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10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Chinese Diasporic Writing and Its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近几年来， 无论是在西方的语境下或在中国的语境下， 讨论世界文学问题都成了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世界文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要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当然，这样的心情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本人也在为之大力推波助澜 ①。但是，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在讨论世界文学时， 往往都忽视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 流散写作。由于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它目前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因此很难将其载入文学史，更无法使其跻身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了。但是，从理论的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并将其纳入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加以考察甚至理论化应该是完全可能的。有鉴于此，本文在作者以往对全球化、世界文学以及流散文学的研究之基础上，将其综合考察，试图指出华裔流散写作的潜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价值。

探讨华裔流散写作首先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裔作家的身份问题，这是困扰每一位华裔作家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个问题越来越困扰他们。诚然，生活在欧洲各国的华裔作家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下仍然很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但是生活在向来标榜“多元文化主义”的北美的华裔作家则自觉地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大多用英语写作，出版自己的刊物和报纸，并不时地在主流英语文学界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声音，从而引起了主流批评界的重视。由于他们独特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 再加之他们独特的中国经验，所以在追求差异的美国社会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最近一期的《亚美学刊》 (Amerasia Journal) 推出了由我本人参与主编的一个专辑 ，题为“ 走 向 第三种文 学：美洲的中国写作 ” (Towards a Third Literature: Chinese Writing in the Americas)，全面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华裔美国及美洲的文学，所涉及的主要作家从早期的张爱玲开始，直到后来的汤亭亭、谭恩美、任碧莲、赵健秀、梁志英、哈金等，其中多篇论文也涉及了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②。

身份认同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问题却越来越困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北美文化理论批评界，在这方面， 国际权威理论刊物 《批评探索》 (Critical Inquiry) 起到了某种导向性作用。该刊曾发表一系列关于“认同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方面的论文，之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定名为《身份认同》 (Identities) 。我们完全可以从该书的英文书名中看出，编者将其用复数的形式来表达，无疑说明了身份认同的多元走向和多重特征。凯姆·安瑟尼·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和亨利·路易斯·盖茨 (Henry Louis Gates, Jr.) 这两位分别有着鲜明的世界主义倾向和族裔背景的编者在导论中表达了各位作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即身份认同在当今时代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而是裂变成了一个多重指向的复杂现象。 因而对之的研究视角也自然应是多重的。 他们指出，“来自各学科的学者都开始探讨被我们称为认同的政治的话题”，这显然是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本真性”的尝试一脉相承。在两位编者看来，“对身份认同的研究超越了多学科的界限，探讨了这样一些将种族、阶级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女性和男性同性恋研究交织一体的论题，以及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族裔研究和区域研究中的族裔性等相互关联的论题。 ” [1] 经过近二十年的讨论， 这些研究滋生出了当今学术争鸣的许多新的理论和学术话题。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身份认同问题更是广大人文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作为文化人的华裔流散作家自然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不少作家还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并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全球华裔流散作家群体中，美国的华裔作家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为卓著的。 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伍慧明、任碧莲等早先的流散作家早已步入了英语文学界， 他们的作品不仅在英语读者中有着很大的市场，其中少数佼佼者还不断地问鼎连美国的白人作家也很难拿到的各种文学大奖，而哈金、裘小龙、朱小棣等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直接移民去美国的流散作家也已经以其自身的文学创作成就为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由于他们的作品都是用英文撰写的，并且率先在北美的英语图书市场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因而美国的文学史家在编写当代美国文学史时已经自觉地将他们的创作当作美国文学的一部分。 连历来比较封闭的美国研究界现在也出现了 “跨民族的” (transnational) 倾向， 并把研究的触角指向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华裔美国文学③。 也许人们会感到不解：为什么这些在国内被人们认为才华平平、 并且从未崭露头角的华裔作家一旦走出国门就能够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美国文坛异军突起呢？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多重文化身份和多元文化认同：在一个向来追求差异和标新立异的多元文化社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身份首先就使你能够写作与众不同的题材， 此外夹杂着带有独特的异国文化含义的英语词汇的作品很容易吸引追求新奇的美国读者的眼球， 再加之这些作家新颖的写作题材和精湛的叙事技能一下子使他们得以打动美国读者。众所周知，在当今这个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学界， 在英语世界走红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有可能走向世界。确实，在这些作家中，少数佼佼者，如裘小龙，他的作品通过英语的中介，甚至旅行到了世界各地，被译成了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并最终又旅行到自己的祖国，成为中文世界的畅销书。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而不能简单地忽视他们的存在。

