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飘来“半粒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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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
一位名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一个多月来，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折磨、蹂躏着武汉人民，也深深扎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华夏，天是通的，地是连的。
在武汉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时，没有一座孤岛不受影响，也没有一个人能独善其身。
这个春节，全国家家户户都被迫念起了一本武汉“病毒”经。
只不过体验不同，诠释不一罢了。
我居住在上海，与武汉相距十万八千里。
但武汉飘来的“半粒灰”，也让我深深感受到，它的影响是全方位、无死角，辐射和渗透也是穿透性的。
春节期间，母亲一直喊腿疼，我以为是老毛病，也没有过多在意。
正月十四的早晨，母亲腿疼得全身瘫在床上，根本动弹不得。
我拉开母亲的裤腿一看，吓得我半死。
母亲，一条腿又红又肿，脚面红肿得乍眼光亮。
我的大脑一闪，母亲已经87岁了，常听人说，老人腿肿是不祥的征兆！
在恐惧和紧张中，我马上盘算着去哪家医院？
可又一想，眼下不能去医院啊！
武汉，飘来的“半粒灰”。
也彻底影响了上海各家医院原有的正常秩序和环境，打破了原有的医疗配置的平衡。
上海也已经确诊了几百例新冠肺炎的患者。
医院，已是新冠病毒传染的高风险区。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呢？
母亲，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武汉疫情蔓延的时候生病了。
现在去医院，不是找死，也是送死。
何况老人免疫力又非常低，更要远离和规避医院。
加之，母亲瘫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我即便将她送到医院，从CT、验血、验尿、看诊，整个流程下来，不把老人整个半死，也会弄个全残！
听着母亲痛苦的呻吟，这可怎么办呢？
母亲，一直怀念她生活过60多年的新疆八一钢铁厂。一个重要的理由，这个10万人囗的小社会，从医生到卖菜的，人人都熟识。
万一生病了，也好请医生。
母亲去不了医院，只剩下请医生一条路了。
请医生？
上海，太大了。
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完全不是小镇里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熟人的生态文化。
在上海，我没有医生的人脉。
此时求医，是无奈之举。求医上门，更是奢侈之念。
现实逼得我，只能降低奢侈的非份之念，扩大脑海的搜索面。
好在，我们公司很大，有各学科专业背景的同事。
请不到医生，我只好请曾经学过医学专业的同事。
陈永福是我们公司有医学博士头衔的同事。
在病毒肆虐，人人自危，避之不及，不敢出门的情况下。
陈博士冒着病毒传染的风险，从浦东乘坐两个小时公交车赶来。
当看到陈博士风仆尘尘赶到母亲家，我犹如被病魔踹倒挣扎的“文盲”，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有学问的博士。
上海，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历来就有侠义江湖的传统。
这种腔调，一直隐匿在民间。
这俠义的底蕴，在我身边的同事、朋友中依然犹存！
陈博士仔细观察后说，可能是“丹毒”，皮肤链球菌感染。
他说，先吃点头孢消炎消肿吧！
头孢？
头孢，是处方药。
在上海，处方药管理是非常规范和严格的。
平时药店是根本买不到的。此时，更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
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正因为母亲不能动弹，加之担心去医院，怕被传染新冠病毒。所以，才不敢去医院。
去不了医院，就开不了处方。
没有了处方，就无处可买药。
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
药，对病人的重要性。
也切身理解了，全国老百姓在新冠病毒的恐惧下，对“双黄连”的迷崇，和对美国“瑞得西韦”的急迫期许。
我发动了亲朋好友，帮我寻找头孢。
谢天谢地，还要谢人。
外甥，在他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头孢。同事林晨，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了头孢。
陈博士找到了病症，外甥和林晨找到了头孢。
对症和下药，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但新的问题，马上又来了：
母亲瘫在床上不能动，需要请护工。可现在去哪里请护工呢？
武汉，飘来的“半粒灰”。
也造成了全国壁垒森严，层层设卡。劳务人员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回上海。
此时在上海，要想请一个护工，已不是价钱的问题，而是天方夜谭的神话。
劳务市场，完全休克了。
孩子也刚从外地返回上海，处在隔离期，对奶奶也只能是爱莫能助。
武汉，飘来的“半粒灰”。
逼我，当起了母亲的护工。
母亲瘫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
我没有一点护理知识和技能。抱母亲上马桶，要折腾十几分钟，还累得半死，母亲也十分痛苦。
