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背景下西方种族、民族主义现象透视

李学保 

作者

      当前，新冠病毒全球流行，欧美多国继中国之后成为新冠肺炎感染新的风暴中心，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世卫组织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1月24日22时43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7464094例，累计死亡病例2112689例^[1]。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威胁各国民众生命健康的杀手，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在人类安全面临重大传染病威胁的紧要关头，各国本应加强合作，戮力同心，共克时艰，然而西方应对新冠疫情失利后，频频“甩锅”中国，从“隐瞒疫情”到“数据造假”，再到对华“追责索赔”，西方打着民族主义旗号，不仅在网络上掀起舆论热潮，也引发了中国外交部门的强硬回应和民间情绪的强烈反弹。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西方国家在战后摆脱了历史上种族、民族主义的羁绊，实现了超国家治理并建构了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然而，如何看待新冠肺炎全球爆发背景下西方社会不断升温的种族、民族主义现象？它对当前国际合作抗击疫情和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现象，还是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这是当前国际社会在全力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尤其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过程中西方社会不断升温的反华种族、民族主义情绪，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种族、民族主义回潮现象的延续，是欧美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正经历深层次结构性变革的反映。

      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打破了欧洲基督教传统的普世文化和多元化的共同理想，崇尚“科学”和“理性”并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之后的欧洲社会，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噪下将世界划分为“文明”的欧洲和“非文明”的其他社会，推动了欧洲延续数百年野蛮的开拓殖民地运动，也为自身打上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可耻印记。欧洲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既向外展示其野蛮的一面，也对内昭示其残酷性。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各国竞相通过民族主义动员为争霸鼓与呼，特别是希特勒纳粹主义彻底暴露了种族、民族主义的血腥和残酷。战后欧洲出现和平主义思潮，在反思中思考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即避免出现一个受民族主义思潮控制的极权政府的同时，对国家和国家主权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这样，战后欧洲走上了重拾普世性文化认同和一体化的道路。

      二战以后，西方经济步入繁荣发展的后现代社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普遍平等的政治权利要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开始追求差异化的个性认同和“身份政治”。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影响，民权运动在西方蓬勃展开，反思西方主流文化与保护少数文化群体成为当时西方政治思潮和政策实践的主流。强调文化差异的“身份政治”、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解决复杂的国内民族矛盾和移民问题在西方国家渐成潮流。对少数文化群体的政治倾斜，在物质财富极大增加的情况下，主流文化群体对“政治正确”还能无感或容忍。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具有不同族裔文化背景外籍劳工大量流入和产业转移，导致中产阶级数量大幅下滑，少数文化群体（包括大量涌入的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价值冲突加剧，这样，抵制多元文化主义对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侵蚀，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诉诸民族、宗教和种族进行政治动员的背后动因^[2]。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欧美经济危机外溢到社会政治领域，特别是被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双重困扰的中东出现动荡局势，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形成难民危机，为西方社会本来紧张的价值冲突火上浇油。战后走一体化道路，着力构建普世性民族国家的欧美各国内部出现了分化和撕裂：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浪潮中风生水起，但因产业转移失去工作机会、担心西方主流文化被侵蚀的社会中下层对大量外来移民（难民）福利分利心怀不满。右翼政客利用西方劳工阶层对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以及对主流文化遭侵蚀的不满，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以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相号召，壮大西方右翼保守主义的群众基础。西方各国极右翼势力抬头，黑天鹅事件不断上演，直接引发一度被西方社会边缘化了的种族、民族主义的回潮。新冠疫情在欧洲爆发后，欧盟各国纷纷自保，反映了欧盟内部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之间犹豫徘徊的现实。