当然，国内不少学者依然认为，这些华裔作家之所以能在英语世界获得成功， 与他们取悦于西方读者、并且加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妖魔化”大合唱不无关系。 其实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我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不难看出，这些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试图认同中国为自己文化的母国；但另一方面，从一个跳出了文化母国的新视角来反观中华文化，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中华民族的一些固有的劣根性和种种不尽人意之处持批判的态度， 因而使人感到他们的批判客观上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形象的“期待”：从一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自己本民族的弱点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剖析。 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首创，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五四作家在留学归国后不也是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的劣根性的批判吗？他们并不痛恨中华民族，只是痛恨这一民族的一些缺陷和劣根性，希望它强大起来。随着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这些华裔作家越来越希望自己的作品在中文世界出版，并且为自己的华裔民族身份而感到自豪。

哈金的作品曾一度在国内很难出版， 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写了一些在国内属于“禁忌”的题材，并且对中国的现实持批判的态度。 但是，他的小说集《落地》（A Good Fall, 2009）由他自己译成中文，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在海峡两岸出版，这个由12个故事组成的小说集以美国纽约的唐人街法拉盛为背景，讲述了华人新移民如何怀抱着美好的“美国梦”来到美国，后来又如何辗转反侧直到“美国梦”破碎的过程。 其中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绝不亚于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前辈作家。 这就说明不少华裔美国作家并非仅仅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他们照样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持批判态度。 应该说这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社会良知。

其次， 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必然涉及对流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应该指出的是，流散文学又是一种“漂泊的文学”，或“流浪汉文学”在当代的变种 ，它是鲜明的世界主义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它已经越来越有别于早先的“流亡文学”。 不少流散作家本来在国内有着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他们移民国外后又不断地往返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因而具备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因此称他们为“流散”作家是比较恰当的，因为他们散居在国外，而且处于流动的状态。既然流散写作有着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因此阅读华裔文学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许可以使我们了解漂泊海外的华人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他们又是如何在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文学创作界异军突起进而摘取各种文学大奖的。华裔美国作家的创作就具有这些跨民族/国家的特征，因此它们同时引起中美两国学者的关注就不是偶然的。

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历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仅是那些有着不同民族身份的人经常为之困扰， 就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经常为之感到茫然。一般认为，文化身份与认同并非天生不可变更的。身份既有着自然天成的因素，同时也有着后天建构的成分，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人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完全有可能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就拿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为例。她本人是一位在美国华人社区成长起来的华裔女作家，在学校里受到的几乎全部是美国式的教育， 但是她回到家里后则听父母讲述了种种发生在古今中国的故事，因而在她的记忆里和心灵深处，始终充满了老一辈华人给她讲过的种种带有辛酸和传奇色彩的故事，再加之她本人所特有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所写出的故事往往本身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虚构式小说，而是更带有自传的色彩。 非小说作品《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1976) 在美国以及整个英语文学界所获得的成功就说明，光是有一些道听途说的间接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位作家，还必须具备讲故事的才能和创新的意识。因此正是在这二者的驱动下， 她的作品被不少华裔作家和批评家认为是对传统“小说”领地的越界和颠覆，而在那些熟悉她的生活经历的人们看来，其中的自传成分又融合了过多的“虚构”成分，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描写有相当部分是歪曲的。 实际上，正是这种融多种文体为一炉的“混杂式”策略才使得汤亭亭的“非小说”作品得以既跻身美国主流文学批评界，同时又在图书市场上大获成功。 她和她同时代的华裔作家们的成功不仅为有着“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的当代美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一元，同时也客观上为海外华人文学扩大了影响。当然，对他们的写作的价值的评价应该是后来的研究者的任务，但我们仅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认定，他们的写作具有一定的批评和研究价值： 不仅可以作为文化研究的鲜活材料，而且也可以据此对西方的文化认同理论进行重新建构。 由此可见，对流散现象及流散写作的研究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流散写作的考察建构出一种“流散”的认同 (diasporic identity) 和流散诗学 (diasporic poetics)。

