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推荐 | 屈文生、万立：《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王韬卷》导言

       王韬（Wang T’aou，1828—1897），苏州城外长洲县甫里（今吴中区甪直镇）人，曾名利宾、瀚、畹；字兰卿、紫诠、懒今；雅号蘅华馆主等。1862年遁去香港后，改名王韬，字仲弢，一字子潜（谐音紫诠），自号天南遯（遁）叟，五十后又曰弢园老民。王韬9岁尽《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童之誉。

王韬画像

       王韬文有奇气，家贫，刻苦自励，在中西交流史上是一位绕不开的重要学者，其学术的起点正是通融中西的翻译事业，是“译而优则著”的杰出代表。1849年，年方21岁的王韬前往上海，进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等人创办的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工作。

       1862年“遭难逃粤”一事对王韬的一生影响重大，照其《弢园老民自传》自述，自此“杜门削迹，一意治经”。其名、字、号及作品名里自此常带“逃”音或“遁”意，以自谑，如淞北逸民、甫里逸民、淞北逸民、《遯窟谰言》等等。王韬一生与文字结缘，纵横文海四十余载，著作、译作达六十余种，涉及经学、政论、历史、科技著作及小说笔记、诗文、尺牍等，数量之多、眼界之宽、涉猎之广，实足可叹。

       起初，王韬“名为秉笔，实供指挥”，对译书可谓一窍不通，但仅四年后，他就参与翻译出版了《圣经》新约教义部分和整部旧约，还被该项译事的主持者麦都思赞为奇才。王韬的翻译天赋和勤勉程度可见一斑。随后二十余年内，王韬笔耕不辍，积累起领先于同辈的见识，引入了诸多西学知识，为其随后著书立说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王韬对翻译的认知

       王韬很早就认识到翻译之于改良维新和中西交流的意义，并直指政界、学界对翻译的轻视和对译者的鄙夷心态。他说：

中外语言文字，迥然各别。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及教中之神父牧师，效华言，识汉字，留心于我国之政治，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形势、物产民情，悉皆勒之成书，以教其国中之民。而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而其人亦多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即有一二从其游者，类皆役于饥寒，仰其鼻息，鲜有远虑，足备顾问。盖上既轻之，则下亦不知自奋也。因是，于其性情日益隔阂，于其国政民情终茫然罔有所知。通商十余年来，无能洞悉其情状，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

       王韬所言不虚。其时充作通事的，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往往“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如早期“广东通事”和“上海露天通事”。冯桂芬在咸丰十年（1860）曾提到：通事“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李鸿章在1863年曾谓：“各国在沪均设立翻译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相较之下，“中国能通洋语者仅侍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在中外交涉中“假手期间，勾结洋兵，以为分肥之计”。

       当然，这并非全然否认早期通事对于早期中外往来的贡献，但他们也确实带来或加剧许多本可避免的中西交涉问题。重要的是，这些通事多不关注国家大事，而钻营于市场之间，自无心关注不能立刻变现获利的泰西著述，便无法引进亟需之西学。为此，王韬提出培养翻译人才及引进西学之计划：

       此外，他还建议，驻各国使节行辕“宜设译官数员，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要略，译以华文，寄呈总理衙门，则泰西迩日之情形，正如犀燃烛照，无所遁形。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此所谓通外情于内也。”

       王韬上述有关翻译论见，写于其佐译工作悉数完成之后。有趣的是，王韬墨海书馆翻译事业，实因英人优渥的报酬驱动，用其自己的话说，主要是为了解全家衣食之忧，其对译书既不热衷，也不认同，并表露出一种译书“与我无涉”的情绪。其挚友江宁管小异明确以西方《圣经》大悖儒教，因此绝不愿意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等传教士合作，并谓之：

对于挚友之“贬价屈节”的心灵拷问，王韬的回答既有些许辩解的味道，但更多是忏悔之意，他答道：

       为日后不背被唾骂之名，王韬决意再不译书，并感叹道，如果早有管小异这般挚友帮助其剖析义利，分析利害，他在1849年断不应“失足”到沪，帮助西人译书，以致追悔莫及。

王韬此番言论有故意夸张之嫌，以免其受到背叛名教、以夷变夏等指责，但如此忏悔，明显与其尚未认同翻译之于引进西学的价值有关。

       根据王韬回忆，他本意在走科举仕途，奈何乡试落第，但未放弃求取功名，于1856年和1859年相继两次参考，均铩羽而归。其随后屡屡为清廷和太平天国出谋献计，也是为了扩大名声、获得襄助。更重要的是，王韬本人始终秉有夷夏观，在墨海书馆工作时，并非完全认同西学东渐的意义，故而对翻译工作也产生出复杂、矛盾的心理。王韬既不适应英国清教徒严谨刻板的工作方式，也不甘心放弃“出则以文章显达、退则以诗赋扬名”的名士传统追求，译书在他看来不过是谋求生计的手段。