      作为西欧资本主义在北美大陆开的“分店”，美国种族与民族主义回潮与欧洲相似但又呈现自身的特点。对其价值观和制度的坚信、自立国以来无所披靡的自豪感和向前看而非迷恋故国荣耀的自我认知，使美国具有了不同于欧洲传统民族主义的特点。因此，美国是民族主义强烈但又不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的国家^[3]。作为“上帝的特殊子民”，美国认为其对人类发展和命运承担特殊道义责任，这又使美国民族主义具有全球主义色彩，即所谓“民族主义化的全球主义”。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组建西方联盟，在与苏联对抗和争霸的过程中，立志要创建一种既能增进美国利益又能将其价值观推向世界任何角落的世界秩序。苏联解体，美国和西方世界沉浸在赢得冷战全面胜利的狂欢之中，美国唯我独尊和负有天命的优越感开始膨胀，认为以美国模式改造世界、构建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迎来了新机遇。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式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价值观，开启了按照美国模式塑造全球秩序的征程。经济上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开道追求“超级全球化”^[4]，即在全球配置生产资源和要素，通过将本土打造为金融和科技中心，转移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世界各地，构建全球产业链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和产业链分工体系，形成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技术—市场”依附^[5]，以维持竞争优势。政治上信奉自由民主政治，宣扬“人权高于主权”，推行“新干涉主义”，试图通过“扩展民主”实现美国霸权下的和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式全球化弊病开始全面显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在为美国资本海外攫取丰厚利益的同时，资本脱离社会和政府控制游走世界各地也使美国国内税收和就业减少^[6]。东西部沿海大城市的巨富和精英阶层与中部中产白人劳工收入差距拉大，不断流入的廉价移民更使后者失业压力倍增，经济和生活处境的恶化衍生出系列社会问题，导致国内“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另一方面，在主导推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美国将西方价值观打造成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的同时，多元文化政策也冲击了美国主流价值观，导致本土文化和价值失守。亨廷顿有关“我们是谁？”之问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盎格鲁—新教文化危机和美国特性遭侵蚀的焦虑和担忧，美国本土白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引发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者”对世界主义共识的反弹。这种民意基础支撑了特朗普上台并推行“美国优先”的内外政策，即建立一个本国利益至上的强大国家，对解决重大跨国问题发挥领导作用无兴趣，也无意维持超国家的西方联盟霸权。

      总之，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欧美等西方国家种族、民族主义回潮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负面效应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后冷战时代蓬勃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崛起，使欧美国家的“习惯性优越感”没有了。国际体系的日趋复杂性和全球化自身发展的逻辑，使欧美在政治上失去了对全球化的驾驭能力。作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中国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欧美民族主义情绪投放和映射的对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种族、民族主义回潮总体来看具有内向性，即强化国家的作用，聚焦国内产业发展、社会、文化和移民政策等领域，以及反对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等，对外政策主张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后，欧美国家疫情应对失据造成疫情急速扩散蔓延，这股种族、民族主义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对象，出现了以“反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浪潮”^[7]。这股浪潮在西方民间、大众媒体和政治领域不断延烧，来势汹汹，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给抗击新冠病毒的国际合作投下了阴影。