应该指出的是，国内学界对华裔知识分子以及华裔作家在推动中华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肯定。不少学者写出的论文很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要想申请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很难，尤其对青年学者更是如此。 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些华裔作家的作品还未经过实践的考验，还算不上经典作品，因此无须对之进行研究。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华裔流散作家的作品真的就没有任何批评价值和学术价值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它的批评价值和学术价值体现在何处呢？我这里首先回答后一个问题。正如前所述，既然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世界流散文学现象中表现出独特的特征，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处理异族身份与本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的呢？正如对华裔流散现象有着多年研究的王赓武所概括的，“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出现了五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 ” [2]（P 184）这五种身份在当今的海外华人作家中都不乏相当的例子，而在成功的华人作家中，第二种和第四种身份则尤为明显，而另三种身份的华人则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如何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为代价而迅速地溶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和文化并与之相认同。 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对于我们从事文化研究和全球化时代的移民问题研究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华裔流散写作的批评价值。当前， 我们在讨论中华文化和文学的世界性或全球性进程时，明显地会遭遇到这样一个误区，即无法区分全球化或全球性与西化或西方性这个界限。 我认为，中华文学以及中华文化学术要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一味向西方靠拢，而是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 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华文化及其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华裔流散写作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及其写作的研究的重要方面，具有着理论的前沿性和批评价值，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能力对之研究并拿出我们的成果。可以说，《亚美学刊》推出的“华美文学专辑”将在国际英语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界产生应有的反响。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研究的是民族/国家和个人在另一文学中的形象，我们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往往更注重中国的民族/国家和个人在西方文学中的形象。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而且确实，在西方文学史上，这方面的素材很多，东方和中国历来就是一代又一代西方作家试图描绘或建构的一个神秘而又遥远的对象，英国小说家笛福、德国作家歌德和布莱希特、美国诗人庞德以及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等都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下对中国进行过“想象性的”的建构。他们的这种近似歪曲的“建构”无疑占据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使得当代的不少华裔流散作家认为，要想赢得西方读者的接受和青睐，就得创造出符合西方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国的民族/国家及个人的形象。 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是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和语言界限的文学，而美国的华裔作家大多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且大多用英语写作，因此以他们的创作作为对象无疑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近几年来，尤其是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华裔文学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主流文学批评界的注意，这一现象已被写入美国文学史，不少作家还获得了历来为主流文学界所垄断的大奖。 我们对此绝不可忽视。当然，美国华裔作家的写作语言分别是英语和汉语，但本文所提及的那些成功的华裔作家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语的媒介， 例如早先的汤亭亭和最近的哈金等，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够在有限的华人社区范围内传播，所以他们要达到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影响主流文学界之目的，就不得不暂时使用西方人的语言，即用英语来写作。通过这种“本土全球化”式的写作，把一些（本土化的）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概念强行加入（全球性的）英语之中，使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语言变得不纯，进而消解它的语言霸权地位。可以说，这些华裔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种文化翻译者的角色， 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通过语言的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历。我始终认为，在表达思想方面，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仅仅充当了一种表现媒介，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不是可以更加有效地去影响西方人的观念吗？从这一点来看，流散写作，尤其是用英语作为媒介的流散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推进了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进程， 使得中华文化也像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一样变得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同时，另一方面， 也使得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逐步进入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的视野。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忽视以汉语为传播媒介对推进中华文化的全球化所起到的另一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全球性也取决于汉语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华人在全世界的移民和迁徙。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第一大语言英语实际上早已经历了一种裂变： 从一种（国王或女王的）“英语 ” (English) 演变为世界性（并带有各民族和地区口音和语法规则的）“英语 ” (englishes)， 这一方面消解了英语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普及了英语写作， 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为普及的一种写作， 所带来的正面效果无疑是西方文化观念的全球性渗透， 但其负面效果则是纯正的英式英语的解体。同样，作为仅次于英语的主导地位的汉语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大批中国移民的海外迁徙， 也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某种形式的裂变：从一种（主要为中国大陆居民使用的）汉语 (Chinese) 逐步演变为世界性的（为各地华人社区的居民使用的）复数的汉语或华文(chineses)。它一方面破坏了中华民族语言固有的民族性和纯粹性，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其世界性和全球性的步伐， 使其逐步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世界性语言， 它的潜在作用将体现在最终将推进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国际性乃至全球性。 诚然，在现阶段，英语的霸权地位似乎不可动摇，但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以及中国政府在推广汉语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投资，汉语至少会在不远的将来真正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而用这种语言写作的文学的价值自然就会凸显出来。由此可见，华裔流散作家的写作不仅对于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普及汉语也有着巨大的价值。对此我们切不可忽视。