       就宗教经典翻译而言，无论如何，所谓“涂饰词句”“信手涂抹”的说法，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出佐译《圣经》时，其“笔受”身份的苦涩。经文的翻译基调、策略及选词，皆由麦都思等拟定，王韬几无插手之机会，但他在篇章、词句调教、润色等方面绝非任意涂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最终使得西方译者交口称赞。1854年麦都思主译的《圣经》正式出版后，王韬便扩充、重写了麦都思等翻译的《宗主诗章》《清明扫墓论》《野客问难记》等宣教小册子，可谓首次试水著书立说。

二、王韬的译业演进

       有了翻译大部头《圣经》的经历后，王韬逐渐认识到翻译西方著作，灌输新知，沟通中西的重要性，陆续翻译了《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和《西国天学源流》等科技史与通商史著作。这些译著采“西译中述”形式，即先由传教士口译原文，后由王韬等中文助手根据自身理解以通行体例转述。这一中西合作翻译模式，显示出当时中国外语人才和西方汉语人才的缺乏现实，也给译者更多的发挥空间，王韬也因此有机会逐渐从“笔受者”走向“笔著/撰者”，并对此间产生的作品殊为自得。

       1853—1858年间，王韬分别与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格致新学提纲》和《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等著作，并首先于《中西通书》《六合丛谈》等连载。上述译著中，王韬多为“笔受”，但在1890年《西学辑存六种》中的版本中，上述作品则有不同程度的增删，体现出王韬的学术精进。

       《格致新学提纲》记载自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欧洲近三百年来的科技发展史，汇集光学、力学、电学、数学、天文学大事件，介绍了53位科学家，并首次引入天王星等译名。总体上，牛顿之后的41位科学家及其主要成就，多为首次在中国介绍，可见该提纲对于西方天文学传播的重要意义。1871年，《教会新报》再刊《格致新学提纲》，署名为“北京牧师英国人艾约瑟”，与1853年版《提纲》并无二致。1890年，王韬基于《格致新学提纲》，编辑出版《西学原始考》，对前两个版本有大规模增补，尤其是文学、医学、政治等方面。1857—1858年，《西国天学源流》陆续翻译出版，该书与《格致新学提纲》中关于天文学的部分有相似之处，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历史及西方宇宙观的演进过程，内容讫于1846年发现海王星。

《重学浅说》王韬译

       1858年翻译出版的《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原版包括“重学总论”（设有杆、轮轴、滑车、斜面、劈、螺旋等六节）、“总论重学之理”等两大部分。当时，王韬将伟烈亚力口译的内容，修饰润色后笔述成文，故只题作“笔受”，其内容只有“重学总论”和“总论重学之理”这两部分，《西学辑存六种》则新增“重学原始”，并题作“英国伟烈亚力原译，长洲王韬紫诠笔著”。

       除认识到自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外，王韬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富强与重视发展商业是分不开的，故提出“今日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商务始；欲商务之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希望供当政者借鉴，以免“昧于外情，而失驾驭远人之道”。

       1857年，《华英通商事略》连载出版，《华英通商事略》叙述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在华商业贸易发展史，暨早期中英200年通商史，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华英贸易中的若干大事件。其叙事起于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而讫止于东印度公司在华垄断贸易结束的道光十四年（1834）。

       《华英通商事略》事实上是一部类似于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的一篇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编年简史文章，而非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英通商通史。文内涉及诸如1596年伍德使团访华、1637年明英军事冲突或称明英战争、1689年华英冲突之狄番斯事件、1741年英国人乔治·安森驾驶第一艘战舰孙吐喨号抵澳门、1759年洪任辉事件、1781年抹拉利事件、1784年休斯夫人号事件、1792—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1800年天佑号事件、1807年海王星号事件、1808年英国占领澳门事件、1814年阿耀事件后小斯当东广州谈判、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1820年陀巴士事件、1822年广州商馆大火以及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华垄断贸易终止等。除以上大事件外，本文亦不乏中英、中葡、英印、英法、英葡关系的重要论述，点出贸易之于国家利益的重要价值和国家利益对于国际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王韬希望清政府从东印度公司贸易史汲取有益经验，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以救亡图存。