      西方国家出现的这轮反华民族主义浪潮主要表现为所谓“中国毒源论”、“中国极权论”、“中国责任论”、“索赔中国论”和“去中国化论”。一是“中国毒源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西方社会冷眼旁观，抱以隔岸观火的心态，认为“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黄种人得的病，不是我们会得的病”^[8]。疫情在西方大流行后，欧美国家应对不力造成疫情蔓延引发社会恐慌，部分政客为转移矛盾，称新冠肺炎病毒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此外，欧美部分媒体和政府高官还炒作“病毒来源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是“研制艾滋病疫苗的意外产物”^[9]等阴谋论。众所周知，源于自然界的病毒不能归错于特定的社会或国家，这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常识；而将新冠病毒来源与武汉实验室相连，更是无稽之谈，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科学界人士的普遍反对。所谓“中国毒源论”只是欧美政客转嫁矛盾，“甩锅”中国，搞污名化的政治伎俩罢了。二是“中国极权论”。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后，中国政府果断采取“封城”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渠道，西方部分媒体和政客大肆指责中国严防严控的举措过度，侵犯人权，借机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纽约时报》污蔑中国的“方舱”医院是“集中营”，“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10]。《读卖新闻》评论认为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措施不当、信息不透明，甚至公然诋毁中国共产党，污蔑中国政治体制^[11]。英国保守党议员图根哈特攻击中国政府“恶毒地散布谎言和恐惧，维持对人民的权力和控制，因此它在病毒出现的时候要掩盖真相”。实践证明，中国政府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而采取的严防严控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将疫情防控引向政治体制之争，只是西方政治偏见和“习惯性优越感”的心态使然，疫情在欧美大爆发后中国防控举措被欧美各国纷纷效仿的事实，很快为这种论调画上了句号。三是“中国责任论”。西方部分媒体和政客认为，中方“隐瞒数据”“处置不力”造成“延误疫情”，应为疫情全球扩散负责。如德国《图片报》援引所谓国际法专家认为，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初期，中国没有遵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通报义务，声称中国隐瞒疫情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美国中情局声称“中国官方疫情数据严重失实”、“中国的数字不可靠”^[12]。事实表明，疫情在中国爆发后，中国政府及时、全面和持续地向国际社会分享了疫情信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国际传播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对因部分国家疏于防控而造成的全球传播更不应承担国家责任。西方所谓“中国责任论”的指责违背基本事实，是转移自身防控不力的“甩锅”之举。四是“索赔中国论”。鉴于中国“瞒报数据’和”隐瞒疫情”，西方部分智库和政客认为，中国应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声称“北京不能不承担后果”。随着疫情在西方蔓延，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智库和媒体舆论从“追责中国”变成向中国发起所谓的“高额索赔”，一些极端政客和社会人士甚至荒唐地把追责索赔与美国国债及中国的海外资产相联系，部分美国政要甚至将“索赔论”上升到政府层面，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没有过错和责任，所谓“索赔中国论”既无国际法依据也面临主权豁免的障碍，其荒谬逻辑只会激起中国人民对近代任人宰割历史的记忆。五是“去中国化论”。随着新冠疫情在西方国家不断蔓延，欧美多国舆论借口防疫物资多来自于中国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出台贸易和投资保护的措施，试图借疫情危机加速实施“产业链”对华“脱钩”。特朗普甚至提出“切断对华关系”与“对华脱钩”的极端政策主张。在疫情全球扩散的过程中，欧美关于中国的“五论”构成了逻辑上的“因果”链条，对于陷入疫情恐慌和危机的西方社会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西方社会这股以“反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浪潮”，既有普通民众的、某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的种族歧视和仇外主义言论^[13]，也有部分政府官员的反华意识形态和政治操弄。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西方社会对中国说三道四的那部分人，不仅仅是无聊政客或无底线的媒体出于政治偏见和“甩锅”中国的目的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和标签化，逢中必反，仔细观察，这些人背后显然有一股推动力量，即有相当数量的欧美“反全球化”选民和社会舆论支持。换言之，西方“以反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近些年来西方种族、民族主义回潮的结果，是欧美社会“逆全球化”思潮蔓延造成民粹主义抬头的反映。正如基辛格所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引发了‘时代错误’现象，即在这个繁荣取决于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围墙城市’思潮的复兴。”^[14]

      那么，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机，西方社会为何将这股种族、民族主义情绪投射到中国？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重大传染病的全球扩散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全球化的产物，而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爆发使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和供应链枢纽的地位更加凸显。据《纽约时报 》2020年3月11日报道，中国的制药公司生产美国90％以上的抗生素、维生素C、布洛芬和氢化可的松。中国公司还生产约70％的美国对乙酰氨基酚，以及40％至45％的肝素。疫情凸显了西方对中国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用品的高度依赖，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文化心理支配下，欧美担心中国垄断全球医疗物质生产进而危及其民生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逆全球化”思潮找到了靶标。

      其二，“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基于‘刺激-反映’模式的心理活动”^[15]。中国成功阻断国内疫情蔓延与欧美国家治理混乱的疫情防控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社会对欧美新冠病毒失控的沮丧和失望心理油然而生，与自身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迥异、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国却得到很好控制。中国本着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陆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援助各国抗疫，尤其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球抗疫合作提出的五大举措，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合作倡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以输出“中国模式”为借口抹黑中国，将新冠疫情的防控和治理导向国家治理体制之争，中国成为西方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替罪羊”。