在上面两部分， 我主要用比较的方法讨论了华裔流散写作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其批评价值和学术价值。正如本文在开篇所指出的，我们长期以来在对华裔流散写作进行研究时没有自觉地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来考察， 因而对其应有的潜在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 对于华裔流散写作之于文学史的重新书写的意义和价值我已在另一场合做过讨论，此处不再赘言 [3]。 我在本文中仅想指出，由于华裔流散写作的日益兴盛，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引起的关注早已超过了国别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范围，因此将其置于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来考察势在必行。在这方面，保尔·杰 (Paul Jay) 在讨论英语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时有一段话对我们的研究不无启发意义：

有了这种意识， 在不将其置于特定情境的情况下研究英美文学便越来越难了， 在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跨国历史中研究这种文学所产生的文化也越来越难了。 同时，英美两国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的明显扩张也表明， 这一文学变得越来越依赖语言来界定，而非国家或民族来界定，因为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作家都用这种语言来写作。 从这一观点来看，英语的全球化并非是人文学科内的激进分子旨在取代经典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主张或政治议程。 英语文学确实是跨国家和跨民族的……[4]

如前所述，华裔流散写作主要的媒介虽然是汉语和外语，但更多的却是外语，尤其在世界华裔流散写作中处于领军地位的美国华裔文学的兴盛，更是得助于英语的中介。这些华裔作家走出封闭的小圈子（唐人街），进入了跨民族和跨文化的视野，他们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确立了写作对象：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以及自己的华裔同胞，因此他们所探讨的话题既有着特殊性又更带有普遍性， 而他们的创作通过英语的中介进而产生了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 华裔流散作家中的少数佼佼者，如张爱玲，她的小说已经收入了英语世界的权威世界文学选集，连同乔伊斯、艾略特、索尔·贝娄、纳博科夫、奈保尔、库切等蜚声世界的流散大作家一起跻身世界文学。 新一代流散作家哈金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具有竞争力的人选，他的作品也将收入各种权威的世界文学选。但是就华裔文学整体所产生的优秀作品和影响而言，还远远不够。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致使世界更加关注中国的本土文化和文学， 而流散在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则由于民族、文化身份的不确定常常受到忽视。实际上，华裔流散作家已经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圈子，具有了世界主义的意识，他们写作的对象不只是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的读者，而更是全世界的读者， 因此我们将他们的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来考察， 一方面可以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们的文学成就， 另一方面也给文学带来一些世界主义的意识。在这方面，华裔流散作家的潜在价值将愈益凸显出来。他们虽然现在仍被排斥于世界文学经典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自身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潜在价值将逐步被当代和后代文学研究者所发现，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之林。 应该说，本文的写作仅仅是这反面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注：

① 这方面尤其可以参考我的几篇英文论文：“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71, No. 1  (2010): 1-14;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XXXVIII (2011) 2: 295-306; “Translating Modernity and Reconstructing World Literature,” Minnesota Review, Vol. 2012, No. 79  (Autumn 2012), forthcoming.

② 参阅Amerasia Journal, Vol. 38, No. 2 (2012)。其中专门有一个栏目讨论哈金的创作。
③ 这一点尤共体现于今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跨民族的美国研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主题，中美两位主题发言人(王宁和雪莉·费西·费什金)在发言中都强调了华商美国文学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有关报道参阅新华网：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2-06/15/c_ 123290732.htm

参考文献:  

[1] Appiah, Kwame Anthony and Henry Louis Gates, Jr. eds. Identities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

[2] Wang, Gungwu,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aedalus [J]. (Spring 1991) 184.

[3] Wang, Ning, “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 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 19 (63) (2010) ,159 -174.

[4] Jay, Paul. “Beyond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 [A]. PMLA [J]. Vol. 116, No. 1 (January 200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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