       1860年左右，上述翻译出版工作尽数完成，王韬似心生厌倦。此后，由于被发现曾计陈太平天国攻取上海，受到清政府通缉，便于1862年遁往香港避难，适逢英国传教士、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邀其佐译中国经典，王韬就此开启了另一番事业，终成实质意义上的独立学者，即其自谓笔撰或笔著者。实际上，相较西语著述的汉译，王韬对帮辅助雅各英译中国经典明显更为乐意，反映出其传播中学的超前意识，也透露出其对儒家学说的坚持。他曾十分骄傲地说：“昔在英土，曾译《诗》《书》《春秋左氏传》三经，已付剞劂，彼都人士，今皆通读。宣圣之道，居然自东土而至西方，将来中庸所言，当可应之如操劵。”

       1867年，理雅各由于健康问题回英国休养，并邀王韬前往英国译书，他“登宗悫引风之筏，乘张骞贯月之槎”，成为近代到欧洲访学治学第一个口岸知识分子。王韬的此次泰西“汗漫游”，纵横数万里，途经数十国，经新加坡、苏门答腊、锡兰，入红海亚丁湾至开罗。自苏伊士运河驶进地中海，抵达意大利，经法国马赛至巴黎。经过英吉利海峡往伦敦，终临理雅各家乡苏格兰杜拉村。此行令王韬眼界大开，其对欧洲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文化娱乐、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对王韬的思想和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王韬越来越下力向中国人写作介绍西方，这种直接的切身实感使他优于同时的其他“西化论者”。王韬的翻译对象也由技术、商业转到政治、制度领域，开始超越墨海书馆时期的译者角色，引西学之长，补中体之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中间人”。1870年，王韬与理雅各返回香港。

       游历欧洲、眼界大开之后，1870—1871年，王韬陆续撰写、编译了其生涯的巅峰之作——《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后者在《香港近事编录》《中外新闻七日报》《香港华字日报》等连载。借此二著，王韬也实现了角色转换，以“学贯中西”的知时务名士形象，重新引起中外各界的关注。曾国藩曾有意罗致他入两江总督幕府，但此事因曾氏次年病逝作罢。该书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出版，1878年日本陆军文库翻刻出版。1886年，弢园书局出版该书铅印本。须指出的是，《普法战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译著，而是根据张宗良等翻译的资料，何玉群、梅自仙、陈蔼廷等译述的文献，以及各种日报所载资料，“荟萃贯串、次第前后、削伪去冗、甄繁录要”，依时间先后汇编而成。

《普法战纪》王韬译

       《普法战纪》是记述当代战史的急就章，该书一经出版，王韬便名声大噪，受到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重臣的赞誉，屡邀其翻译西书，并促成其扶桑之行。该书也得到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日本学者“喜其叙事之明畅，行文之爽快”；近代著名爱国诗人林昌彝赞曰“闻所未闻”之作，《万国公报》主笔蔡尔康将之比肩魏源的《海国图志》。

       书文内容，部分取自日报。张宗良口译半数材料，并自他处收集少部分。除日报之外，所有名城古迹、遗闻轶事，皆来自他书或《法国图志》《日耳曼国史》。因剪裁、排比只王韬一人，故此书虽不分卷目，但首尾贯串，事件脉络清楚。辑译之文，多源于外文邮电、报刊，故某些人名、地名译音未见准确，仍不失为上佳之译作。

       该书史料丰富、文字整饬、叙事生动，全书详细介绍普法战争的起因、经过、议和及善后，并分析胜败因素，探析不同体制对国家、战局的影响，以及对战后世界形势的估评，内容宏富、分析精当，堪称近代中国人所写时间最早、信息量最大的欧洲战争史著之一。该书中，王韬还翻译了法国著名的《马赛曲》（原译《麦须儿诗》），此举是近代中国译介外国诗的最早尝试，领先于苏曼殊和马君武翻译拜伦等人的诗作数十年，虽然比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董恂合译第一首英诗《人生颂》（A Psalm of Life）的时间1864年晚几年。

       1871年《普法战纪》撰成后，王韬几乎完全终止了翻译工作，继而创办《循环日报》发表政论，并出版了一批直接或间接受其译著启发的作品，显示出其二十余年翻译工作的重要功效。1877年，王韬婉拒理雅各翻译《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再度邀请，可以说正式终结了其非同寻常的翻译生涯。