      其三，西方保守主义势力对全球化冲击下经济失衡和文化失守本来就有种焦虑感，西方中心论和种族优越论面临疫情扩散的无情检验。据英国《卫报》报道称，英国情报机构表示，中国称其成功应对了新冠病毒流行，并将借此更加坚定地捍卫其一党制模式，英国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应对。疫情是“显影剂”。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软硬实力的崛起，使西方国家深感不安。遏制中国影响力以维护西方体制的合法性，是西方国家不谋而合的想法。但当下疫情防控处于紧要关头，因此西方政府层面欲语还休。右翼保守势力则指望在疫情中炒作“模式之争”，以形成“中国威胁”的共识。这些最终转化为煽动对华追责，仇视和对抗中国的“政治病毒”。

      最后，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蔓延，中国关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奉行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等理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彰显。从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应对情况看，主要是以国家为主，辅之以次国家间合作，缺少全球层面的协调和合作应对机制，疫情突显了全球化时代跨国问题的国际治理缺失。西方国家受制于议会民主和选举政治而不得不向民粹主义低头，特朗普政府停止资助世卫组织，禁止移民等举措，更是加快了从战后美国构建的多边体系、国际机构和开放性社会回缩的步伐。换言之，新冠疫情在欧美失控进一步动摇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显示出“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的重要性。西方反华杂音是西方对中国国际治理理念影响力上升的担心和反映，对中国的污蔑和指责只是西方社会种族、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出口而已。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和扩散，不仅使国际社会陷入全球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危机，疫情也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和重组。一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内部矛盾加剧，外部控制能力进一步削弱。由于缺乏政治意愿、相关资源和对新冠疫情的轻视，欧美国家应对不力造成疫情大爆发，“禁足”和“封城”造成的经济困境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西方机构和媒体对中国的“封城”和建立“方舱”医院的“人权”批评，被欧美国家之后纷纷效仿而无情打脸，也引发国际社会对西方减少政府干预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反思。同时，欧盟对意大利、塞尔维亚等疫情蔓延迟迟不施以援手，欧盟凝聚力和向心力再遭质疑。二是疫情为西方民粹主义火上浇油，全球化“回头浪”趋势更加明显。新冠肺炎疫情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排外主义、福利沙文主义和文化主义，以及反体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获得了新动能，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过程中，供应链高度集中的风险和防疫物质依赖中国的现实，将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产业链回迁国内成为欧美国家的现实选择。换言之，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进程将进一步加深，西方“去中国化”有了新的口实。三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中国与西方“模式之争”进一步显现。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组织动员力、政治领导力和高效执行力，中国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得到进一步彰显。此外，中国政府与世卫组织密切合作，内外兼顾，积极为全球提供医用物资和分享医疗经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与此相反，疫情加速了欧美经济衰退和政治分裂，西方维护其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能力和自信遭受打击，其保守主义势力遏制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将进入一个复杂和敏感的新时期。

      如上文所述，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延烧所引发的以“反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浪潮”，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引发欧美社会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的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放大了这一矛盾。西方保守主义势力面对全球化和“权力转移”倍感焦虑和担忧，在新冠疫情面前西方的优越感没有了，危机感增大了，企图转嫁矛盾，误导舆论，利用疫情作为攻击和遏制中国的借口，掀起反华民族主义浪潮。认清西方反华民族主义的实质，有助于我们在反华喧闹中正确把握方向，不被西方舆论诱导。同时，我们也要增强国际危机意识，未雨绸缪，积极做好今后较长时间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准备。