我每一次笨手笨脚、跌跌拌拌，将病痛中的母亲抱上马桶。母亲总是带着歉意的表情，十分虔诚认真地对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是上海人同事之间、邻里之间，所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文明词汇。
子女孝敬父母，本是天经地义。
听着母亲一声声：“对不起”。我反而羞愧不已。
早晨，当我倒马桶里的屎尿时。母亲居然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地说：“对不起！”
听着母亲在无奈和疼痛中，哭着对儿子道出一声声 “对不起！”
让我这个作儿子的，心里十分忐忑、哆嗦。真的无法承受母亲在疼痛中，还始终怜惜着子女！
如果劳务市场不休克。母亲一定会花高价，去为自己请护工。
也绝不会让子女，给她倒屎倒尿。
不欠别人的情，也绝不欠子女的情。是他们这一代人骨子里的印记。
中国父母有一点是相同的，一生为子孙操劳，人生的最后一站，还老想着这六个字： 不要拖累子女。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中国的老人。
人老了，挺可怜。
人老了，动不了，更可怜。
老人，尿频尿急。
我刚累得直不起腰，想喘口气，老太太又要上马桶了。
一天下来，我累得像死狗一样，腰都快断了。
因为我也年过六十，腰椎不好。耄耋的老母，耳背眼花，脑子还健忘。
我们母子俩，真是“老牛拉破车”。
这车才拉了一天，我这牛就快趴下了。
隔行如隔山，行行出状元。
只有经历过了，才能体会到：
护工的辛苦，护工的伟大。护工就是病人的靠山。
外甥和陈博士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买了一大堆成人纸尿裤给母亲。
母亲说，她一辈子也没有穿过这玩意，担心尿不出来。
我以乞求的口气，求母亲穿上纸尿裤。
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使母亲对穿纸尿裤有心理障碍。
但她又心疼我这个儿子，还是自己赶着鸭子，爬上了架。
母亲，这“车”毕竟老了。任我怎么发动，依然是熄火的。
我不断鼓励，不断要她放松，可一整夜，她就是尿不出来。
第二天早上，母亲的肚子越来越鼓，她还在叹息中不断地愧疚，责怪自己尿不出来。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真担心“活人被尿憋死了”。
我只有重新咬着牙，挺着腰，抖着腿，又将母亲抱到了马桶。
在她畅快淋漓地排尿时，我的紧张和担忧，顿时也一泻千里。
母子连心，这话一点也不假。
母亲有一个习惯，晚上要穿睡衣才能睡觉。
她的睡衣，其实就是一个宽大的T恤衫。
母亲在疼痛中低声呻吟着，要我帮她拿T恤衫。
我告诉她，凑合凑合吧，换T血衫很麻烦的。
我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还是将T恤衫递了过去。
我到客厅有意回避。
但我又在想，她动不了，怎么换衣服呢？
过了一会儿，到卧室一看，T恤衫仍在床上放着。
怎么办呢？我帮她换T恤衫？
虽是母子，但我心里还是横立着羞怯难为的障碍。
可又一想，她只有换了T恤衫，才可早点入睡，减轻病痛的折磨。
最终，现实架着我，并将我抬过了羞怯这道门槛。
我帮母亲换T恤衫时，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母亲的身体。
可不知为什么，我顿时没有了羞怯感。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和谐、那么亲近。
中外几千年来，不管是诗歌、小说，赞美母亲的身体，总是洋溢着人间各种各样美好的词句。
但眼下映入我眼帘的是，母亲身体的皮肤，是皱巴巴的，是松弛的，下垂无力的，老皮一层叠落着一层，没有任何弹性和光泽。
看着母亲皱巴巴的皮肤，干涩涩裹着一条条凸瘦的肋骨。
我只能在无奈中感叹：
这无情的岁月，下手也太狠了吧！将曾经灿烂的芳华，摧枯拉朽地化为枯萎的残叶。
每一个母亲，一生都是背驮着对子女的慈爱前行的。
她们用灿烂的芳华，尽瘁的付出，换来了子女成长的阳光、沃土。
母亲的枯萎，滋养了子女的鲜艳！
母亲的萎缩，托起了子女的成长！
母亲伟大！凋谢、枯萎的母亲更伟大！
我和母亲
人们常说，花钱能办成的事，都不叫事。
武汉，飘来的“半粒灰”。
也让我这个，远在千里之外，一个渺小的上海居民，品尝了：
有病不敢去医院，有钱买不到药，有钱请不到护工。
想花钱，都花不出去的现实。
逼迫“宅”家二十多天，自医自护的滋味。
但相比，被漫天疫情之“灰”笼罩下的武汉人民，我们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
我们这点困难，根本不叫事。
2020年初春，武汉疫情的“灰”。
给每一个中国人，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痛彻骨髓的记忆！
我们看到了武汉层层不作为，硬是出了一个武汉版的“蝴蝶效应”。
让疫情初期这只小“蝴蝶”，煽动着病毒的翅膀，掀起了狂飙毒浪，席卷武汉，波及全国。
我们听到了，失去亲人的二千多户人家，一声声撕心裂肺，胆肝寸断的哭泣……
看到了疫情产生的次生灾害，给千家万户带来的痛苦和困难。
2020年初春。当华夏上空，满天飘散着武汉疫情的 “灰”时，
人们才真正领悟到，依附于整个社会生态中的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一旦社会生态断链，对个人就是灭顶之灾。
难忘的，2020年的初春。
难忘的，武汉飘来的“灰”。
【以下是我写过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透过父母、同事、战友和自己的生活，留下小人物的记忆，折射历史的痕迹和理性的思考。点击题目即可阅读】
“公主”的临时户口（百万级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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