三、王韬的译者身份

       王韬的译者身份是值得商榷的。从现有译著和资料来看，王韬多数时候承担的是润色、加工等校准、佐译工作，真正将外文译成中文的，是其他译者。一般认为，《格致新学提纲》和《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等译著是王韬与艾约瑟和伟烈亚力合译的，但实际操作上大多是以上西人口译，王韬笔受。据郭嵩焘的记叙，西人所著书“不甚谙习文理”，王韬（苏州王兰卿）和海岩李壬叔承担的主要是“校定者”角色，主要是为西人著作“疏通句法而已。”

       西人不可能完全依靠英语水平尚浅的王韬独立译书，更何况王韬完成上述译书工作后，赴牛津大学演讲，往游苏格兰、日本时，都需要旁人（如理雅各）协助翻译。故而，他们更多依赖的是王韬“加工润色，使其形式、风格和抑扬顿挫”，以便受众接受。同时，王韬对此也表示不满。他直接指出：“已删订文字皆系所主裁断，韬虽秉笔，仅观厥成。彼邦人士，拘文牵义。其词诘曲鄙俚，即使尼山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以表达西人的汉文功力和所坚持翻译原则的不满，使得中文可能被糟蹋殆尽。

       到《普法战纪》一书的翻译，王韬的身份出现重大转折变化。王韬的角色虽然仍为润色，但实际上较佐译西人译书，体现出更大的主体性。该书系张宗良（字芝轩）等翻译，王韬整理、加工而成。其《凡例》中记载：“是书之作，实推张君芝轩为滥觞，于时余删订法国图志……张君时为日报主笔，译英文成华文，而散诸日报中。此编窃取殊多，或为之润色，加以藻采。然于本意，不敢多所违异……陈君蔼廷方有华字日报之役，于欧洲列国见闻搜罗。”数年后，王韬重申：“余著《普法战纪》，芝轩佐译之功居多。”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普法战纪》是以王韬为主，译者为辅了。这既不同于其佐译伟烈亚力等西人翻译西学作品，也不同于其佐译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其时，他至多扮演“翻译顾问”的角色。真正从事《普法战纪》翻译工作的译者并未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的踪迹，而王韬这一非典型译者，则得到了当时和后世的广泛关注。这似乎表明仅凭翻译，还远不能立足政坛、文坛之中。

       事实上，王韬十分鄙视仅恃语言之能，以洋务为终南捷径的投机之人。他说：“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五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

       当然，王韬也有发挥“译者主体性”的时候。1849年，“委办本”《新约全书》的汉译在王韬之父王昌桂的协助下已完成三分之二（到《罗马书》部分）。王昌桂亡故后，主持者麦都思选择王韬作为继译者。王韬协助翻译《新约全书》的教义部分和整部《旧约全书》。麦都思对王韬的评价颇高，称赞他“文风典雅”“思想圆通”，并尤其提到他在《约伯记》《箴言》翻译中的优美表达，前者还被视为王韬最为成功的翻译之一。可见，就《圣经》的深文理汉译而言，王韬并未完全遵从先前的“西人口译、王韬笔受”的翻译模式。

       其实，王韬在《圣经》翻译中独当一面的情形是鲜见的，因为当时通行的翻译模式就是口译加笔受。京师同文馆1862年建立后，并未吸引天资高、勤学译的一流学生，大多是平庸之辈。同文馆开办之初，生员多为八旗子弟，但受制于传统观念，其对翻译之事并不热衷，甚至持鄙夷态度，仍希图以科举求取功名。1863年上海同文馆（1867年改为广方言馆）成立后，学生资质有所提高。尽管如此，两所翻译机构起初大多招收西人担任教员和译员，原因在于其时西人中已成长起一批高水平英汉译者。因此，在其主导下，西人译者通常向中方合作者口译和解释西文著述，并由后者以传统汉文写就。

       根据傅兰雅（John Fryer）的记载，翻译馆译书承袭明清以来来华耶稣会士的翻译模式，由西人口述，中人笔录。

由此可见，较王韬年幼的傅兰雅十分认可“与华士同译”这一翻译模式。然而，这般翻译模式其实直接影响译文质量。马建忠注意到：

究其原因，可归结于：

       可见，当时西人口译、中人笔受的做法是通览中西之译书人才的缺乏所致，而这一模式无法准确传递原著的本来面目。须注意的是，同文馆的译书方式一般由外国教习独立翻译，或由学生翻译而由教习校定，这一方式至少相较上述翻译模式更为可取，但其译书质量也饱受诟病。例如，梁启超批评道：“然彼时笔受者皆馆中新学诸生，未受专门，不能深知其意，故义多暗晦。即如《法国律例》一书，欧洲亦以为善本，而馆译之本，往往不能达意，且常有一字一句之颠倒漏略，至与原文相反者。”其实，这与教习的汉文水平不高有关：“西文教习，非略知西之华人，即不解华文之西士。西教习则指画示意；或俟翻译口述，强半失真。”总之，由外国教习独译或校定的译文尚不能还原本意，更何况西人口译、中人笔述的翻译模式。