      首先，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但“超级全球化”很难再现，中国要做好制造业和进出口萎缩的应对准备。新冠肺炎在欧美爆发以来，英德澳日等国追随美国的与中国“脱钩论”，或修改法律以防止在疫情打击下企业被中资收购，或酝酿将企业迁出中国，或提升中国高科技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门槛。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为欧美右翼保守势力反全球化和抵制中国制造提供了口实，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的密切联动出现松动的风险增大。换言之，在“逆全球化”思潮冲击下，欧美在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下将更重视“经济主权”，全球产业链面临重组的可能性增大。虽然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和供应链枢纽的地位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会出现新的动向。为此，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回头浪”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做好制造业和进出口萎缩的应对准备。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向，努力消解“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务之急，应加快科技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变压力为动力，借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积极推动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和活力，采取积极步骤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以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对冲疫情影响。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资本趋利和市场经济的逻辑不会改变。欧美国家政府对私人资本的控制能力有限，中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庞大的消费市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依旧是吸引外资的理想投资场所。同时，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与欧美国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联系，所谓“脱钩论”说易行难，最终只会是西方政治人物基于选举考量，回应右翼保守主义的反华民族主义喧嚣的政治姿态，结果未必如愿。

      其次，在西方政客和媒体的煽动下，疫情中欧美社会涌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已成功地转化成对中国的仇恨舆论，中国要做好后疫情时代与欧美政治关系复杂化的应对准备。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爆发，使中国与西方在国际治理、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领域的政治分歧进一步显现，西方的危机感和焦虑感明显增大，涉华民族主义情绪暗流涌动，必然在对华关系上有新动向。因此，要未雨绸缪，积极化解，早做应对。一方面，要主动回应涉及疫情的反华杂音，澄清事实。在继续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援助各国抗疫的同时，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这一轮反华舆论。要弄清楚哪些人或组织出于何种目的，舆论对欧美政治生态和对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等，有跟踪地进行研究和清晰研判。当下要积极设置和引导议题，不能被西方反华舆论牵着鼻子走。尤其是针对西方涉疫情反华的“五论”，官方和媒体要密集发声，外交与内政应相互配合，用事实和证据揭示疫情真相，坚决驳斥涉华疫情的无端指责和抹黑，系统地回应外部关切而非陷入争吵似的舆论战。另一方面，涉疫情反华舆论是西方保守主义势力将欧美种族、民族主义回潮所累积的社会矛盾转嫁至中国的产物，深层次背景是中国崛起引发西方不适所产生的焦虑感，必然“外溢”和反映到双方政治关系层面，因此，要有长期应对的准备。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防控形势，进一步放大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中国要警惕西方涉疫情反华民族主义演变成西方对华政治打压和对抗的工具，进而转化为欧美经济“脱钩论”和“去中国化”的推手。约瑟夫·奈认为，“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与外界联系最紧密的国家最强大”^[16]。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崛起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崛起，中国无意推翻现有国际体系，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合作应对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在内的跨国威胁对人类社会的挑战，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平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既要对后疫情时代欧美“衰败论”和国际体系“崩溃论”有清醒认知，防止战略误判；又要对欧美反华民族主义保持冷静，理智和巧妙应对。

      最后，新冠病毒疫情蔓延震荡着整个世界，影响着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走向，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中国要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工作的同时，排除干扰，按照自己的步骤和节奏稳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当今世界，全球化推动国际社会高度联结，科技变革加速也为各国带来共同挑战，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爆发，显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在高度互联的时代，要坚信中国倡导合作应对人类未知的风险和挑战是人间正道，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遭到时代唾弃。同时，也要充分评估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在继续深化国际友好合作、凝聚国际正义力量、与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克时艰的同时，保持政治定力，立足中国实际，按照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既定目标，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

      中国崛起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克服重重困难过程中实现自力更生和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调研时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17]全球新冠疫情危机对中国挑战和机遇并存，要冷静面对挑战，把握机遇，在全球化的逆浪中稳健前行。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验表明，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动过程中，一方面世界形势的变化影响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作为近14亿人口的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进步不仅能改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也会塑造世界的未来。当下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与西方国家构建包容性的竞争关系，关键是要在疫情冲击下鼓足克难前行的勇气，排除外部干扰，坚定创新发展步伐，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要中国秉持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汇聚国际社会促进和平发展的正义力量，在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下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就能提振世界经济信心，引领世界发展方向。同时，西方污名化中国、以中国为“替罪羊”转嫁矛盾的做法就不会得逞，外部的各种纷扰和反华杂音也就失去了市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