狄马加的诗歌表达了一种强健的中国精神，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承接，对现代化中国和未来理性的展望中，承载着中国人的梦想，对人类命运的倾情大爱，充盈着战胜沮丧、焦虑和困惑的力量。这正是今天的时代所需要的能量。
本次论坛对吉狄马加诗歌及当代彝族作家作品的研讨，延伸到对当代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的研讨。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学究竟要表达什么？要回答时代一些什么样的课题？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科学在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文学又该做怎样的开掘和剖析？聆听大家的发言，我个人感觉受益匪浅，也感觉论坛达到了预期效果，或者说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当然，仍将继续。
感谢湖北和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带着各自繁忙中的辛劳，专注地投入到这次论坛，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成果。感谢中南民族大学及文传学院，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研究中心主任杨彬教授敬业周到，从始到终，与中心团队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感谢中心的合作单位湖北省作家协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文学书写的系列成果。最近几年，由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策划的55个少数民族文学读本正在编撰之中，在座的有些专家学者也承担了撰写，付出了心血。这套书争取在2022年完成并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这将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请大家给予关注。
祝中南民族大学“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不断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努力打造成为中国民族文化构建中的品牌。
（ 叶梅，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责任编辑 王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