       因此，马建忠呼吁应专设翻译书院造就华语、西语兼备之译才，而培养对象宜是“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绝人者”，为的是避免行文雍滞艰涩。即便如此，马建忠仍提出延请长于古文词者，专为润色译文，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是对先前翻译模式的无奈妥协。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文馆愈渐重视译者的汉学素养，旨在打造一批汉文通达、洋文精练的翻译人才，也走出一批实务译者，但在译书方面并无太大精进。

四、结  语

       纵观王韬的政治、学术生涯，可以发现，在墨海书馆时期，谙世未深的他在麦都思等西人的调教下，中西对译的水平虽未至臻化境，但为其后来的翻译实践和著书立说打下了重要基础。该时期内，王韬主要关注格致之学，艳羡西方的器物之利，认为须师其所长，夺其所恃。1870年以后，重洋归来的他，在视野、思想和志趣上有了全面提升，所关心的不再仅停留于机巧工事，而涉足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及历史、地理等经世致用之学，希冀在天下大变之际引介可用之道，启迪思想，推动变法自强，改良中国。

       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曾说：“王韬的特殊之处在于，对他不适宜简单的归类。”柯文谈的是王韬在政治家、改革家、学者及儒者多重身份之间的穿梭。王韬如果是一位译者，也只能说是一位非典型译者，他是当时传统翻译模式造就的合译者。王韬是不幸的，在传统仕途上并未得偿所愿；但他也是幸运的，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他，在其当下得到了政界、学界的广泛认可或关注，更以领先于同代人的胆识，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自己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理解，并不断被挖掘、研究。

       作为非典型译者的王韬，其学术进路离不开早期译事的助力，日益开阔的视野，不懈的勤学善思，这都促使出身平平的王韬成长为跨越时代的大人物。王韬和他的思想终未能变乱世之法，但是他深受西学影响的作品明显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同此前的中国，区别了开来。

五、编选说明

       本卷关心的是作为翻译家的王韬，本书的重点不在其报人、政论家、小说家与改革家等身份。本着这样的原则，编者这里收录的，是王韬参与或协助翻译的译作。篇幅所限，这本集子也非是王韬有关译作的穷尽式汇编。本卷收录的王韬参与或协助翻译的译作共计十种。分别点校自《中西通书》《春秋朔闰至日考》《六合丛谈》《弢园著述所存书》《中国经典》（英文）等各时期书目。选用的版本，尽可能是最早的版本，而非王韬晚年在脱离原文和原合作译者后重新增订或修订的版本。本卷的原译者主要有艾约瑟（Joseph Edkins）、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理雅各（James Legge）等汉学家以及译者张宗良等，他们是王韬的主要合作者。本卷所附“王韬译事年表”以重要翻译实践活动按时间顺序排列，亦非穷尽式列举。

为方便读者尽快进入上述作品，点校者在每篇前均增加了“点校者按语”板块，主要介绍译文选择的原因与理据。个别篇章，还附了原书按语或王韬晚年在其《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所涉作品的简要介绍。

       本卷所援用的原书，大多竖排，未加标点。现一律改为横排，并加上了新式标点符号。

       对于原书中的帝王年号纪年，本卷采用如“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方法，注明公历纪年年号。对于原作中涉及的人名、地名、著作名和重要术语，点校者添加了夹注注释，一般以[]或（）等形式加以提示。个别原文疑似有误的地方，点校时以[]注出。对于文内括号内夹注系原书就有的，编者或在各篇“点校者按语”栏目中做专门说明，或者以[]或（）的形式附“王韬注”、“原作者注”或“原书注”等字样。

       本卷涉及历史学、宗教学、文学、力学、天文学等多个学科，为使点校后的译本更具实用性和使用上的便捷性，编者或制作了译名对照表，或提供了对照原文，方便读者对收录的作品展开进一步研究，但原作中仍有大量各学科用语，点校者无力一一破译。

       本卷选用的所有插图，部分来自原作，部分由编者所新添加，均注明了出处。

图书信息

图书简介

作者简介

屈文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史、中外关系史。

作者简介

万立，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法律史、翻译史、法律翻译及中外关系史等。